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因素在童年期虐待对成年女性抑郁影响的中介作用研究

位照国（通讯作者） 戎笛声 杨颖佳 丘日阳 李欣瑩

（深圳市康宁医院 广东 深圳 518020）

1.背景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被列为全球疾病负担的第四位原因。在抑郁症的风险因素中，童年期虐待尤其引人注意。童年期虐待的定义是在18岁之前由监护人实施的虐待或忽视，通常包括：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国内研究发现童年期虐待的罹患比例在8.7%～26.6%之间[1]。Chapman等曾发现情感虐待对抑郁症终生罹患有强预测作用[2]。此外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期是人类大脑中枢神经网络的关键发展阶段，童年期虐待对人脑区域性神经网络构筑存在着影响[3]，这种影响痕迹是深刻而持续终生的，对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元连接有负面影响，所以人格因素与童年期虐待的关系自然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人格特征是与抑郁症和童年期虐待有密切联系的重要风险因子[2]。研究发现神经质和外向性是抑郁症的风险因素[4]，而童年期虐待可能通过与某些基因表型的相互作用影响神经质的形成[5]。作为早期负性经历，童年期虐待并不能直接激发抑郁症的发生。研究发现童年期虐待可能会通过其他中介从而间接影响成年期抑郁的发生[6]。但童年期虐待和哪些中介因素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目前并不完全清楚。我们认为童年期虐待可能是通过人格特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成年期抑郁的发生，因此开展本研究来检验人格在童年期虐待和成年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并研究是否不同类型的童年期虐待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机制问题。研究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童年期虐待与成年期抑郁之间的关系。

2.方法

2.1 对象

研究以中南大学和湖南第一师范大学大学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大学一年级中整班抽样抽取10个班进行问卷调查，参与者均完成童年期虐待、人格特征和抑郁的测量。入组标准：（1）大于18周岁；（2）健康；（3）无精神疾病病史。共计有622名学生参与了研究，由于性别因素对童年期虐待和成年抑郁有着明确的影响，为纯化研究，仅选取其中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入组筛选后共计有485名学生纳入研究。

2.2 工具

（1）童年期虐待：研究采用儿童创伤问卷（CTQ）来测量童年期虐待。CTQ是一项28条目的自评问卷，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7]。CTQ有五个因子：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2）人格：研究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测量人格。EPQ是1975年出版的一项人格自评问卷，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和精神质。（3）抑郁：研究采用宗氏抑郁自评量表（SDS)测量成年期抑郁。SDS是由美国杜克大学William W.K. Zung设计的，用于测量抑郁障碍者的抑郁严重程度，计分指标为总分标准分。

2.3 方法

按照Kenny的理论[8]，需要用结构性线性回归方程模型来验证变量是否存在中介作用，该结构方程模型建立的基本条件是中介作用的三方变量（自变量IV、因变量DV和中介变量MV）必须相互之间存在显著性的线性相关关系。分别建立IV对DV的线性回归方程、IV对MV的线性回归方程、和IV与MV对DV的线性回归方程。如三个回归方程均具有显著性，则能说明MV中介了IV对DV的影响，另外在纳入IV和MV对DV的回归方程中，如果IV的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则说明MV起完全中介作用，反之IV的系数也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则说明M的作用是部分中介作用。我们的假设是EPQ在CTQ与SDS之间起中介作用。统计分析第一步是检验EPQ因子得分与CTQ因子得分和SDS标准总分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第二步是以CTQ因子得分作为自变量（IV），以EPQ因子得分作为可能的中介变量（MV），以SDS标准总分为因变量（DV），建立结构式线性回归方程，检验EPQ因子的中介作用。最后一步是为了验证结构式回归方程的分析结果，我们采用偏相关分析控制EPQ因子得分来分析CTQ因子得分和SDS标准总分之间的线性相关显著性。上述数据分析采用SPSS17.00进行。选取双尾检验，取P值＜0.05为显著性标准。

3.结果

3.1 研究样本年龄均在18～22岁，平均年龄18.83岁，其中68例（14.4%）SDS得分超过50分，79例（16.6%）报告有少一种童年虐待，CTQ阳性的案例中躯体忽视最多，情感忽视次之，忽视（躯体忽视、情感忽视）阳性者共有61例（77.2%），虐待阳性（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者有32例（57.0%），其中仅有一种虐待类型的阳性案例有64例（81.0%）。

3.2 除了躯体虐待之外，所有的CTQ因子得分与所有EPQ因子得分以及SDS标准总分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线性相关，所有EPQ因子得分与SDS总分也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线性相关（表1）。除躯体虐待，所有CTQ因子均显著预测了SDS总分，也均显著地预测了EPQ因子得分（表2）。在CTQ各因子对SDS总分的回归方程中纳入EPQ的神经质因子后，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对SDS总分的预测具有高度统计学显著性，但所有虐待因子未发现显著性；在将EPQ因子逐一纳入CTQ各因子对SDS的回归方程中时，除躯体虐待外，其它CTQ因子均显著地预测了SDS标准总分（表3）。CTQ各因子与SDS标准总分的偏相关分析中，逐一控制EPQ各因子，除躯体虐待外，其它各相关均依然有统计学显著性，并且相关系数值都有显著下降。

表1 EPQ与CTQ及SDS总分的相关分析

表2 EPQ因子的中介作用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表3 EPQ因子的中介作用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4.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童年虐待的罹患比例从1.9%～10.4%不等，值得关注的是，本研究中有77.2%的CTQ阳性者报告经历了忽视类型的虐待，在所有虐待类型中最多，这与国内其它研究类似[9]。既往，躯体虐待和性虐待非常受关注，但最近十年来，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忽视因子，因为研究发现忽视与人大脑的许多神经生理学改变存在关联[10]。

本研究显示人格因子与童年期虐待和成年期抑郁显著相关且具有显著性的预测，且控制人格影响后，童年期虐待仍显著地预测成年期抑郁，这说明人格在童年期虐待对成年抑郁的影响中有不完全中介作用。目前人格的中介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不排除与童年期虐待经验对个体外向性人格倾向、情绪稳定的神经质人格特征的早期发育有塑造影响，而后者在成年期潜在地影响了成年期抑郁的发生有关[4]。

本文结果显示外向性和精神质人格因子部分地中介了各类童年期虐待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神经质因子则完全中介了情感虐待和性虐待对抑郁的影响，而所有忽视都是不完全中介，提示情感忽视、躯体忽视除通过神经质人格因素外还可能有其它的中介途径来影响成年期抑郁的发展。关于忽视与虐待类型之间的性质差异，一直存在争论。很多学者发现童年期经历情感忽视可能会发展出不健康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导致他们对照料者或父母情感反应的无效影响。而本研究结果提示虐待和忽视因子可能有着不同的成年抑郁影响机制途径，其对人类心理影响的性质上可能不同，也因此提示在未来的研究中不应忽略虐待因子和忽视因子的差别。尽管有不少研究认为躯体虐待对成年期抑郁有影响， 但是本研究未能发现躯体虐待与成年期抑郁之间的关联，其中的原因可能与研究样本未包括严重抑郁症病例在内而导致研究样本均质化偏倚影响到躯体虐待与成年期抑郁的分析，未来的研究应增加严重抑郁的病人样本一起来研究，可能会有不同发现。

本研究存在着一些局限之处，首先就是样本均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女性，样本均质化问题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第二是用结构性回归方程的方法检验中介变量虽然是目前比较受推荐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本身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最后童年期虐待的测量可能会存在着回忆偏倚。未来研究中期望能进一步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童年期虐待和女性成年抑郁之间的机制，为设计更有效的治疗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