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蛆虫,至死方休
——电影《楢山节考》

⊙张腾玮［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 450001］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新浪潮电影运动中，今村昌平可以说是最负国际盛名的一位，他曾两度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戛纳电影节在颁奖词中称他为导演中的人类学家。今村昌平确实称得起“人类学家”这个称号，他的电影始终在探求人性的底线，直视人性中最真实的丑陋与野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休。”这里的“蛆虫”实质上指的是生活在日本社会底层，卑微、粗鄙的一群人。他们面对生活无能为力，只能苟且地活着。

影片《楢山节考》讲述古时候日本信州深山的一个小村子，由于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吃饭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于是为了节省粮食以维系种族的延续，当地有个习俗：凡是年过七旬的老人，无论身体健康与否，都要被长子背到村子后面的楢山上去祭拜山神。所谓的祭拜山神，实质上是让老人在深山中活活饿死。在影片中，令人感慨的不仅仅是面对死亡的残酷，更多的是悲悯人类为了生存可以把很多扭曲的事情变得理所应当，就像“弃老”这件不人道的事情就能被当地村民内化成一种必须遵守的道德规则，凡是试图违反这一规则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在楢山为何“弃幼抛老”会被“合理化”？

一、优胜劣汰的生存本能

生存本能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一种与生俱来、不学就会的本领，它是一种简单的生物反射机制。弗洛伊德说：“本能的刺激（需要）会迫使神经系统抛弃其避开刺激的最终意图，因为这种刺激总是源源不断地到来。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进步的真正动力是本能（内在需要）而不是外部刺激。”①那么对于人和动物而言，最基本的本能就是食本能。食本能使得生命个体得以存活，从而种族得以繁衍。《楢山节考》就深刻地揭示了楢山人民不得不面对的食本能极度匮乏的残酷状态。

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和食不果腹的人是无法谈论文明的。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生理需求是被放置在第一位的，当生理上的需求都无法满足时，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都是空谈。食，作为生理需求的一种，是人首先要满足的。人类无法通过理性文明、道德约束消除进食的本能欲望，也只有填饱肚子才能保证个体生命的延续，才能避免走向死亡。在贫穷、饥饿面前，人只能撕掉文明的标签沦为低等动物，遵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弃幼抛老。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靠天吃饭的楢山，人活着就是一种受罪，因为只要活着就得想办法解决吃、穿、住等方面的基本需要。在这里，人们为了生存，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系列违反人性的潜规则，可以抛弃生养自己的父母；可以随意丢弃或买卖婴儿；长子以外的男子没有婚配权，只能劳动，沦为奴崽；一口饭就能换来媳妇；结婚不需要结婚证，只是去谁家吃饭的问题；一次偷窃食物就会被灭门……这些规则的制定，只是为了让人能够活着、种族能够延续。可尽管如此，村里的生活依旧是朝不保夕，难以吃上一顿饱饭，甚至要和动物去争抢食物。在这里，一切残忍的法则都是被允许的，村民们也不觉得这是不人道的，他们甘愿遵守，甚至把这些规则当成信仰。当一个人不能产生价值或者能产生更大价值的时候，就可以被抛弃或买卖，以他们的牺牲换取更多人的生。这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是基于种族发展的集体利益而存在的，是最符合生物发展规律的社会契约。如果哪个人不遵守这一契约，就会被氏族淘汰、摒弃，就像影片中不忍心将母亲背上楢山的利平，被村民、亲人看不起，最终被儿子处死。在丛林法则的社会，是没有善良与人性可言的，有的只是对生存法则的遵守。

影片主人公69岁的阿玲婆，到了快要“上山”的年龄，可是她并没有为自己生命即将终结而感到惋惜，她依旧为这个家操劳着：为长子辰平续弦、除掉好吃懒做的长孙媳妇阿松、教儿媳阿玉捕鱼、为次子利助寻求一次云雨之欢，甚至在上山之前脱下自己冬季唯一的棉和服给儿媳阿玉穿。她是无私的也是明理的，她知道对优胜劣汰自然生存法则的敬畏与遵守远比个体的存活更为重要，自己的贪生苟活是不会给子孙后代的繁衍带来任何好处的。所以她压抑着自己的生本能，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山神身上，希望山神能够庇佑自己、庇佑自己的家族。这是一种大无畏的种族生存意识和生命观：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以同类的自我牺牲来换取后代的生存可能。

民族生存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养成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生存方式根植于日本特殊的生存环境，源于生存的需要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激发的生存意识。②日本大和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民族生存意识是与日本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自然灾害频发的岛国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这种逼仄、压抑的生存氛围，使得日本民族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能坦然地面对死亡，甚至是欣赏死亡。他们经常用樱花自比，樱花在短暂地绽放之后就会绚烂地死去，这一直是日本人所崇尚的“物哀”之美。大和民族正是因为有着成千上万个像阿玲婆这样敢于用自己的死亡来换取种族繁衍生存的小人物，才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下来。

所谓的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为了种族生存而存在的信仰，它其中的一项职能就是帮助统治者将一些残忍但是能解决种族繁衍问题的手段道德化、神圣化。为了生存，人类可以把很多残酷的事情变得理所应当，如果忍受不了的话，就吸一口信仰精神的鸦片，它会给你的心灵的慰藉。在丛林法则中，有些弱者是注定要做贱民、做生存祭祀品的，他们的命运是可悲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他这种牺牲是神的旨意，死后可以有个好的来世，可以福泽后代，无奈之下许多人就不得不选择相信！就像在影片的结尾，阿玲婆以佛拜的姿势在被大雪覆盖的累累白骨中打坐，儿子辰平无奈地喊：“娘，下雪了！娘，很冷吧！娘，上山的日子下雪运气真好！娘，真的下雪了！”不管是辰平还是阿玲婆面对这种残酷的生存法则，都无能为力，人类与生俱来的伦理亲情被泯灭在求生的本能之中，此时的人与冷血无情的动物毫无两样。一场大雪无法洗刷他们的罪恶，也无法让他们获得重生与解脱。

在《楢山节考》这部电影中，今村昌平充分地印证了人类为了生存所犯下的罪恶，他在暴露人性罪恶的同时，也试图为灵魂的救赎寻找着出路。什么能将人类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让人相信自己与低等动物是不同的？宗教？信仰？教化？这些好像都无法做到。只有当温饱解决时，人类才能试图谈论文明社会才具有的存在——文明、道德与教化。在人类社会中，一切的价值观都是工具，只有人才是目的。

二、审丑的美学特征

今村昌平影片最大的美学风格应该就是冷峻与诡异，所谓冷峻、诡异，其实是一种残酷犀利的审丑。纵观他的影片，没有人世间该有的温情与美好，全都是蛆虫般的小人在物努力地求生。他不喜欢粉饰现实中的冷酷与阴暗，他要竭力挖掘这些阴暗、冷酷背后的根源。他影片的影像大多是灰暗的、丑陋的，但这难道就不是一种美吗？这是一种美，是一种另类的美，是一种远离优美，远离崇高，冷峻与诡异的美。

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丑都是拒绝、排斥的。直至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出现，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明确提出了“美丑对照原则”，丑在文学艺术中的价值与意义才逐渐被认识；之后，法国波德莱尔倡导了“以丑为美”的理论，他的诗集《恶之花》中崇尚的是所谓的“撒旦主义”，即人性其实是神、魔一体的。自此，“丑”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与艺术的殿堂，成为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尽管如此，人们依旧喜欢“美”而排斥“丑”。所以，以温情脉脉著称的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就被当作日本文化的象征，而今村昌平赤裸裸地直面人性的丑与恶就很难被日本民众所接受。其实，不管接受与否，人们都不得不承认现实人类社会并非都是温情、幸福与美好的，也充斥着艰辛、苦难与丑恶。正如雨果所说，“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他会发觉，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③生活是美丑兼具的，丑也是人类生存中的本真状态，艺术的真实性其实也离不开表现生活中无法隐藏的“丑”。“丑”也许更能让人类反思自我，从而激发内心的美感，今村昌平就抓住审丑这一艺术契机关照现实的人生。

影片《楢山节考》是“丑”的：没有婚配权的利助与母狗小白人兽相奸；阿忠将不愿祭山神的父亲推下绝壁的冷酷与残忍；阿松因为偷窃丈夫家的土豆给娘家而全族被活埋；69岁的阿玲婆担心媳妇嫌弃自己身体硬朗而两次磕掉门牙；白骨遍地、乌鸦遍野的楢山就是楢山人最后的归宿。这些都是人性中的丑与恶，今村昌平就是要通过这些“丑”消解日本人心中所谓的骄傲、自信与伟大，从而引起反思。

关注人性，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类的命运是今村昌平始终如一的艺术追求。正如今村昌平自己所说：“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休。”蛆虫并不美，它是恶心的，正如人类生存中的一些无法直视的丑陋与野蛮，我们对此不能一味地隐藏，应该直面正视它，只有这样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反思，社会才会更加文明进步。

① 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滕守尧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② 娄贵书：《日本精神溯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 〔法〕维克多·雨果：《雨果文集》，柳鸣九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