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金城银行网点建设初探

李一翔 郭亚亭

（东华大学，上海 201620）

近年来，银行史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金城银行作为民国时期私营金融企业的一个典型，更是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关于金城银行的研究成果颇多，而对于该行网点建设的研究却少有涉及。本文旨在吸收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该行的网点建设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揭示出影响网点建设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分析网点建设对该行业务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抗战前金城银行网点建设概况

金城银行于1917年5月成立，与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商业银行一样，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实行总分行制度，“本行组织，于董事会下设总经理处，统率各行处分治之。”[1]纵观该行1917年至1937年的发展历程，其网点建设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7年至1927年，网点建设侧重于北方地区。金城银行先于天津设立总行，同月于北京设分行；9月在上海设立寄庄，次年将寄庄改为上海分行并增设了沪南办事处；1918年在汉口设立分庄，1920年9月汉口分庄改为分行；1927年11月在大连设立分行。

金城银行成立以后，倚靠与北京政府政治上、财政上的密切关系，获得交通银行在资金和业务等方面提供的特殊帮助，并利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时机，采取各种经营措施，诸如不断增加资本额、增设分支机构、拓展附属事业以及组织“北四行”联营等，其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发展迅速，实力急剧攀升，在全国重要银行中所占比重显著增大。到1927年末，已设立上海总行1处，北京、大连分行2处，上海、汉口分庄2处，包头储蓄处1处及张家口、绥远办事处兼储蓄处2处，天津东马路、蚌埠、南京下关等办事处6处，郑州代理处1处，铺设的网点共计15处。[2]不过同期也有蚌埠办事处、南京下关办事处、哈尔滨办事处、沪南办事处、包头储蓄处、张家口办事处兼储蓄处、绥远办事处兼储蓄处等7个网点相继裁撤。[3]

该时期的金城银行网点铺设区域北至吉林，南达南京，西至绥远，东到上海，形成了以天津总行为中心，辐射至北京政府实际统辖区域内的金融网格，但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

第二阶段：1927年至1937年，网点建设的扩充与南移。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后，金城银行的网点建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自华北移至上海。自北伐军到达北方之后，周作民积极靠拢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向南扩展业务。1930年，总处设立展业科于上海，次年设分行于南京。1934年总处业务科移至上海。1936年总行和总经理处迁至上海，并将本行章程第二条“本行总行设于天津”句改为“本行总行设于上海”。[4]

这一时期金城银行不断增设分支机构，具体包括：第一，恢复哈尔滨分行。第二，设立青岛分行，以丰大号代办济南业务。第三，在京汉铁路沿线设立分支机构。北京分行在新乡设立办事处、储蓄处，由新乡在焦作设储蓄分处；保定为当时的河北省府所在地，北京分行即在保定设办事处、储蓄处；而河南省道口镇工商各业较为发达，在此地设办事处兼储蓄处，并与新乡、焦作两处策应。第四，在陇海铁路沿线设立分支机构。因陇海线的关系，郑州办事处复业；陇海铁路工程逐渐西进，向西设立了潼关办事处，后又迁至西安，称西安办事处；随着陇海东线连云港的开辟，在连云港设立寄庄。第五，为了拓展华南地区业务，设立广州分行，并于惠爱中路设立办事处；增设香港办事处。第六，重庆设立办事处。第七，沪行辖区增设静安寺路、曹家渡及八仙桥办事处兼储蓄处。第八，宁行辖区增设苏州胥门和南京城北办事处兼储蓄处。[5]

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金城银行网点总计增设达53处，其中上海总行1处；哈尔滨、南京等分行5处；武昌、苏州等办事处兼储蓄处24处；青岛山大、香港等办事处4处；连云港、渭南、沙市寄庄3处；塘沽收支所1处；南通代理处1处；石家庄、开封储蓄处2处；办事兼储蓄分处1处；天津黎栈、北平弘达学校、北平中国大学等储蓄分处11处。网点分布扩大至江苏、河北、黑龙江、陕西等10余省，上海、天津、北京、南京、香港、广州、重庆等30余城市。此时的金城银行以上海为中心，北至哈尔滨、大连，南到广州、香港，西进川陕，在腹地晋豫亦设有机构，是一个机构广布、名声极响、称雄一时的大银行。[6]

二、影响网点建设的若干因素

金城银行在抗战前20年的经营过程中，通过设立、迁移、裁撤、恢复等手段，逐步形成了辐射全国各地的金融网络。该行的网点布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对此试作初步探讨：

（一）特殊时期的政治影响

金城银行的网点建设一直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首先，该行与历届政府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设立网点会从政治需求角度决策，其网点铺设区域基本与政府的实际统辖区域相一致。成立初期的金城银行总行设于天津，同月为方便与政府开展业务，即在政治中心北京设立分行。至1927年，该行网点总计15处，主要设立于天津、北京、郑州、哈尔滨、大连、包头等北京政府统辖的北方地区。第二阶段的网点建设区域随着政治重心向南转移。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金城银行失去了政治靠山，但是该行凭借周作民与政学系的关系，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为了迎合新的政治局面，在政治中心南京设立分行，后又将总行和总经理处迁沪，网点建设重心已由华北移至上海。

其次，网点建设深受战争的影响，若干网点的设立或裁撤与此相关。如江浙战争的爆发，使南京和上海受到重大影响，导致金城银行南京下关办事处和沪南办事处于1925年1月相继撤销；[7]冯、张之战期间，冯玉祥部队驻扎北京南苑，北京分行即在南苑设网点主办存款业务；[8]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部队往西北停留时，该行在张家口、绥远、包头设立办事处；淞沪会战的发生，导致上海的曹家渡办事处和北四川路办事处于1932年裁撤。[9]

（二）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金城银行网点建设的重要因素。首先，区域经济繁荣程度对网点建设的影响颇深。1927年以前，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财政金融中心，而工商业繁荣的天津与北京比肩而立、遥相呼应。成立初期的金城银行总行建在天津，同月即在北京设立分行。该行在成立10年内设立网点共计15处，其中天津总行、北京分行、包头储蓄处等近半数的网点都布局在华北范围内，而除上海、汉口以外的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网点屈指可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治中心南移，北平（北京）的城市地位和功能逐渐衰退，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京沪地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财政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金城银行遂根据全国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作出相应改变，先于1930年前后设立南京分行，并在上海设总处展业科；后于1936年将总行、总经理处迁至上海，完全将本行的业务重心由华北移至上海。

其次，各项业务发展需求促使网点建设的扩张。存款业务是金城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为了便于吸收存款，陆续在各地建立网点。如设立大连分行的主要目的是吸收隐居此地的原天津“寓公”存款；又如鉴于冯玉祥部队的军人存款数量巨多，遂在包头、绥远、张家口设立办事处；上海地区经济发达，存款额剧增，便在分行之下不断增设新的网点；广州分行主要承担各种存款储蓄业务。与此同时，随着该行汇款业务和放款业务的快速发展，原有网点规模无法满足客户需求，也不断推动着该行增设网点数量，从而为各地的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

（三）其他银行的影响

华资银行业作为顺应现代金融业发展需求的产物，其诞生之初便存在于外资银行的竞争之中。面对较为恶劣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华资银行间多采取合作互助的策略，以同业组织的形式提升竞争力、维护共同利益。金城银行的成长过程概莫能外。

首先，金城银行网点的快速扩展离不开交通银行的大力协助。金城银行的成立与交通系关系颇深，交通系的领袖人物梁士怡曾经代理该行的总董，交通银行的协理朱铁林更是长期担任该行总董，因而金城银行成立初期的迅猛发展与交通银行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0]交行的网点设置健全，在全国各地均设有分支机构，初生的金城银行多数网点都建在交行附近，而未设立网点地区的汇款业务则由交行代办。同时交行承担代理国库之责，曾一度将代理国库设于金城银行总行内，调度在津钱款，金城银行也可加以运用。交行的支持无疑会推动金城银行存款、汇款等各项业务的发展。

其次，“北四行”系统的形成对金城银行的网点建设具有推动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内经济萎缩，新设银行竞争激烈，必须厚集资金，互通声气，扩展业务，以便在华北金融事业中占有优势，于是盐业、金城、中南三家银行于1921年协议联营，成立三行联营事务所。大陆银行于1922年7月加入三行联合营业，“三行”改为“四行”，并建立四行准备库，天津、上海、汉口三库先后成立。“北四行”的正式形成，助推了金城银行在全国各地的网点建设。

（四）管理者的经营决策

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大权揽集于一身，该行的兴起和发展，与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分不开。受过西方金融专业教育和具备银行实际工作经验的周作民，对于银行经营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使金城银行在旋起旋伏的民国银行业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周作民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总分行关系，将权力集中于总经理处，使之得以及时掌握各地分行情况，并实现正确指挥和有效控制。这一系列措施既加强了总经理的权力，同时也有利于各分行在业务上互相配合，避免了各自为谋。权力集中于周作民手中之后，他锐意拓展，合理布局，使金城银行的网点建设进展十分迅速。成立初期阶段的金城银行建立了包括总行在内的15处网点，工作人员39人，到1937年扩展到50余处网点，工作人员达到715人，体现出周作民对于金城银行的重要作用。[11]

三、网点建设对业务发展的促进作用

金城银行网点建设的逐渐改善既是该行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为以后业务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网点的普遍分布是存款业务发展的基础，成为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主要手段

1921年4月，金城银行总经理处在致各分行的信中说：“近来银行开设日多，对于顾客莫不力图便利，以广招来。我行业务现尚未臻繁盛，亟应从各方面努力进行，以求发展，便利顾客一端，尤属不可忽视。”[12]而该行在各地设立的网点及各网点之间的相互配合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不但吸收了军阀、官僚和机关大户之存款，也更加吸引了个人在改行的存款，存款额呈现高速增长。根据金城银行1917-1918年营业报告及1919—1927年决算表整理可得，1917年该行开办时存款额只有404万元，次年随着北京分行、上海分庄、汉口分庄的设立，存款达到920万元，增长了1倍多；该行在南京、哈尔滨、郑州、包头等地的网点建立，使得存款在1923年达到1689万元，较成立初期翻了4倍；1927年存款总额更是达到3498万元。[13]从成立到1927年，十年间存款数增长了将近39倍之多。第二阶段该行的网点数达到50余处，遍布全国各大重要城市，更加方便了各地网点吸收本地存款，存款额急剧增加，到1937年存款总额达到15900万元，为1927年的4倍以上。[14]1935年和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款额一举超过居全国商业银行存款额首位达五年之久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而跃居全国首位。[15]

(二）网点建设推动了放款和投资业务快速发展

金城银行总行设在天津，成立不久又在北京设总经理处。北京是国家首都所在地，天津则是北方工商业最为集中的城市，这一地域上的优势不仅使金城银行在承接政府放款及承购政府债券方面比远离京津的银行更为有利，而且也便于其开展工商业放款、投资。随着网点的增加，放款对象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工矿企业、商业、个人、铁路、军政机关等，放款额也在逐渐增加，根据金城银行1917-1918年营业报告及1919-1927年决算表整理，1919年放款378万元，1923年为1511万余元，到1927年时达到3640万元。[16]第二阶段放款对象更为广泛，增加了农业和小本贷款，根据金城1937年6月决算表整理可得，商业放款如下：总经理处89万元，津行1087万元，平行2891万元，沪行4021万元，汉行658万元。[17]由此可知，各地网点的设立，使得该行与政府机关和当地工商业联系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又由于交通上的诸多便利，使该行的放款业务愈加活跃。

（三）网点建设推动了汇款业务的发展

金城银行在各种业务经营中，认为汇款业务获利稳定，而汇款额的变化与该行网点设立及裁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1919-1927年金城金城银行决算表的“营业实际报告表”统计，1919年时，北京地区的汇款额为212万元，天津地区为411万元，上海地区1813万元，汉口地区110万元，累计2548万元；随着该行在各地区网点的增加，汇款额得到快速增长，尤其是1921年增长更为明显，北京地区3339万元，上海地区337万元，汉口地区448万元，累计5678万元，较1919年翻了1倍以上。[18]随后几年汇款额呈现下降趋势，与国内战争频仍及部分网点相继裁撤有关。随着第二阶段网点的继续扩展，北京地区的网点扩大到定县、石家庄、保定等地，上海扩展到南京、苏州、常熟等地，汉口包括武昌、重庆、长沙等地，郑州包括开封、许昌、西安等地。由于方便的服务，不少社会汇兑户被吸引而来，汇款额逐年回升，至1931年恢复到5794万元，1937年更是高达13923万元，比1919年增长4倍。[19]由此得知，该行汇款业务的增长与网点建设的扩展程度是成正比的。

综上所述，网点建设对金城银行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该行的各项发展措施中，分支机构的筹设一直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金城银行把握有利时机，自成立就开始着手设立网点之事，并迅速在各重要商埠设立网点。网点建设的第一阶段受制于北京政府，其重心主要集中于华北地区；第二阶段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局面，重心由华北向南转移。虽然该行的网点建设受到政府更替、战争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部分网点相继裁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网点的顺利铺展，但自其成立至抗战爆发前20余年的经营过程中，网点数量大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由最初的1处总行发展成为拥有50余网点的大银行。与此同时，金城银行的存款、放款、汇兑业务均随着网点在全国各地的铺设而迅速增长，最终迎来发展的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