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的思考

袁磊

[摘 要] 随着全球气候的恶化，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基于相关文献，对长江经济带15年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Kaya公式，选取影响碳排放的主要指标构建变系数不变截距模型，通过类似似乎不相关方法回归（SUR）对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分区域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低碳发展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东部高水平发展省份应加大低碳技术投入，缓解人口压力；中部省份须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引进新型人才；西部省份应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注重经济兼顾低碳。

[关键词] 低碳经济；长江经济带；SUR；区域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8）05-0039-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各种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能源的消耗上与日俱增，碳排放过高已成为我国无法忽视的问题。2001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形成生态建设、环保、经济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体系。但是在2016年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中国在空气质量方面排名倒数第二。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长江经济带历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中国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集中了一大批高耗能、大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企业，在能源的消耗上具有典型性，推进该经济带的低碳经济对于全国低碳发展起着示范作用。长江经济带的低碳经济发展研究具有深刻且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碳排放方面，国外学者较早便有了相关研究。1989年日本教授Yoichi Kaya通过简单数学公式将经济、能源、人口和CO2结合起来，提出了Kaya公式，将低碳经济与碳排放联系了起来。199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A·克鲁格和G·格鲁斯曼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污染物的变动趋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动趋势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说。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起步较晚。近年来，国内学者大多从产业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增长等方向对碳排放进行分析：一是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影响，如刘再起（2010）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所有产业发展均会促进碳的排放，但影响程度随第一、二、三产业依次递减；王修华（2012）通过建立双对数模型，发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碳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二是研究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的相关性，于斌斌（2017）提出要充分利用产业结构调整质量对能源效率改善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改善周边地区的能源效率；周肖肖（2015）發现，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存在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协同效应。三是低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杨斐（2011）利用EKC模型拟合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了二者之间特定的曲线关系；王锋（2010）发现人均GDP增长是CO2排放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还有部分学者如许广月（2010）从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出发，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研究，指出低碳发展需要依托区域经济发展的异质性。

尽管该方面研究发展迅速，但主要侧重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忽略了研究主体的外部关联性与区域异质性。为此，基于Kaya公式展开，选取影响碳排放的主要指标，构建了变系数不变截距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5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类似似乎不相关回归（SUR）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由于各省份之间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协同效应，会产生无法观测的相关性，同时解释变量中人口、GDP、能源消费量等相互影响，采用SUR方法既可以考虑经济带沿线各省份之间的相互影响，又可以排除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同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两方面解释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以此提出相应的理论建议。

二、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

（一）背景

2014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同时，会议要求要特别注重发展与环境相结合，切实加强和改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长江经济带联系着11个省市约6亿人口，它是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高密度的经济走廊之一，与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并称为中国三大经济战略规划。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实现脱钩。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作为高耗能国家，采取粗放式增长模式，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极大。自2001年以来，我国便一直强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也在逐步实现。

（二）发展现状

根据EKC假说可知，一个地区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倒“U”型相关性，且碳排放的相关曲线包括：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密度，其中碳排放密度表示平均每单位GDP产生的CO2排放量。为突出区域性差异，将长江经济带分成三个地区进行讨论。图1、图2、图3分别为碳排放总量TCE、人均碳排放PCE、碳排放密度EI的趋势图。可以发现，经济带碳排放总量和各区域碳排放总量自2001年起逐渐增加，在2013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且东、中、西部人均碳排放也从2012年开始陆续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碳排放密度自2001年起逐步下降，印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说明了整个长江经济带正处于向弱脱钩转型的时期。

考虑到区域间差异，将三个曲线图内部进行对比。在碳排放总量曲线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人均碳排放曲线图中也是如此，而东部地区经济水平高，在碳排放密度曲线图中，则是正好相反。尽管都具有拐点，但拐点的高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说明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结合发展水平的高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管理，制定低碳经济的评价标准时，也不可单从碳排放的总量或者均量考虑。

三、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所提，国民经济中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产业结构等因素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独立性，且各省的经济发展、政策选择等会通过彼此间的交流与竞争出现调整，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异方差与自相关。为此，构建了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选择类似似乎不相关回归（SUR）方法，自动修正了横截面中出现的异方差和自相关，以此对长江经济带十五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Kaya公式采用因素分解法，巧妙地将碳排放与其他指标结合起来，通过逐层递推，将CO2的排放与人口、GDP等宏观指标相联系，具体展开形式为：

对等式左右两边取对数得：InCO2=InCi+InEi+InYi+InPi，由上述等式可知，CO2排放量的直接影响因素有能源消费量、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数。同时，我国学者刘再起（2017）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抑制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现有技术水平的限制，各种机器的能量做工效率无法实现百分之百，会导致能源的浪费。通过增加科学技术支出可以提高机器的效率，同样能抑制碳排放。故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产业结构str和科学技术支出tch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最终构建的回归模型为：

Intceit=αi+β1lnpgdpit+β2lnpopit+β3lneeit+β4strit+β5lntchit+μit

式中，tce表示各省各年份的碳排放量；pgdp表示地区人均产值；pop表示地区年末常住人口；ee为平均每吨标准煤能源的产值，在此处可表示为能源的利用效率，与因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导致的能源转化效率区别开来；str表示产业结构的量化指标；tch表示各省政府每年科学技术支出的绝对量，代表能源转化效率的提升程度，因政府低碳技术支出无详细数据，本文使用与之相关的工具变量，仍具有政策指导意义；μ表示随机扰动项，且模型中所有的“In”均表示对该变量取对数。由于产业结构指标主要用于反映产业的调整与升级，即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所以以三产与二产的比值作为产业结构指标。

（二）数据来源

在碳排放的研究上，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准确性等原因，CO2排放总量作为碳排放指标已成为公认选择。本文使用刘传江（2017）的碳排放计算方法：

tce=ΣEi*NCVi*CEFi*COFi*44/12（i=1，2，…7）

其中，Ei表示第i种能源的实物消费量，包括原煤、焦炭、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和天然气等七种能源；NCVi表示第i种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OF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氧化系数。其中，各种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参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碳氧化系数参考《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地区人口数、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生成总值、政府科技支出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

如表2所示，列（1）为对长江经济带全区域采用SUR方法的回归结果，列（2）（3）（4）为去除部分或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经对比可以发现，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并无显著差异，且加入控制变量后拟合优度显著增加，说明控制变量科技支出tch和产业结构str加入后，回归模型变得更为稳健。从列（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产值和人口的增加对碳的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源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显著的抑制碳排放。但是科技支出对碳排放却存在促进作用，说明尽管政府在科技方面财政支出不菲，却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低碳发展，大部分支出仍作用于非低碳方向，缺少低碳技术扶持，导致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本文所有回归结果均来自stata12.0。

（四）异质性分析

由于长江经济带东西横跨十一个省份，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低碳发展必然不可一概而论，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发展低碳也必须从地区特征出发，否则可能事则其反。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代表发展水平高、中、低三个层次，划分标准同我国东、中、西部方法相同，即上海、江苏、浙江为东部省份，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为中部省份，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为西部省份。同样对各区域采用SUR方法进行回归，分区域回归结果见表3。

通过对比表3的三列回归结果可知，东、中、西部的低碳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尽管人均产值和人口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仍然存在，但东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中部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均产值对碳排放的作用程度为（1.182***），而中部地区的作用程度为（0.565***），西部地区为（0.499***），东部地区的作用程度为中部和西部的2倍，而且在人口方面，东部地区对碳排放促进效果（1.303***）为西部地区（0.272***）的4.79倍，说明在东部的人口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巨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相比于中西部需要更多投入才能挽救，这是由于东部地区人口过度拥挤，超出环境所能承受的人口阈值，导致环境的边际损耗增大，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东部省份的低碳经济发展。

同时，由于東部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于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已达到瓶颈，不再显著。与之相比，中部的产业结构正在逐步由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升级，对于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抑制作用（-0.908***），而西部地区由于较为落后的发展水平，处于第二产业的高度发展时期，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相关产业技术不够成熟，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0.512***），这也证明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在科技支出方面，东部地区对碳排放虽然存在着负相关（-0.0271），但结果并不显著，说明该项支出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尽管在低碳方面有所努力，效果并不明显，与之相比，东部和西部的科技支出与前文全区域一致，均对碳排放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但中部地区（0.0818***）比西部（0.277***）影响程度小的多，东、中、西部省份在该解释变量上的逐层变化也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与低碳经济重视程度的相关关系。

最后，与全区域回归结果的拟合优度R2（0.819）相比，分区域拟合优度R2（东0.985；中0.934；西0.871）显著提高，这也充分表明了考虑区域异质性对于低碳经济道路选择的重要程度。

同时，对区域异质性的分析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方式，比如以湖北为分界，将经济带沿线十一省分为处于长江上游或下游两类，回归结论与此相比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十一个省份2001-2015年15年的碳排放及相关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采用类似似不相关回归（SUR）方法进行分析，对低碳经济发展提出思考，重点分析碳排放与地区产值、人口和能源消费量等因素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因区域异质性导致的结构性差异，对不同区域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对长江经济带全区域进行实证分析时，各解释变量与一般学者所得结论并无显著差异，即人均产值的增加和人口的增长会显著促进碳排放，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所无法避免的，能源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可以对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抑制作用。然而在进行分区域探讨时，却发现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偏差，须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建议

在充分考虑地区间联系的同时，地区差异始终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发展低碳经济理论需与地区实际发展水平相结合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否则可能导致政策的无效甚至反向。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应从自身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出发，选择合适的道路：

1.东部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的人口超过环境承载度，明显过度拥挤，边际碳排放远高于中西部，应适度减少人口，将人口向中西部转移。同时，由于东部发展水平较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对碳排放的减少有着显著的作用，但产业结构和科技支出对于低碳经济的贡献不再显著，应加大在低碳方面的科技支出，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不可只着眼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妄图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低碳经济。

2.中部地区工业发展迅速，处于低碳发展的典型时期，即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抑制碳排放。但过度发展经济而忽视低碳技术，只会增加未来的成本，政府的科技支出应适度倾斜，进行低碳技术方面的研发。同时，应做好人才引进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3.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现阶段的发展水平还无法支持低碳经济，过度重视碳排放只会严重阻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拉大东西部差距。且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落后，在低碳发展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在此方面应有政策倾斜，帮助西部地区人才引进，利用好西部地区充足的资源优势，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新型产业链。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源泉，拥有各种资源优势，发展后劲强大，发展前景广袤。我国要在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获得成功，势必需要该经济带的支撑，因此，相关性的研究亟待推进，需要政府和学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M，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 mental[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0（2）：353-377.

[2]劉再起，陈春.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10（3）：21-27.

[3]王修华，王翔.产业结构升级与低碳经济发展的耦合研究[J].软科学，2012（3）：29-32.

[4]于斌斌.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提高地区能源效率？——基于幅度与质量双维度的实证考察[J].财经研究，2017（1）：86-97.

[5]周肖肖，丰超，魏晓平.能源效率、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匹配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5）：13-21.

[6]杨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碳排放视角的评价[J].软科学，2011（11）：89-93.

[7]王锋，吴丽华，杨超.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0（2）：123-136.

[8]许广月，宋德勇.中国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0（5）：37-47.

[责任编辑：高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