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高深

佟明光（满族）

他以耄耋之年，迎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以一位老作家的高度责任感参加辽宁省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会议第一天，他与锦州代表团的文友面对沈阳大剧院高高的一百多级台阶，艰难地拾级而上，突发疾病，与世长辞。

得到高深去世的消息，一夜无眠。我与他相识、相知、相重六十个春秋，往事历历在目，难以释怀。现在也只能忍悲含泪，坐下来与读者一起回顾他非同寻常的传奇人生，并以此寄托哀思。

高深1935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正值日伪统治东北时期。他的父亲高龙波曾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受尽磨难与欺凌，血气方刚的高龙波，不甘忍受屈辱，带领几位难友逃出魔窟，投奔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一位勇敢机智的抗联战士。东北光复后，民主联军与八路军渤海回民支队合并，组建成四野回民支队。1946年，部队派高龙波随回民工作组来到宁安后，辗转找到高深母子，委托当地回民联合会，将高深母亲和弟弟安置在革命前辈马骏家里后，决定将年仅十一岁的高深带回部队。开始，只能把他算作隨军家属。直到八一建军节那天，遇到司令员刘振环时才改变了他的命运。司令员见他个头不小，又很机灵，便说：“就让他到宣传队吧！”从那天起，高深便正式入伍，有了军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人。宣传队里有许多知识分子，这与入伍前从未进过学校的他形成很大的反差。面对这个渴望求知的少年，宣传队马队长送给他半部《水浒》，就是这半部《水浒》成了他最初的识字课本。他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之余，如饥似渴地抱着它日夜苦读，这也为他若干年后进入文学界埋下了一颗终身受益的种子。他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与战士们一同浴血奋战，唱歌演戏，激励队伍的战斗意志，也和战友结下生死与共的友谊，一次又一次忍受生离死别的考验。宣传队中一位叫沙金的战友在辽沈战役中的牺牲，成为他永生难忘的伤痛。此后，他与大部队一同入关作战，跨过山海关，一路高歌猛进。部队行进到湖南衡阳时，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高深满怀激情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发表在军区政治部油印的《前进报》上。那年他只有十五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部队接到入朝作战的命令，并明确要求入朝部队必须精锐。老弱病残一律转业到地方工作。年仅十五岁的高深到南方后因水土不服常常闹病，也被部队送回原籍参加地方建设，这让他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五年的军旅生涯。

我与高深相识在1956年。那时，他在沈阳第三机床厂工会担任宣传委员，已经有了几年文学写作经历，发表过许多诗歌散文和曲艺作品。他的相声《名利图》，在沈阳市文艺汇演中获得创作和演出奖。那年春天，他与我均有幸参加了由共青团中央与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召开的首届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在会后一同参加了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代表团，到祖国东北各地参观访问，从此结下长达六十年的深厚情谊。回到沈阳之后，我们在市文联业余作者之家向文友们汇报了大会盛况，并同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实为东北分会）。在作协举办的一系列讲座中，受到了老一辈作家谢廷宇、师田手等人的教诲与帮助，成为《辽宁文艺》等几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当年秋天又与诗友毕增光（华岩石）、范长钰（晓凡）、王林共同组成“竹园诗社”。高深住在机床厂独身宿舍二楼的一个单间，每到周日，那里便是几位青年诗友聚会的场所。届时，大家分别拿出自己的诗作放声朗读，然后耐心听候别人点评。无论褒贬一律畅所欲言，毫无忌讳。此外，也议论些家事、国事、天下事。高深虽只大我们一两岁，但他拥有不同寻常的五年戎马生涯，自然成为诗社的领袖。这段时间，高深写作并发表了许多思想敏锐、语言犀利的讽刺诗。他的《风啊，好大的威力》《灶王爷》《他这人真会拍马屁》，对当时社会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进行了善意的嘲讽，很快在报刊上发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在“竹园诗社”里，每当他声情并茂地放声朗读这些诗作时，都会引来诗友们的开怀大笑。

1957年夏秋之际，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响。为此，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召集了为期一周的整风鸣放会。高深和我应邀参加会议。会议主持人要求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面对许多老一辈知名作家，高深侃侃而谈，给省市文艺界领导人提出一些善意的意见。而年轻时的我讷于言辞，坐在会上，始终充当听客。座谈会还没开完，高深便被机床三厂召回。当他走进工厂大门，便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惊呆了。想不到许多大字报都把矛头指向了自己。之前发表的几首讽刺诗竟然变成他向党进攻的罪证，且不容置辩。出身革命队伍的红小鬼当然不理解、不服气，但种种辩解都被视为对运动的顽抗，最终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件事使刚刚成立不久的“竹园诗社”受到沉重打击。年轻的诗人们做梦也没想到诗社中最正统、最富正义感的高深竟在一夜间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使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高深被下放到该厂翻砂车间劳动改造。突如其来的人生重大变故，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不久便郁悒成疾，患上急性胸膜炎住进机床三厂医院。得到消息后，毕增光约上我和晓凡、王林一同赶往医院探望。门卫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明所在单位，我们便照办了。涉世尚浅的几个年轻人不知其中利害，而实际上都为各自后来的人生处境埋下了不可预知的伏笔。此后，身处逆境的高深仍然不甘就此沉沦，决心继续自己热爱的文学创作事业，但却难以发表作品。起初用我的名字先后在《北方文学》等刊物上发表长诗《伏在云端的岩石上》等诗作，后来索性化名，以“工人”“竹人”的笔名向刊物投稿。在身处逆境的痛苦岁月里，诗社的朋友们毫不吝惜地给予他一如既往的关怀和帮助，使他感受到生命中依然存在的光明与温暖。在一次周末与诗友的聚会分手后，心情难以平静，便写下短诗《忠实的朋友》，并斗胆与其他两首短诗一并寄给天津的《新港》文学月刊，不久即被该刊以诗歌版头题发表在1958年5月号上。五十年后，高深回想此事，感慨良多，又写了散文《我无意欺骗<新港>》，表达了对当年《新港》文学月刊诗歌编辑既有眼力又很正派的编辑作风的敬意，成为昔日文坛一件耐人寻味的趣事。

1961年高深被摘掉右派帽子后调往宁夏日报社，我一路陪送他到北京，并在天安门广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拍下一张神情凝重的纪念照。此后，他先后在宁夏日报印刷厂当工人，校对员，记者和编辑工作。那些年，他勤奋敬业，不论暑热严寒，坚持到基层采访报道，与那里的各族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坚持文学创作，不断有作品见诸报刊。

1979年，被错划右派二十二年之后，高深终于得到平反。他满怀喜悦回到沈阳与昔日文坛挚友毕增光、刘镇、高东昶和我重新欢聚时，神采奕奕，二十二年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磨难，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他仍然是那个勇敢面对生活的强者。他兴致勃勃地和朋友们一起站到青年大街上燃放鞭炮，然后回到我家畅叙别情，展望未来。高深发誓要竭尽余生勤奋笔耕，把失去的二十二年时光追回来。从此，他以大量沉静睿智的诗歌与散文作品驰骋于国内广阔的文坛上。先后结集出版了诗集《路漫漫》《大西北放歌》《大漠之恋》《苦歌》《高深詩选》；杂文集《庸人好活》《不读才子书》；中短篇小说集《军魂》；长篇小说《关门弟子》等近二十部作品。以如此繁茂众多的文学硕果践行了当年的誓言。由于高深有着独特的与同时代人不同的生命轨迹，他的作品常常充满了对于民主、法律这一类严肃主题的向往与呼唤。他说：“我的诗/是年长者的泪滴/是受伤老兵手中/倒下又扶起的旗帜。”这也可以说是他对于诗歌独特的不与人同的理解与诠释。尽管他时而觉得自己老之将至，“我的诗/已经脱离了几颗牙齿/那些活泼的汉字/如今已是激动的灾区”，但他仍然保持初心，不倦不悔，执意追求参加革命伊始的信仰与追求。难怪有人说他的诗是“随笔式的诗”“思辨式的诗”，甚至干脆把它们归类为“杂文诗”。这当然仅仅是从其作品的内容与思想性上的认知。其实，高深诗歌作品的感性思维与艺术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笔者曾在《诗的叙事抒情与意象组合》一文中，对高深诗歌作品中，语言与意境的和谐默契，抒情与叙事的衔接，灵感与哲思的珠联璧合，意象与主题的渗透濡染等方面都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做过论述，认为它们的艺术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

年过花甲之后，高深索性置诗歌于不顾，开始集中精力于杂文的写作。他说：“六十年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体验，或荣或辱，苦辣酸甜，都体验过了……我开始从浪漫走向现实，从稚嫩走向成熟。”还说：“守望麦田五十年，几乎没写过闲适文章。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有许多想说的话，该说的话。便没有工夫‘闲适”。他从自己几十年的生活阅历中，感受到杂文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一剂“保健品”。盛世危言，越是盛世，越需要杂文，以唤起人们的忧患意识，唤起人们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二十年过去，他将数百篇杂文奉献给读者。近年来，在党的反腐倡廉的伟大决策感召下，作为一位一向以国家和人民利益、党的事业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作家，高深依然保持着年轻时抑恶扬善、嫉恶如仇的锐气。以笔墨为利器，以篇什众多的杂文作品，担负起为党和国家分忧的历史责任，俨然是一位反腐倡廉的大无畏斗士，令人肃然起敬。他的杂文笔墨酣畅，思绪深邃，语言犀利，用心良苦。不断发表在国内许多重要报刊上。还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开辟了说古论今的杂文专栏。此外，又在电脑上设置“高深工作间”，不断放置新作品，与老中青三代博友读者切磋交流，获得数以万计的点击率。

高深少年从军，经历过生死考验。年轻时也曾沐浴过生活给予他的灿烂阳光，也曾被错划为“右派”遭受长达二十二年的磨难。但作为一个战士，他从未低下过自己高傲的头颅，他是一位强者。他具有人类最宝贵的永不沉沦的意志，永不背叛的正直和永不言败的性格。平反后，他先后担任过宁夏文联秘书长，几家报刊的主编，锦州市政协副主席等多项社会职务，但他从不因此疏远和稍微怠慢文学。

文学，是高深一生追求的出发点和生命的终点。在这个严寒的冬天，他最后的生命也献给了文学，完成了他令人动容的人生传奇，驾鹤西去。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丰硕的文学著作，是我们和广大读者永远的珍藏！

责任编辑 孙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