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湘粤人才集团缘起之评议

谢艳

特殊的历史时期总是容易激发人的特殊潜质，在由人民群众所推动的历史大进程中，总是会涌现一大批走在历史浪潮最前端的“执牛耳者”。鸦片战争的失利一方面意味着“天朝上国”美梦的坍塌，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封建帝制瓦解所形成的“精英阶层真空”，亟需由更能昭示时代内核的先进分子所填充。人才是任何时代最为稀缺的资源，人才集团的形成更是带有鲜明的地理文化学色彩，其典型代表就是近代湘粤两省人才集团的兴起。

根据陈旭麓编撰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共收录近代名人1243人，广东186名，湖南120名，分列一、二位；《中国历代名人詞典》中共列近代名人750名，其中广东94名，湖南82名；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三年内共有会员960人，其中湖南156人，广东109人；《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中共收录515位知名党史人物，湘粤两省籍的占到30%左右，等等。从诸多史料细节不难发现，湘粤两省为中国的近代化培育与输送了大批人才，湘粤人才集团成为唤醒“沉睡之狮”的关键力量，而为何这两个省份走在前列呢？历史绝不摒除偶然因素，因为偶然中含有必然，答案应当从湘粤的本土文化、发展契机和人士个性等三方面来寻得。

一、文化先行——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包容变革思想提供人才集团形成的精神动力

在谈论湖湘文化之时，其实学界往往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认为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就必然涌现人才集团。其实这是对湖湘文化的误读，尽管胡安国、胡宏父子首开湖湘学派，朱熹等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王夫之则以“希张衡渠之正学”的宗旨完成对湖湘学批判性总结和继承，而在近代之前湖南人才集团并未见雏形。究其根源，是因为“有意识地以湖南为范围来总结历史文化，却是以湖南建省为契机”。在清代初期，湖南文化落后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从元代到清康熙三年，湖南一直与湖北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划内，两湖地区北部文化优势一直保持到清代中期，湖湘文化一直是作为两湖文化的分支而存在的。因而，当湖南建省修志，湖湘人士的独立意识与湖湘文化的理性发展才成为可能，打破数百年湖湘文化集体“失语”的尴尬局面，也为“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的论断准备了文化精神力量。近代以来湖南一直审时度势、厚积薄发，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先后涌现湖湘五大人才群体，构筑中国近现代化转型必不可少的人才力量。

与湖湘文化相比，岭南文化的处境似乎更为尴尬，岭南直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未能形成代表性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岭南文化在近代之前从未获得中原主流文化的认同。而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岭南文化一跃成为相左于中原主流文化的代表文化形态，根源在于其世俗文化的勃兴——“人们广作生意，不管内商外商，不管开铺定居，只要有钱赚，来者不拒；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千方百计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不管什么渠道、什么方式，来者不拒；对外来的语言文化、思想习俗，只要有用，只要适应，来者不拒。”正是因为世俗文化的务实态度，才让原本长期被主流文化所冷落的边缘文化得以近代化转型，使其具备正统文化所欠缺的文化想象能力，容易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禁锢与对传统儒学文明禁忌进行质疑、挑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岭南地区最先接触到西式文明（更确切地说，是基督教文明与重商主义），民主、平等、自由等成为最为重要的文化根性，从商重商成为经济社会层面推动文化进一步近代化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因而，岭南文化形成了“一种平民化、多元并存的文化格调和文化品味”，诸如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就可以看作是岭南文化的近代化产物。

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文化，一个代表明清实学发展到历史制高点，是封建区域文化自身孕育发展的最“惊鸿一瞥”，经世致用让原本“悬浮”的经典落到实地；另一个则代表处于主流之末端的文化，在近代化进程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当中努力寻得自身定位与实现转型，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在近代与外来文化最早碰撞的产物。但是二者在关键精神特质上是一致的，都带有鲜明的包容开放思维和创新求实个性，湖湘文化紧跟近代形势，促成湖南人士在各项政治文化运动或革命中都“敢为天下先”，以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为依托来纵横捭阖；岭南文化紧随西式文明，站在全新的文化高度，以中西兼容的视角来观察且参与近代历程，较湖湘文化有着更为浓郁的重商主义和经济至上的考量，由此需要稳定的军事政治环境作为保障。因此，近代湘粤人才辈出，都是为了变革，湘人是为了改变陈旧迂腐的文化气息，将儒学真正改造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粤人是为了变革数千年来国人对商业贬低的谬误态度，在重商主义利益诱导下重造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文化，正是有文化的先行，近代两地人才辈出才具有可能。

二、时代机遇——湘军异军突起和岭南工商业勃兴提供人才集团形成的宝贵契机

“赶上了好时代”可以算是近代湘粤人才集团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时代机遇让湘粤人才集团成为举足轻重的近代化力量。而这个时代机遇究竟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这个机遇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或现代化进程”，更确切来说是“西方的冲击”。传统已经陷入了毁灭的泥淖，抓住开放的机遇才有生存的可能性，在这种局面中，湖南抓住了“军队”，广东紧握着“工商”。

对于湖南而言，曾国藩从地方团练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湘军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典范，尽管它是建立在“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等偶发因素之上的，但其与八旗、绿营截然不同的“类近代化军队”（真正的近代化新军，其实缘起于李鸿章），与同关系裙带紧密结合的军事人才培育系统（这一系统在人才选拔上主要是采用“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军饷自筹，官职私授”等办法，遵循“选士人，领山农”等模式），较大程度上挖掘与发挥湖南当地的人才潜质，且为周边地区人才的培育铺垫了基础（诸如淮系军事人才、两湖两江的军事科技人才等等）。然而，湘军的异军突起并不是全部内容，军事上的胜利与军事人才上的培养最大限度地瓦解了清中末的官场顽疾，也让湖湘认识进一步认清传统儒家文化与近代社会存在的巨大鸿沟。其实，在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湘军的发展受到清廷最大限度的扼制，但湘军中的一些著名将领、军事人才等都迈入清廷的决策层或成为各地实权人物，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知变求变”的地主阶级先进分子已经成为那批“吃螃蟹的人”，那么后续“吃螃蟹的”、“养螃蟹的”、“研究螃蟹的”人才集团才有兴起的逻辑起点。

而对与广东这个曾经的蛮夷之地来说，长期闭关锁国而只让广州作为“一口通商”之地，是广东工商业发展起来最大之幸事。虽然广东工商业的兴起是“盲目”的，因为无论是设立广州“十三行”，还是让欧美诸国与广东兴盛的买办事业，都并非是广东人士有意为之，只是当他们预见工商业在利润上远超过传统农业手工业，而“尊孔卫道”解决不了任何积贫积弱的问题，那么他们便会将精力投到“现实的事情”上来。（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民族，对经济利益的追逐都是导致其具体行为的最直接动力，这种所谓抛弃信仰而投入物质主义怀抱的例子屡见不鲜。诸如1450年前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默罕默德二世圍攻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同属基督教文明的威尼斯等却袖手旁观，希腊人、威尼斯人、意大利人等为了利益纷纷涌入伊斯兰阵营中，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轰踏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堡垒提供力量。当然，二者的意义并不能相比，广东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对国家的背叛，而是对于封建制度的抨击，具有进步意义。）近代实业兴起，与国外资本主义因素融合更加深入，国人逐渐将以往“尊孔卫道”精力投诸寻求“国富兵强”之路上，尤其是在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处在封建秩序与近代西式文明最大交汇点的广东和广东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楚明白商品经济对于国富兵强的重要意义，也深刻意识到腐朽落后的清廷与封建体制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正如近代广东籍侨商张振勋所言： “商战之道，必寓商于农、寓商于工、寓商于路矿而后可。盖农、工、路、矿，动需巨本……除息借洋款外，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于商。”所以说，广东工商业勃兴最先开始是遵循纯经济目的，然而随着国家民族局势的每况愈下，广东人士开始将工商业发展与国家民族危亡（帝制危机、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结合起来，因而涌现出一大批近代工商业人才以及以工商业为财力依托的改良者、革命者。

时代机遇让湘粤两省近代人才辈出，尽管两地人才集团形成脉络是不相同的：就湖南来说，湘军兴起是湖南和湖南人走上近代历史前端的缘起，在镇压天平天国运动逐步成长蜕变的湘军集团俨然已成为湖湘军事、政治、文化的代名词，并且湘军风气由于近代政治局势日趋混乱而愈显弥足珍贵，由此激发大批湖湘子弟投身于近代改良或革命运动中，从湖南支持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夕湘鄂相约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湘人士掀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可看到湘军遗风一直都深挖潜藏于湖湘的霸蛮敢为精神；就广东来说，其近代工商业的勃兴偶然中存在必然，中国已经被轰开了闭关锁国大门被迫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它既是最早受到列强侵略之地，但是也幸亏于次成为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地方，再加上传统封建礼数对此地控制影响力薄弱，人们更倾向于从工商业利润诉求的同时接受外来思想文化，成为中国“放眼看世界”的“第一”地域，所以其人才集团形成遵循着“工商业”人才——“政治军事”人才的模式。

三、人士个性——湘人霸蛮敢为和粤人荣义兼顾提供人才集团形成的个性特质

除了文化、机遇等因素外，导致湘粤两省近代人才集团涌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人的因素，这两地的人士个性对于人才集团凸显具有直接的关键作用。这个观点其实是有点地理心理学的意味，英国Peter J.Rentfrow的《地理心理学：环境与行为交互影响之探究》（ Geographical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of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一书指出，地理心理学主要侧重于通过对空间组织、地理现象、地域机制的跨学科分析来研究社会心理学现象，认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人们，其行为举止、自然观念等也各不相同”。可以这么认为，居于不同的地理空间环境中，导致湘人与粤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个性，湘人的霸蛮敢为和粤人的荣义兼顾是人才集团形成的关键点。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等，都是对湖南人霸蛮敢为个性的生动描绘，到现在长沙等地依然流传着“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等绕口令来形容湖南的人文精神，这一种个性与湖南近代人才集团兴起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霸蛮敢为是湖南人个性独立、敢于追求真理的“侠客”精神体现，如湘军兴起后形成一批霸蛮尚武的历史榜样，这些既是湖南近代化历程的先行者，更是湖南民众心中欲效仿之榜样，古代湘人鲜有将相人物，而近代以来湘人崛起彻底地抛弃以往“夷狄”式的霸蛮敢为性格，民众的自信促成近代湖南风云人物的诞生；其次， “裙带关系”或“乡党关系”是让这种霸蛮敢为个性延续的外在条件，因为存在人才间的帮带、扶植和举荐等“非成文规则”， “一个霸蛮者带动一群霸蛮者”， “一项敢为之事业带动一堆敢为之事业”，所以就是秉持这种个性气质，湖南近代人才集团才得以真正形成。

就广东人荣义兼具的个性而言，看重个人、家庭、宗族的荣誉，以及讲同学、同乡、同事、同好、同邻间的义气，是导致广东近代人才集团集中出现的重要原因，究其根源，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首先，广东人有较为浓郁的乡土情结，无论是出于“对外开放”最前列的广府人，还是侨胞众多的潮汕人，抑或是来自中原、助群富群的客家人，强烈的家族观念与乡土情怀导致他们极为看重荣誉义气；其次，近代广东会党大量涌现，在实践层面明确与强化广东人重义重荣的个性。广东会党先后有天地会系统、哥老会、剑仔会、小斧头会等秘密会党组织，其结合伊始便隐含了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动机，从事各种违法活动，从事盗匪活动的也不少，甚至出现“粤东盗甲天下”之说。

一方面这些会党确实对于社会秩序稳定存在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另～方面确实也从实践层面将对旧社会制度的否定、批判、反抗与广东人重义重荣的个性进行良好结合，且诸多会党团体蜕变为近代化进程中的先进力量；最后是广东近代商帮涌现，为践行荣义个性铺垫第二条实践路径，且这类商帮创立主要是基于“五缘”与“五同”，相互间的认同为近代人才集团的诞生打下坚实的人力、财力与关系上的基础。

人才集团来源于普通民众当中，普通民众的个性特质也同样适用于时代执擎者身上，只是一些突出的个性特质被进一步放大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近代湖南人“敢为天下先”，剽悍的风土民情与近代社会变革需要结合起来，催生出诸如黄兴、蔡锷、毛德东、彭德怀等领袖人物；近代广东人“重义气求荣誉”，重商思想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结合在一起，涌现出诸如孙中山、廖仲恺还有其他一些工商巨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准备人才力量。尽管湖南人和广东人在民众群体个性上存在些许差异，但是在大方向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就是当国家民族陷入到危机当中之时，湘人和粤人都敢于挺身而出，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真正结合起来，这才是对人才的终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