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视角下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西部6省（市）的问卷调查

李 玉 申 鹏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一、引言

近年来，由于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政策，中西部地区正在努力“争夺”本地的农村劳动力；再加上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发展理念，在农村创造就业，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第一代农民工正处于人生事业的承上启下阶段，在家庭方面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所以大量农民工返乡就业的浪潮兴起，并且通过前期调研发现，返乡农民工回到家乡后更多的选择进入企业上班，很少再次务农，所以在家乡稳定非农就业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可见，返乡农民工在家乡稳定非农就业是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趋势。

随着我国农民工规模的迅速扩大，女性农民工为了照顾家庭在返乡农民工的大军中所占的比例逐渐扩大，农民工群体各方面的性别差异日益显现。因此，本文将性别视角引入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研究中，系统分析了影响不同性别的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因素，这为切实有效地制定增强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公共政策提供了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首先，学术界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返乡就业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方面。学者提出了农民工返乡后的收入和保障水平较低[1][2]，并且就业行为出现分化[3]，将返乡就业的类型分为永久性返乡、重新进入农业、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在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因素上，学者认为社会因素及人格特质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4－6]。

其次，关于农民工稳定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外出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以及就业的工资效应方面。在稳定就业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认为受教育水平和培训等人力资本的特征是影响农民工稳定就业的重要因素[7－1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其他社会资本和宏观因素也是影响稳定就业重要的因素[11－14]，他们认为影响农民工再就业的核心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同时社会资本可以增加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等。在稳定就业的工资效应方面，学者认为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教育、培训以及长期经验等个人禀赋都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15]。在研究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方面很少，部分学者只研究了就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学者认为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16]。同时，女性流动人口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比男性要短，接受低收入工作的概率也要大于男性[17]。此外，职业流动均提升了男、女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从中获得的收入回报多少各有说法[18]。

最后，关于就业稳定性的衡量标准不一，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研究。从微观来看具体的测量指标，将雇主是否提供一年期及以上劳动合同作为就业稳定性的划分标准[19][20]；还有的学者用农民工在一年内换工次数、工作持续时间以及就业合同签订期限衡量就业稳定性[21][22]。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衡量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微观测量指标主要有：工作转换次数、工作转换频数、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本文认为稳定非农就业是一种状态，是指劳动者工资收入、劳动合同、就业地点等多个方面的稳定。对于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因素也集中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等三个方面。

1．人力资本维度。包括返乡农民工的年龄、婚姻情况、文化程度、培训次数、16岁以下的儿童数量及6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返乡农民工各方面的能力呈现衰退，所以就业趋向更加稳定；婚姻状况特别对于女性返乡农民工来说，需要照顾家庭，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呈现正向影响，对于男性返乡农民工的影响不确定；儿童数量和老人数量对男性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呈负相关，与女性返乡农民工呈正相关。因为老人和儿童对于家庭来说更多的是负担，他们的数量越多，会给家庭更多的经济负担，女性返乡农民工倾向于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就业更稳定，男性返乡农民工倾向于外出赚取更多的钱，就业越不稳定；文化程度与培训次数与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呈负相关，因为随着返乡农民工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培训次数的增多，农民工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他们倾向于外出闯荡，而不局限于小地方。

2．社会资本维度。包括直系亲戚中是否有村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业途径等。由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方面的局限，直系亲戚中是否有村干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业的途径都会对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有重要影响。与村干部的关系越密切，寻找就业途径越是通过强关系获得，农民工的就业越倾向于稳定，所以假设社会资本的因素对男／女性的返乡农民工都具有正向影响。

3．经济资本维度。包括到县城的距离及家里的现有存款数量等。到县城的距离与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呈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与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呈正相关。由于返乡农民工距离县城的距离越远，居住地越封闭，产业基础发展也越薄弱，家庭经济条件也相对越差，他们会不满足现状，更多的选择外出务工，增加就业的不稳定性。家里现有存款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水平，并且已有研究证实，工资收入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就业地方的重要因素，所以家庭经济水平较差的农民工倾向于外出就业获得更多的工资报酬。所以，假设家庭经济收入与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呈正相关。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变量的选取和定义。关于衡量就业稳定性的指标，学者们也都各有见解。一般认为衡量就业的稳定性用所从事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或一段时间内更换工作的次数来度量。或者选择劳动合同期限（以年为单位计算）来度量。本文认为稳定非农就业是一种状态，是指劳动者工资收入、劳动合同、就业地点等多个方面的稳定。所以模型中衡量就业稳定性的被解释变量选取了工资收入、劳动合同、就业地点三个方面，其中衡量工资收入的稳定性用现在的月工资收入减去返乡前最后一份工作的月工资，差额小于等于500元为稳定，大于500元为不稳定；衡量劳动合同的稳定性用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为一年及以上的为稳定，其他为不稳定；衡量就业地点的稳定性，用选择就业地点在所在地级市（或地区、自治州）及以内的地区为稳定，在省内其他地区以及之外的地区为不稳定，分别为模型一、二、三。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经济资本因素三个维度，具体变量定义及其影响效应预期见表1。

表1 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相关变量定义及预期

2．模型的设定。由于被解释变量具有离散的特征，因此选用对多用分类离散变量数据处理比较有效的Probit模型，构建如下线性计量模型：

其中，Y 是因变量；o、m、f分别表示全部样本返乡农民工、男性返乡农民工和女性返乡农民工；X为人力资本因素、Z为社会资本因素、W为经济资本因素：α、β、δ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16年暑假对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调查数据。问卷的调查对象是有过外出务工经历并且现在返回家乡或者就近非农就业的劳动者。调查区域包括西部地区的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等地，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20份，有效问卷853；而对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湖南省、陕西省等地，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80份，有效问卷400份。综上，对中西部地区问卷一共发放1600份，回收问卷1500份，剔除种养业和信息缺失的个体，有效问卷1253份，有效率83．5%。其中男性807份，女性446份。

本次问卷调查样本分布以年龄在30～49岁之间的已婚返乡农民工为主。其中，女性农民工的年龄结构较男性偏年轻。在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方面，返乡农民工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其中，女性返乡农民工高中及以上学历占23．3%，比男性返乡农民工低4．5%，可见女性返乡农民工整体的文化水平低于男性。在培训技能方面，没有培训经历的返乡农民工占67．4%，技能水平也普遍偏低，这可能与返乡农民工文化素质较低，大多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有关，使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不高。相比较而言，女性农民工的技能水平较男性农民工更低，这可能与女性农民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照顾家庭有关，导致她们外出打工时企业不注重对其职业技能的培训。

（三）回归结果分析

使用Probit模型对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计量检验结果（见表2）显示，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卡方检验值以及R2，均说明了整体效果很好。

1．不同性别的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共同影响因素分析。由表2可以看出，性别是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对工资收入、劳动合同的签订及就业地点的选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也为下文研究不同性别的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提供了依据。此外，通过分析结果可看出，年龄、文化水平、培训次数、与县城的距离以及现有的存款始终是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关键因素。

人力资本维度。年龄、文化水平、培训次数对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年龄越大，非农就业越稳定；文化水平及受培训的次数对就业的稳定性有双重的作用。同时，男性农民工倾向于签订的劳动合同更短，就业稳定性更差。不难想到，农民工大多是30～49岁之间的中年人，已经适应了家乡的生活和环境并且有照顾孩子和家庭负担，对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福利待遇、职业前景等方面要求较低，所以都选择距离家乡较近的区域就业，就业的稳定性好。但由于他们自身的技能水平低，非农就业以无技术的简单制造业、建筑业、加工业等为主，所以在他们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变换工作的次数也增多，用工单位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也较短，导致他们的就业以短期工为主。农民工文化水平高，接受培训次数多，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文化水平低的人能力较强，就业单位更喜欢与其签订长期合同。同时由于家乡环境以及入驻企业的局限性，文化水平高的农民工在返乡后能力得不到发挥，工资较返乡前低，导致工资水平变动大，他们就业地点的选择有更多的优先权，更多的倾向于外地工作，所以文化水平和受培训的情况对稳定就业具有双重性。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等于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一张通行证，为其流动增加了可能性。但随着培训次数的增多，专业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他们拥有了一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需要也应该保持就业的稳定，以实现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进一步提高自身价值。这与之前的假设相反。

表2 全部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经济资本维度。首先，与县城的距离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的工资收入、劳动合同及就业地点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与县城的距离越远，农民工返乡后工资收入变动越小，劳动合同签订的期限越长，选择的就业地点越远。这主要因为农民工的家庭距离县城较远，思想相对较为保守落后，返乡前后从事的职业类型也差距不大，工资收入变动相对较小，他们对于一份工作也较为忠诚，劳动合同签订的期限更长。如果到县城的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话，农民工职业流动更倾向于以家庭地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就业的稳定性较差。虽然思想的保守换来了一时的就业稳定，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希望返乡农民工扎根农村不是由于这些无奈的客观现实，更多的因为农村提供的就业机会、先进的科技、优美的环境以及更多的人文关怀，相信这样的稳定才是真正的就业稳定。其次，现有的存款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地点也有显著影响。返乡农民工现有的存款越多，选择的就业地点越倾向于远离家乡的区域，就业稳定性较差。这主要由于返乡农民工的现有存款积累较多，特别是对于男性农民工，在工作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他们倾向于多走出去闯，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稳定性较差。所以，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水平仍是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频繁跳槽问题的主要措施。当前的收入水平并不能使农村转移劳动力有安全感，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频繁变换工作的次数。

2．不同性别的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由表3、表4可以看出，对于男性返乡农民工来说，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寻找工作渠道对他们非农就业的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对于女性农民工，婚姻、儿童的数量、与村干部的关系、寻找工作的渠道也显著影响着她们的非农就业稳定性。

女性返乡农民工的影响因素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婚姻状况对女性返乡农民工劳动合同产生正向影响。对于用工单位来讲，已婚的女性承担了更大的家庭责任，换工作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成本，所以针对已婚女性农民工倾向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规避跳槽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心理，用工单位更愿意与其签订长期合同。16岁以下的儿童的数量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收入呈负向显著影响。这表明在一个家庭里，对儿童的照料仍然是影响一个家庭就业去向的重要因素。返乡农民工家里儿童的数量越多，女性返乡前后的工资收入差距更大，就业稳定性越差。这主要由于孩子数量多，需要更多的资金、精力来供养孩子的生活、学习，女性农民工会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在家乡就近寻找工作，导致返乡前后工资收入的差距大。

表3 男性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表4 女性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在社会资本维度，女性返乡农民工与村干部的关系与劳动合同的签订呈负相关。这说明与村干部的关系越密切，良好的交际能力可以从村干部那里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所以劳动合同签订的期限也相对越长，工作越稳定。此外，女性返乡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渠道与工资收入呈负相关，通过越强的人际关系寻找工作，返乡后工资收入也越高，与返乡前工资差距越小。可以看出，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一个“亲缘社会”和“熟人社会”，人情可以给人带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好处。农村劳动力在本地获得就业机会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其社会资本的多少。

男性返乡农民工的影响因素分析。对于男性返乡农民工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维度的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以及寻找工作的渠道两个方面。首先，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对男性农民工稳定就业中工资收入、就业地点有显著影响。对于男性农民工，直系亲戚中村干部的数量越多，村干部见多识广，认为外出就业能赚更多的钱、带来更好的生活，建议其外出就业，从而造成了就业的不稳定。其次，寻找工作的渠道对男性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劳动合同呈负相关。可以看出，强的人际关系对于劳动合同的签订并无积极作用，反而呈反向变动关系，可见现在用工单位在招聘的环节更加规范，农民工自身技能的强弱是影响就业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在乡村少不了的人情关系，但在人情之上，依托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搭乘乡村振兴发展的快车，更好地提升自身能力，这是现代返乡农民工应该考虑的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很多，在工资收入、劳动合同、就业地点等多个衡量就业稳定性的维度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通过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文化水平、培训次数、与县城的距离以及现有的存款始终是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男性返乡农民工来说，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寻找工作渠道也对他们非农就业的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对于女性农民工，婚姻状况、儿童的数量、与村干部的关系、寻找工作的渠道也显著的影响着她们的非农就业稳定性。可见，对于不同性别的返乡农民工影响稳定非农就业的因素是不同的，必须加以具体分析以增强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二）政策建议

1．缩小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对于男性返乡农民工来说，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寻找工作渠道对他们非农就业的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对于女性农民工，婚姻状况、16岁以下儿童的数量、与村干部的关系影响着她们的非农就业稳定性。所以要引导他们分析内外部环境，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念，并努力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稳定劳动关系。

首先，分析内外部环境，形成正确择业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择业观念对返乡农民工的稳定非农就业起着重要作用。男性返乡农民工要做自我认知，充分分析个人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优劣，形成正确的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减少就业的盲目性，增加就业稳定性。同时，要增强对企业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进取，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其次，拓展社会网络，建立稳固劳动关系。社会资本对一个人的就业选择起着重要的影响，特别在农村，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影响男性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与村干部的关系影响女性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寻找工作的渠道也在显著地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及劳动合同的签订。政府和企业可以丰富公共就业信息网络，鼓励区域内农村劳动力开展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支持产业园区内的劳动者技能培训和技术交流；同时做好引导，加大宣传，帮助农村劳动力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发挥社会资本在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返乡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周边的同事建立良好稳定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用就业的建议。在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中，年龄、文化水平、培训次数、与县城的距离以及现有的存款是影响男／女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关键因素，要加大对农民工文化与技能的培训；加快本地产业升级，健全公共基础设施；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加强劳动合同的签订。

一要提高文化水平，加强技能培训。增加对返乡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如开设专题讲座和技术操作实践以及激励农民工干中学，形成人力资本差异化等，以提高返乡农民工专用性的相关就业技能，最大限度减少农民工在同质化就业岗位上自由流动的可能。可将专门性的培训机会更多地给忠于企业的员工，从而实现劳动力就业能力提升与就业稳定的激励相容。其次，企业要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最大化的给予返乡农民工更多的保障，从而增强返乡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增加对企业的忠诚度，实现企业与农民工的互利双赢。

二要加快本地产业升级，健全公共基础设施。首先，本地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加强与用工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对外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本地，带动更多的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同时也可以依据当地优势资源，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并制定优惠政策和制度鼓励和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要不断健全城镇的公共基础设施，加强周边交通的畅通性，最大化地使返乡农民工照顾家庭与工作两不误。加快棚户区改造，减少农民工居住地与县城的距离，优化周边环境，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加强劳动合同的签订。农民工返乡前后工资收入差距较大，工资收入的减少无疑是返乡农民工频繁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所以企业应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政府制定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增加农民工资金积累。同时，企业要规范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积极主动地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也要提高签订劳动合同意识，或借助农民工联合组织，加强自身权利的维护并规范企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