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真伪考论
——徽州文书辨伪之一

王裕明

随着民间文书的不断发现，学界越来越重视文书的整理和研究。遗存的民间文书，绝大多数都真实可信，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存在一些赝品、伪品*李义敏在《明清契约文书辨伪八法》(《文献》2018年第2期)中说：“近几年，我们在安徽、云南、江西、福建、浙江、陕西、山西、山东、河北、北京等地都曾发现契约文书的现代伪品，其中以山西和安徽两地作伪现象最为严重。”。这些赝品、伪品文书，既有现今人所作，也有当时人所为。如何鉴真辨伪、存真去伪，是民间文书整理和利用的首要任务。

现存徽州文书中，《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就是一份时人所作伪契。遗存下来的李务本归户文书有10余份，特点较为鲜明，一是时间早，为明代前期的永宣年间，距今约600年；二是种类多，既有田地买卖契约、田土清单等财产类文书，又有里甲、黄册抄底等赋役类文书，同时还有供状等诉讼类文书；三是馆藏分散，散藏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在李务本归户文书中，黄册抄底和诉讼供状因学术价值高，业已引起学界高度关注*栾成显：《明代黄册底籍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三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周绍泉：《透过明初徽州一桩讼案窥探三个家庭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2000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周绍泉：《退契与元明的乡村审判》，《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阿风：《试论明清徽州的“接脚夫”》，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日]中岛乐章：《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郭万平、高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此外，对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学界也有所引用，但对其真伪、生成以及背后的社会关系，皆没有深入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契名为笔者自拟。收入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按，该书命名为《明永乐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祁门李务本卖田地住基屋宇契约》。为行文方便，文中也简称“永乐四年赤契”。现藏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表面上看，该赤契与一般土地买卖契约没有两样，都包括买卖事主、出卖原因、标的、契价、推收过割、担保事宜、立契时间、中见人和画押等项内容。不过，细细审读该契约，会感觉该赤契与其他契约还是有所不同。该赤契原文如下：

十西都李务本自叹吾生于世，幼丧父亲，惟与母谢氏孤苦艰辛，再继义父不幸殒身。今务本方年一十四岁，忽感病患甚危，恐难全命，思知二父俱亡，全无追修斋七；有母谢氏，亦无依靠；兼以二妹年幼，未曾婚聘。今与母亲商议，将承祖田地、住基、屋宇，开列于中：

一、唐字四百一十六号，计田八分有零。东至能静及路，西至达先田，南至路，北至能静田，土名青林原恨丘。

一、唐字二百二十三号，土名过水丘，计田八分七厘一毛。东至谢开先田，西至谢显先田，南至开先田，北至显先田。

一、唐字二百二十四号，土名黄坞口，计田二亩二分九厘二毛。东至山及谢右田，西至坑，南至尚贤田，北至坑。

一、唐字六百七十八号，土名南山乔[桥]头，计田二分九厘二毛。东至溪，西至田，南至田，北至路。

一、唐字 号，土名李木坞，计田地一亩六分二厘五。东至地，西至田，南至坟山，北至山。

一、陶字二十一号，土名六保伦子坑口，计田五亩二角五十步。东至坑，西至山及李叔俊田，南至行路，北至坑。

一、唐字七百四十九号，土名郡坑源，计田五亩。东至山，西至坑及超然田，南至山，北至坑。

一、唐字一千五百三十七号，土名住基，并山，计地二亩七分。东至显先田，西至路、显先地，南至田及溪，北至岭。

右件前项田山基地屋宇，尽行立契出卖与本都谢能静名下，面议时价宝钞三佰贯，其钞并契，当日两相交付。其田地、住基、山、屋宇，一听买人收苗受税，永远管业。其税见在务本户内，候过割之日，听自起割前去，本家不在阻当，其田物件未卖之先，即不曾与内外人重复交易。如有一切不明及内外人占拦，一听赍此文赴官陈告理治，仍依此文为始。今恐无凭，立此文契为用。

永乐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李务本(押) 契

同卖母谢氏荣娘(押)

依口代书族叔李仲积(押)

凭人谢曙先(押)

据其所载，买卖事主分别为卖主李务本、买主谢能静，出卖原因为无以用度；标的共有田地8号，分别为青林原恨丘、过水丘、黄坞口、南山桥头、李木坞、伦子坑口、郡坑源和住基等，每号土地详细记录了字号、土名、田地属性、面积和四至；中见人为谢曙先，代书人为李仲积，契价为三百贯，推收过割为从卖主户内过割，担保事宜为“本家不在阻当”、“不曾与内外人重复交易”，立契时间为永乐四年十二月廿七日，画押为卖主母子、中见人和代书人等。除该契外，永乐年间李务本尚有卖给谢能静田地契约数份，面世的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永乐四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甲)》《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乙)》《明永乐八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地山场白契》*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23页、724页、725页、730页。和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契名为笔者自拟。收入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第18页。按，该书命名为《明永乐八年四月十五日祁门李和[务]本卖山田住宅基屋契约(赤)》。等5份。这6份田地买卖契约，不仅买卖事主相同，而且标的也多相同。具体如下：

《明永乐四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立契时间为该年三月二十日，卖主为李务本、母亲谢氏，买主谢能静，依口代书人李胜舟。在该白契所卖田地中，每号田地仅记录了土名和面积，没有记录字号和四至，所卖田地共6号，分别为黄坞口、恨丘、胡二坞、李木坞、南山桥头和郡坑源等。其中，黄坞口、恨丘、李木坞、南山桥头和郡坑源等5号田地，也为《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所卖田地。

《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甲)》，立契时间为该年三月二十日，卖主为李务本、母亲谢氏，买主谢能静，依口代书人李胜舟。在出卖田地记录中，每号田地记录了土名、面积和四至，字号则或有或无，所卖田地共6号，分别为恨丘、过水丘、黄坞口、伦子坑口、胡二坞和郡坑源。其中，恨丘、过水丘、黄坞口、伦子坑口和郡坑源等5号田地，也为《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所卖田地；恨丘、黄坞口、胡二坞和郡坑源等4号田地为《明永乐四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中所卖田地。

《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乙)》，立契时间为该年三月二十日，卖主为李务本、母亲谢氏，买主谢能静，代书人李仲积。在出卖田地记录中，每号田地记录了土名、字号、面积和四至，所卖田地共两号，为伦子坑口和过水丘。两号田地，不仅为《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所卖田地，而且也为《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甲)》中所卖田地。

《明永乐八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地山场白契》和《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立契时间皆为该年四月十五日，卖主为李务本、主盟母亲谢氏荣娘，买主谢能静，依口代书人李仲积，见交易人谢曙先。在出卖田地记录中，两契每号田地记录了土名、面积和四至，字号则或有或无。所卖田地共10号，分别为青林原恨丘、过水丘、黄坞口、南山桥头、李木坞、郡坑源、郡坑口、胡丘末、住基、东畔伦子坑口。其中，青林原恨丘、过水丘、黄坞口、南山桥头、李木坞、伦子坑口、郡坑源和住基等8号田地，为《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所卖田地；黄坞口、恨丘、李木坞、南山桥头和郡坑源等5号田地为《明永乐四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中所卖田地；恨丘、过水丘、黄坞口、伦子坑口和郡坑源等5号田地为《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甲)》中所卖田地；伦子坑口和过水丘等两号田地为《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乙)》中所卖田地。

由此不难看出，这6份田地买卖契约，不仅关联性极强，而且也十分令人不解。为什么同一田地在数年间能够多次卖给同一人？为什么同一田地在同日可以两次立契出卖？为什么《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所卖田地仍能在其后的永乐五年、八年中出卖？为什么《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和《明永乐八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地山场白契》两份不同年份契约皆载“今务本方年一十四岁”？为什么《明永乐八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地山场白契》和《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两份相同年份契约所载李务本年龄却分别为“十四岁”和“十八岁”？一份田产在当年或连续数年间被多次出卖，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同一人的年龄，在不同年份相同，在同一年份却不同，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如此种种，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值得深究。

二、契约真伪考

根据《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所载，以及同其他文书比对，可以断定该赤契为一份伪契。其理由如下：

字迹迥异。永乐四年赤契载明为李仲积“依口代书”。在李务本数份田地买卖契约中，除该契外，《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乙)》《明永乐八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地山场白契》和《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其依口代书人也为李仲积。遗憾的是，《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乙)》和《明永乐八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地山场白契》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原件一时难以检阅，无法与该赤契进行比对。所幸的是，《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可以检阅。通过两契比勘，该赤契的字迹与永乐八年赤契明显不一样。永乐八年赤契字迹工整、流畅，而永乐四年赤契字迹粗糙、生硬，模仿痕迹十分明显，尤其是，永乐四年赤契中李仲积的画押模仿痕迹极为明显。一般而言，同一人笔迹应该相同，如《明永乐二年七月十三日祁门谢曙光卖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五年三月初八祁门谢曙光卖山地契约(赤)》和《明永乐六年十月初十日祁门谢志中卖山田契约(赤)》等3份契约*原件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见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第13页、19页、20页。，依口代书人皆为谢能政。通过比对，这3份契约的笔迹一致，明显出自一人之手。

叙事抵牾。永乐四年赤契所叙之事多与其他文书所载抵牾。

一是李务本的年龄。该赤契载：“今务本方年一十四岁，忽感病患甚危，恐难全命。”按此所载，永乐四年(1406)李务本为14岁。前引《明永乐八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地山场白契》载，“今务本年一十四岁”。按此记载，永乐八年(1410)李务本14岁，则永乐四年李务本应为10岁，而非14岁。又前引《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载，“今务本年一十八岁”。按此记载，永乐四年李务本应14岁，这与永乐四年赤契所载相符。两份永乐八年契约所载李务本年龄互为抵牾，因此从这两份文书中还无法断定李务本年龄。不过，据《永乐元年、十年、二十年、宣德七年祁门李舒户黄册抄底及该户田土清单》(下文分别称《李舒户黄册抄底》和《李舒户田土清单》)*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1，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4～56页。按，李舒，乾隆《三田李氏宗谱》卷7《新田廿一至廿五世》载为“李舒原”。载，李务本“系洪武二十七年生”。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李务本1岁。按此推算，永乐四年时，李务本应为13岁，而非14岁，这与永乐四年赤契所载年龄也不符。又据《宣德八年祁门李阿谢供状》*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第264～265页。载：“阿谢思得男李务本，永乐元年册内年壹拾岁，承故父李舒户，永乐拾年壹拾玖岁病故。再继义父不幸殒身。”按此所载，永乐元年李务本10岁，则李务本1岁时当为洪武二十七年，这与黄册抄底记载相一致。由此推知，永乐四年李务本应为13岁而非14岁，也与该赤契所载年龄不符。综合而言，永乐四年李务本应为13岁而非14岁，该赤契所载应属错讹。

二是胡为(一作“惟”)善去世年份。永乐四年赤契载：“十西都李务本自叹吾生于世，幼丧父亲，惟与母谢氏孤苦艰辛，再继义父不幸殒身。今务本方年一十四岁，忽感病患甚危，恐难全命，思知二父俱亡，全无追修斋七。”其中的“义父”即胡为善。据此可知，该赤契立契时，胡为善已经去世，即胡为善在永乐四年十二月廿七日前业已去世。而据《李舒户黄册抄底》载：“正除男子成丁二口：义父胡为善，永乐九年病故。”可知胡为善死于永乐九年而非永乐四年。该黄册抄底又载，永乐十年，“正收妇女小二口：姐贞奴，永乐四年生。姐贞常，永乐六年生”。“姐贞奴，年七岁。姐贞常，年五岁。”贞奴和贞常系胡为善和谢荣娘所生之女，由此可知胡为善不但永乐四年健在，而且永乐六年(或五年)仍然健在。故而，永乐四年赤契所言胡为善去世年份也属错误。尤为重要的是，既然该赤契明言李务本出卖田地是在“再继义父不幸殒身”之后，就是说，该契立契时间是在胡为善去世之后，而胡为善永乐六年(或五年)仍然健在，这就说明该契立契时间不会早于永乐六年(或五年)。若《李舒户黄册抄底》所载胡为善去世于永乐九年属实，则该赤契立契时间不会早于永乐九年。不管怎么说，该契不可能为永乐四年十二月廿七日所立，立契时间应该在永乐六年(或五年)或以后。

三是所卖田地。前文已述，永乐四年赤契中所卖田地在其后又多次立契出卖，此情有悖常理。所幸的是，《宣德十年祁门县谢能静供状》*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页。明确载道：“永乐八年，务本久患，思借本家财谷无还”，随“将户内田产，凭族叔李仲积评价，卖与谢能静”。按此记载，李务本将家内田地卖给谢能静是在永乐八年而非永乐四年。又《宣德八年祁门李阿谢供状》也载：“及将田地准还亲弟谢能静一节，彼时夫亡子幼，应用、丧葬、日用等项，节借父弟家财谷应用，事系务本存日，主将前项田土，凭族叔李仲积评价，立契明白，准还能静及备贰妹装具。永乐拾年册内，能静将准还产土及比先诡寄田亩，改收过户输纳，又非阿谢因男故后破荡李氏家业。”据其所载，李务本出卖田地为备两妹装具，是在义父胡为善去世之后，而非胡为善健在的永乐四年。同样，《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卖田地的时间也不正确。又，若胡为善去世于永乐八年属实的话，则据上所述，《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立契时间不会早于永乐八年，就是说，该赤契不可能为永乐四年所立。

虽然胡为善去世时间一说是永乐九年，一说是永乐八年，但不管怎么说，《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明言李务本出卖田地是在“再继义父不幸殒身”之后，则该赤契立契时间是在胡为善去世之后，不可能为永乐四年。退一步说，即使胡为善去世时间既不是永乐九年，也不是永乐八年，但据上所述，一定不会早于永乐六年(或五年)，所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立契时间也不可能为永乐四年，最早也在永乐六年(或五年)。由此推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为永乐六年(或五年)或之后所伪造。

三、伪造的原因

《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应系谢能静伪造，伪造的原因与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有关。具体说来，应是谢能静在谢李互控案中提供的一份证据。

该赤契出自谢能静之手。遗存徽州文书中，《李舒户黄册抄底》和《宣德十年祁门县谢能静供状》两份文书应由谢能静书写。比对两份文书，不难发现，两份文书笔迹一致，可以断定出自一人之手。将这两份文书同《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比对，可以看出，前两份文书书写工整、流畅，后者笔迹生涩，似乎非出自一人之手。不过，细细比勘，不难发现，三份文书所写的“李务本”三字，极其相似，高度吻合。由此看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可能为谢能静所作。现存的《明永乐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祁门谢阿胡出卖山地契约(赤)》*原件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见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第25页。就是出自谢能静之手的一份文书。该赤契书写不整、笔迹生涩，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十分一致。尤其“谢能静”三字，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简直如出一辙，极为契合。由此看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为谢能静所作殆属无疑。

另，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还藏有《明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中秋日祁门谢氏兄弟(谢志显、谢志中)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祁门谢阿许卖地基契约(赤)》《明永乐二年七月十三日祁门谢曙光卖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五年三月初八祁门谢曙光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六年十月初十日祁门谢志中卖山田契约(赤)》《明永乐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李茂瑞出卖山契约(赤)》《明永乐十年十二月初七日李阳生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祁门方氏荣弟娘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谢福恩[兴]、谢福巧兄弟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三年十月十二日祁门汪奇宗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五年九月十五日祁门谢曙光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祁门李双荫立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祁门李茂昭出卖田契约(赤)》《明永乐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谢曙光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祁门李乙昌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二十年八月初一日祁门李诱循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十六祁门谢则贤卖山地契约(赤)》和《明宣德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李道弘立卖基地屋宇契约(赤)》*原件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见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第11～28页。等18份谢能静购买田地的赤契。这18份赤契书写者皆非谢能静，在书写“谢能静”三字时，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和《明永乐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祁门谢阿胡出卖山地契约(赤)》中所书明显不一致。这说明，不同的人在书写“谢能静”三字时，笔迹是不一样的。由此可以为《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出自谢能静之手提供反证。

该赤契与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有关。对于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学界多有论述，这里再略为简述。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涉及祁门十西都王源谢能静、孚溪李舒和杨源李胜舟三个家庭，三方诉讼参与人分别为谢能静家庭的谢能静，李舒家庭的谢荣娘，李胜舟家庭的李景祥和李景昌。其中，谢荣娘为李舒之妻、李务本之母；李景祥、李景昌两人为兄弟，为李胜舟之子。三家关系相当密切，谢能静为谢荣娘之弟、李胜舟好友，谢荣娘为谢能静之姐，李胜舟为谢能静好友、谢荣娘夫李舒同族。该互控案案由大致为：洪武年间，谢能静姐姐荣娘招赘孚溪李舒，洪武二十七年，子务本出生。三十一年(1398)，李舒去世，留下相当田地。约永乐初年，因母寡子幼，荣娘招赘十四都一图胡为善来家。永乐四年(1406)、六年(1408)生有两女。九年(1411)(一说八年)为善去世，十年(1412)务本病死。务本去世后，李氏族人、务本族叔、与能静交厚的李胜舟，私下通过能静将自己次子景祥过继给务本为子。宣德七年(1432)，荣娘以昭穆失序、疏违，不行奉养为由，经投里老及首告本县，将景祥改正归宗。景祥归宗后，在姻亲谢彦良的唆使下，景祥兄景昌向府县控告谢能静侵占李舒家产。

该互控案核心是争夺李舒户土地。据《李舒户黄册抄底》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李舒已独立门户*李舒户是如何承继的？现存文书有两说，一是如《李舒户田土清单》所言承继其父李得新，一是如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代《十甲百户三代总图》所言“洪武十四年承继妻父谢云龙”。兼之《李舒户田土清单》和《十甲百户三代总图》两份文书疑点重重，孰是孰非，更难以断定。，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些家产包括民田地18.525亩、诸多山场和瓦房2间。在洪武二十四年黄册攒造后、永乐元年黄册攒造前，李舒户又相继购买了数次田地，主要有谢尹护户下田10.43亩、谢乞安户下田5.585亩、谢天锡户下田0.721亩、谢兆保户下田0.817亩和谢尹晓户下田1.637亩。至此李舒户田地达37亩之多。其中，所购谢尹护和谢乞安两户田地实为购自谢能静，购买时间在永乐元年、黄册攒造前夕。对于这两户田地，李景昌和李景祥兄弟认为是购买，谢能静说是诡寄。诡寄的原因是，永乐元年李务本承继李舒户，年仅10岁，属于“年幼无差”，通过诡寄谢能静可以逃避赋役*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第138～139页。。从当时李舒户家庭经济情况看，这两号田地应为诡寄而非买卖。至永乐八年(一说九年)，胡为善病故后，荣娘怕李姓谋夺其田产，也为自身日后着想，兼之从其弟谢能静那里多次“借用财谷”，于是趁务本尚在，将其夫李舒和胡为善在世时置下的田亩、屋基房屋卖给其弟谢能静。待李景祥过继后，谢能静批给李氏田地11亩。这11亩包括李舒生前购买的上坞田和胡二坞等田地。宣德七年，李景祥归宗后，李景昌、景祥兄弟并不甘心，“仍前贪财”，“捏计贰岁男善庆继务本为子”。李阿谢与族长李可大等商议，“摘应继亲族李永福男用通继务本为子”，以杜李景祥兄弟“挟从贪财私谋”。李景昌兄弟无计可施，于是便告荣娘将李氏财产诡寄给其弟能静、谢能静侵占李氏财产。

该赤契应为谢能静在互控案中提供的证据。《李舒户黄册抄底》载：永乐十年，李景祥承故兄李务本户开除事产，“转除民田三十七亩七分六厘九毫。田三十五亩五分八厘二毫”。其中，“田二十九亩二厘三毫，永乐四年二月卖与谢能静为业”，“田陆亩伍分伍厘玖毫，永乐五年四月卖与汪进得为业”，“地二亩一分八厘七毫，永乐四年二月卖与谢能静为业”。显然，该赤契与《李舒户黄册抄底》记录相一致，用以证明《李舒户黄册抄底》相关内容。而《李舒户黄册抄底》应是谢能静在互控案中提供的证据。由此推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也是谢能静在互控案中提供的证据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该赤契在今天看来还存在不少瑕疵。一是涂改文字。该赤契文字涂改至少有5处，其一，在“唐字四百一十六号，计田八分有零。东至能静及路，西至达先田，南至路，北至能静田，土名青林原恨丘”中涂改有两处，一为“八分”两字，细细辨认，可知“八分”原文为“一亩”；二为“达”字。其二，在“唐字 号，土名李木坞，计田地一亩六分二厘五。东至地，西至田，南至坟山，北至山”中涂改有一处，为“李木”两字。细细辨认，可知“李木”原文为“胡二”。其三，在“唐字一千五百三十七号，土名住基，并山，计地二亩七分。东至显先田，西至路、显先地，南至田及溪，北至岭”中涂改有一处，为“南至田”的“田”字。其四，在“面议时价宝钞三佰贯”中涂改有一处，为“佰”字。细细辨认，可知“佰”原文为“仟”。二是该赤契卖主“李务本”签名画押两次。就文字涂改而言，明代前期徽州田地买卖契约中，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卖田地赤契中，就有《明洪武十九年七月十五日祁门李茂怡卖山契约(赤)》《明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十二都)冯伯润卖山地契约(赤)》《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祁门谢永寿卖山契约(赤)残》《明洪武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祁门李(鹏)宗铭卖山契约(赤)》《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祁门方氏荣弟娘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谢福恩[兴]、谢福巧兄弟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三年十月十二日祁门汪奇宗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李祖生出卖山契约(赤)》《明永乐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谢曙光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祁门谢阿胡出卖山地契约(赤)》*原件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见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第3页、4页、8页、9页、20页、21页、24页、25页。和《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等，存在涂改现象。如《明永乐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谢曙光出卖山地契约(赤)》中存在多处涂改插字现象，明显涂改的有“土名仙人岩”“伍拾”“土名金”和“买人□行用”等处(下划线文字)；“唐字二千壹十三号”中的“三”字、“唐字一千一百六号”中的两个“一”字，也似乎涂改了。又在“计山肆亩”和“又将土名”之间插入“令”字，在“水竹坞”和“经理唐字”之间插入“磨刀石”三字。由此看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的多处涂改，还不是判定其为伪作的依据。至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李务本两次签名画押，原因不明，难以深究。

四、几点认识

据以上对《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文书层面。该契是一份伪契无疑，作伪痕迹极其明显。该契应为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中，谢能静伪造的一份契约，主要用来证明《李舒户黄册抄底》内容。遗留下来的《李舒户黄册抄底》和《李舒户田土清单》等文书，也应是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中谢李两家的证词或证据。前者为谢能静提供的证据，后者为李景祥提供的证据。因而，这两份文书内容也不完全真实可靠。由此看来，遗存的李务本归户文书，利用时应加以辨正。若不加以辨正，以此来探讨家庭史、法制史和赋役制度史恐有失偏颇。利用和研究徽州文书，首先需辨其真伪，其次应客观释读，再次是充分了解文书产生环境。这应是探讨遗存文书的基本路径。徽州文书众多，伪契可能不少，探讨徽州文书中的伪契也非常有意义。若能将徽州文书伪契一一辑出，探讨其产生的各种因素和社会背景，可以充分发掘伪契独特的学术价值。

尤应注意的是，数份李务本田地买卖契约，在书写和抄录过程中，也是错漏迭出，同一号田地的字号、土名、面积和四至在不同的契约中记录多有差异。如“唐字416号恨丘”，其字号在《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记录为“唐字四百一十八号”，而在其他各契均记录为“唐字四百一十六号”；其土名在《明永乐四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和《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甲)》中记录为“恨丘”，而在其他契约中记录为“青林原恨丘”；其面积在《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记录为“田八分有零”，在《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甲)》中记录为“田一亩有零”，而其他各契均记录为“田八分八厘七毫”；其四至在《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记录为“东至能静及路，西至达先田，南至路，北至能静田”，在《明永乐五年祁门县李务本卖田白契(甲)》中记录为“东至路，西至超路田，南至谢定显田，北至能静”，而在其他契约中记录为“东至谢能静田，西至谢能迁田，南至路，北至能静田”。如此种种，难以尽举。显然，属于民间文献的徽州文书，书写不够严谨，因此在利用时需格外小心。

经济层面。徽州处于群山之中，土地贫瘠。两宋以降，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生存压力陡增。明代初年，徽州人均耕地仅有2.75亩*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而谢李两家所争田地达26亩之多，相当于明初徽州人均10人的耕地。在农耕社会，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26亩多田地对于徽州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引人争夺势必难免。该讼争中，李胜舟之所以将自己之子过继给务本为子，目的想通过继嗣而占有务本户的家产。荣娘之弟、务本之舅谢能静之所以不采纳荣娘意见，自作主张，答应立胜舟之子继嗣李务本，应与李胜舟私下有所交易，可以侵占务本户部分家产。在利益面前，往往并不顾及亲族关系，而且所有友情、亲情和族情皆抛诸一边，有时敢于违背民间习惯和礼俗，甚至不惜违反国家法令。

社会层面。明清时期，徽州乏嗣家庭广泛存在，数量不少，所占比例应当不低，虽无具体统计，估计应不低于15%*栾成显《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曾对同治《腴川程氏宗谱》进行统计，该宗谱登载人口4460人，无传计1083人，占总数的24.3%。。家庭承继是明清徽州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常常会引起继嗣纠纷和产业诉讼，有力冲击各种社会关系。其一，对私人关系的冲击。谢能静和李胜舟两人关系密切，待李胜舟去世后，两家为了争夺李舒户家产，反目成仇，不惜对簿公堂，两家友好关系到此结束。其二，宗族内部控制相当有限。明代前期，孚溪李氏虽然建立宗族组织，但李氏宗族对李胜舟将子景祥过继给李务本为子，明知有违族规，却没有干涉。又，谢能静和李胜舟作为谢荣娘的亲族，却在争夺务本户的家产，对荣娘漠不关心。同样，唆使李氏兄弟控告谢能静的，正是能静族人谢彦良。彦良对族人能静的利益并不关心，反而关心自己亲家异族李氏兄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前期，徽州宗族对族人管理能力不及明代中后期强化。

法律层面。两宋以降，徽州为名副其实的健讼之区。明初，徽州健讼之风仍相当盛行。对此，时人深有感触。洪武年间，绩溪舒说道，徽州虽为“文公讲学之地”，奈何“讼狱之繁剧”*(明)舒：《贞素斋集》卷3《绩溪县上梁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9页。。稍晚于舒的绩溪程通也说，“(徽)人好斗，故其俗好讼”*(明)程通：《明辽府左长史程节愍公贞白遗稿》卷2《送黄太守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20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201页。。一般而言，徽州争讼主要集中于田土、坟墓、继承三大方面。其中，因继争讼，往往又多因争夺继户财产而起，使得争继和争田两者相互交织，争讼因素更为复杂，波及面更广，诸多家庭和宗族牵涉其中，屡讼不止，危害较大。《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所反映的谢李互控案就是典型之一。由争继到争田，从宣德七年至宣德十年争讼不已，涉及谢李两族三个家庭，虽经里老调解，却未能达成妥协，直至对簿公堂。争讼过程中，两造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以身试法，篡改、伪造证据，不论是谢能静的《李舒户黄册抄底》还是李景昌的《李舒户田土清单》，都不同程度地篡改事实，同时又伪造部分李务本田地买卖契约。由此亦可见利益驱使下的徽州基层社会的某些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