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孩子

两边的庄稼地高，中间路低。西头小牛庄，东头的大牛庄都管这段路叫楠竹巷。我在小牛庄，人们说大牛庄就说楠竹巷那头。我上学到了大牛庄，他们说小牛庄也说楠竹巷那头。现在我在楠竹巷上头的庄稼地里。我们三个人，山麻雀，还有阶级儿子。阶级儿子是大牛庄的，放学回家不用过楠竹巷。他跟我们一起在这里等红英。

红英已经疯了。大炮老师让她站在前面喊了两次队，也就是从一喊到二，又从那里喊回来，跟念书留级一样，她就疯了。走到哪里都一路哈哈。回家过楠竹巷也喊一二一，把屁股分作两边走，还让她妹妹细红照着走。细红不走，就揪屁股揪脸。害得细红跟我说：伟光，你快点把“三好”拿回去！她要当“三好”，不打死人才怪。

红英可不这样想。她说：你，你，你，你们三个谁也别想当“三好”。她说的第一个“你”就是我，第二个是牛阶级，第三山麻雀。她把我放第一。山麻雀读了一个一年级，二个二年级，他没有拿“三好”。红英读了一个一年级，没有去二年级，回过头跟她妹妹一起读一年级，两姊妹一个也没拿“三好”。我一进一年级就当“三好”，当了“三好”还不给她糖吃，她气死了。山麻雀原来跟红英站一边的，现在不了。阶级也是。现在都恨着红英。她连“席”字都写不好，新来的大炮老师连“毛”字都不管。不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老师干脆让她喊一二一。一二一谁不会喊？问题是人家大炮老师不叫你喊，叫她喊。一个人能够站到队伍前头喊一二一，离“三好”也就不远了。红英在我们面前耀，差不多疯了。

一二一来了！山麻雀轻轻喊了一声，我们赶紧在棉花秆堆后面埋伏下来。三个人出气都有些粗。一股兴奋劲儿，一会儿在胸口，一会儿好像又到了肚子下面。有一种想撒尿的感觉。我们都没有撒尿，都把要用的力集中在棉花秆做的枪上头。声音从东头口子那儿弯过来，在慢慢变近。我问细红要不要打。阶级儿子说你不打她你要跟她结婚吗？我说你才结婚，你跟红英结婚。山麻雀嘘了一下。红英的声音转过弯，一下到了面前。扯破的嗓门，听起来像有蚂蚁在背上爬。

前面的脑壳头发从中间分出一条沟，一看就知道是细红。后面是一二一的嘴，顶着一头松毛一样的乱发。三架机枪同时开火。阶级儿子一边哒哒哒一边骂，把红英她娘也捎了过来。红英不理，照样一二一走她的。有一阵，细红的脑袋不见了，像是让枪打着了。红英一声喝，她的脑壳顶又冒出来。三杆枪打出去都没用，连一二一都打不掉。我们很气。阶级第一个扔土块，我们跟着扔。土块不像枪，只在嘴巴上响。扔出去的土块，在楠竹巷炸开。一声尖叫，细红开始跑。一二一停了，那堆松毛也在跑，边跑边骂人。我们用土块追。

“喂，我说你们不要乱扔了！”

不是那喊一二一的破嗓门，这声音柔和。山麻雀听出来，站着叫了一声奶奶。我们跟着站住。徐奶奶不像别的大人，她朝我们笑笑，接着往前走。

我们站着没动。棉花秆跌回地面还是棉花秆。扔了那么多炸弹，没把红英消灭掉，还差点打着山麻雀他奶奶。出了楠竹巷，红英还在一二一。学校排队，说不定她还会站在前面喊。她一喊，我们就得照着动。她还要当“三好”，拿了奖状在我们面前晃，有人没人都会打哈哈。红英的后面是徐奶奶。山麻雀往那边看了看，说他当不了“三好”。阶级往地上啐了一口：狗日的，要老子当都不当！接着，他们就拿眼睛望着我。我知道，这次跟上次不一样，这次他们希望我当“三好”。上次我当“三好”，他们跟红英共了裤裆一样。现在他们知道了，我当比红英当好。

我不知道人干嘛要去念书。上学那天，家里特地杀了一只鸡，还在那只棉布挎包里放了一包蚕豆。我其实不愿意念书，可我愿意吃雞，愿意吃蚕豆。跟着爷爷往大牛庄去的时候，书包在我屁股上跳，那包蚕豆就在书包里跳。爷爷说，到了学校就好好念书当“三好”。问他什么“三好”，他也说不清。就知道不是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也不是头上好腰上好胯里好。说不出“三好”是什么好，就问：糖好不好？糖谁不知道！楠竹巷那边知不知道不好说，反正小牛庄的人全知道。糖比蚕豆好，舔上一口，就会一直甜到屁眼里。屙下来的东西，狗都抢着吃。

进了学校才知道，“三好”有些像糖。牛阶级把“三好”放在嘴上，说我日他妈“三好”谁不想。牛红英说起上一个一年级谁“三好”她就气。山麻雀嘴上没说，其实心里也在想。连细红都想。没往这上头想的，大概只有牛心得。他上课把屎拉在裤子里，他还想当“三好”？他要当“三好”，先得让獾猪子当。獾猪子也只是撒尿在床上画地图。

才知道“三好”不是随便可以当的。“三好”由三个字管着，得三个字都答应才行。一个字好像跟抢球那件事有关。这么多人，就一个球，大伙儿都来抢。山麻雀可以抢到。牛红英可以抢到。那天她抢到一半，用牙齿帮忙，硬是把另一半从牛阶级手里抢了过来。抢球还是阶级儿子。他个高力气大，射尿都是他射得远，连山麻雀都比不过。阶级儿子说我抢球连红英都抢不过。我说我跟她比射尿。我的长处是中间那个字。那个字跟写字算算术有关。我写了“毛”字，写了“主”字，连“席”字也一口气把它写下来。还有加法，还有减法。牛红英去年就在写，过了年再来写，“席”字还是不认她。刘老师叫她站起来，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听主席的话，主席不听她的。刘老师说你家要不是贫农，你就是“反革命”。牛阶级更不行，人家跑到“席”字后面好远了，他还在“毛”那里。一撇一横又一横之后，竖弯钩往右转，转着转着他转到左边去了。“毛”成了“手”。刘老师问他哪只手，他不说。老师说那就先打右手，再打左手。打得他那天连球都抢不住。在厕所里他一边射尿一边骂刘老师。山麻雀说小心老师在这地方一教鞭，那你就连红英都屙不过了。那样射尿就是山麻雀第一，我的名次也会跟着往上走。

“三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字在前头。那个字我不会写。老师讲过好多次，都没有听明白。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要听话。要把手背到背后去，两只耳朵一齐听。不能讲小话，不能做小动作，不能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坐着听，站着听，走路也要听——提左脚，提右脚，向左转，向右转都得听。还有好多人的话要听。伟大领袖的话，连老师，连纸和黑板的话都得听。还有一个副统帅，好像也得听。还有姓张的姓黄的姓雷的，人死了话还是活的，不管死活，话都得听。其实，我最喜欢听爷爷说：今天杀一只鸡。到供销去买糖。爷爷的话要不要听，他们没说。

评“三好”的时候才知道，评“三好”就是大伙儿在下面说名字，老师往黑板上头写。下面嘴多。学习委员说了班长，班长又反过来把学习委员说了。红英说了獾猪子之后，就硬起脖子等在那里，样子有点像报纸上的人在开会。我也在等。我在等山麻雀。我朝后面转过头去，山麻雀也在后面朝我望。

那天下午，山麻雀给朱奶奶打水，我在打篮球。都在做红事，没人跟我抢。球很高兴，我拍一下，它一蹦老高。可以听到球皮里面在唱歌。山麻雀满满打了一桶水。他以为水打得满，“三好”的第一个字就归他。刘老师是不是这样想不知道，桶里的水好像不这样想。它们老是从里面跳出来。跳出来的水带起一股灰，沿着地面跑。地长着嘴，几下就把水吞了。留下的湿印子，像獾猪子画在床上的地图。我没让球落到地图上。我在想，山麻雀要是拿第一个字，我就拿第三个字。第二個字我不怕。这样我就比他多一个字。2比1大，刘老师的算术课不就是这样说的？可是还有一种课，在那里，刘老师又不是这样说的。她说第一个字大，那样子好像1比2还要大。山麻雀在叫，叫我帮他抬水。我没有答应。他说你不做红事还想当“三好”？我帮他抬了。球很不高兴，跳了几下就滚到一块地图上去了。

山麻雀望着我。我帮他抬过水，他不提我的名，还想要我提他的名。“三好”只要五个，黑板上已经有了十几个。这里头没有我，也没有红英。她提了獾猪子，獾猪子没有提她。我没有提山麻雀，山麻雀也没有提我。老师在问还有没有要提名的。我急了。我站起来。一站起来就慌了。我转过头去看山麻雀，山麻雀像红英一样硬着脖子。老师问我提哪个。我硬起脖子。我听到我在说，我提我自己。有一阵没有人说话，只有目光。后来一下开了锅。叫得最响的是牛阶级。牛红英在起哄在笑。刘老师在讲桌上抽了三教鞭。声音从我身边一直滚到教室后面，没有了。老师说提谁的名都行，提自己也可以。老师一说，就没得他们说的了。老师说，说说看，你为什么提自己。我说我打球，我做红事。老师问做什么红事。我说我跟山麻雀——老师说牛山生——我说我跟牛山生给朱奶奶抬水。老师说好。我本来还要说我语文好算术好。老师说了好，我就没说了。老师说提名就提到这里。

黑板上有15个名字，“三好”只要5个。我学过算术，知道15减去一个5之后，还要减去一个5，得数才是5。老师的减法跟我们不一样。她放下白粉笔，拿出一根红粉笔，在班长身上打√，在学习委员身上打√，跟着又打了两个√，又打了一个√。5个√全打完了，没有我。他们在看我。我知道他们的意思：还站起来提自己的名，怎么样？我硬起脖子枉着头。我干吗要脸红呢？我听到老师在说话：今年的好同学很多，我看啦，再加一个名额，把牛伟光同学加上。一共评六个，同学们要是没意见，就鼓掌通过。鼓掌的时候，阶级儿子手没动嘴在动。老师问他嘴巴动什么。他说抬水算什么？我还担粪呢！抬水要算，也是山麻雀在先。

他在说我不能当“三好”。我当然气。这时候不用我生气，老师生气了。老师其实可以不讲理，她可以用教鞭。她还是一边生气一边讲理：担粪是做红事没错。担一担粪就可以当“三好”了？“毛”字写得怎么样，“席”字写得怎么样？加法减法做对了吗？老师说鼓掌你不鼓，还在下面讲小话，这叫听老师的话？这叫目无组织纪律！又不想一想，自己挨了多少板子！是不是手板又在痒？老师没有动用教鞭，她只是提到了教鞭。她说“三好”就这6个，给我鼓掌！她是狠着劲说的。大家一齐鼓掌，阶级儿子也在自己手上打了几下。老师肯定看到了，要不她会用教鞭帮他打。

奖状：牛伟光同学被评为“三好学生”，特发×状，以资鼓×。有些字没学过，可我认得。奖状两个字，拿了奖状还能不认得？那个鼓字，我家墙上就有一条“鼓足干劲”的标语，我一天要同它见好几次面。我盹了一下，还是把它认出来。“资”字我差一点没把它认出来。后来才想起，它在“打倒封资修”里面。换一个地方，就不认得了。有点像牛心得，他爸在家里时他认得，他叫他爸。在学校待久了回去不认得路，看到一个人戴斗笠穿蓑衣在犁田，就问他：同志，到牛正文家里怎么走？斗笠一取，才知道那人就是牛正文。读两天书就不认得爸，叫爸爸做同志。他爸爸蹦上岸就是一嘴巴。我不是牛心得，“资”字也不是我爸。它不是打倒了吗，怎么又跑到奖状上来了？我爸说它在那边是那个“资”，到这边是这个“资”。字也像人一样，我爸在我面前是爸，到我爷爷面前就成了儿子。“此”字我不认得。我爸说“此状”就是这张奖状的意思。还有“励”字。后来才知道，励就是奖励，一张纸再加五粒糖。

原来“三好”就是一张纸。因为这张纸，阶级和红英好像跟我有仇似的。山麻雀嘴里没说，心里其实也跟那两个一样。他又不想想他奶奶，他奶奶可不是“以资鼓励”的“资”。

才知道当了“三好”就得一个人玩。好在有五粒糖做伴！五粒，一只手，比“三好”还多二。两只手叫鼓掌，一只手叫鼓励。脱糖纸的时候，口已经张在那里。把糖粒子安在左边，左边脸上立马肿出一个坨。这个坨不痒不痛，它只甜！舌头晃一下，就有一股甜味满嘴荡开。有一阵，舌头没动，糖粒子也没动。有些像山麻雀做红事的那口井，井没动，井底的水却在悄悄往外冒，牵成一丝丝在动。你动一下，就像一道闪电划过——天啊，从小牛庄到大牛庄，包括楠竹巷，全中国的雨水都是甜的。你知道太阳它早上出来的时候在东边，傍晚就到了西边。我把我的糖粒子从左边转到右边。糖粒子黏稠起来。糖粒子变小了。鼓在右边的那一坨，不像刚才硬邦邦的。就像太阳到了西边，天就快要黑了。很快，我就得从5里减去1。剩下来是4，再加一张糖纸。糖纸上的甜味，只有舌头知道。

一个人当了“三好”，身上还有五粒糖，他还要什么呢？他吃了一粒，又吃一粒，还舔了两张糖纸，他身上还有三粒！不要说东风大队，就是红旗公社也不在话下。他随便撒下一把尿，就比书上的地图要大。那里头有学校，有球场，还有供销社。不要说牛红英牛阶级，就是牛正文和他的蓑衣斗笠也全都在里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个人有了这么大地盘，怎么还要往外走，还要去找山麻雀。

山麻雀的家在红旗公社东风大队小牛庄，离我家不远。我只要用指甲一划，就可以把他和他家的自留地一起划过来。我还是走过去，站到他家的地坪里。平时只要叫一声山麻雀，他就会从门里走出来。要不就是声音从哪扇窗户跑出来。这一次连声音也没有。他出去没叫我。以前都叫的。我想到红英。有山麻雀的时候，我不会想到她。我喊红英，出来的是细红。我不想跟细红玩，好像我要跟她结婚似的。我一点也不想结婚。就算没有红英来做姐姐也不行。我要结婚，也要找一个山麻雀奶奶那样的。她家资本家，小时候一定天天吃糖。一个人糖吃得多，怎么看都舒服。同样的衣服，到她身上就好看。同样一张纸，包了糖就甜。

山麻雀跟红英在打猪草。他们没叫我，两个人一起打猪草。红英家里一头大公猪，山麻雀家里一头母猪。红英家的大公猪跑出来，日了山麻雀家的母猪，两个人还打了一架。红英说公猪压母猪要给钱，给点猪草还不行？山麻雀不肯给猪草，他说我家的公鸡压你家的母鸡，连鸡毛都没要。红英说公鸡不能跟公猪比。山麻雀说大山叔压你姨，队长还让公的出钱给母的。红英说我家公猪压的是母猪，又不是资本家。山麻雀不喜欢打架，这下打起来了。他骑在红英身上。红英在下面喊资本家打贫农，他还骑。我喊一句公猪压母猪，他才下来。现在他们撇下我，两个人一起打猪草。

我身上有三粒糖，他们还不知道。我说山麻雀你出来不喊我。他说红英一喊我就出来了。我没跟红英说。红英自己在说：你“三好”，我们不好喊呀。她说我们。打架的公猪母猪，现在成了我们。接着她就找他说话。他就跟她说话。好像他喜欢跟她说话。他们不跟我说话。一个要压母猪，一个要公猪压，让他跟她结婚去！老子不管，老子有三粒糖！什么麻雀蛋，他能跟糖粒子比？那个女人，就算穿上军装，她也比不过一张糖纸！老子不跟他们玩，老子跟自己的家伙玩。一到渠道边，老子就把家伙掏出来。老子的尿里边，也有糖的味道，糖纸的味道。我掏出一粒糖，让它跟糖见了一个面。一只蛐蛐被尿灌出来。我抓到它。它不跟我做伴，它死了。死了就死了。一个人手上有一只鸡巴，还有三粒糖做伴，他还是“三好”，够了！

他们到了塘坝上。山麻雀在打水漂。他射尿射不过阶级儿子，他水漂打得远。红英把声音喊得很高。她有意喊给“三好”听。她不知道，“三好”不只“三好”，“三好”还有三粒糖。我径直从塘坝上走过去。我右边的脸鼓得很高，我自己都看得到。山麻雀朝这边望的时候，我把鼓起的地方朝他亮了一下。他一定看到了，扔下瓦片和红英就往这边赶。我舌头一卷，肿起的地方到了左边。他跟着到左边。我回头望了一眼，红英不远不近跟在后面。山麻雀说一声我们拉尿去，拉上我就往前头竹林子里跑。

我说就只有口里这一粒。他不信。我左手握成一个圈，右边的食指往里戳了两下。他只好信。我把口里的糖抠出来，想咬成两半。滑，不好咬，只好都给他。拇指和食指有些黏，我亲我的手指。一开始越舔越黏。口里不甜了再舔，手指有了甜味。它很快就跟口里一样不甜了。就想，要不是山麻雀，我现在口里还在甜。看山麻雀，山麻雀直起脖子仰着头，在哭。一个人吃糖还会哭？

山麻雀说他十一岁了，知道草莓，知道仙茅根，梨子桃子西瓜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糖。奶奶说他小时候吃过糖，他一点也不记得。糖到了嘴里，才知道糖这样甜。一不小心，就把糖给吞下去了。一吞下去，口里就不甜了。它在肚子里甜，他却不知道。手上是有一把打猪草的镰刀，他又不能把肚子破开，把糖拿出来。

红英的头在往竹林子里探。山麻雀现在不要结婚。他只想吃糖。他拿出撒尿的东西。我本来不要撒，也跟着往外拿东西。竹枝上头的窸窣声好像全都摔到枯叶上。这可不是耍嘴皮子，这是真枪实弹。假如她愿意做地上的枯竹叶，那她就来。红英啊呀一声不见了。山麻雀说不知道他的尿甜不甜。他说你的一定甜。你得了“三好”，肯定不止一粒糖。他想搜我口袋，我不肯。他说不肯就是还有。他拿眼睛望着我。我家的猫捉老鼠的时候也是这样望着。红英在外面问，还跟不跟她玩。他很坚决，他说我跟伟光玩。红英问你们玩什么。他说玩鸡巴。红英很气，骂了一句：我日你妈，叛变革命！山麻雀回了一句绝的：你拿什么日呀？竹林子外面半天没有声音，像刚吞过一粒糖。后来听到细红在哭，才知道她也到了那里。红英拉细红走，细红不肯。她打了细红。她只能打细红。

山麻雀说这下把红英得罪了，得罪就得罪。他说他一辈子没吃过糖，只要再吃一点点，他会记得一辈子。他说你抬水当“三好”，还记不记得水是谁跟你抬的。他说当“三好”总还要人跟你玩。

我把手伸进口袋，两粒糖并排躺在里面。这里头一次躺过五粒糖。后来四粒。后来三粒。两粒糖，就像爷爷和奶奶。拿走一粒，就成了山麻雀他奶奶，爷爷走了，只剩奶奶一个人。我没有说话。我没有理山麻雀那两只眼睛，剥下来的糖纸，我把它留给自己。剥出来的糖粒子，在两排牙齿中间咯的一声，外面半截落在手上。我看了看，比嘴里的小。山麻雀的手早已拢成勺，半截糖粒子落进去，还没来得及動，就关紧了。接下来我没去管，我管我嘴里那半截。

最后一粒糖，吃中饭之前就没有了。爷爷没有了，奶奶也跟着没有了。不是山麻雀，那一粒糖就不会这么快跑到肚子里去，还是他的肚子！接下来那粒，也就不会这么快拿出来。不去找他就好了。让他们不理我好了。让他们结婚去。我吃我的糖。五粒糖半粒一吃，吃了一只手，还有一只手。加上五张糖纸，等于三只手。现在连半个手指都没有，只有等下一次当“三好”。

那时候谁知道陈大炮会来当老师！他一来，刘老师就不来给我们当老师了。才知道老师不像爸爸妈妈，不像爷爷奶奶，老师是可以换的。

陈大炮一进教室就放开嗓门笑。以前刘老师不这样笑，爸爸要打人也不这样笑。座山雕这样笑，那是在电影里。座山雕是土匪。他这样一笑，我们三个人都感到怕。笑过之后他说好，一连说了几个好。没等你弄清到底什么好，他突然把桌子一拍，整个教室都跟着桌上的粉笔条往上跳。以前刘老师总拿教鞭在上面敲，桌面响，上面的粉笔条顶多滚几滚。大炮老师这一拍，桌子脚都在弹，一根白粉笔滚下来摔成几段。他朝全教室吼了一声：三个家伙，给老子站起来！大伙儿拿眼睛满教室乱找，不知道三个家伙是谁。山麻雀一站起来，目光全到了他身上。我跟着站起来，这些目光又到了我身上。我知道这些目光，上次评“三好”就领教过。阶级没有站。大炮老师在走。他把目光全都牵到阶级那里。他抓住阶级的耳朵。耳朵太小，阶级太大，他没法拎起来。胳膊大一些。大炮老师一只手拎住胳膊，一只手捶他屁股。阶级枉着头。红英在笑。阶级没哭。他喊一句我不念书了，就往外面跑。大炮老师黑起脸，鼓着牙帮骨。现在三减一。山麻雀赶紧低下头。他最大，只能靠认罪态度好。牛心得突然哭起来。他哭得正是时候。他一哭大伙儿就忍不住笑。他一边哭一边说：我没有屙屎到裤子里。大炮老师说那你还哭什么。他说我只屙了一点尿。老师笑起来。他笑起来像柴油机刚开的时候嘎嘎响。老师一笑他们一齐跟着笑。山麻雀没笑，我也没笑。

那时候谁知道大炮会来当老师。那天我们在牛栏旁边玩。在那里玩过就知道，牛栏比学校好。看到陈大炮从陈阁庄那头走过来，阶级说我们一起唱陈大炮。我不肯。山麻雀连着啧了好几下：到底是“三好”！阶级手一摆：不唱就莫跟我们玩！我只好跟着唱：陈大炮，吃猪潲！猪潲不好吃，一吃就放炮！陈大炮一听就恼，就往这边奔。我们逃进牛栏里，他一下堵住牛栏口。他以为这下抓住我们了。他不知道，牛栏不是民兵营，我们可以往楼上逃。楼口没有梯子。我们不用梯子。下边的泥砖墙，早被我们用石头砸过。脚往那儿一蹬，手攀住楼脚，一下就猴上去了。我第一，山麻雀第二。阶级脚长，手攀住了，被大炮逮到一只脚。脚在鞋里，阶级要脚不要鞋。脚上去了，鞋留在陈大炮手上。大炮也不要鞋，他要日阶级的娘。阶级鞋和娘都不要。他一只赤脚一只鞋，踩着楼上的稻草捆，跟我们钻出了窗。窗外边的香椿树认得我们的手，也认得我们的脚。三个人一串往下溜。大炮追到屋后时，我们已经进了后面的竹林子。

还以为就这样逃脱了，没想到教室里他把三个人一齐逮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念书了。牛阶级也不念了。奶奶说你不念书做什么，看牛屁眼？我说我不跟你说，你跟红英一样。奶奶问她怎么跟红英一样。我说你们都是女的。她气得笑起来：鬼崽子，屁股后头还没脱黄呢！你跟你爷爷说去。爷爷当时没说什么。他是第二天早上说的：夜间我去找了你们陈老师，你只管放心往学堂里去。我到学校的时候，看到阶级歪着头，他妈妈拎着他一只耳朵。大炮老师拎他拎不动，他妈妈拎着他还在走。他妈拎他爸，也是这样拎的。山麻雀在家里吃了一顿“竹笋炒肉”。楠竹片打过屁股，走起路来，一条腿像在跟另一条腿赌气。

高兴的是红英。她还跟阶级打了一架。她打不过阶级，她用牙齿咬。阶级说你当不了“三好”。她说我偏要当，偏要当。

往红英家的菜园子去的时候，我们打着旗子。有一块布做旗子跟没有不一样。有一面旗子，我们手上的打狗棍就成了红缨枪。红英家的菜园，挨着他叔叔黄鼠狼的菜园。以前往那里去，只能偷偷摸摸去。人家是黄鼠狼，你就是老鼠。现在我们排着队，把一二三四喊得山响。一二一不归我们喊。一二一归红英喊。大炮老师没有来，他把一二一交给红英了。红英不排队，她在队伍外面朝我们喊。她喊得来劲。她以为她喊一，我们就只能动左脚。我不管。山麻雀管不管我不知道。阶级反正不会管。他说我们只管往她家的黄瓜那里去。

听大炮老师的意思，黄瓜会复辟。苋菜看起来是红的，其实已变修。红辣椒是披着红旗反红旗。自留地是资本主义尾巴。他问谁愿意割尾巴。阶级说，红英跟她家的苋菜辣椒是一路货。红英站起来，说她愿意割尾巴。她问阶级怎么样。阶级说你当然可以。我怕割尾巴割到前面来。他说得不大，老师大概没听到。老师说：好，红英！革命从自己革起！

队伍穿过楠竹巷，往塘坝上开。山麻雀一直没说话。塘坝那头，红英家的菜园连着黄鼠狼。黄鼠狼过去，是山麻雀他奶奶的菜园。他奶奶的菜园很小，看过去像是被这两家挤到山角角。红英还在一二一。山麻雀不说话。经过上次屙尿吃糖的竹林子，山麻雀一闪就进去了。竹林子把窸窸窣窣的风举在上头，一进去就听不到他的声音。阶级儿子往细红的耳朵上喊：麻雀子屙尿去了！细红把手盖到耳朵上，好像她没见过屙尿。她没吃过肉，看见过猪走路。她没看过麻雀，屙尿的声音总听过。山麻雀好像不是去屙尿。他进去，没有再进来。

黄鼠狼在塘坝下面犁田。他侄女在他头上喊一二一，他连头都不抬。他的牛都抬起头朝上面望，他不望。他打了牛一鞭。我想叫他看到我，阶级也是。可他不抬头。他以前捉偷黄瓜的劲头哪去了？

菜园是用树枝和荆条围起来的。有一张篾片编的门，一根绳子做门扣。一二一的声音突然没有了。红英僵在那里，一下傻了眼。好像面前是一张铁打的门，门扣是铁打的锁链。细红盯着她看，她不动也不吭声。阶级喊一声让开，棍子一挑，门开了。我们像破开塘坝的水，一下涌进去。每个进去的人都发现，他一下面临这么多黄瓜：嫩的带花还带刺，老的通身显出黄色来，青里带白的正好下口。阶级伸手扯过一条。藤跟着黄瓜跑。阶级折下屁股那一截，直接往口里塞。革命还有这么多黄瓜吃，我们喜欢。我们有意吃给红英看。红英不看。她穿过黄鼠狼的菜园，往山麻雀他奶奶的菜园去了。革命当然不只是吃黄瓜，还要打断黄瓜藤，打掉茄子树，打掉苋菜和辣椒。苋菜一打就断，就蔫了。辣椒和茄子树，一打就丫成几半。只有黄瓜藤，根断了，竹架还撑着，好像还在往上长。那样子让人生气。我们动手拔竹架，把它连瓜带藤摔到地上。拔竹架的时候，牛心得放了一个屁，大伙直起腰来一齐笑。阶级跑去摸他裤子，说他放出来都是黄瓜味，大伙又笑。割尾巴这么好玩，还有黄瓜吃，想吃几条就几条，山麻雀怎么不来呢？他是怕割他奶奶的尾巴。他不来，尾巴还不照样割！他来了，还可以吃红英家的黄瓜，还有黄鼠狼的黄瓜。黄鼠狼不会扑上来。一边吃一边喊，他都不来。

回去的路好像比来要难一些。往塘坝上走的时候，每个人的脚步好像都有些重。是的，每个人都吃了不少黄瓜。可是脚步比黄瓜重。过塘坝的时候，我们装得若无其事。牛心得咳半句就停了，还是阶级把它接过去，狠狠吐了一口痰。旗子它要人举在上头，它才是旗子。它歪倒在人手上，就成了一面布。红布也是布。有人喊一二一就好了。来之前大炮老师就说了，由红英喊。红英现在不喊了。她也像被打过的苋菜一样。细红说她爸爸回来会打断她的腿，她也由她说。没人喊一二一，我们就没法走得像来的时候一样。我想，我们都有些怵着下面的田。黄鼠狼正在塘坝脚下。他只剩一顶草帽。草帽后边拖着一条影子，一条打牛的鞭。牛只有一个背。背上一條条鞭印，打上去是湿的，干了就是泥巴印子。背前头两只角，一只弯向另一只。过了牛角之后，牛心得终于把咳到嘴里的痰吐到地上。他没有屙屎到裤子里。

竹林子里吹出来一声口哨，是用手指搁到嘴皮子上吹出来的。一听就知道是山麻雀，只有他吹上去吹下来，再上去再下来。进竹林的时候，我看见红英在她家地坪边上一闪，接着就是竹子鼓起的节。山麻雀靠着那棵苦槠树，他奶奶坐在旁边的土墩上。树荫罩在她脸上，她的脸很白。树荫筛了一块阳光到她头发上，她的头发很黑。她在流泪。一条黄瓜断了，也会往外冒水滴。我说我没去你家菜园，红英去了。她说你跟山生一样，都是好孩子。突然，我就想把红英家的黄瓜，把黄鼠狼的黄瓜统统拿来送给她。可是黄瓜已经没有了，连藤都拔掉了。

红英没有等到评“三好”。她爸爸从围湖造田的工地上回来，用一根扁担捅开教室门。东风大队的两个贫农根子，一个门里，一个门外。一个头上戴一顶黄军帽，一个手里头捏着一根扁担。后来听山麻雀和阶级说，他们跟我一样想知道：扁担打不打得过黄军帽？书上说戴上这帽子连子弹都不怕。那是纸老虎的子弹。贫农的扁担它怕不怕？阶级说，他真希望照着帽子打上一扁担。门外那个人又黑又粗，黄军帽离他并不远。帽檐下面有鼻子有眼，他像是没看见。他好像只认得黑板。黑板上可以写“万岁”，也可以写“打倒”。他朝着黑板喊了一句：跟我回去！黑板没动，动的是红英。一教室的眼睛都跟着红英，红英跟着那根扁担走了。大炮连屁都没放。细红还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细红说她早就说过，她爸爸回来要打断她姐一条腿。打断就打断，反正不是她的腿。她姐断了一条腿，就再也不会拽着她一二一。

大炮咳了一口痰，都等他把那口痰吐出来。他吐出来五个字：给老子读书！我听到牛心得在一旁念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他要念到九九八十一，学校怕是要放假了。

我们都在等放假，放假老是不来。阶级说他等放假，不是等“三好”。他反正不要他娘的“三好”，他只想玩。山麻雀说他也是。他知道他当不了“三好”。他说红英当“三好”没当成，伟光这下看你了。阶级说伟光儿子你当“三好”，起码给老子三粒糖。我说我们三个都当不了“三好”。阶级儿子一听就咕咕笑。他笑的是陈大炮吃猪潲。

大炮老师叫我去做什么？叫了班长就叫我！快放假了，他真的要我当“三好”？我说他吃猪潲，他还叫我当？进门的时候，我看到墙角落的簸箕里有不少濕鸡毛。芦花鸡。奶奶说，芦花鸡癞头婆抓走了。芦花鸡不止我家有。老师不是癞头婆。老师坐在他的房间里，一条腿架着另一条腿。上面的那一条一下一下在动。那顶军帽挂在墙上，帽檐朝下像在打瞌睡。军帽里头出来的那个人，在一件汗衫上头抽烟。烟直往军帽那头去。突然间就觉得，我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根烟，有一顶黄军帽。一个人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就够了。这个人两样东西都有，他却把军帽挂在墙上，装在一件汗衫里抽烟。我要是他，就戴上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说什么房间小，连环画就一巴掌大，人家硬是走出一个司令部！一个人走过来，走过去，再加上一根烟，不说万岁，九九八十一总有吧？

他不走。他坐在那里。他让烟在他头顶上跑。他在说，你知道红英不来了。红英不来了我当然知道。我竖起耳朵往下听。他说她爸不让她当“三好”我也没办法。接下来，接下来我生怕没听清——他问我要不要当“三好”。我说要。好！他把架在上面的脚往地上一踩，让人觉得那一声好是那只脚踩出来的。之后才是那张冒烟的嘴：阶级……斗争……阶级……资本家……揭发……政治表现……三好……像大队上放电影，大炮连着响。大牛庄没有了，小牛庄没有了，我只剩两只眼睛。眼睛对面是一张嘴。它在问，我家旁边的资本家是不是有炸弹、是不是有敌台、是不是搞破坏、是不是偷过什么藏过什么说过什么骂过什么。他说的是山麻雀他奶奶？我想了想，她家的菜园倒是破坏了，可那不是她干的。我奶奶养的芦花鸡不见了。奶奶说癞头婆偷鸡。山麻雀奶奶不是癞头婆。她用稻草灰洗头发，她的头发像稻草一样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大炮老师不耐烦了。他把手一挥：你到底想不想当“三好”？“三好”谁不想！我说想。他说那就说！我想说她用稻草灰洗头发，又想到我奶奶也跟着用稻草灰洗，就没说。我说她耳朵上有一个洞。他的眼睛一下大了：接着说！我说她有时候在里面插一节小竹枝。他的眼睛又不大了。我说我们去割尾巴的时候，她在竹林子里看。他的眼睛又大了。看我没再往下说，他又不高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鸡，那个“鸡”字就出来了。他说还偷鸡？好，偷贫下中农的鸡！我想说我没有说她偷鸡，想说她不是癞头婆。可是我没说。我怕他不高兴。我愿意这个人高兴。

放学的时候我没跟山麻雀一起走。我上厕所。我没去小便池那边。大便在另一边，一人一个坑，两边高粱秆隔着，前面是麻布袋做的门帘子。我把小便当大便来办。门帘子一放，谁在里面就是谁的。男的屙是男厕所，女的屙是女厕所。谁撩门帘谁流氓。我没听到山麻雀叫我。只听到苍蝇在叫，叫起来跟蜜蜂一样。

我一个人走过楠竹巷。我没看到山麻雀。我看到他奶奶。在井台边。她把刚烧的稻草灰泡成水，用一块布过滤，滤下来的水洗头发。她在朝这边望。洗头发的事我什么也没说。她弯下身去。她一弯就弯成塘边那棵柳树一样。我奶奶不行，她一弯就像罗锅没有盖。刘老师也不行。她一定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在湿漉漉的头发下面说：伟光吗？好孩子，过来舀水帮我冲一冲。她还不知道，她说我好孩子。她旁边一桶水，水上浮着一只瓢。水进到瓜瓢里，瓜瓢在我手上。水从我手上出发，牵着她的头发往下跑，牵成柳条一样。水落到下面的盆子里，盆子在唱歌。她耳朵上一个洞，不大。两只耳朵都有。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洞，耳朵就好看，头发就好看。别的人没洞，别的人不好看。山麻雀也说过她耳朵上的洞。说他奶奶是城里人。她要不嫁到乡下来，他爸和他就都是城里人。红英撇着嘴，说你爷爷乡下，你肯定乡下。山麻雀说那我家就是贫农，跟你家一样。我不知道，怎么一贫农人就丑。电影里好像不是这样。会不会弄错了，比方说红英她娘她奶奶是资本家，是地主婆？可是我奶奶呢？我不知道拿我奶奶怎么办。我接着舀水。她在水下说我是好孩子。瓢里的水没了，头发还在滴。她还不知道。应该没什么，我要回去了。

再看到她是两天以后。我跟奶奶到她住的房子去看她。她躺在地上，脸上一块白布。山麻雀在一旁流泪，我没有过去跟他说话。我看到她的头发。头发是湿的，像那天洗了就直接到了这里。地上湿了一大块。没有声音。我很怕，回到家里还怕。他们叫我不要怕。他们说她的头发是在水缸里浸湿的。说民兵营的人把她喊去。她一回来就闩上门，把头栽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水她至少要用三四天，一次喝不完。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听起来就只是一缸水不能做一次喝。与耳朵上的洞，与鸡无关。后来，他们把她的湿头发和耳朵一起钉进木板里。她和木板一起不见了。

陈大炮到民兵营当营长去了。走之前，他让我当“三好”。我没有提自己的名，他第一个就让我当“三好”。这一次，爷爷只给了三粒糖。我没说什么。奶奶说鸡不能再动了，只剩下一只黑鸡婆，要留着做种。我知道，她是怕我当了“三好”要吃鸡。我没说要吃鸡。我一个人吃了一粒糖，就去找山麻雀。我知道，给他一粒，我就只剩一粒糖。我得给他一粒糖。他在竹林里。就是在这里，他奶奶说我们都是好孩子。他说“三好”的糖？我嗯了一下。他说看到你爷爷提了芦花鸡往学校去，我就知道你又要当“三好”。我不想跟他说鸡。他说我奶奶死了。我不想跟他说奶奶。他说我奶奶死了，我也可以当“三好”了。

作者简介：学群，原名贺学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上世纪60年代，湖南岳阳人。曾发表散文、小说作品若干。

原载《天涯》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