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张立新 张 敏 王 菲

（1.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日照 276826；2.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与多元化。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整体偏低，有限的公共文化资源难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以政府偏好设计的公共文化供给更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公共文化供需的失衡和错位，迫切呼唤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迫切需要补齐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短板，实现公共文化供给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匹配，推进物质小康和文化小康的协调发展。为此，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均等化，不断拓展文化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毋庸置疑，现有政策设计的初衷以发挥公共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但如果仅限于此，就又必然难以激励地方政府以及其他供给主体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行为。因此，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应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否带来经济效益，无疑直接影响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提升。基于此，文章使用计量模型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产生经济效益这一政策假定提供证据支持。

2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公共产品的溢出效应，研究和证实了通讯基础设施[1]、公路和交通基础设施[2-4]以及教育医疗[5]等公共产品对区域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Barro[6-7]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将政府财政支出纳入到总生产函数，研究发现，在保持政府支出不变的前提下，公共投资与支出共同带来的规模收益则具有不变性，由此他指出公共支出对于GDP增长具有正效应。匡贤明认为，基础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是通过提高分工程度进而提高工作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8]。尹希果和岑剑雄采用GMM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公共基础设施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共产品供给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有利于区域经济收敛[9]。李真和刘小勇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效应，人均基本建设支出和人均文教科卫支出能够提高当地经济增长率[10]。罗丽英和刘柳使用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公共产品供给对区域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5]。

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研究方面，学术界主要关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测量指标和财政支出绩效或效率。Getzner运用澳大利亚文化支出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文化支出和经济增长是相关的[11]。杨林等选取人均文化事业费作为投入指标，以公共图书服务能力（图书馆数、图书馆的人均藏书量和图书馆流通人次）、文物行业服务能力（公共博物馆数和文物藏品数）、艺术表演机构的产出（每百万人的艺术表演从业人数和观众数）和群众文化服务机构服务能力（文化机构数、每百万人从业人员数和举办文艺活动次数）等指标作为产出指标，运用 DEA 模型评估青岛市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绩效，结果发现，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不高，且没有明显的东西部聚类效应，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12-13]。芦蕊认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的文化产品多元供给模式具有集聚资源、平衡供求、促进产业提升的实践价值，但仍存在一定的供需矛盾，需要依据区域经济特点加强市场化运作和完善全产业链操作，以增强文化产品的竞争力[14]。江朦朦和张静采用Bootsrap-DEA方法和Malmquist 指数方法对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正[15]。

总的来看，关于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溢出效应和促进作用，国内外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相关结论主要是以交通、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例得出的，较少以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为研究对象。公共文化产品虽然也属于公共产品，但它用于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与其他公共产品相比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相关研究虽然揭示了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财政支出水平和支出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且当前我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支出水平和效率不高但呈上升趋势，但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尚缺乏研究和探讨。鉴于此，文章以各类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为研究变量，实证分析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区域差异，以期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相关政策提供有力证据支持，提升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 年）》中对于文化服务内容与项目的相关规定共有22个方面，其中把文化服务体系具体分为基本服务项目（包括电影、电视、地方戏、广播、文体活动等）、硬件设施（广电设施、文化设施等）和人员配送（人员编制、业务培训）三大方面。因此，在评价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时，应该设置表征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基础设施和从业人数等方面的指标。公共产品相对于私有产品而言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特征，这两种特征决定了个体享用公共产品的同时不能排除他人也从中得益，并且消费者的增加并不必然增加生产成本，或者说，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由于公共文化物品具有正的外部性，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使得私有供给远小于社会需求，导致市场失灵。此时需要政府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应提供部分公共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应该是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参照杨林[13]、解学芳[16]等学者的做法，从公共文化财政投入、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等方面选取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指标体系

为准确检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文章以全国31个省份2006至2015年期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以最能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且为了消除人口规模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在进行地区比较时，一般采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的自变量则包括如下指标：X1代表地方财政性文化总支出，包括地方财政性文化事业费和问题传媒经费等；X2代表各类公共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 X3代表每万人拥有图书馆面积；X4代表文化机构和艺术表演从业人员数；X5代表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观众人次。

3.2 研究假设

相关研究证实，公共产品的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6-7]；政府对公共文化产品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11]。公共产品对区域经济的溢出效应和促进作用，某种程度上是指其作为一种生产性的额外投入进入生产函数从而直接影响经济产出，同时又会作为一种消费性的额外投入进入劳动者素质的生产过程而间接影响经济产出。而公共文化产品是公共产品的重要构成，公共文化产品的财政支出也应对经济增长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由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地方财政文化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有助于公共文化机构的数量和从业人数的增加，进而增加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公共文化机构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构成内容，其数量规模直接影响公共文化资源和产品的供给能力。相关研究证实了通讯基础设施、公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设施等公共产品对区域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则能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提高地区间的凝聚力、生产力和创新力。由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公共文化机构的数量及其产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建设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还存在理念落后、文化产品的创新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健全、供给模式单一、公共文化设施粗放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总量和质量相对不足、供给效率偏低、供给均等化程度不高、供给结构不太合理、内容不太丰富等困境，难以满足广大民众多样化和多层次化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因此，可以推测，当前，我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还主要表现为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而公共文化机构发挥的间接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要高于公共文化机构数量及其产出的经济增长效应。

由于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不均衡，以及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步，区域之间在公共文化机构设置的类别和数量，以及公共文化产品的供求匹配程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因此，公共文化机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也会存在区域之间的差异。由此，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H4：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

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使用Eviews8.0软件和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建构，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过程中，首先采用正式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在数据非平稳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协整检验，然后运用Hausman检验来决定选择随机效用模型还是固定效用模型。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各省份在各变量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各省份公共文化机构数量、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观众人次以及文化机构和艺术表演从业人员数三个指标数值均并不太高且离散程度都非常大，可能会影响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表2 各指标描述性统计

5 实证分析

5.1 模型设定

综合考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指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以便克服样本偏小等缺点，获得模型较为优良的估计值。该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βi为K×1向量，Χi,t为1×K向量，K是解变量数目，εi,t是均值为零、方差呈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根据影响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各类因素，文章选用的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为：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见前文所述，βn为参数，εt为误差项。

为了消除原始变量存在异方差产生的影响，应该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因此文章确定采用的模型为：

5.2 面板数据序列检验

通常在对面板数据模型正式分析之前，应使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来检验面板数据中的时间维度是否平稳，以防止出现伪回归或虚假回归现象。但对面板数据进行两个检验的前提是大样本数据，时间维度至少为30年[17]。而文章由于难以获取较长时间的数据，仅收集了10年的数据，没有必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表3 Hausman检验结果

为了确定模型的具体类型，需要进行Hausman检验。对于面板数据，一般而言会认为选择固定效应的计量模型，但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需要实际的理论支持。Hausman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中检验结果的P值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只有模型1拒绝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而模型2、模型3和模型4都接受原假设，应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5.3 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检验结果，我们对全国各省市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随机效应模型，面板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四个模型中包含的全部变量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基本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变量X1系数全为正，表明地方财政性文化支出对于全国以及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比较四个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系数可知，公共文化机构的数量及其产品产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地方财政性文化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存在区域间的差异。由此，研究假设H1和H4得到检验。

公共文化机构数量X2在模型1和模型4中为正但不显著，而在模型2和模型3中显著为负，这表明公共文化机构的数量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收敛效应。变量X3的系数全为正，说明以每万人拥有图书馆面积数衡量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对全国以及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尽管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观众人次X5这一变量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负，但系数显著小于其他各类变量系数，且在模型2与模型3中不显著，这表明该变量还没有发挥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模型1中变量X4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其他模型中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可认为以文化机构和艺术表演从业人员衡量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对全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由此，研究假设H2在整体上得到检验。

表4 面板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

综合比较四个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系数，可以发现，地方财政性文化支出的系数明显高于公共文化机构数量、每万人拥有图书馆的面积、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和艺术表演团体国内演出观众人次等变量的系数，这表明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高于公共文化机构数量及其产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由此，研究假设H3得到证实。

6 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基于全国31个省市2006-2015年期间的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得到如下结论：地方财政文化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公共文化产品中公共文化机构的数量对经济增长影响能力较弱，并且从东中西部的比较来看，公共文化机构的数量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收敛效应；公共文化机构文化产品的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高于公共文化机构数量及其产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总的来看，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源于公共财政支出，而公共文化机构发展及其产出还比较薄弱，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相对较弱。对此，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第一，增加地方财政性文化支出并发挥其对市场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财政投入在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中的比重。由于财政性文化支出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中作用最为显著，加强对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支出，可以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当前，地方政府应加快建立财政分级预算保障机制，有效地分配税收与非税收财政收入，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政府在提升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效能过程中的职能和作用。由于各地方财政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效能差异巨大，为更好地提升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经济增长效应，需要发挥中央政府在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中的调节和干预作用，不断创新以满足民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的公共文化产品政府采购机制，发挥政府采购对民间资本的撬动作用和引致效应，避免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和政府低效。

第二，加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公共文化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是提供公共文化供给和服务的基本保障，也是发挥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基本要求。在公共文化机构建设方面，加强文化事业单位在人事、收入分配、经费保障、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落实其法人自主权，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强化公共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在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应积极实施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专业人才培养工程，鼓励和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参与，面向文化站、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团体等各类文化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教育与培训，提升其业务能力；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普及性的文化培训活动，开展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和艺术展示展览活动，培养基层业余文化骨干、乡土文化人才和文化志愿者。

第三，创新公共文化产品的类型和供给模式，推进公共文化产品供需的有效匹配。通过“文化+”模式，推进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延伸和拓展文化产品供给的产业链条，创新公共文化业态，推进公共文化产品的丰富化和多样化，推进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借助“互联网+”思维构建公共文化产品供需信息沟通交流平台。采取“互动式”服务收集群众需求信息，并加强对群众需求的调研分析；采取“订单式”采购模式向企业及时反馈；采取“菜单”式配送或“超市化”模式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实现“以需定供”、“即需即供”、财政投入“到位”，实现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有效匹配与精准对接，实现公共文化产品文化价值与实际价值的有机统一，进而实现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经济增长效应的最大化。

（来稿时间：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