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迹赋心说”探源

2018-08-11 09:42赵元皓
关键词:文质经纬锦绣

赵元皓

摘要:《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的真伪是赋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支持者看重其作为“相如赋论”的示范性;质疑者则立足于《西京杂记》“伪书说”考辨其产生时代。“赋迹赋心说”中“锦绣”、“文质”、“经纬”、“宫商”、“宇宙”、“人物”等词语在先秦至晋均具有多义性,“锦绣”、“文质”用以形容文章之美,“经纬”、“宫商”可作礼、乐的代名词,“宇宙”、“人物”总括时、空、人、物。这些语例表明,这六组词语互为表里,且与《史记·礼书》“礼者养也”的精神相一致。而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产生于西汉,故“赋迹赋心说”在西汉至东晋均有可能产生,实为汉晋赋论。

关键词:赋迹赋心说;锦绣;文质;经纬;宫商;宇宙;人物

中图分类号:I04; I2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21

一、问题的缘起

“赋迹赋心说”的真伪是赋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支持者以王世贞、纳兰性德等为代表,他们立足于司马相如赋的经典地位,视《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为相如赋论,且奉其为圭臬,赋予相如创作和理论的双重示范性;并将“赋迹”和“赋心”各自延伸为纯理论的论述对象;更发挥《汉书·地理志》“文翁教蜀”的记载,认为相如有开蜀地文献之功。许结先生的《论“盛览问作赋”的文学史意义》[1]等文,在前代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丰满了“赋迹赋心说”,提高了它的赋史地位。质疑者则以《西京杂记》“伪书说”和周勋初先生的《司马相如赋论质疑》[2]最为有力。卢文弨、余嘉锡等人持葛洪钞录前代文献而成的《西京杂记》说,当代学者多从此论。周先生以“綦组”、“锦绣”等词汇在晋以前的用例为据,结合当时的辞赋创作、理论和思想,论证“赋迹赋心说”并非相如赋论。笔者以为,简单地将“赋迹赋心说”归为伪命题显然是不恰当的,《西京杂记》既为葛洪钞录而成,其中的“盛览问作赋”也应来源于前代文献,而周先生所举词语未能涵盖“赋迹赋心说”中出现的重要词汇,“綦组”和“锦绣”、“文质”、“经纬”、“宫商”、“宇宙”、“人物”等词语在先秦至晋的语例也应得到重视,而这七个词汇,尤其是后六个的用例,足以证明“赋迹赋心说”是汉晋辞赋创作和理论的产物。“赋迹赋心说”在宋明之后被重新发现,对明清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此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他的赋作历来为人称道,但现存的汉代文献中却没有他评论赋作的片言只语。随着后人对司马相如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创作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需要愈发迫切,《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引起了学者的广泛重视: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家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3]

宋代《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玉海》均全文引录“相如曰”,《类说》、《绀珠集》录首二句,并将此语冠于扬雄名下。明代以后,“相如曰”被方志、总集、文人散论等多种著作广泛征引①,其中《艺苑卮言》的论述影响最大:

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至,如霞锦照灼。然后徐而约之,使指有所在[4]。

王世贞对“相如曰”的这番盛赞建立在对司马相如和扬雄的共同标举之上,他在《艺苑卮言》“语赋”类中仅列举“相如曰”和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5]50,视其为西汉两大赋论,他将扬、马的大赋创作和理论融为一体、相提并论,开启了清代论赋二者并重的模式。王修玉在《歷朝赋楷》中“味二子之言,则赋之体裁,自宜奥博渊丽,方称大家。……观汉魏诸赋,修词璀璨,敷采陆离,要皆情深理茂,气厚格高”[6],周锡瓒为《本朝馆阁赋后集》作序,以“本相如之旨,纂组成文;参子云之言,典则为上”[7]为赋作评判标准。刘熙载更是将“相如曰”、“丽则说”和《文心雕龙·诠赋》中的“丽辞雅义”联系起来,认为“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丽辞雅义,见《文心雕龙?诠赋》。前此《扬雄传》云:‘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则与‘雅无异旨也。”[8]上述三例只是清代学者讨论“相如曰”的冰山一角,“相如曰”就这样在明清学者的不断引申中发展为“赋迹赋心说”。

二、“赋迹赋心说”的产生及其演变:词语例析

《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提供了追溯“赋迹赋心说”源头的一种思路,即借助其中具体词语的意义演变来确定其产生的时代。“锦绣”、“文质”、“经纬”、“宫商”、“人物”、“宇宙”都是“赋迹赋心说”中出现的词汇,更是“赋迹赋心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晋以前的文献中均有大量用例,它们所蕴涵的多义性使它们彼此之间互为表里,更证明了“赋迹赋心说”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整体。为严谨起见,本文以葛洪生活的时代——东晋为时间下限,采用溯源法考察“赋迹赋心说”的产生过程及其演变背后的重要意义。

1.“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

《周礼》云:“青与赤谓之文……五采备谓之绣。”[9]1606据此,“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应是赞美赋作的语言华美,色彩斑斓,文质兼备,能给人极佳的精神享受。但事实却不尽然,先秦至东晋文献中,“綦组”、“锦绣”有以下几种意义倾向: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稺也,谓之逆[10]。

白穀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墙[11]107。

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12]。

材料中“綦组”、“锦绣”的释义可分为三类:第一条认为“綦组锦绣”妨害农事,务末舍本,这是“重本抑末”思想的体现,是两汉魏晋人的普遍观念。第二条以“锦绣”为地位、荣宠的代名词,服制是身份的象征,位卑者不得僭越,强调礼制等级。第三条是文学作品中的修辞运用,夸耀房中装饰的奢华,极尽描摹之能事,试图以此召唤怀王魂魄。这三种涵义在先秦至魏晋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大致相等,但以“綦组锦绣”为末事的说法显然与“赋迹赋心说”不符,故“綦组锦绣”在这里包涵了修辞和礼制双重意义。

“锦绣”的褒义内涵出现较晚,其强烈指向性凸显了“赋迹赋心说”独立于诗学批评之外的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汉代赋论的经学背景,但其与礼制的联系不应被忽视。孔颖达释《礼记·郊特牲》“束帛加璧,往德也”为“将玉加于束帛,或锦绣黼黻之上,是以表往归于德故也。谓主君有德而往归之。”[13]1039“锦绣”在此获得了与束帛、黼黻相同的地位,用以承载代表德的玉,被纳入祭祀、礼乐的体系中。

王充认为司马相如和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是对相如赋的批判,但他承认相如赋“文丽而务巨”、“文如锦绣”[14]1117,对相如的文才大加赞赏,葛洪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启发,总括其论而为“綦组锦绣”之说。

《释名》以为“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15]卷四:1“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也因此具有了互文性,“文”即“锦绣”,故“文”即“质”,“綦组”即“锦绣”,体现了魏晋人的“文质观”。它承继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6]的观点,在发展《论语》“文质”论的同时,继承了儒家中庸、兼美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它与制度的联系。

2.“一经一纬,一宫一商”

学者多认为“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是指赋的结构纵横交错,音节和谐浏亮,具有形式美。“经纬”在先秦至晋文献中确实可代指“结构”,如:

布,布也,布列众缕为经,以纬横成之也[15]卷四:28。

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17]。

纵缕为“经”,横缕为“纬”是“经纬”的本义,地理上的“纵横”是其延伸义,但这种用法在两汉魏晋并不多见,故结构仅是“经纬”的表层意义,不能涵盖“一经一纬”。

郑玄曰:“经也,法也。”[9]37《尔雅》云:“基,经也”[18]27,“典,经也”[18]35;刘熙说:“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15]卷七:12“经”有“典则”义,又可训为“径”,“纬”可训为“围”,这就延伸出了以“纬”释“经”的意义:

圣人作经,贤者纬之也[19]4224。

经以遗书之旨,纬以樗里之文[20]。

以“经”为基准,以“纬”为解释“经”的文本,应和了《释名》所言“经”、“纬”义。它们是对经典与谶纬关系的总结,“经纬”作为经书与广义的纬书的概念是当时的常用语例,体现了两汉魏晋人的尊经思想。

“经纬天地”是“经纬”最早且最常见的表述,在南北朝以前的文献中呈现出多义性:

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21]397。

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22]249。

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衣被次齐,贡死经纬也[11]47。

第一條中的“经纬”含“纵横”义,是对上文中的纵缕、横缕和地理纵横等涵义的进一步延伸;第二条近于“管理”,第三条类似“差别”,似乎都与“四海之内,纬长经短”[23]281的地理特点有关。它们的共同点是将“经纬”从丝、地理、书籍等切实的事物中提炼出来,赋予其与天地阴阳等同,与“宇宙”齐平的超越性,从而衍化出“经纬”核心论。如“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22]971,以“经纬”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决定因素,而社会存在的基础恰恰是礼,“经纬”也因此被视为礼制的核心。

“宫”和“商”是五音中最重要的两个,五音皆有其职,不可乱,而五音调和为至善之音,如“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无不受也”[23]82。 “宫商”可总括五音,“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24]64中的“宫商”即代指五音,五音又具有摇荡人心的作用,“宫商”所代表的五音也就可以在某些层面影响人的行为,因此古人对五音慎之又慎。

“宫商”作为五音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祭祀、宴饮等仪式中必不可少,因此与礼制的关系十分紧密,如《仪礼》所载“举旌以宫,偃旌以商” [25]311,“负侯皆许诺,以宫趋,直西,及乏南,又诺以商,至乏声止”[25]531,以“宫”、“商”为行大射礼时进退的标志,其作用范围包括了人和制度。

“宫”、“商”的地位并不相等,“宫”居于中心地位,统摄其余四音: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13]1457。

黄钟之宫,律吕之本也[23]122。

“宫”是律吕相生的根本,也是衡量商、角、徵、羽的标准,五音各有其律数,“宫”的律数是其余四音律数确定的前提,结合社会政治,就出现了“宫为君”的等级划分。五音各代表至少一种乐器,通常的说法是“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 [22]1260,黄钟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宫”与黄钟相配,兼具确定五音律数、规范乐器的正音作用,更彰显了它的核心地位。

“经纬”代表结构、礼,“宫商”代表五音、乐,从礼乐制度的角度看,二者本就不可分割。《尔雅》曰:“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郭璞以之为“五音之别名”[18]73,这或许并不能证明“经”与五音存在必然的联系,却提供了一种启示。荀悦说:“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26],在道、仁义、典籍和乐舞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服虔注《大雅·皇矣》曰:“德能经纬,顺从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预云:“经纬相错,故织成文。”[27]杜预取“经纬”本义,把“文”释为丝纵横交错织成的布匹,服虔则将“经纬”与天地和德相提并论,并以大德为“文”,德和“经纬”因此产生了关联。《韩非子》认为,有道之君“外有礼义,内有德泽”[24]144,德与礼内外并用,才能达到内外皆安的效果,也就是所谓顺从天地之道的“文”,“经纬”和“文”都是礼的具体表现。“学以辅德,礼以文质”[28], “文”可代表“礼”,“文质”亦然,“锦绣”、“綦组”也就具备了“礼”的代言物的身份。“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22]1188点出了礼、乐内外结合的作用,既与德、礼内外相应的论点趋于一致,又将“文”和“宫商”联系了起来。郑玄注《周礼》“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以为“文之者,以调五声,使之相次,如锦绣之有文章”[9]876, “宫商”可代指五音,“一宫一商”的表层意思就是赋的音乐美,故“文”之以五声即“文”之以“宫商”,“文”又成为“锦绣”和“宫商”的中介,将二者绾合在了一起。综上所论,“锦绣”、“文质”、“经纬”、“宫商”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其结点正是礼乐制度,因此《西京杂记》所言“赋家之迹”的表层意义包涵了文采、结构、音乐等多重因素,但其深层指向是“礼”,是从西周传承至汉代的崇礼尚乐的观念。

3.“宇宙”

“宇宙”作为一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文献中:“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29]800,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30],同为解释“道”的“宇宙”,在《庄子》和《文子》中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要明晰“苞括宇宙”,就必须分别从“宇”和“宙”入手,考察它们的本义。

《尚书》、《诗经》、《春秋》和三《礼》中的“宇”均意为“屋檐”,如“峻宇雕墙” [31];《尔雅》释“宇”为“大”②。“宇”的“四方上下”义正是从“屋檐”义中衍化而来,故《吕氏春秋》高诱注“宇宙”曰:“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来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无望无界畔也。”[23]370“宙”的本义是“栋梁”,《说文》释为“舟舆所极覆也”。[32]

“宇宙”在战国至魏晋文献中已没有“宇”、“宙”作为单音节词时使用的“栋梁”、“屋檐”、“大”等语义,主要有以下几种意义倾向:

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29]1047。

流离轻禽,蹴履狡兽,轊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22]3034。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33]。

昔皇天授乃显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岛,弘功茂绩,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负扆二十有余载[34]57。

材料中的“总言时空”、“舟舆”、“天地间”、“四海之内”等四种语义是“宇宙”在六朝前的全部意义类别,从使用频率上来看,“舟舆”义似乎只出现于《上林赋》和《说文》,“总言时空”的用例最多,另外两种词义则多见于魏晋文献。这说明“宇宙”的意义随时代而有所变化,汉以前常用的“总言时空”义,衍生自“宙”本义的“舟舆”义,到魏晋基本统一于“四海之内”义。

“宇”和“宙”均可代指“宇宙”,但二者通常代表两种不同的意义,“宇”主要代替“宇宙”的“总言时空”义,如“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 [21]175; “宇”代替“宇宙”的“四海之内”义,贾谊《过秦论》③中有用例。

“宇宙”多用以代指时空,“经纬”则更多指向人事,一自然一社会,似乎没有太大的联系。但二者都有多重涵义,“宇宙”的“四海之内”义将它和“经纬”的“总理人事”义产生了关联,时空自有其秩序,疆域内的社会人事同样需要规范。“宇宙”和“经纬”同为虚化的总括性词汇,它们在“赋迹赋心说”中的作用应综合考察:赋囊括并书写天地间的自然与人事,外以结构规范文本,内以律己的特点,是“宇宙”和“经纬”的连接点。《汉书·律历志》则提供了“宇”和“宫商”相联系的证据:

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19]985。

此处以“宇”训“羽”,“物聚臧宇覆之也”借用“宇”的“屋檐”义,“羽”也被解释为覆物的载体,“宫商”可代指五声,“宇宙”的“总言时空”义和“四海之内”义是“宇”的“屋檐”义的延伸,声和“宇”的关系将“宫商”和“宇宙”连接在了一起,结合上文“锦绣”、“文质”、“经纬”、“宫商”与“礼”的关联,“宇宙”也就和“赋家之迹”,同时也和“礼”产生了联系。

4.“人物”

“人物”在南北朝之前是由“人”和“物”构成的词组,或专指“人”,或偏重于“物”,或二义兼有:

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29]789。

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22]554。

盗跖、庄矫,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无道甚矣[14]51。

“人物”作为词组兼指“人”和“物”的语例在东汉以前最为常用,如成玄英释上引《庄子》论“至人”曰:“夫至人无情,随物兴感,故能同苍生之食地,共群品而乐天。”[29]789“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④ [14]318也可作为此处“人物”的注脚,但王充此语中的“人物”已没有“物”的意义而专指“人”,正显示出东汉以后“人物”由词组向偏义复词转变的趋势。这种用法虽然出现较晚,却在东汉以后逐渐发展出“人物”作为偏义复词的固定用法。此外,《老子河上公注》、《春秋繁露》、《史记》⑤中均有“人物”作词组,兼备“人”、“物”二义的例子。战国时期也有“人物”作偏义复词的情况,但相对较少,第二条即是其例。现有资料中并无“人物”专指“物”的例子,仅第三条兼指“人”、“物”而偏重于“物”,此用法在南朝以前的文献中较罕见。

东汉至魏是“人物”由词组向偏义复词变化的转折期,这既是东汉前即存在的“天地之性人为贵”[35]观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与东汉末年以后兴起的人物品鉴之风密不可分,“能甄识人物”[34]1224等用例是其佐证。这里的“人物”既有专指“人”的义项,又有“辨别人的品行”的涵义,二者共同指向“人”,“人物”所具有的“物”的意义被淡化。《释名》释“室”为“实也,人物实满其中也”[15]卷五:11,结合“宇”的“屋檐”义和“宙”的“栋梁”义,“人物”和“宇宙”也有了联系。“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本就是对仗互文的结构,“宇宙”的本义和延伸义又都有涵纳“人物”于其中的意义,二者侧重点不同,却共同强调“赋家之心”涵盖天地万物。在先秦至东晋的文献中,“人物”与“经纬”、“天地”、“阴阳”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孝经援神契》言不过天地造灵洞虚,犹立五岳,设三台,阳精主外,阴精主内,精气上下,经纬人物,道治非一[36]。

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14]649。

阴阳相错,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由厥汇,掜拟之虚嬴[37]。

引文中的用例看似与“人物”和“宇宙”的联系关系不大,却在更深层次上佐证了二者的关系,又将“人物”和“经纬”相联系,结合上文“经纬”与“宇宙”关系的论述,“人物”、“宇宙”和“经纬”构成了逻辑上的铁三角,“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21]541正是它们的写照。至此,“赋迹赋心说”中的六个词语之间都有了相应的联系,它们相互佐证,置身于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关系网中。

三、“赋迹赋心说”产生于汉晋之间

结合上文对“锦绣”、“文质”、“经纬”、“宫商”、“宇宙”、“人物”等词语间关系的论述,《汉书·五行志》“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19]1316的观点为本文提供了一种启示,即“綦组”与“锦绣”,“文”与“质”,“经纬”与“宫商”,“宇宙”与“人物”两两互为表里,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关系密切,那么“赋迹赋心说”本身就互为表里,是环环相扣的整体。

再从“赋迹赋心说”与礼制的关系来看,《礼记》强调“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13]957《大戴礼记》认为圣人“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38]25葛洪说:“玄黄剖判,七耀垂象,阴阳陶冶,万物群分也。……庇体广厦,稉粱嘉旨,黼黻绮纨,御冬当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设官分职,宇宙穆如也。”[39]三者均以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的礼立论,包涵了上文论述的五个词语,又将讨论扩大到天地万物,从礼的层面佐证了“赋迹赋心说”中诸词语之间的联系,使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史记·礼书》也持相似观点,且进行了更为系统和精辟的总结: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22]1157-1161。

“锦绣”、“宫商”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礼是用以规范人、涵养人心的制度,“经纬”则是礼产生的前提,凸显了“经纬”在人事中的统摄作用。上文提到了“经纬”从属于礼的观念,与此处的论点结合,充分说明“经纬”、“宫商”既是礼的基本元素,又是礼作为社会规范产生的前提。

《史记·礼书》认为“礼者养也”,所谓“养”一方面是养心、养气,另一方面则是养文,在赋的创作中,“养”的作用极为重要,“枚速马迟”,张衡《二京赋》十年乃成等故事是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赋的篇幅特点要求赋家更擅于研炼,用长时间的涵养和积累换取高质量的作品,汉大赋就是典型的例子,赋的材料、结构固然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和构思,但赋之所谓“养”,最重要的是涵养学识。

司马相如作为汉大赋的代表作家,他的赋才在汉代就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如孔门用赋,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5]50,“汉之得人,於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22]2964等都是对他的推崇。但汉代文献中仅有相如献赋的记载,并未提到他在经学上的造诣,后人欲推崇相如,便在以经“养”赋上下足了功夫,《汉书·地理志》仅提及“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19]1645,但《三国志》中却明确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34]973并以此为依据,提议为相如立庙。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以“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为秦密语[22]2999,纳兰性德更是将相如的师承对象确定为胡安国⑥,层层坐实。

《西京杂记》所载“盛览问作赋”正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产生的,相如受经是学养上的“功夫”,“赋迹赋心说”则是赋论上的“补充”。结合《史记·礼书》中的论述和“赋迹赋心说”中诸词语在先秦至东晋的语例,“赋迹赋心说”虽首见于《西京杂记》,却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具备相应的制度背景。赋与礼乐制度的关系自汉代确立,就与大一统政治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典型的制度文学,魏晋六朝赋的主体与汉赋截然不同,但其中的制度因素也并未完全消弭,赋与制度的紧密联系随着献赋制度和隋唐以后的科举,一直延续至清代。清人多“赋迹赋心说”将其与经学绾合,沈德潜即认为赋源于《诗经》,题材众多,蔚为大观:

汉人谓赋家之心,包括天地,总揽人物……盖导源于三百篇,而广其声貌,合比兴而出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诚重之也。两汉以降,鸿裁间出,凡都邑、宫殿、游猎之大,草木肖翘之细,靡不敷陈博丽,牢笼漱涤,蔚乎鉅观[40]。

程恩泽与沈氏的观点相近,盛赞“赋迹赋心说”曰:“其心也,包宇宙而恢宏;其质也,矕龙虎而彪炳”,“纬以纂组,饰以铅黛”,以为“赋迹赋心说”“撷六义之精而传其美”[41]。孙梅则将诗、赋和情、文合并讨论:“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胜于情。无情之文,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无文之作,则重台体态,终恧鸣环。”[42]情、文并论较早较完备的说法见于《大戴礼记》:“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迭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38]34赋须情、文兼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最终还是要回归于礼,“賦迹赋心说”不管是在其中诸词语在先秦至晋的用例方面,还是其理论根基上,都与礼脱不开关系。

“赋迹赋心说”虽首见于《西京杂记》,但据上文所论“锦绣”、“文质”、“宫商”、“经纬”、“人物”、“宇宙”等词语在先秦至东晋文献中的语例,“赋迹赋心说”在这一历史时段均有可能出现。而《西京杂记》的作者,卢文弨认为是“冠以葛洪,以洪钞而传之,犹《说苑》、《新序》之称刘向,固亦无害其文,则非洪所自撰。凡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 [43]余嘉锡赞同此说:“隋志不著撰人名氏者,盖以为此系葛洪所抄,非所自撰,故不题其名。……其记事多有所本,不皆杜撰也。”[44]所谓“实事”,“有所本”,上文的论述即为明证。据此,“赋迹赋心说”也是葛洪照录的前代文献,而赋作为一种文体正式形成于西汉,故“赋迹赋心说”实为汉晋赋论。

注释:

①明代此类资料较多,故仅列数种。方志:《蜀中广记》卷67、卷110,《天中记》卷37全文引录,《滇略》卷6增张叔、盛览共同受学相如事,《(万历)云南通志》增盛览著有《赋心》等;总集:《文章辨体汇选》卷259录《答牂牁盛览》,《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司马文园集》录《答盛览问》等;散论:《詹氏性理小辨》卷37、《艺苑卮言》卷1等;陈懋仁注《文章缘起》卷1“九言也赋——楚大夫宋玉所作”全文引用。

②《尔雅·释诂第一》:“弘、廓、宏、介、纯、夏、幠、尨、坟、嘏、丕、弈、洪、诞、戎、骏、假、京、硕、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箌、昄、晊、将、业、蓆,大也”。

③《过秦论》:“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④黄晖先生原本句读为“夫人,物也”,本文以为与后文“物也”重复,故改。

⑤《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卷46注“咎莫大于欲得”为“欲得人物利且贪也”。《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第五十一》:“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古之人物书文,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史记·货殖列传》:“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

⑥《通志堂集·赋论》:“考之佚传,相如尝受经于胡安,蜀人多传其也,其功至与文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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