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中国与世界：百年前新民学会的初心与担当

欧妍

投身于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诗人郭小川曾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1913年到长沙念书，1923年离开……这十年中，五年半念书，在第一师范解决革命方向问题，反帝、反军阀，新民学会是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前身，当时没有政纲，但有浓厚的政治倾向，毛的学问和知识打下了最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西方思想在他们中间广泛流传。经过反复比较和思考，一批青年做出了共同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武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最初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到“五四运动”后由于大多数会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将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蔡和森领导下的新民学会及其会员，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得到进一步历练和成长。同一时期，还有很多青年团体存在，但唯独新民学会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并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回忆建党时曾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这里面提到的大部分人都是新民学会会员。

湘籍青年新民梦

1915年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大体内容是：“今日我国正处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可以信赖，拟寻求志同道合者共同组织团体，以期自策自励及改造国家。”

当时，罗章龙是前来应征的“三个半人”之一（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叫李立三，他听了毛泽东的介绍后没有发表意见就走了），并由此与毛泽东结为“管鲍之谊”，后来直接成为新民学会最初会员骨干之一。

至1917年冬天，在毛泽东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爱国志士，他们经常讨论“如何使个体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经过数十次讨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近代湖南，英才辈出，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政治军事人才，在湖南历史上乃至全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这些人物或以个体存在，或者附属外省政治团体，终究未能在湖南境内形成足够大的力量。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的南学会开了湖南学会之先，但终因时间太短也无所作为。

历史的进程，让毛泽东等人“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与此同时，蔡和森把组织学会与事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迫切地渴望能集合大家的智慧，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

这样，新民学会的组建终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1918年4月14日，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齐聚在长沙岳麓山下，宣誓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样，“长沙城的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

新民学会作为一面光辉的旗帜，开始聚集一代湖南精英。

尽管新民学会人数并不算多，最初仅13人，后来也只发展到70多人（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记载，新民学会成立会到会人员共有12人；親历者萧三、周世钊等回忆有13人参加了成立会，李维汉则说有14人。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采用了13人说），然而它却“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

前有王船山、曾国藩等湘人典范，湘籍青年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因而学会成立时规定，会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是湖南籍的知识青年，不少会员在省城的社团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使得湖南青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一系列活动中大展拳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1918年夏，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会员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们求知求真理的热血依然沸腾，然而面对的现实是，社会混乱，就业前途堪称渺茫。此时，毛泽东接到恩师杨昌济从北京写来的信，劝他去北京大学深造，并告诉他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经留法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

收到信后，毛泽东无暇考虑去北大读书的事，却觉得或许可以抓住赴法勤工俭学这个机会。此前，他一直都认为新民学会会员应该大力向外发展，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

“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的挚友之一就是蔡和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蔡和森一度与毛泽东齐名。他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之后，学会的同仁曾评价说：林彬（即蔡和森）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他们共同的老师杨昌济也认为：“救国必先重二子。”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而蔡和森则正是学会前往北京的联系人。

这里所说的新思想新文化，是指“ 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即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9月9日文化书社开业时，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他们努力扩大营业范围，与全国六七十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建立联系。经营的书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其中有《新俄国之研究》等译著、《劳动界》等刊物。文化书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毫无疑问地对湖南建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文化书社社址（今长沙市潮宗街）不仅是新民学会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毛泽东建党建团及与省外党团组织进行联络的重要场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又成了湖南党组织的秘密联络机关之一。

另一件大事则是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联络社会各界，召开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通过了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发行集个人和集体研究成果的《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考察和提倡赴俄勤工俭学等重要事项。9月15日研究会正式成立。

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青年中影响很大，曾先后介绍过任弼时、萧劲光等6位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后来还前往俄国留学。

萧劲光曾如是回忆——

那时，我们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不久，毛泽东是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我们是通过在船山中学学习的伍岳，找到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后来，也是通过他办手续去上海的，到了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

显然，诸多新民学会会员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在中国的普及与开创进行过斗争，为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发出了最初的呐喊。新民学会会员赴法赴俄勤工俭学的直接成果，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留守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所做的工作，更是不容忽视。

驱“ 张毒 ”，创造新环境

新民学会诞生的社会背景本身就决定了其不可避免的斗争性。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国内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持续不断，全国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湖南亦无法幸免。

1918年3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张伙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和张敬汤在湖南恣意施行暴政，烧杀抢掠、摧残妇女、搜刮民财、破坏教育、钳制舆论，无恶不作。其军队每到一地，经常杀人数万以上，烧毁房屋万间，甚至一地仅被残害弃置的妇女尸体都能堆积满山。

湖南人民对其极为痛恨，以谐音称“张督”为“张毒”：“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为镇压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张敬尧曾悍然下令解散学生联合会，封闭《湘江评论》（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在这种情况下，在湖南社会各界支持下，毛泽东领导被封又重组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坚持反日爱国运动。

1919年12月2日，学生们举行了5000人以上的反日爱国教育游行示威，并召开大会，张敬汤率领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张敬尧骑马带领一连大刀队冲进会场内，强行驱散与会群众，辱骂殴打学生，当场殴伤数十人，逮捕5人。

当时，新民学会已经日趋成熟。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人怒天怨的张敬尧进行了斗争，主要包括：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派出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爭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以造成举国一致的讨伐声势。

这期间，毛泽东第二次到了北京，他大量搜寻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迫切地想要找到解救湖南人民乃至全中国同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的办法。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也迅速发生了变化，他后来还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京期间，毛泽东等赴京代表团一行40人每天各处奔走联络，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等宣传“驱张”意义，鼓动大家一起加入到“驱张”行动中来。

面对这样的形势，时任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在请愿示威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出来接见请愿代表，并表面上答应研究代表们的要求。分赴各地的 “ 驱张 ” 代表团的活动，也得到了强烈反应。京、津、沪、汉等地的舆论界，一致支持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许多省市的学生联合会纷纷发出函电，声讨张敬尧，使“驱张运动”扩大为普遍的反对封建军阀的宣传运动。

与此同时，各派军阀与张敬尧的矛盾也在持续加剧。

为了利用军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分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主要力量的代表到衡阳、郴州，催促吴佩孚、谭延闿 “驱张”。军阀之间本就利益冲突不断，因此很快便达成了“驱张”默契：吴佩孚撤出衡阳，敞开了张敬尧的南大门；冯玉祥也撤出了部分守军，敞开张敬尧的西大门，放湘军长驱直入。

于是，狼狈逃离湖南的张敬尧，因守土不力受到了“迅即来京查办”的处理，张敬汤则在“鄂州执行死刑”，“驱张”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锻炼了留在国内活动的新民学会会员，让他们更加认清了国内现状，意识到要想实现最初的梦想，就必须找到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实现真正的“团结在一起”“创造新环境”，这也为他们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共同目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1921年，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前往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成立的。毛泽东等革命青年在长沙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党组织，都离不开1921年这最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元旦，新民学会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内决议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新民学会会员邹蕴真是长沙马王街修业小学一名语文教师，他曾在1921年元旦参加了连续3天的新民学会会议。生前他曾仔细回忆过这次会议，提到过不少会议细节——

开会的这三天“天气阴沉寒冷，时飞小雪”，他从家中走到潮宗街，推开一座坐北朝南的旧公馆的黑漆大门，穿过方砖铺成的空坪，来到空坪北面、推开挂有一块“文化书社”牌子的木房子的小门，他进入了一个厅堂，厅堂里放着一张长方桌和十多张小方凳。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都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时，9点多钟，与他既是一师同学、又同龄的27岁的毛泽东作了长篇演讲，谈到俄国十月革命，谈到为适应甚至领导世界又快又大的变化进步，学会以前的宗旨，已觉陈腐，应该做彻底的改造……

邹蕴真说当时“大家听了，未免觉得突然，但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理解的，也有怀疑的……经深入辩论三天，最后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建议获得了到会会员的多数赞同”，“后来，大家到湘江沙滩空旷处去合影，既至，风雪更大，照出的相片模糊不明，不能留作纪念……这次会后，外地会员多数不同意修改学会宗旨，意见分歧。毛泽东则从此倾全力来扩大提高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尽管对比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会议会务报告》，邹蕴真的回忆并未涉及本次会议最重要的那部分，但已是弥足珍贵的实证了。

1921年新年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在1920年11月25日写给罗章龙的信中就曾提到：“我想我们的（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早在新民学会新年会议的前一年，即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就已在蒙达尼的蔡和森住处开了5天会议，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激烈讨论，针锋相对。

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同志，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而萧子升等人则持反对意见，“不认可用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实行改革之方法”。他不认俄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的新式革命，虽缓然和。

蔡和森与萧子升都从法国写信给留在国内的毛泽东，请他评判两人的观点。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在法诸会员回了一封长信，对于蔡和森提到的“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道路”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邹蕴真回忆里所提到的新年这天的长沙会议，由何叔衡主持，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本次会议重点讨论三个问题： 一是新民學会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是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三是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显然，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中国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毛泽东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萧子升等会员此前讨论的经过和结果，在会上详细地告诉了大家。但大家讨论了一个上午，也没有得出结论，故而第二天仍然继续第一个问题的讨论。

但与邹蕴真的回忆不同的是，当时采用的表决方式并不是“举手”，而是“起立”。表决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共同目的时，起立的有陶斯咏、易礼容、毛泽东、钟楚生、周世钊、任培道等10人；表决以“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会员有熊瑾玎、刘继庄、何叔衡等5人；主张用“促社会进化”为目的而起立的有李承德和周世钊两人，周世钊还表示“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者都赞成”，此外邹蕴真和张泉山两人未表决。

讨论“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的第二个问题时，何叔衡表示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认为：“……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一次讨论到下午两点表决，结果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2人，即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等；赞成德谟克拉西（即民主）的2人，即任培道、邹蕴真；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为李承德；周世钊、刘继庄、熊瑾玎未表决。

第三天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何叔衡说：“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系。”彭璜、熊瑾玎等人提出“有组党的必要”。毛泽东赞成这种看法，并补充说：“我们必须做的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这一建议获得了大多数会员的起立赞同。

至此，新民学会最终确定其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走马克思主义路线。

于是，新民学会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至1921年新年大会时发生了质的飞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在湖南建党方面，做了思想和组织两方面的最好准备。

“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这场新年大会后，毛泽东便开始倾尽全力开展建党的活动。1921年6月，共产国际再次派代表来华，对中国革命进行具体帮助，“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各地小组共派出代表12人，代表着50多名党员，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这次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大会”。

何叔衡是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结识比他年轻17岁的毛泽东的，他俩志气相投，感情甚深。毛泽东常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是一堆感情。”

当时，何叔衡作为第一批会员加入了新民学会，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他遇事善断，备受大家尊重信任。1919年12月，新民学会在长沙发起“驱张运动”，何叔衡负责衡阳代表团的工作，他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紧密配合，在雁塔寺召开万人“驱张”大会，揭露张敬尧的祸湘罪行。经过“驱张”斗争等洗礼，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开始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新民学会中的骨干力量。1920年6月以后，他协助毛泽东在湖南开展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11月，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先进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1921年6月29日傍晚，何叔衡与毛泽东一道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共同踏上了停泊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的一艘轮船，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并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对于毛泽东与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动身的情形，《谢觉哉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6月29日，阴。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之招。”“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们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开始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就湖南建党问题，萧三在《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曾如是记载：“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今湖南长沙体育馆路旁的湖南人民体育运动场）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讨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旁边，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共产党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

对此，易礼容也有过类似的回忆：“在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旁的坟坪里，正式成立支部后，毛主席任书记，何叔衡当然是支部负责人之一，从此就有了核心，有了党的组织。李立三、陈子博、余千山、罗君强都入了党。”

湖南的党支部成立后，首先在长沙发展党的组织，并根据各地工作的基础，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毛泽东一方面在新民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谨慎地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同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1922年5月1日前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

值得记录的是，1921年年底，新民学会另一发起人蔡和森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经陈独秀等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中共二大至六大，蔡和森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的家庭也成为党内突出的革命之家。他同妻子向警予、妹妹蔡畅、妹夫李富春等人都作为党的第一代开拓者，用热血和青春在史册上留下了印迹。直至1931年6月10日，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蔡和森在香港开会时被捕，“引渡”到广州。8月，凶残的敌人將蔡和森的四肢钉在墙壁上，用刺刀将他的胸膛戳得稀烂。此时，蔡和森年仅36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湖南是全国建党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有近20名党员，约占全国党员总数（58名）的三分之一，而湖南党员中新民学会会员又占大多数。会员中有近30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就有十几位，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易礼容、蔡畅、谢觉哉等。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还专门称赞“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新民学会后期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还输送了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后来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

新民学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前后发展了78名会员。但由于新民学会活跃于动荡年代，各种思潮的冲击使得新民学会会员人生信仰有很大不同，因此也演绎了他们不同的历史结局。其中，有3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毛泽东和蔡和森外，还有何叔衡、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谢觉哉、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其他的会员，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也在教育、医学、商业等方面，成就了伟业，实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呐喊。但可惜的是，也有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极个别会员后来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

在信仰上，萧子升与毛泽东、蔡和森迥然不同，他既不满旧势力，又希望凭借旧势力跻身仕途。毛泽东和蔡和森为了说服他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无数次争执。

1921年，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湖南通俗教育馆何叔衡住处，再次发生激烈争论。这一次，毛泽东恼羞成怒：“你当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至此，萧子升与毛泽东、蔡和森分道扬镳，同时也标志了新民学会的最终解体——1920年下半年，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陆续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因此在1921年后，新民学会已经逐渐停止了活动。

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民学会在其存在的3年时间里，不仅为湖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领导核心组织的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探寻和干部队伍上的准备。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还领导创办了《湘江评论》《通俗报》《湘潮》周刊等进步刊物，并且刊发大量文章，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帝反封建思想。《湘江评论》发表的文章都是由新民学会会员撰写，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发行不仅仅限于湖南一隅，还远销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影响深远。

可以说，新民学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湖南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进步团体，在全国也有重要的影响，它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情况、要解析湖南党史人物群体的成长和形成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呐喊发声，非新民学会莫属。

正如《西行漫记》中所写的毛泽东说过的话，新民学会“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习近平曾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与强硬。新民学会的兴衰3年，伴随着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信仰最初形成与沉淀的历史。而今，长沙岳麓山下的新民路上，新民学会旧址仍旧静静地矗立在街道旁，门口牌楼上醒目地书写着蔡畅的题词：“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毛蔡寄庐流芳千古。”闹市取静，而守初心，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