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

2018-08-10 06:28:22 北京文学2018年8期

蒋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古城,卖一种露酒——青梅酒。粗陋的玻璃瓶,潦草的商标,里面的液体却是碧绿的,很清澈和清浅的那种绿,有淡淡的果香。

记忆中,绿色的酒,在早年间,我只见过两种,一种青梅酒,还有一种就是竹叶青。而薄荷酒之类的洋酒,则是很晚以后才遇到的了。

竹叶青,在我尚还年幼和年轻的时候,可谓大名鼎鼎。它产自著名的杏花村,在20世纪初叶,荣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我和它相识时,它也是玻璃瓶包装,貌不惊人,可它的绿,令人惊艳。它绿得既纯粹又微妙,就像它醇厚绵长的味道,有秋水的壮阔和凄清,也有秋阳的温暖和仁厚。所以,它有时似乎又呈现出明亮的金黄的色泽。那时,我其实并不识酒,关于它的滋味,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满满品出来的。那时,爱它的,是我的母亲,竹叶青是我母亲最爱喝的一种酒。而她之所以爱它,用今天时尚的话讲,是因为,我姥姥就是竹叶青的骨灰级粉丝,我姥姥爱竹叶青,爱了一辈子。这爱,影响了我妈。

一、晚来天欲雪

姥姥比姥爷要大几岁。

几岁?

不知道。以前想不起来问。而现在,想问,却不知道該去问谁了。

姥姥嫁给姥爷时,有二十好几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绝对算是晚婚、剩女。所以,姥姥所嫁的男人,不是初婚,是续弦,在从前,这叫作填房。姥爷曾经有过一个发妻,这发妻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而且,关于她的死,有很多的传闻。最戏剧性也是最接近传说性质的,是说,她是让她男人,也就是我姥爷一枪打死的。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此处不表。

姥姥却是很能生养,她大产小产,共诞育过十个孩子,我最小的、从未谋面的小姨,小名叫个“双五”,即是证明。但十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且都是女孩儿,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顺理成章,我姥爷后来又讨了姨太太。

姥姥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上过“女子简师”,就是简易师范的意思。这在辛亥之后的民国初年,算是女子中的“精英”了。姥姥的父亲,是个开明士绅,他读孔孟,通岐黄,却把自己的儿子们,都送进了新式学堂。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女子缠足,我姥姥的脚,就是明证。姥姥的娘,别的事上,儿子们的事上,都听丈夫的,唯独这缠脚,她不依男人。她对我姥姥说,“妮儿啊,你没听人家怎么笑话尺板脚吗?‘三寸金莲横里算,脚长一尺多难看。莫说公子相不中,牛郎见了回头转。不缠脚,你日后可怎么嫁人?”于是,不由分说,就把五六岁的我姥姥一双花蕾般的小脚,活活地裹成了肉粽。我姥姥就爬,三进深的宅院,从后院,一直爬,爬到头进院里,爬到她父亲窗下,手掌膝盖,还有胳膊肘,全磨破了,她仰起脸哭喊着叫爹爹,她爹闻声出来,抱起她,把她抱回后院,当着她娘的面,抄起剪子,把裹脚条上密实的针线挑开,一口气抖散了,扔到她娘面前,说道,

“世道变了呀!你让莲一双小脚,将来怎么活人?你这是害小妮儿啊——”

她娘气得发抖,说,“你才是害小妮儿!小妮儿不比她哥哥们,上新学堂,远走高飞,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小妮儿有小妮儿的命,她争不过命去!”

这一场仗,两人各不相让,一个千方百计裹,一个坚忍不拔地放。几年下来,其结果就是,我姥姥的脚,既没有如她娘所愿,成为三寸金莲,却也终究失去了天足的模样。我姥姥就是迈着这样一双畸形的解放脚,走进了城中的“简易女师”,走进了更远的天津城,走进了她的婚姻和人生。

这简易女师,地处何处,是黄河边上的孟津城还是更远的古都洛阳?我至今不知道,只知道,辛亥前后,中原河南各地出现了不少的女子学堂,有官立的,比如:官立女子小学堂、官立女子简易师范等等;也有私立的,比如:淑善女子学堂之类。但,不管是官立私立,这些学堂,都在城中,也就是说,姥姥在十三四岁,在豆蔻年华,也许更小,就离开了她幽深的乡村闺阁,离开了她熟稔的“本乡本土”。作这样的决定,对于她的父亲,一个古老中国的乡绅而言,一定,是困难的,甚至,是撕裂的疼痛。这不仅仅是我的猜测,记得我妈对我说过,当年,她姥爷把她娘叫到身边,问她愿意不愿意去学校念书,我姥姥自然说愿意,她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

“妮儿,你兴许还不知道,念书识字,是这世上最好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坏的事情,你要想好,你真敢去学堂念书?”

莲,也就是我姥姥,眼都不眨一下地回答说,“敢。爹,我敢。”

“你听明白爹的话了?”

“听明白了。”

她爹,我的太姥爷,望着他无畏的女儿,久久无语。他知道她不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尽管她冰雪聪明。其实,这个旧时代的老人,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决定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人生忧患识字始:那是一条不归路,那路,通向万古的忧伤。促使他作这决定的,是他妻子的那句话:“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她争不过命去!”是,一辈子,做个混沌而快活的人,那不是莲的宿命和人生。

但我姥姥并没有在学堂念到毕业。她病了。

她患上了头疼症,很严重。不能看书、写字,看书久了,不光头疼欲裂,还恶心、呕吐,天旋地转。

姥姥生来瘦弱,皮肤苍白得几近透明,这一病,更是瘦成了一个纸人儿。她咬牙忍着,撑着、坚持着,终有一天,撑不住了,她因为怕课堂上恶心呕吐,不敢吃饭,结果,虚脱了,晕倒在了地上。

学校让家人把她接回到了乡下,她父亲给她用药百般调养,但,终不见起色。这病很怪,平时还好,就是不能看书,不能写字。可一个学生怎么能不看书写字啊?于是,姥姥只好休学了。

很多年后,她的女儿,我母亲,一个眼科医生,对我说,其实,姥姥的头疼,很简单,是因为,我姥姥是先天的远视眼,且有严重的散光。“那时候,只需要一副眼镜,你姥姥,这辈子,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我妈不止一次地、惋惜地这么对我说。后来,在天津,姥姥才三十大几就去配了“老花镜”,果然,这“老花镜”一戴,头不疼了,天不旋了,也不恶心了,能看书也能写字了,可是,一切,也都晚了。

我丈夫从小眼睛很好,自诩是2.0的视力,曾经被推荐参加过飞行员体检。他是在30多岁的时候患上头疼症的,有一段时期,天天头疼难抑。幸运的是,他有个身为眼科主任医师的岳母大人,第一时间,我妈就判断出他的头疼是因为眼睛所致,一查,果然,他也是先天性远视散光,和我姥姥一样。至于为什么他到三十大几这症状才显现,我妈用医学的术语解释了一番,我没记住那原因。我记住的是,朋友们的惊诧,“哎呀李锐你才多大就戴老花镜了?”(虽然,远视眼和老花眼完全不同,但,它们需要佩戴的眼镜则都是相同的凸透镜)还有就是,我母亲触景生情的感慨,“唉,你姥姥啊,一副眼镜,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啊!”

不难看出,我妈,是一个科学技术至上主义者。

尽管,我姥姥没有那一纸毕业证书,但,毋庸置疑,“简师”的经历,新学堂的经历,如同春雨一般,润物无声地,渗入了她的生命和血液中,使一些新鲜的种子,在她拥有一双畸形双足的身体里,破土而出,发芽、抽条、长叶,却永没有开花结果。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姥姥要到那么晚才出嫁。

也不记得问过母亲没有。

隐隐约约似乎听见过,说是因为体弱的缘故。也或许就是這根深蒂固的头痛,导致姥姥的父亲,怜惜小女儿,怕她这多病的身子嫁出去吃苦受罪?但,也或许是,来提亲的人家,是姥姥所不中意的,也是她父亲不中意的。我心里,更认同的,其实是这一条,这,就是“简师”对一个青春少女的启蒙和催生:它催生了一个少女的不甘心和对未来的一点憧憬。

于是,就蹉跎了下去,耽搁了。

我姥爷家来提亲的时候,我姥姥的父亲已是久病缠身,他唯一的牵挂、唯一的不放心、唯一的不甘和不舍,就是这没有出阁的女儿,他的妮儿。那时,我未来的姥爷已经在北京读完了大学,那大学的名字叫“中国大学”,此时,据说正在黄侃先生的门下研读音韵学。而我姥姥未来的婆家,也不在中原,是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城。虽说,不是做原配是续弦,虽说,从此山高水远再不得相见,我姥姥的父亲,却还是认了这门亲事。出阁前夜,他在病榻上握着女儿的手,依依不舍,老泪纵横地说道:

“莲,去吧,谁说妮儿就不能离开咱这本乡本土活人?爹知道你的心高、心大,去吧,好好活——”他嘴里说着“去吧”,可他的手,却死死攥着女儿的手,不忍放开。他知道,这一放,就是永诀。

果然。

等我姥姥再回家乡再回娘家的时候,她父亲的坟上,早已是野草萋萋……

至于姥姥,最初对这门亲事,我想,应该还是满意的。姥姥在离开家乡离开父亲的时候,一定,对她以身相许的未来,对她以身相许的夫君,有一些温存和天真的想象,所以,她才有勇气,只身一人,去闯荡一个大世界。她心大。

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中国大学”是个什么大学。很多年前,我问我妈,说,姥爷当年在北京,念的是什么学校?记得我妈说出“中国大学”这几个字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也是茫然的。记忆中,更早更早以前,小时候,读红色小说《青春之歌》,在某一个章节,写北京学生“一二·九”大游行的队伍中,爱国学生们打出的队标里,有“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旗帜。之所以记住了它们,是因为,它们很陌生,此前,几乎从没有听说过它们。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偶然聊天,她说她父亲毕业于北京的“朝阳大学”。记得当时,我竟很有些兴奋,好像一个虚幻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物,像一个奇遇。而“中国大学”,至今,我认识的人中,好像还没有谁,和它有过任何的交集。

于是,打开了百度,一查,吓一跳,被自己的孤陋寡闻,也被自己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狭窄。

原来,这“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12年在北京所创办。它正式开学的日子,是1913年4月13日。它的第一任校长,是宋教仁。只是,宋教仁还没等到学校正式开学,就于同年3月在上海遇刺,于是,第二任校长黄兴走马接任。它于1949年停办,历时36年。36年间,在此任教的学者、教授,可谓人才济济。先有李大钊、李达、曹靖华等,后来,陆陆续续,计有:燕京大学的张东荪、齐思和、严孟群、胡鲁声,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谢少文,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北师大的陆宗达,南开的温公颐、翁独健等等。而从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不容小觑啊,像张友渔、任仲夷、齐燕铭、浦洁修……原来,他们都是我姥爷的校友。

而姥爷,我几乎是陌生的。

这一生,和姥爷见面的次数,超不过三四次。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时分,家里来人了。那时的姥爷,应该还在生命的壮年,不到六十岁,正随着某个勘探队,在北中国在黄河流域一带野外作业。是什么性质的勘探队呢,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可能是工作结束后,他请假来省城探望我们的吧?记得那晚的餐桌,临时,我奶奶手忙脚乱添了两个菜,不记得是否有酒。平日里,晚餐时间,是家里最热闹的时间,可那晚的餐桌,有些拘谨和沉默。常年野外生存和劳作,姥爷看上去很壮实,一张黑红的脸膛,挂着谦和的笑容,人却沉默寡言。这,几乎就是我对我姥爷的全部记忆。我甚至回忆不起来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当然是说过话的,可我竟然回忆不起他的声音。一个没有声音的亲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背着行囊走了。那行囊里,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那东西的名字叫“洛阳铲”,考古勘探、也是世世代代盗墓者手里必不可少的工具。这鼎鼎大名的物件,在他后半生的时光里,几乎和他须臾不离。也由此,可推断一下,他从事的工作似乎和考古有关。

我妈给我讲过一件事,她说,当她得知她父亲要给她们娶“庶母”的时候,曾对她父亲哭诉。那年她十三四岁,读中学,接受的自然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教育。她说她这个女儿,长女,一定不会比任何一个儿子差,她会承担起一个儿子应该为家庭承担的一切,她会努力、上进、有所作为、光耀门楣。她还说父亲这样做对她母亲是残忍的。但,她赤诚的剖白,毫无意义。她那颗鲜嫩、热切、天真的心,被她父亲,狠狠地,踩踏了。于是,她和她的妹妹们,有了一个“庶母”,这庶母,年轻、漂亮、健康,拥有一双美好的天足。这一切,都是她母亲,我姥姥,所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我后来想,儿子,也许仅仅只是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记忆中的姥姥,很瘦、很高,两只畸形的脚撑着一个高而细的身子,走起路来飘飘摇摇。她皮肤苍白,几近透明,大眼睛、高颧骨,两颊深深陷落,鼻子有些露仓,而牙齿,则有些前凸。

一个孩子,从不会去追究祖母辈的老人年轻时的模样。他们甚至想不起来这些老人曾经年轻过。我也一样,我是在长大成人并且以写作为职业后,才想起来去寻找姥姥的旧照片,经过多年动荡,经过“破四旧”,家里的旧相片劫后余生所剩无几,好不容易,找到一张,又小又破,照片上的姥姥,戴着眼镜,穿深色的衣服,清瘦、端庄、文雅,但,绝对,不漂亮。

而姥爷,年轻时,据说,是很英俊潇洒的。

这个比他大几岁的妻子,让他心生敬重。一生,他都尊敬这个妻子、这个姐姐。有时,他甚至把她看作是母亲。一生,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可谓不深,但,他却从没有像爱一个爱人似的,爱过这个知书达理、冰雪聪明、大家闺秀的妻子。他琢磨不透她。有时,他觉得她就是一个忍辱负重、藏愚守拙的旧式女人;可有时,他又觉得她像一个新女性一样独立而自尊,甚至凌厉强悍。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是新的什么时候是旧的,他困惑。他觉得她就像她的名字——莲,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我已经说过,我姥姥生来瘦弱多病。婚后,大产小产,使她的身体更加地不支。我母亲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远亲,来天津上学,就借住在姥姥家里。这个远亲,是个年轻女性,美丽、多情。一个美丽多情的年轻女性,在一个暗沉沉缺少色彩的家里,简直就是阳光和空气般的存在。太阳底下无新事。毫无悬念地,我尚还年轻的姥爷,英俊而风流倜傥的姥爷,被这美丽和鲜花般的生命热情所深深吸引,于是,他们相爱了。

似乎,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其时,姥爷的父亲,早已去世了,继母尚在(据说,那女孩儿正是继母家的亲戚)。于是,继母和我姥姥,婆媳两人联手阻挠着他们的爱情。祸水自然不能再留在家中,女孩儿被遣走,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我姥爷毫不犹豫地,为女孩儿在城中赁了房子,这一下,名副其实地金屋藏娇了。继母不许我姥爷晚上出门,她让我妈,支一张小床,睡在我姥爷的书房中(因为那时姥爷已经和我姥姥分房而眠,独自睡在书房里),然后,再把这书房的门反锁起来。我妈的奶奶可能这样想,女儿守在身边,做爹的总不好意思干太出格的事吧?我少不更事的母亲,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身担着什么重任,一觉到天亮,睁开眼,父亲不见了。原来,他早已跳窗而逃,去赴他的约会。

姥爷的书房,在二楼。

从二楼跳下,虽不算惊天动地,也可谓有些英雄气了。为此,他受伤,扭了脚。

他索性不回家。

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总有关于这一对恋人的消息传来。他们出入各种场所,听戏、看电影,在起士林吃大餐,等等。冬天,公园里的湖面,结了冰,开辟出冰场,他们就天天去滑冰。我姥爷热爱运动,尤其钟爱滑冰。他教会了他的恋人这一门冰上的技艺。他们一人一双花样冰刀,在冰面上,这么滑、那么滑,这么转、那么转,心心相印,滑出许多简单却醒目的花样。

我姥姥就是在那段时间喜欢上了竹叶青。

姥姥的公爹,也就是我妈的爷爷,我也应该叫太姥爷的,是个下野的、很小的小军阀,土匪出身,做過刀客,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却投了北洋一系。曾经有一度,他兵败之后想投阎锡山,阎也想纳他于麾下,所以,有过一段在山西生活的日子。他年轻的妻子,我姥爷的继母,就是在那段日子里,与竹叶青相识,一见钟情,并把这爱好,一直带到了天津卫。我太姥爷下野后做寓公没几年就去世了,留下年轻貌美的未亡人,何以解忧?也就是孤灯下的一杯美酒。此时,她邀请并不比她年轻多少的“儿媳”与她共饮,说:

“一醉解千愁。这世上,没啥值得人愁的事!”

一杯碧绿的、浓烈而清香的竹叶青入口,我姥姥泪盈于睫,说,“好酒!”

真是好酒。给人生活的勇气。她就这样爱上了它。

于是,许多个傍晚,她置酒邀饮,她对她的婆婆也是此刻的“闺蜜”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许是借了竹叶青的力量,我姥姥,叫人把三楼的一个大露台,堵了下水,然后,一桶一桶的泼水,把露台,泼成了光滑如镜的一个冰面。她借来了我妈的冰鞋,那是一双羊皮的、红色的鞋子,很漂亮,把她那双受尽凌辱和摧残的、畸形的、不甘心的脚,费尽气力,塞进女儿的冰鞋里。她请女儿做老师,教她滑冰。她可真请了一个好老师!这老师起初很是新鲜,可新鲜劲儿一过,哪里还有耐心?横挑鼻子竖挑眼,最后干脆说,“哎呀,娘,你这小脚要是能学会滑冰,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太阳当然不会从西边出来,所以,我姥姥,也最终没有学会自由地、潇洒地驾驭一双冰鞋,她永没有可能在北方凛冽寒冷的冰场上,像鸟一样飞翔。她的心想飞,可是,她的身体不允许。她的生活、她的命运不允许。

2016年,夏天,我和女儿去天津大剧院看话剧,下榻在庆王府改建的一座酒店里。那是我在网上特意预订的。以前,听我妈说起过,她们在天津的家,离庆王府很近。站在她家楼上,有时可以看见庆王府花园里唱戏的堂会。庆王府,就是我辨识我母亲旧居的唯一一个地标。还有,就是似乎记得,我妈说起过,她家那条胡同,好像叫永和里。有一年,我和丈夫去天津,我俩查遍天津市地图,也没有找到“永和里”这地名。后来知道,永和里早已改了名字,叫民园东里。

民园东里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之一的大理道上,从前,属英租界。还有一个民园西里,在常德道上。东里和西里,一字之差,命运却截然不同。民园西里如今整修一新,到处是美丽别致的各种小店,类似北京的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之类,而东里,则是一片破败。也是隐约记得,我妈说过,当年这胡同里的小孩子,编过歌谣、顺口溜,历数胡同里人家的特征,一号怎样怎样,二号怎样怎样,一直数到九号,九号怎样呢?——九号吃药!说的就是我体弱多病的姥姥了。

就是这不确切、不靠谱、疑窦丛生的零星记忆,在那个酷热的夏天,把我和女儿,带到了那个破败的胡同,那座破败的建筑前。原来,我妈从前常挂在嘴里的那座“三层楼房”,不过是一个连排别墅俗称“TOWNHOUSE”的建筑,几乎没有院子,一进院门,两三步,就是高高的台阶:通往房间,也通往地下室。写着“九号”字样的大门旁,挂着“历史民居”的牌子,受着天津市政府的保护。也就是说,你没有权力去改变它。而且,尽管破败,尽管一身的潦倒落寞,可那红砖加水泥的楼房,看上去却还很坚固,它确切的年纪,我无从得知,但至少,在我母亲出生的1930年,它就已经存在了。那是我母亲出生的老屋子。历经了将近九十年的风雨,仍旧,坚挺在那里,活在那里。无数的故事,无数的秘密,无数的欢乐与歌哭,无数的生离与死别,都在。只是,它不说。

里面还住着人,却不见人影。

征询了邻人的同意,我和女儿,探险一般,走进了它幽深的腹地。尽管外面,阳光强烈到晃眼,可这进门的走廊,却连一线光明都透不进来,黑得如同洞穴。摸黑上楼,再上楼,有了阳光,却觉得,阳光也是陈年的阳光,强化着那荒凉和荒芜。并不是说,那里面,有着怎样空旷的空间,相反,里面的格局,狭窄、局促、芜杂不堪,像个小杂院,每一层,都住着不止一户人家吧?我茫然。事后回忆,几乎记不起来自己看到了什么。或许,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错过了看到它们的时间。只是在某一瞥中,扫到了一扇半掩的房门,像是个卫生间,一小块极其鲜艳的花地砖,扎了一下我的眼睛——它靓丽得就像有毒的热带花朵。然后,猛一扭头,看到了一个半圆形的露台,并不大,甚至是,小得可怜,但,我的眼泪,一下子,奔涌而出。

那是我姥姥曾经的冰场。

岁月的长风,扑面而来,吹得我打晃。

我三十几岁的姥姥,一双畸形的解放脚,塞在一双鲜红欲滴的儿童冰鞋里,笨拙地,在如此局促的一块小小冰面上,试图与强大的命运抗争。那是多么无奈的努力,那是多么绝望的勇敢!我从没有像那刻那样,心疼过我的姥姥,心疼过一个渴望挣脱禁锢的女性的灵魂。冰刀锐利地划着冰面,就像压抑的、悲痛和不屈的嘶叫。

走出曾经的“永和里”九号,阳光辛辣,我泪流不止。耳边,响起女儿小时候喜欢的一首诗歌,她曾经许多次,对我念诵,那是叶赛宁的诗:

“我辞别了我出生的老屋子,

离开了天蓝色的俄罗斯……”

反反复复。犹如咏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母亲带我和弟弟一起,回过一次她的老家洛阳。

她真正的老家,是洛阳地区的栾川县,那里是豫西山区,也就是伏牛山深处,穷,古来就是出土匪刀客的地方,我的太姥爷,就是在那里,占山为王。但景色真美。满山遍野的栎树、枫杨树、桦树、榆树,以及柿子树,满山遍野的白鹃梅、野珠兰、绣线梅、太白杜鹃以及满山红。春天,春花烂漫,秋天,层林尽染。最美的是伊河水,清澈而凛冽,纤尘不染,一路流来,流到洛阳,汇合洛水,最终,流入苍茫黄河。当年,日本人占领了天津英租界后,我母亲一家,历经艰辛,逃难来到了此地一个叫“潭头”的小镇,在这天高地远的荒僻乡村,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我姥姥经历了她一生中两件大事:她最小的女儿双五的去世和——我姥爷的纳妾。

双五,是我姥爷最终回归了家庭的見证,我这样想,这样猜测。也因此,被我姥姥格外珍惜:尽管这个女孩儿的出生让所有人都倍觉失望。据说,他们逃难,在夜间穿过封锁线时,像许多电影上的情节一样,本来在我姥姥怀中熟睡的她突然大哭起来。同行的不止姥姥一家,事关着许多人的生死。于是,姥姥断然捂住了她的口鼻,死死地捂住。姥姥感觉得到那小小的、柔软的身体在她怀中奋力地挣扎、抽搐,最后,几乎没了声息。那一刻,姥姥心痛欲裂,以为她亲手杀死了这挚爱的骨肉。一到安全地带,我姥姥疯了一样,趴在她瘫软的小身子上,按压她的心脏,口对口呼吸,不停口地吐气、吐气、吐气,她是要把自己的精魂吐出来给她,她是要把自己的气血、自己的命吐出来给她……还好,双五命大,竟真的缓了过来。我姥姥得救了,她泪流满面,跪下来,说,“阿弥陀佛——”但从此,姥姥一直觉得对这孩子歉疚。她心疼这女儿,胜过世上的一切。但一场感冒引起的肺炎,在缺医少药的荒僻乡村,在兵荒马乱的乱世,轻易地,就从我姥姥手里,夺走了她的珍宝。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八仙桌上的自鸣钟,当当当当响了四下。从此,我姥姥听不得钟敲四下的声音。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每每快到四点的时候,姥姥就一个人出门,一个人,茫然地来到伊河边,坐在石头上,望着凄清的河水,望着河对岸仙境般的山林,看它们渐渐褪去绿色,被霜染成金黄、赤红,看它们落叶,看它们变成枯枝,看白雪怎样将它们冰冷地覆盖……时间,就这样流逝,这家里,没有一个人,和这个母亲一起悲伤。她害怕在钟敲四下的那个时刻,听到家人,她到亲人们毫无挂碍毫无心肝的欢笑,她觉得,那是对双五以及她自己最残忍的事情。

记得我妈说过,在她们一家回到栾川老家不久,他们位于党村的大宅院,我太姥爷发迹后建成的大好基业,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了。据说那是座三进的宅邸,雕梁画栋,有回廊,有偏厦,有花厅。花厅据说全是楠木所造,每个窗棂上都有精美的木雕。面对毁于一旦的废墟,所有人,都心痛不已,我姥爷失声号啕。而我姥姥,则连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安慰我伤心的姥爷说,“不就是一堆砖头、木头、石头?没就没了。咱人都还在呀!人在,一个都不少,怕个啥?”可现在,家不全了,少了一个人,从此,我姥姥的心里就永远地、永远地缺了一块。

“纳妾”的事,是在双五死后,被正式提出的。

自从回到故里,这件事,就如同空气一般,包围住了我姥爷,三代单传的人家,家大业大,怎么能没有儿子没有后?族中的老人,不断的,上门来,游说我姥爷,或者说,逼迫他。眼看这事已成定局,我姥爷和我姥姥商量,说,“姐,你看这事,咋办?”我姥姥异常平静地回答说,“娶吧。”

“对不住你了,姐。”我姥爷这么说。

姥姥笑笑。

她放弃了抵抗。在她最孤独伤心的时刻。

197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见到了婆。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洛阳,第一次去姥姥还有姥爷和婆的家。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婚姻法颁布后,姥爷面临着一个抉择:他必须在我姥姥和他儿子的母亲之间,选择一方。结论其实是清晰的、显而易见的,但,我姥爷迟迟说不出那个决定,他是不忍心吧。毕竟,就算曾经同床异梦,可终究是二十几年的夫妻啊,二十几年大江大河的岁月,不思量,也难忘……是姥姥最终帮他把那句重如千钧的话,说出来的。姥姥对他说:

“你哪天有空?咱去把手续办了吧。”

姥姥又说,“孩儿还小啊,得顾他。”

孩儿,是指姥爷的儿子,他的头生子,我的舅舅。那年,舅舅才是个三四岁的幼童。

据说,姥姥和姥爷,在办了手续回家的路上,两个人,下了馆子。他们对酌。喝的是姥姥的挚爱——竹叶青。那碧绿的、清冽的液体斟在杯中,香气跳脱如同活物,如同一缕幽魂。姥爷举起了酒杯,对我姥姥说:

“姐呀,对不住你了——”

说完,红了眼圈。

许久,我姥姥回答说,“说些啥话?咱们都得跟上新社会不是?”又说,“有日子没喝竹叶青了,怪想的。”

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一切,都在酒里了。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杯酒里了。

姥姥的家,在洛阳的老城。姥爷和婆的家,也在老城,相距并不远。姥姥的家,小而破,那破,是破败的破,小小的两间屋,破败的气息,藏在墙缝里、头顶仰层的窟窿里、被褥里、枕边摊开的书页里,又破败又孤寂。多年后,我想到了一个词——“遗民”。尽管,我们活在一个曾经以荡涤一切旧事物为使命的大时代;尽管,姥姥也曾经想努力地跟上这个时代,她曾经走出家庭,自力更生,做过废品收购站的会计,做过街道居委会的干事;她的二女儿,我的二姨,十五岁那年,就瞒着家里偷偷参加了解放军,做了一名部队的文工团员,在舞台上,演绎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白毛女的故事,所以,姥姥家门楣上,也曾经悬挂过“光荣军属”的牌子,但,在精神上,我姥姥,仍然,至死,都属于上个时代的“遗民”。

而姥爷,在和姥姥离婚后,因为“历史问题”,坐了牢。至今,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姥爷一介书生,民国时,做过几天中学教员,其实是靠父亲的荫庇活了前半生的公子哥,究竟有什么“歷史问题”?曾经,在我小时候,在那样一种酷烈的红色氛围中,这个问题,讳莫如深,家里的大人,没有谁会去和一个孩子讲明白这种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当我想知道一些事情时,问我母亲,才发现,原来,她竟然也和我一样,懵懵懂懂,一知半解。也难怪,我母亲18岁离家远行,和一群青年学生,穿过封锁线,投奔解放区,念了解放区的学校,也算是参加了革命。那时,是1948年,离我姥爷出事,还有几年的时间。无疑,当年的我妈,是一个“左倾”的进步青年,当她意气风发全身心去追逐一个新时代、去践行理想的时候,姥爷的出事,就像一个晴天霹雳。那种悲痛,那种深刻的羞耻心,使她不能去触碰去深究这耻辱本身。那感觉,我懂。

似乎是,我姥爷在回到家乡潭头的那几年,在他家房子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成一片瓦砾以后,他解囊出钱,资助了一支地方武装,初衷是抗日保境,可这武装大概一直存在到临解放,问题想来就出在这里。我妈说得含含糊糊,我听得糊里糊涂。也曾想过,以后再慢慢去了解清楚。但,原来,没有以后了。

姥爷出事时,舅舅还小,只有三四岁,还有一个更小的小姨,嗷嗷待哺。他们的妈,一人拉扯两个孩子,还要出去工作,挣钱养家。这时,姥姥来了,姥姥拉着舅舅的小手,默默地把他领回自己家里。那些年,在婆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姥姥的家,就是舅舅最温暖的去处。渴了,这里有水喝;饿了,这里有饭吃。无数个夜晚,姥姥把这儿子,姥爷的儿子,前夫的头生子,温存地搂在怀里,哄他睡觉,教他念唐诗,给他讲故事,讲“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讲打虎英雄武松、讲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讲“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舅舅的小脑袋,一拱一拱,拱在姥姥的胸口,暖烘烘,像头腥气的小兽,让我的姥姥,无限心疼。姥姥心想,“作孽啊……”

一直到我姥姥去世,舅舅和姥姥,始终,情同母子。

四十多年前那次返乡,我也去了姥爷的家。见到了婆、舅舅,还有小姨。那时,姥爷已不再从事野外勘探工作,而是被借调到了洛阳市的博物馆还是文物局之类的地方,做某种古籍的整理和鉴别。姥爷的家,也不大,也是大杂院中老式的房屋,却要比姥姥的家,整洁、舒适许多,处处看得出,一个勤俭持家心灵手巧的主妇的用心。那天,我们是在餐馆吃饭,饭后,小姨邀我去她的房间里小坐。小姨在这大杂院中,另有一间自己的房屋,小小的,却收拾得更是窗明几净。那一年,我应该是刚满二十岁,小姨比我略大几岁,还没有成家。我们闲聊。婆给我们端来茶壶,还有一碟南瓜子。婆郑重地招待着我这个晚辈,这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半导体收音机开着,里面放着歌曲。一个高亢的女声在激昂地唱着: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开了花

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

如今咱们聋哑人说呀说了话,

啊啊啊啊啊啊——

感谢毛主席恩情大,恩情大……”

唱到那一长串“啊啊啊啊”的时候,小姨对我说:

“小舌颤音。”

哦!

我记住了这个——小舌颤音。

小姨是漂亮的,唇红齿白。舅舅是英俊的,浓眉大眼。据说,舅舅很像当年的姥爷。婆则是清爽利落,眉目如画:年轻时,她该有多好看啊!我想……这是温馨的一家人,尽管寒素,尽管,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伤害与磨难。我从心里感知到了一点:有这样一个家,姥爷的晚年是幸运的。

但我仍旧不记得,姥爷说过什么。姥爷还是那样微笑着,谦谦君子的微笑,却沉默不言。记得离开时,我去了姥爷的房中,和他告别。他案头上,放了一本书,我说,“这本书我能拿去看看吗?”他点点头。他一定和我说了几句什么,但我奇怪地,全无记忆。

那本书我把它带回了山西的家。

我带它回来,是因为意外。我没想到姥爷会看这样的书。

那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姥爷。

那天,是我们整个洛阳家族的大团聚。姥姥、姥爷、婆,姥姥的孩子们、婆的孩子们,奇怪的是我忘了这团聚的原因。没忘的是,为了这团聚,我妈特地从山西,带来了竹叶青。那天,我们餐桌上,喝的就是这姥姥的挚爱。

姥姥望着碧绿而芬芳的竹叶青说,“好酒啊!”

二、好酒当歌

我妈爱喝竹叶青,这,我从小就知道。

只不过,那时,一瓶竹叶青,不便宜,要两块多钱一瓶,以我家的经济实力,不可能经常喝。何况,我的父母,都不是那种嗜酒的人,逢年过节,来了朋友亲戚,不过是以酒助兴而已。所以,只要餐桌上出现了竹叶青,那就必定是一个隆重的日子。

记得母亲喝酒,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姥姥就爱喝竹叶青。你姥姥好酒量,我不行。”

母亲还说,“你姥姥喝了酒,就爱唱京戏,唱须生,《二进宫》。”

《二进宫》是个什么戏,那时候,我一无所知。

我妈也爱京剧。

彩色电影《杨门女将》,是我妈的最爱。那电影,她看了好几遍,当然也带我去看过,我却远不如看普通故事片那样感兴趣。

忽然有一年,北京京剧四团来我们的城市演出了,演的还就是《杨门女将》。妈妈自然要去看,托人买了戏票。这还不算,有一天,她回家来,兴奋不已,原来,那一天,扮穆桂英的杨秋玲不知为什么竟然去了我母亲工作的医院看病,挂的还就是眼科门诊:我妈妈这个粉丝为她的偶像看了病,这让她好高兴,她说,“人真是漂亮啊!”

又说,“要是王晶华能来就更好了!”

王晶华是佘太君的扮演者。我妈更爱一些的,是老旦这行当。

至今,我记得我妈孩子般的快乐。

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漫长的一段日子里,能让我妈快活、高兴的事情和时刻,实在是不多。

奇怪的是,我不记得我妈哼唱过京剧,也许,她唱过,但因为我不喜欢,所以毫无记忆。我记住的是,偶尔,喝了酒,她倒是常常会唱一首奇怪的歌:

“顿河的哥萨克饮马在河流上,

有一位少年独立在门旁,

因为他在想着怎样去杀死他的妻子,

所以他倚在门边暗自思量……”

那是一首悲傷的歌,母亲的嗓音,沙哑、颤抖,听得我非常难过。

“他的妻投身跪倒在他的脚下,

对他这样的高声叫嚷,

孩子们的爸爸我的丈夫啊,

我知道你有一副慈善的心肠,

我求你,求你动手要晚一点,

等到那更深夜静的时候,

不要把我们的孩子从睡梦中惊醒,

也免得惊起那左近的街坊……”

我泪流满面,每次,都忍不住追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杀他的妻子呢?”

我妈摇头回答,“我也不知道啊。”

我叹气。隐约感知了,生活中,有许多悲伤的、无解的、没有答案的秘密。也隐约感知了,母亲借着酒力,借着这歌声诉说的内心难以言喻的伤痛。

这一切,应该发生在我十二岁之前,因为,十二岁,1966年之后,很漫长的一段时光里,我几乎没有再听见我母亲唱歌,哪怕是悲伤的歌——人间有些苦痛,是没有声音可以表达的。

有些记忆,我到现在,还没有勇气写出来。也许,小说可以,但用散文的方式,我仍然,不能触碰……

让我跳过一些年吧。

1980年代初,不记得是哪一年,偶然地,在电视里,看到了一段戏剧表演——《拾玉镯》。

还是黑白电视时代。屏幕很小。起初,是我妈在看,我不在意,因为没兴趣,不喜欢,出出进进的,偶尔,扫一眼。

不知道是哪个瞬间,让我心里一动。我站下了。后来,就坐下了。我坐在我妈旁边,一直把那场折子戏,看到了结尾。我对我妈说,“这么好看啊!”

我妈说,“这个小演员,将来不得了。”

启蒙了我的戏剧爱好的这折戏,是山西的地方戏——蒲剧。那演孙玉娇的演员,果然如我妈所说,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蒲剧大师任跟心。那年,任跟心据说才十六岁,好像那是她参加某个赛事的一段视频。十六岁的孙玉娇,任跟心的孙玉娇,天真烂漫,清新如朝露,芬芳如鲜花。迄今为止,再没有哪个孙玉娇,能和我初次相逢、一见钟情的这个孙玉娇,相媲美——那是我心中“孙玉娇”的巅峰。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戏曲。

身边有个现成的导师,就是我妈。

严格说,我妈也只是一位戏曲爱好者,更确切地说,是京剧爱好者。她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戏曲知识,多么高端的戏曲理论,或是多么不同凡响的戏曲感悟,但,给我这么一个“戏盲”启蒙,绰绰有余。

有一年,央视播出京剧青年演员大赛,我妈场场不落,我也跟着看了好几场。有一天,是旦角的比赛,一个女演员,演《廉锦风》,真把我迷住了。此前,我压根儿没听过这出戏,也不知道这戏讲的是哪出故事,可这个女演员,载歌载舞,飘飘若仙,那姿容的美妙,让我不断地联想起曹子健笔下的洛神。我妈更是兴奋不已,说,这出戏,早在66年之前,就有许多年没在舞台上出现过了。这是梅先生的戏啊。我妈又说:

“这个梅派青衣,将来不得了。”

果然,又让我妈说中了。这个“廉锦风”,不是别人,是当时山西京剧团的年轻女演员,后来名动天下的李胜素。

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留意到,我妈坐在电视前看戏的时候,会跟着里面的人小声地、情不自禁地哼唱。我惊讶,原来我妈竟会那么多的唱腔。像《野猪林》里林冲的“大雪飘”、《文昭关》里伍子胥的“一轮明月照窗前”、像《钓金龟》里的“叫张义我的儿”、《赤桑镇》吴妙贞的“听包拯一席话”,还有《坐宫》里的夫妻对唱,等等等等。原来它们在我妈的身子里,埋藏了那么多年,潜伏了那么多年,不见天日地囚禁了那么多年!如今我妈放它们出来,它们试探着,有些迟疑,缩手缩脚,怕冷似的发着抖……我听着母亲像是被风吹动着的颤巍巍的声音,忍不住,涌上来一阵心酸。

我想听我妈大声唱。

我妈家小区对面,隔一条小马路的另一个小区里,有个曾经的“俱乐部”,以前演电影,后来,不演电影了,就变成了一个活动中心,里面,活跃着各种的团体。有唱晋剧的,也有唱京剧的。每周,他们集中起来活动一两次,清唱,排练,也有扮起来登台彩唱的时候。这种时候,就是我三四岁的小女儿最开心的时刻,她拽着我,在人家化妆的地方,钻来钻去,看着镜子里的人,怎样将一张平庸的面孔,一点一点涂抹、勾画成天仙或是又美又怪的花脸。也喜欢趁人不注意,偷偷摸一下那些无比神奇的行头:凤冠上的珠宝、靠上的彩旗、厚底的皂靴,还有长长的翎毛,哪一样,都让她激动、兴奋——那是她平凡生活中的奇遇。

或许,这是我长大成人的女儿,与她的同龄人相比,更早地喜欢上了中国戏曲,并能心有灵犀地领略一点它的精魂和精妙之处的源头?

我对我妈说,你也去和人家一起唱唱,多好啊。我妈说,“我可不去,我这嗓子,不在了。唱不出来了。”

我说,“多练练,多吊吊,嗓子就回来了呀。怕什么呀?自娱自乐!”

我还说,“妈,我想坐在台下听你唱戏。”

我妈想想,回答说,“等我退休了吧。”

1995年,我妈六十五岁,正式地办了离休,每周只需出两次专家门诊,不再为工作忙碌,但,她仍然一次也没去过和我家仅隔一条马路的活动中心,她仍然忙,忙她外孙女、也就是我女儿的日常一切,忙我们这一大家人的日常一切,她没有时间为自己活。

我女儿生下来还没有满月,二十八天头上,我父母就把我们母女俩接回到了娘家。这一住,女儿就在姥姥家住了十八年,直到她出国留学。

也因此,我和丈夫,从没有因为孩子的牵绊,而耽搁过我们各自的事情。那些年,说去哪里,可以拔腿就走,是因为,我们身后,有我父母坚如磐石的后援,有一个再放心不过的家。

我父母家,和我自己的家,一个在南城,一个在北城,但,十八年间,只要我们不出差,在我们的城市,每天傍晚,我和丈夫,必定要回我父母家,和女儿,和爸妈,一起吃晚饭。那是雷打不动的事情。春天的沙尘暴、夏天的暴雨、冬天的北风和大雪,一切,都不能成为阻挡我们的理由。我妈的餐桌在等我们。女儿在等我们。父母在等我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在等着我们。当然,那时并不知道,那其实也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那些年,逢年过节抑或周末的餐桌上,当然是有酒的。父亲喜欢粮食酿造的白酒或是啤酒,我丈夫则喜欢葡萄酒,干红或者干白。而我妈,则会在把最后一道看家菜端上饭桌后,坐下来,给自己斟一杯清香的竹叶青。只有我,在酒的品位上毫无定见,纯粹凑热闹而已。当一家人的酒杯“叮——”地碰在一起时,色彩缤纷,有红有白有绿有黄(黄是女儿的果汁),那时,我以为,这流水的日子,颠扑不破。

我妈离休那年,刚好是女儿小学毕业升入初中的时候,和小学一样,女儿就读的中学,离我妈家同样很近很近。出我妈家小区,左拐一百米,是女儿的小学校。如今,右拐二百米,就是她的中学了。那是我们城市、我们山西,最好的中学之一。而私下里,我和女儿认定,它就是我们城市最好的学校,没有“之一”。因为,那也是我的母校。且说女儿入学不久,就结交了一帮特别要好的“死党”,有男有女,四五个人,当然谁家也不像我们家那样离学校这么近。于是某一天,她通告我妈说:

“姥姥,明天中午,我们同学要来家里吃饭,你多准备点儿好吃的啊!”

第二天中午,浩浩荡荡的,死党们都来了。我妈大盘小碗准备了一桌,他们风卷残云,倒也不客气。晚上,女儿回到家里,对我妈说:

“姥姥,你明天去买几个大碗吧,我们同学说了,咱家的碗太小,他们不好意思总盛饭。”

于是我妈赶紧买了几个大碗回来。改天,死党们又上门了。我妈搬出新买的大碗给他们盛饭,女儿很满意。

晚上再回来,我妈问我女儿,同学们对这新碗是否中意?女儿回答说:

“他们说了,这碗,大倒是够大了,就是不够深,凑合吧!”

这哪能凑合?于是我妈又上街淘了几个小盆子似的大碗回来,这才皆大欢喜。

那些年,我女儿,就是我妈的世界。

1998年前后,我母亲安装了第一个心脏支架。身为医生的她,谨遵医嘱,一步也不逾矩。从那时候开始,我家餐桌上,就不见了竹叶青的踪影。母亲极其自律,平日里滴酒不沾,逢年过节,在我们的一再怂恿下,会偶尔喝一点干红葡萄酒。我们的说辞是,干红葡萄酒有利于心脏。

假如,偶然在外面和別人聚会,母亲总是坚辞任何人的劝酒,她只有一句话告诉人家,“戒了。”

但是,十年后,在我母亲八十寿诞的家宴上,她却喝得酩酊大醉。那时,她已罹患阿尔兹海默症两年,已经不能自由和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那是在一个酒店的大包房,一家人,还有亲戚和朋友为她庆生。当然,最重要的一个人缺席了,就是我远在法国读书的女儿。母亲一杯接一杯地喝,连倒酒的服务员都觉到了骇异。服务员说:

“奶奶,您喝得慢点,慢慢喝。”

我妈回答说,“没事,我有酒量,我有四两的量呢!我就爱喝这竹叶青。”

然后,又对我们说,“你姥姥就最爱喝竹叶青了,我和她一样。”

想必,服务员很困惑,她喝的明明是红酒,哪里有竹叶青?竹叶青这种酒,母亲的挚爱,母亲的念想,早已,退出了我们这个城市的酒桌。高端的酒宴上,它不够档次,就连寻常的聚会,也不知为什么看不到它的行踪。有些事情的退出,莫名其妙,至今,我不懂,在我的城市,在竹叶青产地的省会之城,它为什么会从大大小小的酒宴上,销声匿迹?那碧绿的、芬芳的、江南春水般的美酒,为什么,没有了知音?

翻开从前的小说,老舍、郁达夫们的小说,三十年代的小说,竹叶青可谓无处不在,至少在北方,书中的人物,那些长衫飘飘的旧人,走进酒馆饭店,招呼酒保,“来二两竹叶青!”那是竹叶青的黄金时代吧?有那么多的知己。“三杯竹叶穿肠过,两朵桃花脸上来”,多么性感!多么知恩图报!

那一天,我没有劝阻我悲伤的母亲,我知道她悲伤,她的悲伤是那么混沌而强大。我突然很后悔,为什么没有在超市里买两瓶竹叶青带到酒桌上来呢?我竟然忘记了母亲的最爱。我以为,罹患失智症的妈妈自己也忘记了这一点,几年时间,她忘记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她去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医院,却忘记了去她科室的路怎么走。一家人坐在车上,她悄悄问我,“那个,坐在你弟弟旁边的小女孩儿,她是谁啊?”我永远记得这可怕的一刻,那是我知道了母亲“出了问题”的第一瞬间——她竟然忘记了我弟弟唯一的孩子,她的小孙女!恐怖就这样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我,从那天开始,一直到很久、很久,我一直在抗拒这件事,抗拒母亲“生病”这件事。我拒绝承认它,我用“拒绝”折磨着自己,更折磨着母亲。

那时,每天晚饭后,母亲就守着一台电视机,只看一个频道:央视戏曲频道。但不知从何时起再也听不到她的哼唱。她的沉默压迫着我,忍不住,我会问她,“《二进宫》是出什么戏?讲的什么故事?你唱两句给我听?”

她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说过啊,我姥姥最喜欢《二进宫》了,她喝了酒,总唱它呀!”

她惶惑。说,“我、我不记得了。”

“你怎么会不记得?你想想,你再好好想想?你是不去想,懒得想,你不是想不起来!”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忍不住自己的悲愤和焦虑,冲着母亲叫起来,“你除了不知道还会说别的不会?”

“我、我——”母亲语无伦次,突然失控了,把手里的控制板,朝地上狠狠一摔,对我吼道,“我是傻子,我是笨蛋!行了吧?”

其实,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母亲她是否恐惧遗忘。没有一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能向世人描述他们内心的感觉。我们只能凭借我们的经验和想象去揣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深渊。有一段时期,母亲出行,无论是乘坐公共交通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车里,总是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窗外,嘴里念念有词:

“中国人民银行”“并东包子铺”“龙城国际饭店”“郝刚刚羊杂店”“二小饭店”“格力空调”“禁止吸烟”“通往3号航站楼”“清洁卫生靠大家”……她大声地、生硬而吃力地念出她所能捕捉到的那些信息,那些招牌、路标、广告,不厌其烦,无比执拗,走一路,念一路,就像一个刚刚识字的小学生,像一个旁若无人的顽童。这种时候,我会愤怒,我不相信我的母亲会不堪至此,我甚至相信她是在任性地放纵自己……直到后来,直到有一天她最终忘却了所有的语词,忘却了说话的能力,我才突然醒悟,原来,那时候,她是在拼命地打捞着这个活色生香的、珍贵的、难以割舍的世界最后的凌乱印象,她知道自己终将沉入没有记忆的、黑暗如坟墓般的无边长夜。

那一天,在母亲八十寿诞的庆生宴上,我没有劝阻母亲悲伤的狂饮,是因为,我放弃了、绝望了。我绝望地放弃了争夺,我没有了力气,我打不过那个强大的对手。那是我真正缴械的开始。我说,“让她喝吧。”那一天的结局,是母亲大醉。她从椅子上滑倒在地毯,失去了意识。我们差点打了120急救电话,但很快发现,她只不过是睡着了。几个人轻轻把她抬到了沙发上,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她睡醒。服务员细心地调暗了房间里的灯光,幽暗暧昧的灯光,照着一桌残席和熟睡的母亲,一瞬之间,我闪过一个罪恶的念头:或许,这是她的心愿吧?不再醒来……

假如,事情真的结束在那一刻,会多么幸福。

两年后,她彻底倒下了。起因是一场肺部感染,吸入性肺炎,高烧不退。那时,阿爾兹海默症已经使她吞咽变得十分困难,不断被食物呛到,这是她肺炎的起源。签了病危通知书,甚至,我女儿在北京瑞蚨祥给姥姥买了全套的寿衣,但是,我妈妈,她奇迹般地,挺过来了。

只是,她不再会说话,不再会行走,不再会吞咽。病中抢救时所下的胃管、尿管,从此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与她共存。家里,我们给她配齐了全套的设施:可以任意变换体位的病床、电动的防褥疮垫、紫外线灯、家用吸氧机、吸痰器……我的表妹,是全科医生,亦是我母亲的同事,她定期请他们医院的护士、医生,上门巡诊,给她换胃管、尿管,再加上护理的亲戚十分、十分精心,鼻饲的那些食物,营养丰富、搭配合理,一年、一年、一年,我母亲,在自己的家里,挺过了四个年头。

母亲倒下后,父亲变得格外依恋母亲。父亲常常坐在母亲的床前,抚摸她的脸,叫她“宝贝儿”,和她说许多许多的话。父亲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有人上门探望母亲,他对人家说,“她很好,她昨天去上班,回来得晚了,现在还没起床。”我们回家,他对我们说,“你妈很好,什么事也没有,昨天我俩还去公园转了一圈儿呢!”我父亲,是最后一个,拒不承认我母亲生病的人。他长时间地坐在我母亲床边,自问自答,陷入幻觉,觉得那是我母亲在和他对话。他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这个他依赖了、支撑了他一辈子的人,他拒绝她倒下,那是他无比恐惧的事。

常常,半夜里,他突然惊醒,大声叫起看护的家人,惊恐地问,“这是在哪儿?这是哪里?你们把我弄到哪儿去了?”

家人告诉他,这就是家,不是任何别的地方。

“爷爷,你看,你过来看,奶奶在这里呢,不是家是哪儿?”

于是,开了灯,扶着他,一步一步,挪到母亲的房间,母亲的床边,父亲俯下身,摸摸熟睡的母亲的脸,说,“吓死我了,宝贝儿,你别走啊,你哪儿也不要去——”

看护他们的亲戚感慨地说,“奶奶是在为爷爷活。”

这句话,让我心疼如割。

曾经,我母亲,在尚还年轻的时候,这样说过,“我愿意得心脏病,心脏病死得痛快。”又说,“千万别得脑梗、脑溢血什么的啊!”还说,“你们记住啊,我死后,我要把我的眼角膜捐献出来。”那时,她总是能这样很潇洒很轻易地谈论死亡,她不止一次这样说,“我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我喜欢海。”那时,死,是浪漫的。而我现实主义的母亲,也只有在谈到“死”这个话题时,让我能感受到一点她内心的诗意。

如今,我的母亲,在倒下的第五个年头,又一次严重肺部感染,被送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一次,被迫切开了气管,上了呼吸机。本来,不再做任何有创治疗,已是我们所有后辈的决定,但,面对着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极度痛苦,我们被迫妥协。现在,我母亲,在医院里,又已经度过了十六个月。她被各种器械所包围,身上,是数不清的管子,气管、胃管、尿管、锁穿的液体管……吸痰器每一次开动,就是一次酷刑,她全身抽搐如同被电击。可是她仍旧艰苦卓绝地、坚韧地、备受折磨毫无尊严地,活着,撑着,原来,原来——是为了我的父亲。

九十岁的父亲,已经不能行动。他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走到母亲的病榻旁。他问家人,“奶奶呢?奶奶在哪里?”家人告诉他,“奶奶去她们医院了。”“哦——”父亲恍然大悟般地说道,“她去上班了。”

他仍然坚忍不拔磐石般地相信着,他愿意相信的事情。

他的妻子,他的爱人,一辈子,为他担惊受怕、为他的“右派”和各种的黑色身份备受牵累,同时也是他的依靠、为他遮风挡雨的那个人,仍旧,完好地,活着。

他也为她而活。

去ICU探望母亲,有规定的时间。身边,总是免不了各种干扰。没有机会,真正地,和母亲独处。

她不会说,不会动,不会吞咽,全身上下,能动的,只有眼睛。但她有表情。我看得出来,尽管医生说那并非她的自觉意识。

我进去,站在她床边,喊她。她不睁眼睛。但她的表情很愤怒。她在生气。

我知道。

但我无奈。

母亲倒下的第二年,我的丈夫,在北京,突发状况,身患罕见重疾,从此,我羁留在了北京。几年间,往返于协和医院和京郊的家之间,因为,他的病,除了协和医院,没有一个地方,能治。

偶尔,才能回去一下,探望母亲,她愤怒,因为我不能常在她身边。

她愤怒,被一群陌生的病人,还有一堆冰冷的机器所包围。生命怎么会沦落至此?

今年元宵节,我匆匆回家,去医院探望她。那天,她的病房里,意外地安静,另外两张病床上,都没有抢救的病人。房间寂然无声,护士也一个不在。只有我,还有闭着眼睛的我妈。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静静洒在她身上。她的脸很安详,没有愤怒,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好像睡着了一般。那才是我熟悉的母亲,久违的母亲。我搬了个凳子,轻轻地,坐下来,然后,我把脸,埋在了她盖着洁白被单的身上。

许久。许久。

那是几年来,我和我母亲,距离最近的时刻。血肉交融。

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奇妙的体验,那是在五台山一座宏大的寺院里,一个女子佛学院的经堂内。那天,我们一群人去这寺院参观,几十个,也许,上百个,也许,更多一些的比丘尼,正在唱经。我被那唱经的声音,震慑了。那声音,女性的声音,一开口,如此干净、清澈、晴朗、明亮,没有一丝杂质,如同来自天外的仙音。我站住了,不知不觉,双手合十,闭上了双眼。那声音,那仙音,云朵一般,慢慢慢慢托起了我,有一会儿工夫我似乎失去了意识,只觉得自己很轻很轻,渐渐地,与那天外的、纯净庄严的声音融为一体……我不知道这一刻有多久,我屏息而立,泪流满面。“灵魂出窍”,原来,并非一个形容词,那天,在这至善至美的仙音导引下,我第一次看见了我的灵魂,我看见它为这幸福的奇遇,喜极而泣。

此刻,也是。我们彼此,我和母亲,在这囚笼般的病室,我們摆脱了狰狞的摧残、折磨、肮脏的血污,在劫后余生的巨大宁静中,相遇,哪怕只是片刻。

时间,请为我停留一下……

护士进来了,说,时间到了。

我和母亲告别,我需要一个告别的仪式。

我在心里,对我母亲说,“妈,我给你唱两句京剧吧,你听啊!”

然后,我唱了,在心里,无声地、默默地唱了起来,是我母亲喜欢的《霸王别姬》: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

我转身,走出去,泪如泉涌。

我相信母亲听见了,在这一点上,我是我爸的女儿。

三、余韵

八十年代初,姥爷去世后,我舅舅来山西探亲,带来一大包东西,是姥爷的遗物。打开看,一大摞笔记本,二三十本的样子,黑色硬皮的封面,整整齐齐。舅舅说,这是姥爷的一部书稿。

他说,姥爷这十多年来,也许,更久以来,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一直在写这本书。这书稿,是姥爷的后半生。

我极惊讶。

小心翼翼翻开,一看,如同天书一般。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本有关音韵学的著作。更确切地说,是对一本古代“切韵”书籍的研究、诠释与批注。

极漂亮的钢笔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字体。漂亮、端方而苍劲。看久了,就觉得,有苍凉和苍茫之气,从那纸页上,从那墨渍和骨架结构中,扑面而来,像北方长河之上的大风,吹得我眼睛发酸。

这书稿,真重。

我终于想起了,姥爷,曾经是黄侃先生的弟子。

四、结尾几句话

此文,写给我亲爱的外孙女如意。等她长大了,我一定不在了。或许她还没长大,我的记忆已经如同我母亲一样死亡了。我想让她知道一点从前的事情,让她知道一点我们这个小小家族的过往,让她知道,她来自何方。仅此而已。

因为,我确信,她的母亲,不会告诉她这一切。她的母亲不很关心这些。也许,有一天,她母亲想知道些什么了,可是,那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再告诉她。所以,也算我替她母亲做份备忘。

我的如意,我想请你替姥姥记住些什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忘却,假如这让你更幸福的话。

一切,在你。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