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核文学的叙事策略

⊙王丽华 邱 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在日本近现代文坛，大江健三郎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他每部作品的问世，都会引起评论界的震动。在作品主题上，大江健三郎文学立足日本社会，其主题包罗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问题，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在创作方法上，大江健三郎不断从日本古典文学、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汲取精华，同时广泛涉猎巴赫金等国外作家的文学理论，力求能够突破日本传统文学私小说化的窠臼，创作出堪与世界文学比肩的亚洲文学；在叙事策略上，大江健三郎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整个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将叶芝、布莱克等人的思想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使得他的文学能够实现个人与整体的统一。

大江健三郎的核文学创作中，将日本的“核问题”与国民性改造、边缘意识、社会批判、宇宙观、文明批判、宗教信仰等结合起来，多维度多视角地呈现出了核时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亟待解决的课题。这些文学活动不仅让读者加深了对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认识，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挚的有责任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大江健三郎的核文学

当今世界，核问题的处理及核能的运用，考验着人类的智慧。日本作为唯一一个经历核武器破坏的国家，孕育出了独特的文学样式——核文学，并已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核文学”概念，最早由黑古一夫提出，并称之为“原爆文学”①的新形态。但是，“原爆”用语本身，却受到很多学者的批判。因为，核爆之地广岛和长崎都是日本的“军事重镇”，而远非和平之城。“二战”期间，大批日军从这里走上战场，大量武器弹药被运往前线。日本作为“加害者”给本国和邻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除核爆死难者外，“受害者”还有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三十万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中韩及东南亚国家的慰安妇、“珍珠港事件”中丧生的两千多名美军士兵等。日本政府大力强化“原爆”“原爆文学”等字眼，其出发点是利用广岛进行“投机”②，塑造日本二战“受害者”形象，为军国主义“翻案”，为侵略战争“正名”③。作家大江健三郎也一直从加害者的立场来看待日本在那场战争中的责任与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因此，笔者在研究中，为了客观公正地论证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拟将大江健三郎所有以“核”为主题的文学称之为“核文学”，并欲将其置于历史的坐标中进行审视。

根据大江健三郎发表于2011年3月15日《朝日新闻》的文章《明确揭发核抑止论的欺瞒》可知，大江健三郎在登上文坛时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1957）中，便已经开始关注“核”，之后更是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了他的“核”意识。只是，大江健三郎并未亲身经历过战争与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也非广岛、长崎出身，早期的他缺少对“核”的切身体会与认识，也正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导致大江健三郎迟迟未能将“核”作为文学的主题。1963年其残疾儿的出生和广岛之行，才使大江健三郎意识到：“核”，已成为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以此经历为契机，大江健三郎加深了对“核”的认识，并开始了以“核”为主题的文学创作。自1963年8月《广岛札记》在《世界》杂志连载以来，大江健三郎持续进行着“核文学”的创作。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小说、评论和随笔，堪称世界范围内关注“核”主题最为持久的作家，并因其深度与广度而独具特质。

小说方面，按时间顺序先后有《核武器时代的守护神》（1964）、《空中的怪物Agui》（1964）、《个人的体验》（1964）、《核时代森林的隐遁者》（1968）、《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摆脱危机者笔录》（1976）、《倾听雨树的女人们》（1982）、《新人呵，醒来吧》（1983）、《治疗塔》（1990）、《治疗塔惑星》（1991）、《燃烧的绿树》三部曲（1995）、《空翻》（1999）及《晚年样式集》（2013）等。

评论及随笔方面，有《广岛札记》（1965）、《核时代的想象力》（1970）、《冲绳札记》（1970）、《对话·原爆后的人》（1971）、《易碎的人——活字背面的黑暗》（1972）、《核之大火与人的声音》（1982）、《从广岛到欧洲广岛》（1982）、《核时代的乌托邦》（1984）、《广岛的“生命之树”》（1991）、《对暴力的批判》（2006）、《定义集》（2012）等。

通览大江健三郎的核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他关注的侧重点不仅区别于其他核文学作家，而且极具深度与广度。他一方面将与残疾儿长子的共生体验升华到核时代人类共同面对的经验；同时，大江健三郎注意到1945年原子弹爆炸事件发生以来，该事件并未引起日本国民对引发这场事端的近代化过程中巨大的扭曲进行深刻反省，而且日本人这种对历史盲目顺从的态度几十年来也一成不变。在强烈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大江健三郎也为这一问题感到深深的不安。④“当今的核状况下，怎样去改造日本的国家形象和日本人的国民性，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成为大江健三郎在“核”主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与姿态。

为此，大江健三郎一方面发挥了从古典文学里继承的知识，一方面把从柳田国男、折口信夫那里学到的文化人类学知识运用到核时代日本人国民性改造的研究中去。他根据自己对广岛与冲绳等地直接的实地考察，同时以与熟稔原子弹爆炸与核现状的医生及学者的交流为基础，进而借鉴战后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反省，以求达到整体性地把握核时代日本国家和文化的走向。

此外，作为一个反战的和平志士，大江健三郎对“核”主题的关注也是多元化多角度的，他在通过文学作品探究核时代日本国家、国民未来的同时，还广泛参加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反核反战的和平运动，积极倡导和平，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九条会”的活动。近年来，面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急于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径，大江健三郎更是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二、核与残疾儿

通过1963年的广岛之行，大江健三郎因其残疾儿出生而抑郁的内心得到了拯救，他发现了广岛和广岛人真正具有的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大江健三郎由此有了更深刻的创作感悟。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广岛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早遭受核武器袭击之地所隐藏的时代主题——核，作为一个有先见的知识分子与作家，大江健三郎随即开始思考核武器时代国民应具有的意志与精神问题，以期给这一混沌状态以秩序。很快他便将自己的这一想法付诸小说创作，那就是1964年1月至1965年8月连续创作的三部小说《核时代的守护神》《空中的怪物Agui》和《个人的体验》。《核时代的守护神》采用黑色幽默的创作手法，塑造了核时代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与被核辐射的残疾儿童共生存的中年男子这一人道主义国民形象。《空中的怪物Agui》和《个人的体验》是以核时代残疾儿父亲的体验为素材的“私小说”，两部作品探讨了“核时代，日本国民需要什么样的意志与精神”这一问题。因此，这三部作品，虽然是有关“核与残疾儿”的，但描写的重点却并不仅仅停留于二者本身，重点在于强调核时代国民性的改造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

三、核与边缘

“边缘”的书写，一直都是大江健三郎最常用的文学创作手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多次访问冲绳之后，大江健三郎在文学创作中更是将“边缘”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这之后的作品中，“边缘”已不单单是一种表现手法，甚至演化为一种人生态度——边缘意识。大江健三郎本人也曾在《小说的方法》（1978）等文学理论作品中多次强调，自己的文学是从边缘出发，走向边缘。中国研究者王新新也在研究中指出，大江健三郎自成为作家的那一天起，其文学中就潜藏着“边缘意识”⑤。在大江健三郎核文学中，“边缘意识”同样是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

大江健三郎如此钟情于边缘的创作方法，源于他对边缘的独特理解。对此，大江健三郎作出如下解释：“最后的审判已经临近的现世，中心指向性的秩序极不稳定。要想表现当下时代的真相，把视线对准社会阶层的中心是没有用的，民众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里，视线必须投向社会的边缘。”⑥当然，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塑造的“边缘”与“边缘人”，不能简单从地理意义上来理解，大江健三郎主要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入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

从上述意义上讲，大江健三郎1968年起相继创作的《核时代森林的隐遁者》《冲绳札记》《洪水涌上我的灵魂》无疑都是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核时代森林的隐遁者》中，“森林”与“隐遁者”这两个意象分别是“边缘”与“边缘人”的隐喻。《冲绳札记》中，大江健三郎发现了冲绳这一地理位置所具有的独特的边缘力量。《洪水涌上我的灵魂》这一文本，便是立足边缘，向中心权力发出的反抗。

四、核与宇宙观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江健三郎陆续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和《新人呵，醒来吧》，两部作品皆以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愈加严峻的核状况为背景，塑造了“雨树”这一宇宙模型，体现出大江健三郎核时代独特的宇宙观。

“宇宙观”这一哲学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来的。当初，这一词汇用来指代庭院、社会律法与人心的和谐有序状态。当时，同一学派的人们都信仰数字，认为万事万物背后都有着数字化的、美的、有秩序的根源，并将这一认识定义为“宇宙观”。大江健三郎对核时代诸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也联想到了“宇宙观”哲学思想，并通过“雨树”这一意象体现了出来。作品中，“雨树”的存在被赋予高于人类社会的秩序，成为人类不可知的存在，也成为核时代生活于困惑与不安中的人们追寻的价值目标。“雨树”不仅含有“宇宙之树”“生命之树”等寓意，同时也含有高于人类社会的秩序这一隐喻，成为残疾儿父子在核时代的困境中生存下去的动力。

五、核与文明批判

核武器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的产物。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事故，也同样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轴心国日本。作为迄今唯一遭到核武器袭击的国家，日本理应铭记广岛与长崎的痛苦记忆，拒绝一切形式的核武器及核能利用，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存续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是，日本非但没有拒绝核，反而继续推进核能的开发利用。2011年“三·一一”事故的发生，不但表明日本对广岛及长崎的背叛，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若不能拒绝一切形式的核能，日本历史上曾遭受的核事故将会重蹈覆辙，人类文明也将难以存续。关于核与文明存续之间的关系，大江健三郎早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治疗塔》和续篇《治疗塔惑星》中就已经进行了探讨。

《治疗塔》最初以《再见，最后的和平》为题在杂志《赫米斯》1989年7月—1990年3月号上连载，单行本于1990年5月由岩波书店出版。续篇《治疗塔惑星》初载于杂志《赫米斯》1991年1月—1991年9月号，单行本于1991年11月由岩波书店出版。《治疗塔》及《治疗塔惑星》虽然叙述的是近未来地球遭到严重核污染，人类被迫向外宇宙求救的故事，但着眼点却在于广岛的原爆穹顶。作品中，关于人类文明的含义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具体而言，以“隆”为首的“被选中的人们”主张通过科学技术和殖民主义来实现更高层次的文明，而以“繁”为首的“残留者”则主张通过原始精进的生产方式，来发展人类的文明。大江健三郎采用SF的手法虚构创作空间意在向人们发出信号：真正的救赎不是外宇宙，也不是更高层次的文明；而是要时刻保持广岛的原爆记忆，在地球上进行精进的原始生存方式。

《治疗塔》系列作品完成二十年后的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了“三·一一”重大核灾难。虽不能断言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具有预言性，但大江健三郎对核问题的深刻认识却颇具有启发意义。

六、核与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的探索是大江健三郎思考核时代国民精神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大江健三郎之所以会如此执着于宗教信仰问题，源于对核状况的独到把握，更源于叶芝及伊利亚德的深刻影响。宗教思想家伊利亚德曾指出：“应当通过宗教研究深化对于人类本性，特别是自身所处世界的认识。”⑦同时，伊利亚德于1961年写的《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文中，明确表示：宗教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建立教会，而是建立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早在1964年创作《个人的体验》时就受到伊利亚德影响的大江健三郎，通过对现代人宗教信仰的研究，无疑也是为了深化对核时代的认识。大江健三郎文学中正式开始探讨宗教信仰问题，始于《燃烧的绿树》三部曲，并在《空翻》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江健三郎本人也曾谈道：“《燃烧的绿树》和《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对日本人的灵魂和日本人的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⑧

迄今为止，大江健三郎核文学重点批判的是核武器的使用，对核能发电则持暧昧的态度。但是从《燃烧的绿树》和《空翻》开始，大江健三郎明确地将反对核电站加入作品中，开始了全面的反核理念。两部作品中他尝试创立的两个教会的目的都在于反对核电站，同时，也努力探索在核时代如何实现人类的救赎。而且，大江健三郎将自己一以贯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题材结合起来，形成了其独特的“宗教意识”，探求一种无神的宗教式救赎。虽然大江健三郎本人曾明言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他从未放弃对于信仰问题和直指人类精神世界的灵魂问题的思考。

七、“三·一一”后的核文学

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了里氏9级地震，后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此次地震命名为“东日本大地震”。地震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并使得福岛第一核电站受到严重破坏，1至4号机组先后发生爆炸，出现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次事件被统称为“三·一一”。

“三·一一”发生后，日本文学界最早站出来批判日本核政策的作家，就是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与作家，大江健三郎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老年危机。面对严峻的核状况，他一方面为日本的前途担忧，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年近五十岁的残疾儿长子的未来感到不安。在这双重忧虑中，他想到了八年前去世的友人萨义德及其论述艺术家超越晚年危机的作品《论晚期风格》在阅读萨义德《论晚期风格》的过程中，大江健三郎受到了深刻的启发与感染，从中他不仅找到了与残疾儿在新的核状况下生存下去的希望与力量，而且还得到了日本走向新生的启示。为此，他将自己的感悟写成了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作品名“晚年样式”这一词汇，就源于萨义德晚年所致力于研究的主题。《晚年样式集》是“三·一一”后大江最新核意识的体现，不仅对核问题背后的国家体制与国民精神结构进行了批判，也对新的核状况下日本新生的方向进行了探索。

八、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发现“核”是大江健三郎文学重要的主题之一。虽然大江健三郎没有经历过原爆，也不是广岛、长崎出生，却能如此持久而深刻地关注核问题，这在日本战后文学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核”主题，不仅仅停留于核对人类的危害，更重视的是核体制背后的社会问题。为此，大江健三郎通过将残疾儿问题与核的紧密契合来实现核时代国民性的改造，通过边缘的书写号召民众进行反抗，通过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呼唤战后民主主义的回归，通过宇宙观与宗教信仰问题求索核时代人类灵魂的医治与救赎。

② 王如君：《原爆文化的沉思》，《同舟共济》1996年11月，第38页。

③ 施君玉：《广岛原爆：人类今天该作何反思》，《大公报》2016年5月28日。

⑤ 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 1957—196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⑥ 〔日〕大江健三郎：『小说の方法』，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74页。

⑦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6页。

⑧ 《大江健三郎访谈》，收录于《小说的方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