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前妻刘叔晏的人生结局

□ 烈 文

陈伯达受审

从没有兴趣到想出头露面

“文革”前刘叔晏很少出头露面，她对外面的事很少关心。当时报刊上在进行学术批判，她对此没有兴趣，但是其中有一篇文章，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牵连到了陈伯达。正在天津进行工业调查的陈伯达，看到后心情极为不安，日夜睡不着觉。刘叔晏也正好在天津治病，看到此景非常着急和不安，生气地说：“北京在搞什么名堂!搞得他(陈伯达)不能安身!”她本来应该给康生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但她对康生很反感(因康生曾批评过她)不愿意和他通话，而给彭真打了电话，说北京的批判影响了陈伯达的工作。彭真将此事转告给康生，为此康生来电话解释说，报纸批判的问题与陈伯达无关，并派专人来津向陈伯达说明。

到了1966年上半年的5、6月“文革”初期，中央宣传部等部门都乱了起来，这时刘叔晏回到北京也待不住了，到处去看大字报。这时她觉得自己待着不工作不行，便向陈伯达的秘书提出说她也是陈伯达的秘书，而且是第一秘书，要求送文件给她看。刘叔晏住在中南海迎春堂家中，秘书和陈伯达住在钓鱼台宾馆。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和重视，每天整理出一部分文件，秘书亲自坐车给她送到中南海家中。可是送了几次刘叔晏并不满意，她说：“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给我送了，你们可以用信封写上我的名字，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送给我，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没事干呢!”“我也要向江青同志学习，要出来工作嘛，我不能让他(陈伯达)管那么死，人家不是说他是‘金屋藏娇’嘛 !哼 !”

这段时间，刘叔晏对江青很崇拜，其目的是想出头露面，出来工作。秘书本来工作很忙，但她让秘书陪她去天桥剧场看革命样板戏，在去的路上对秘书讲江青如何抓革命样板戏，如何了不起。到剧场以后，在看演出的过程中，当看到她喜欢的地方时就叫好。看得非常认真，像个新闻记者似的，她一边看，一边用小手电筒照亮，在一个小本子上作记录，嘴里还不停地小声赞叹不已地吹捧江青。

对江青从崇拜到反感

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同在一个楼里办公，同进一个大门。两个单位的大字报也都贴在楼道里，这时刘叔晏常来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引起了刘叔晏的注意，那就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某某某的司机揭发他的大字报。这位副总编原是刘叔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时的同班同学。她现在只是陈伯达的一个秘书，而这位学员现在当上了《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她心里有些不平。

大字报说，有个女人经常坐副总编辑的车；再就是他经常去钓鱼台东边一个居民小区，每次都在路边下车就让司机回去，说他在那儿作按摩，等过几个小时以后，再去接他。这就引起刘叔晏的怀疑。刘叔晏便找《红旗》杂志社的几个人，让这位写大字报的司机带路，到钓鱼台东边那座楼里调查。刘叔晏终于查到了这个女人的踪迹，是某大学的，就住在这个小区，而且她的丈夫在日本留过学。刘叔晏就怀疑此人是否有日本特务嫌疑，她便很神秘地将这一情况给江青写了封信。

这样就成立了所谓某某某专案组，办公地点设在西城区新建胡同。就这件事，整得这位副总编无脸见人，气得他有一天抹脖子自杀。幸好发现及时，送到颐和园后边一个部队医院抢救过来了。陈伯达对此事不积极，而刘叔晏后来也感到兴趣不大，但她还是想做更多的事。1967年初，她给江青秘书阎长贵打电话，请求江青能给她安排个工作做，而江青没有理睬。

刘叔晏此人很聪明，但过于神经质，敏感得谁都不信任。她住中南海，说她的后院发现生人脚印(可能是电工什么人走过)，即便是吧，也不报告警卫局，家里谁都不告诉，就让自己管的专案组的刘凯(公安部的)找公安部的摄影师来，到她家的前后院里拍照。如果是自己家里人拍照也没事，而让外人来中南海当作案件拍照，就违反规定了。这件事后来被江青知道了。江青大发脾气，将她赶出中南海，搬到中南海外边的新建胡同去住了。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矛盾，陈伯达给刘叔晏也说过，而刘叔晏对江青早有反感，她对陈伯达更反感，认为他无能，曾多次吵架，凭她的敏感预测自己的老公“你不是江青的对手，你是早晚也得倒霉”。后来，她和陈伯达的矛盾与日俱增。就在这时，刘叔晏要陈伯达写了一份离婚书，待他倒霉时与她无关。本来她这个人就神经过敏，现在简直成了精神崩溃。她在新建胡同家中，大发神经，闹翻了天。闹的结果，这些情况被江青、叶群知道后，她们以不要干扰陈伯达的工作为由，将刘叔晏用飞机送到山东青岛市委，名义上是“休养”去了，实际上是被监禁，不许与外人接触。

数次转院凄凉死去

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出了问题，倒台了。刘叔晏也随之受到了影响，在山东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一个工厂去劳动。1981年陈伯达被公开判刑后，他为不株连刘叔晏上书一封，将刘叔晏在“文革”初期整人专案的错误责任，全由自己负责，以解脱刘叔晏的责任。这样中纪委网开一面，经过重新审理，刘叔晏恢复了党籍和行政十三级的待遇，被安排到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离休。1981年7月，陈伯达保外就医以后，不久刘叔晏也回到了北京。在这期间，刘叔晏曾还想与陈伯达破镜重圆，但被陈伯达拒绝了。子女年轻都已各得其所，刘叔晏自己一人独居。

1993年4月24日晚上，刘叔晏突然得了重病，去北大医院，经医生诊断为左脑梗塞，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没有床位，只好在急诊室等候。25日下午四点被转到德胜门外医院。陈伯达原秘书去看望，见刘叔晏住在病房的三层一个四人间里，说话也较为清楚。可第二天即4月26日上午，秘书去德外医院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见到刘叔晏被医院将她的病床推放在楼梯口的走廊里，说是因为她精神不正常，吵闹得厉害，同房病人不让她在屋里住。

这样秘书商量决定给东直门医院的老熟人姚荣金(时任该医院党委书记)联系请他帮忙，那里可以住单间。可是，去只住了一天，刘叔晏不住了，要回家。回家后病重无人照看，又去住在305医院。住了没有多久，又给转到西霸河的中国传统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一个小医院)。1993年9月秘书又去看望过刘叔晏，她的病情没有好转，精神状态不好，很可怜。到了11月底的一天，刘叔晏的儿子打电话来说，西霸河医院已经搬迁。由于刘叔晏的单位没有支付给医院款，全楼已空，就剩他母亲一人住着，没有暖气，已经停水、停电，冻得她每天抱着被子坐在床上。秘书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已离休的原中宣部办公室主任姚黎民同志。老姚生气地说：“怎么这样对待一个老同志呢?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给他们打个电话!”有关单位这才给了个支票办完手续，并决定给刘叔晏转院。

当秘书到西霸河医院刘叔晏住的地方，看到生着一个小蜂窝煤炉子，地上一大堆炉灰，小桌子上放着一支蜡烛，桌面上一层灰土，刘叔晏在床上冻得直哆嗦。秘书和有关单位同志一起将刘叔晏转送到回龙观医院。1993年年底，秘书又去回龙观医院看望刘叔晏。这时的刘叔晏，已经大变样了，双眼痴呆，一般不怎么认识人了。秘书为她带去的糕点，她接过去就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吃。她于1996年6月16日在这个医院里去世了。秘书和她的子女，将其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

（摘自《世纪》）

苏 曼 殊

苏曼殊一生“身世飘零，佯狂玩世，嗜酒暴食”。他虽是僧人，却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因为酷爱吃糖，被戏称为“糖”僧。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品尝当地的美食，也常常因为暴饮暴食而得病。一次，易白沙邀他到家中做客，席间他吃了一盘炒面、两盘虾、十个春卷、外加许多糖果。易白沙惊呆了，以为他挨饿多日，请他明天再来。他摸着圆滚滚的肚子说：“不了，今天吃多了，明天会生病，后天肯定难受，等大后天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