基于非正式创新网络的突发事件因素对国家间智力资本转移的实证研究

司训练 许 豪

(西安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0 引 言

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公布，各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区域发展规划的不断出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以发展高端产业、深度加工为标志的产业调整转型的高水平发展阶段。面对我国经济高水平的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IC)将面临短缺和知识缺口(Knowledge gap，K-gap)不断扩大的重大挑战。虽然国家或组织从不同角度的政策实施来提高国家或组织的智力资本水平，但国内尤其是中国企业智力资本短缺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1]139-150基于人类发展史，可以将提高智力资本水平的实践活动概括为两大类：一是社会环境平稳状态下(常态下)，国家自身体系内通过利用知识转移来提高智力水平的实践；二是社会环境非平稳状态(即发生突发事件的非常态)下，国家或组织抓住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契机和挑战，通过牵引国家体系外知识转移到本国或本组织内活动，实现国家或组织的智力水平的迅速提高。[2]125-154基于上述人类发展史的大数据统计和分析表明，第二类状态(即非常态)下，智力资本的转移具有特别明显的效果。

目前，知识资本已成为世界各国或组织之间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资源，当该组织内出现智力资本短缺时就必然出现K-gap，而K-gap又反映出一个国家或组织在执行战略所需要的知识资源与其实际所拥有的知识资源之间的缺口现状，也就是国家或组织当前所急迫需要的知识(Michael H.Zack)，它的存在势必会削弱国家或组织的竞争优势。所以，弥补当前国家战略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急需的k-gap，一方面需要组织内部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行为，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外部引进组织所需要的智力资本，特别是国际上的智力资本。[3]193-199而国际智力资本的引进，需要政府组织能够清晰地把握并运用智力资本转移的规律，更需要政府组织抓住现实中的突发性、偶发性事件带来的机遇。

从突发事件的定义中来看，突发事件要同时满足无法预测性、不同寻常性和未归纳原因(未归因)性等特性的事件(Manis)。而现实中，主要从“无法预测性”和“不同寻常性”两方面去判断是否为突发事件，而较少考虑“未归因”这一客观特征。只有具备这两个特征的事件才是突发事件，例如战争、危机灾害和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会引起其他事物的一系列连锁变化，这样就形成了对其他事件施加影响的因素链条。为便于研究，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共识把这个因素称为突发因素[4]1173-1177。

智力资本对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兴亡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发达国家利用突发事件对其体系外高智力人才资本的攫取豪夺是屡试不爽的手段，美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事例不计其数，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最[5]44-46。而不幸的是，我国在近代所发生的大部分突发事件中，几乎总是处在被攫取的劣势地位，我国的人才智力资本一次又一次地被西方列强所搜刮。我国近代的屈辱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国近代以来人才流失、智力资本转移的没落史，二者相互交织，进而形成经济的恶性循环。

本文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成果，即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及节点、结构间的影响。[6]305-324并且引入非常态环境(突发事件)下，国家或组织知识资本转移的模型研究，以期为我国在非常态环境下应对国家间智力资本转移提供应对策略。

1 突发事件对INN节点间的智力资本转移影响路径分析

1.1 研究目的

本文引入突发因素变量，具体分析非常态下国家或组织间的智力资本转移。并在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参照三个方面的机理：(一)基于非正式创新网络条件下，分析突发因素对网络节点间的智力资本转移的影响机理；(二)构建突发因素影响智力资本转移的模型，并进一步将国际金融危机作为网络外生的偶发因素纳入国际智力资本转移的实证分析之中，验证并修正理论模型；(三)设计在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因素时空条件下，为解决利用国际智力资本弥补知识缺口而出台的国家政策和企业对策。并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突发因素对组织间的智力资本转移的影响机理，为组织有效利用突发事件所提供的契机，抓住机会引进国际智力资本，以解决我国的智力资本短缺问题。

1.2 实证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进而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IFC)是一个标准的突发事件，它导致了各国不同程度的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和消费力下降问题。金融危机是美国社会对全球经济的一次“割羊毛”行为，但也存在着美国多数金融类虚拟企业和大型公司面临着生存危机问题。[7]150-153虽然我国的出口型经济遭到重创，并且这些消极影响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传导转嫁到我国企业身上，同时，外来资本的减少和出口需求急速下跌令许多出口型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问题。IFC的持续影响，使我国缺乏智力资本的行业面临严峻的挑战。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优化”，应该看到我国所具有的有利因素。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平稳并充满期望的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在面对IFC持续的挑战中，加大从国外引进高端人力资本和吸引出国高端人才、留学生归国发展的力度，紧跟时代步伐解决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K-gap问题，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和企业全方位入手提高我国智力资本的核心竞争力、高端知识资本储备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步伐。

1.3 基于INN的突发因素对各节点间智力资本转移的影响路径分析

社会关系网络是“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其整体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体的社会行为”，同时，由于知识活动所具有的“参与”性，不管是组织内部还是组织间的知识活动，总是参与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尤其是在组织外部的知识获取过程中，因为知识活动的“非正式化”属性，使非正式组织在IIN上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一般社会网络是基于网络连接的网络节点群构成，将一般社会网络记为G=I,E，其中I是网络节点集合，I=1,2,…,N，代表了IIN上网络节点数量的一个有限集。虽然在一般的社会网络中，个体数量不是一个常量化存在，是动态变化的，但从社会个体的数量来说，它是有数量限制的。E=Ei,∀i∈I，且E⊂N×N，代表了网络节点的链接集。对于任意i,j∈I，规定二元变量Xi,j，当i和j之间存在连接时，Xi,j=1，否则，Xi,j=0。Ei=j∈IX(i,j)=1，Ei是i的连接集，网络体系中，G连接的i和j的路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i,i1),(i,i2),…,(i,j))，如x(i,i1)=…=x(ik,j)=1的一个集，从节点i到节点j有一个连接。定义节点i和j之间的距离d(i,j)是一般社会网络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长度。i与j两者之间关系的极端均存在连接或者所有两者之间的连接是随机的两种情况。

把在一个节点所形成的不同节点的连接集叫“微型世界”网络，用G(n,γ)表示，假设每一个个体节点维持n个平均连接和一个总的Nn/2个连接，用γ表示社会网络两个节点i和j之间的连接概率，符合这一条件的网络G((n,γ))就是非正式创新网络IIN。二元变量X(i,j)描述了IIN上两个节点的连接状态。

因此，突发事件因素对IIN的影响，是通过影响节点网络属性和网络结构特性，进而影响网络节点的连接亿元和接入频率。而节点的网络接入意愿和接入频率的改变，在节点行为意向的作用下，会在网络G(n,γ)上进行网络搜索。基于此，假定突发事件因素对网络节点的影响存在正、负两种结果，不管是积极正向的突发事件因素(如政策的突然改变、需求的突然增加等)，还是负向的突发事件因素(如战争、恐怖主义袭击、金融危机、社会长期动荡、市场竞争加剧等)对网络节点同样产生两种不同结果，也就是对节点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8]39-68[9]383-397[10]150-169[11]556-574[12]98-153并且正向的突发事件因素对网络不同节点产生的影响有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两种；负向的突发事件因素对网络不同节点的影响同样有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两种。假定在网络G(n,γ)上存在任意两个节点i和j，节点i为智力资本洼地(智力资本欠缺或水平较低)，洼地节点i的网络接入意愿和网络接入频率的提高，会促使节点i在网络中产生寻求弥补节点k-gap的行为措施；假定节点j为智力资本高地(智力资本充盈或发展水平较高)，高地节点j的网络接入意愿和网络接入频率的提高，会促使节点j在网络中寻求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趋利行为。这样节点i和j之间就会产生耦合效应(Coupling effects)，智力资本洼地的节点i会基于节点k-gap，对网络接入行为和智力资本高地的节点j，基于高端智力资本的网络寻求优化行为并发生耦合，从而产生高端智力资本从智力资本高地节点j向智力资本洼地的节点i转移这一过程。这就是突发事件因素对节点智力资本转移的影响路径和机理。

2 耦合模型建立

2.1 节点间智力资本转移的耦合机理

假设t=t0时，突发事件产生，突发事件因素在此刻产生对IIN网络G((n,γ))的作用；在t=tx时，IIN网络G(n,γ))任意两个节点i和j产生了耦合效应，节点i从节点j智力资本向量中选取第ν项智力资本进行引进，只有当i节点第ν项智力资本向量处于洼地，j节点智力资本向量处于高地，同时i节点第ν项智力资本相对改变率大于社会平均改变率，j节点第ν项智力资本相对改变率小于社会平均改变率时，才能发生智力资本由高地节点j向洼地节点i转移，在此(1)、(2)式成立：

Civtx

(1)

(2)

显然，在t=t0-tx间，是突发事件因素从产生到作用于IIN网络G(n,γ)的时期，这个时期，基于突发事件因素的作用，网络节点的网络接入意愿增强，网络接入频率提高，则突发事件因素对实际节点中智力资本向量Civ=(ci1,ci2,…,cim)产生影响，导致实际节点中智力资本向量Civ=(ci1,ci2,…,cim)中所描述的智力资本价格产生改变信号，基于此价格改变信号，在网络节点的网络接入意愿增强，网络接入频率提高的情况下，网络节点会在IIN网络G(n,γ)上开始基于此价格改变信号的网络搜索和网络公告活动，当任何两个节点i和j的网络搜索和网络公告活动相遇时发生碰撞，并产生耦合效应时，网络节点的价格变化幅度差额、环境吸引度和专业匹配度等三种要素，会引起一个节点的智力资本向另一个节点转移。

突发事件因素对IIN网络G(n,γ)节点产生作用，i节点产生接入意愿的条件之一：在某一时刻，t=tx为某一项智力资本价格的相对改变率远远大于该智力资本价格的社会平均相对改变率，即(3)式：

(3)

此时节点i会在第ν类智力资本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增强该节点的网络接入意愿，并提高网络接入频率。同样地，其他节点也会在此信号的引导下，增强其他节点本身的网络接入意愿，并提高网络接入频率，以此增强对第ν类智力资本网络搜索和网络引进活动。这样就实现了突发事件对网络节点的部分或整体影响和作用。

节点i和j之间产生耦合效应的先决条件是：在IIN网络G(n,γ)上，任意两个节点i和节点j之间，在突发事件因素的作用下，均产生了网络接入意愿和网络接入频率等网络行为[13]15-18；此时，节点i和j之间存在连接时，X(i,j)=1，且i与j之间存在弱关系或强关系，即Sij>Smin成立。在这些条件均成立的前提下，若发生单一节点受突发事件因素影响的本身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特征的驱动而产生单向耦合的情况，也有可能任意两个节点i,j同时均能收到对方影响的情况，产生双向耦合效应，此时节点i,j之间均基于网络接入意愿和网络接入频率的网络行为而互相传递信号形成节点间反馈，使参与耦合的两个节点同时被驱动并向对方靠拢[14]737-742[15]62-66。

在IIN网络G(n,γ)系统网络节点中，如果用CiandCj分别表示节点i,j的智力资本状态向量，则一维和二维智力资本映射见(4)式和(5)式。

Ci(n+1)=F(Cin),Ci∈R

(4)

(5)

进一步推导有节点i的m维离散的智力资本向量的映射见(6)式。

(6)

2.2 节点i,j智力资本维数m相同时的映射耦合模型

若把两个维数相同的节点智力资本映射耦合，如将公式(4)的一维智力资本向量在v向量上相互映射耦合，则可能得到新的耦合模型，详见(7)式。

(7)

(7)式中，η∈0,1为耦合系数。当η=0时，任意两个节点i,j之间不存在链接，即X(i,j)=0，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即Sij≪Smin，此时节点i,j之间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当0<η1》时，任意两个节点i,j之间存在链接，即X(i,j)=1，也就是存在关联关系，这种关系不管是弱关系还是强关系，即Sij≫Smin成立，同时也存在一种对某一突发事件因素刺激下智力资本价格信号改变的认可，使得在第v类智力资本向量上存在价格变化的相对变化率远大于相应的平均相对变化率，即有成立。此时节点i,j之间耦合存在的前提条件是(8)式成立。

(8)

2.3 节点i,j智力资本维数m不同的映射耦合模型

节点i,j的智力资本维数m不同，且水平存在差异是网络上节点智力资本的常态，也是网络智力资本存在交易、流动性的前提。维数m不同时，本文只假设一维和二维智力资本相互映射在第v类智力资本向量上进行的耦合，其对应模型如(9)所示：

η∈[0,1]

(9)

这里的η同样符合上面的论述。由于发生智力资本转移时，一、二种智力资本向量发生转移的几率较高，且是多种智力资本向量转移的基础，因此本文只建立一维以及二维的智力资本耦合转移模型。

3 模型的实证分析

3.1 实证分析的选择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主要聚焦于“国际金融危机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美国新政策导向对在美高级人力资本向中国国内转移的实际”的情况，依据本文提出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将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作为突发事件引入到外生的突发事件因素中，将智力资本转移的源节点和受节点分别定义为：在美高校、企业或人力资本个体为智力资本转移的源节点，在中国的高校、研究所或企业为智力资本转移的受节点，这一时期内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本个体为转移的国际智力资本。

本文涉及中美两国智力资本转移双方节点的情况，对高校、企业或节点的实证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国外的数据难于直接得到。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本研究所涉及的人力资本个体，在研究期间内是转移到国内的高校、研究所或企业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从美来华的人力资本数据库可以取得相关数据信息，因此本研究中对美国高校、企业或人力资本个体的源节点数据，主要通过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从美国来华人力资本个体中线性化得到，这也与本文所研究的设定相吻合。

参考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划库、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学术桥、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和国家高级专家引进数据库中的资料，选择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大型企业、政府机构(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四大类型组织242个单位的高级人才引进数据，其中，引进人才595名，这些人才中90%以上是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归来，仅有少部分是从其他国家归来。研究人员所在行业比较复杂，有基础性科学方向的，也有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教育、新型材料和新能源、机械和光电一体化、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应用类学科。选取的样本具有研究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符合基础理论部分的假设，因而研究样本具有合理性。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1。

表1 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人力资本转移的个体类型和分布

3.2 数据处理

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模型拟合度及其检验采用AMOS21.0软件包进行分析。对于界面数据的分析，采用Stata12分析软件，进行定性响应建模、泊松回归、分位数回归以及残差分析。

由于智力资本转移研究相关文献缺乏，本文将假设信度选取在0.05水平上，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1)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对于潜变量的赋值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采用因子分析法，具体是将计算出来的因子值作为变量值；二是采用计算均值法，直接计算多个问项的均值作为变量值。本研究基于实际情况，采用后一种方法对变量赋值，并采用新得到的变量进行后续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赋值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变量效度检验。根据效度检验，在做因子分析前，先对各变量进行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在因素个数决定上，以特征根大于1为因子选择标准。经过上述分析后，不同变量测量项目之间的区分效度将大幅度提升。具体分析见表3：

表3 KMO与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

由表3可知，所有变量均通过了Bartlett球体检验(P<0.01)，KMO系数均大于0.7。

(3)变量可信度分析。在进行效度分析之后，对测量指标进行Cronbacha信度分析。由于知识源企业和知识接受企业的连接强度是同一指标，为避免重复，其信度分析结果只做一次，对n个变量的测量信度进行评估，信度测量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信度检验结果

续表4：

(4)模型拟合检验。在变量信度和效度分析基础上，利用AMOS21.0软件对假设方程及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结果详见表5。

表5 模型拟合指数

4 小 结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突发事件因素的影响特征改变，能够显著地影响智力资本的转移绩效，而突发事件因素特性的改变，是突发事件因素作用的维度结果，故可以进一步推论出：当突发事件在智力资本维度上产生较强的作用而引发智力资本存在的内环境和智力资本价格发生较大改变时，节点间智力资本转移的程度最高、速度最快，所引发的智力资本转移绩效最佳，这一结论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是正确的，同时也使我们对智力资本转移的契机追踪预测有了切入口，为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弥补智力资本短板，加快智力资本转移进程、有效地在国内外配置智力资本资源、加快产业转型和中国创造的转化提供工具依据和研究基础[16]35-39[17]45-49[18]147-160[19]200。事实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国家应高度重视世界范围内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高端智力资本引入的机会。基于现实中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自然灾害、人为灾难、重大传染病、战争、地震、海啸、金融危机、政权颠覆等突发事件。要抓住智力资本引入的机遇。这是一个理性的社会主体应对突发事件的理性行为。因此，要依托我们强大的外汇储备，弥补我国高端智力资本的短缺问题。

(2)国家应高度重视创新网络基础平台的建设。政府应推动创新网络基础平台建设、促进国家或区域智力资本生存环境建设，加强对科教园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知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节点企业构建良好的创新平台，促进节点企业的空间集聚，实现知识创新的规模化和节点企业成长的生态化。

(3)国家应加强世界范围内的高端智力资本人才数据库建设。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实力不断增强是基础和保障，必须及时掌握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情报，加强世界范围内的高端智力资本人才数据库的建设。

(4)积极利用国外突发事件提供的机遇，为我国引进高科技领域的高端智力资本。在国外发生突发事件期间，国家应加强对该事件所涉及的国外高端智力资本进行监控，特别是对那些处于技术领先的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监测，积极有效地抓住外国突发事件危机提供给我们的智力资本转移机会，加大引进我国所稀缺的国外高端智力资本，为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

(5)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智力资本的战略规划，实施“走出去”建平台，就地用材、“请进来”海外机构搭平台的思路，为我国的长远战略服务，并实现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6)重视优秀留学生人才回流政策的建设。由于熟悉我国国情，吸引在国外留学的优秀学子和高级技术人才回国比直接引进外籍人才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将中国籍、华裔族群人才吸引政策作为引进人才的重要战略，努力将“人才流失”这一不利局面扭转为“储存在海外的人才资本”机制，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吸引人才的政策体系建设。

对我国而言，只有以创新为基石、开放为方针，才能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着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并实行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快建设人才强国”[20]，才能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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