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时期党员的入党时间确定探析

郑向东

摘 要：建党时期加入党组织不需要填写党员登记表，也没有入党宣誓这个环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追求、有一个以上介绍人或证明人、参加到一个地方共产主义小组、让党的负责人知情，这四个关键环节是判断一个人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依据，有这四个环节才可以认定入党，就可以确定入党时间。

关键词：建党时期;入党时间;入党介绍人;共产主义小组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对中共“一大”前后党员的入党情况做深入了解，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和参加过“一大”的13人，其他几乎每个人都有需要深入研究的入党问题：什么时间入党？介绍人是谁？是建党前还是建党后？等等。

如《瞿秋白入党时间等问题的辨正》[1]《杨匏安入党时间考》[2]《赵世炎入党时间考》[3]《沈雁冰、沈泽民的入黨考证与建党初期的活动》[4]《彭湃烈士入党时间问题的商榷》等。甚至也有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入党事情的话题：《毛泽东的入党时间为什么比建党时间早？》[5]《毛泽东入党有没有介绍人？》[6]《周恩来的入党时间是怎样改正的？》[7]《周恩来入党时间之辨证》[8]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建党时期、“一大”前后的党员身份确认缺乏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对建党前后党员的入党标准、入党手续和入党时间做了深入探讨。

一、建党时期党员的入党问题

填登记表和宣誓本来是最好的党员入党环节，每个参加的人经过这个环节即成为党员。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由于党处于初创阶段，加入党组织的手续比较简单，没有填写入党登记表，也没有入党宣誓仪式。入党宣誓仪式要到1925年，《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才做出规定，入党时新党员面向党旗进行宣誓[9]，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地下斗争，又取消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的规定。所以，建党时期加入党组织从什么时间算起成了普遍问题。

1.加入党组织应该从哪个时间算起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前要求填写党员登记表，毛泽东在入党时间栏填1921年，当时，他还对建党初期的活动进行回忆：“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10]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亲自填写党员表登记表，在入党时间一栏中清楚填上“1920年”，这份登记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毛泽东第一次正式界定自己的入党时间，在“七大”时填1921年，是从党的中共“一大”召开算起。而“八大”时填1920年，是从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1920年开始算起[11]。

同样是在中共“七大”，周恩来在党员登记表上填的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周恩来的这个入党时间在生前一直被认定不存疑问。20世纪80年代，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了认真调查和研究，最终重新确定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12]。证明周恩来1921年入党的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是这样说：“据张申府、刘清扬回忆，他们是1921年春（二三月）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的。例如，张申府在1982年10月填写的履历表中说明：‘1921年初在法国巴黎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刘清扬在l960年重新请求入党的申请书中写道：‘我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在法国巴黎创建中国共产党海外支部加入的，创始人是张申府和北京学生青年赵世炎同志，以及天津觉悟社一部分朋友，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等同志都是同时参加的……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意见，将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改为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1921年。”[13]这样，周恩来总理在去世近十年后的1985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确定入党时间为1921年。重新确定的依据是介绍人张申府的回忆以及刘清扬的旁证[14]。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尚且需要经过多次确认，何况其他早期党员，所以，瞿秋白、彭湃、赵世炎等很多建党前后时期的党员都出现入党具体时间不确定的问题，出现了诸如《瞿秋白入党时间等问题的辨正》《赵世炎入党时间考》《彭湃烈士入党时间问题的商榷》之类的文章，最有争议的是彭湃的入党时间，有“1921年入党说”“1922年入党说”“1923年入党说”“1924年入党说”几种观点。造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对建党时期的党员入党手续有不同理解。“一大”前的党员只有几十人，有些参与创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有些是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才加入;有些有入党介绍人，有些没有入党介绍人，每个人加入党组织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入党从哪个时间点算起很不确定。如周恩来入党，应该从加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算起呢，还是国内党组织批准算起呢？批准有什么凭据？等等，这些都成为判断那段时间加入党组织的认知模糊点。

2.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填党员登记表

有些想了解早期党员入党时间的人总喜欢问，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入党登记表，其实，这是用后来人的思维去要求当时这些党的开创者。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召开前才填“党员登记表”。大革命以前是有“党员登记表”，但这份表叫“党员统计表”更准确，就是一个表格，列出党支部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入党时间。这样一份“党员登记表”在革命时期是高度机密，关系每个党员的生命，国民党特务想尽办法要弄到手。峻青小说《党员登记表》、电影《党员登记表》就是讲这样的故事，主角为了保护“党员登记表”而牺牲[15]，每个党员一份“党员登记表”是后来的事。广东“一大”党员梁复然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广州已有党组织，党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一九二一年秋，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回广州后，在素波巷宣传员养成所开会，由陈公博报告“一大”概况。当时会议是谭平山主持，参加者有谭平山、陈公博、梁复然、王寒烬、冯菊坡、刘尔崧、罗绮园、黄裕谦、郭植生、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陈适曦等十多人。会上谭平山对我们大家宣布‘现在我们大家都成为共产党员了。大家表示同意，入党时并无填表、宣誓。”[16]《周恩来的入党时间是如何重新确定的》在考证周恩来入党时间时也是这样讲：“因为我们党还处于创建初期，党员入党既不填写表格，也无宣誓仪式等后来党章上规定的程序，所以他的入党时间也就没有文字档案记载。”[17]

早期加入党组织没有要求填写党员登记表，也没有入党宣誓这个环节，所以，很多早期党员对自己党龄应该从何时算起也有犹豫，周恩来就是如此，他不敢把张申府发展他加入旅法小组就算是入党。很多早期党员加入党组织的具体时间和过程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回忆或介绍人和知情人的回忆，这些回忆就是后来判断的依据。如瞿秋白入党时间就是按照其著作《记忆中的日期》说“一九二一年五月，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18]。刘少奇回忆1921年由团员转为党员，“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但是具体哪个月份后人也弄不清楚。这些人都是党的开创者和党的领导人，身份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入党手续上都一样没有最早的登记表可以证明。有些牺牲早的党员，自己在世如果没有说过何时入党，后人想弄清楚就很困难，只能靠介绍人或知情人的回忆证明，如果没有知情人或介绍人后来脱党，那就真说不清，只能由党史专家去推测。彭湃就是这样情况，1929年就被国民党杀害，自己也没说过，即使彭湃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被毛主席尊为“农民运动大王”，但是彭湃入党时间一直存在争议。

二、中共“一大”党纲和“二大”党章对入党的规定

我们通常所说的“入党”包括思想入党、行动上入党，还有组织上入党，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组织上入党。1921年的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对党员入党条件以及吸收党员入党手续有以下规定：“四、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七、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八、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19]

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党章第一章讲“党员”，规定：“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需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第三条，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20]

可见，中共“一大”以后，加入党组织第一需要一名党员做介绍人;第二有两个月的候补期，工人入党没这个限制;第三党员身份应该保密;第四党员没有国籍限制;第五加入共产国际或各国共产党也可转中共党员;第六没有填“党员登记表”的规定。“一大”之前加入党组织的手续就没有做出规定，党员身份认定一般有三种：一是参与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人，“一大”召开前，各地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截至1921年6月为止，共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八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21]这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自然都是共产党员。二是“一大”前加入这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人，需要各个小组已有成员的引进承认。三是加入共产国际及其支部或苏联共产党的。问题是各个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建立这些成员的档案，而且“一大”也规定“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小组成员的党员身份只能靠成员间的彼此承认，所以，如果成员后来出现脱党之类事件，有些小组的成员就被忘记了，如旅日小组吸收彭湃、楊嗣震、林孔昭等人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但是却被遗忘，一讲旅日小组就只是施存统和周佛海，甚至彭湃这样有名气的“农民运动大王”的入党时间也被大多数人说成1924年，更不用说林孔昭等人了。另外，由于当时没有给每个成员建立档案并保存下来，各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加入小组的具体时间也难以精确判断，是一大前，还是“一大”后，具体是1921年的哪个月份。

确定早期共产党员的入党时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由于年代久远，期间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第一手原始资料早就灰飞烟灭，真能保存下来的物证是少之又少。而且，建党初期，党员从事革命活动都是秘密进行，为了安全起见，常把可能留下的证件尽量销毁，这也为以后的求证增添难度。当年，革命先辈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国家解放、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在战斗，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他们不曾料想到，建党28年后革命就会取得胜利，所以他们不会刻意去保留自己的入党证明，这也造成后来人要确定他们入党时间非常艰辛。经过对早期党员身份确认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党员加入组织的几个关键环节，是认定入党的标准和确定时间的依据。

三、早期加入党组织的关键环节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追求、有一个以上介绍人或证明人、参加到一个地方共产主义小组、党的负责人知情，这四个关键环节是判断一个人加入党组织的重要依据，有这四个环节才可以认定入党，就可以确定入党时间。

1.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追求

成为共产党党员首先要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追求，有了这个首要条件，才能为之去奋斗，去建立组织或加入到组织去。林伯渠曾经说过：“同年五、六月我到了广州，又同谭平山、陈公博、杨匏安等座谈了两次，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但是个人来往及通信联系也是有的。”[22]林伯渠谈了最早吸收共产主义小组党员的实际情形，指出开始时，各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没有成立的章程，也没有入会条件与手续，只要“彼此知道或经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这样就形成了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七大”前回忆自己的入党情形也谈到，虽然当时大家“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让大家走到一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23]。在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是作为同志的标准，有了共同的追求才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谈怎样发展党员说：“在上海时，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24]几个都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愿意为理想奋斗，就组成组织，彼此知道是党员就是，张申府还强调身份要保密：“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不公开。”[25]

思想上行动上入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每一位共产党员的要求，同样的，建党时期，对共产主义理想有信仰和追求是最关键的，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追求，这些人就不可能走到一起。但是，当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些先进分子，不一定就能够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终生的信仰和追求，不可能每个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人都跟瞿秋白、彭湃一样面对敌人的屠刀，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在革命低潮时，也有些人脱党，甚至叛党，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党员就是很好的证明。在“一大”之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十三位代表中也出现了革命叛徒张国焘、人民敌人、甚至成为民族千古罪人的陈公博和周佛海[26]。有人做过统计分析，按照“一大”有53位早期党员去分析，他们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三类。“其一，坚持信念，奋斗终生的有10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果、王尽美、高君宇、朱务善、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其二，为党牺牲的14人。李大钊、陈潭秋、邓恩铭、何叔衡、赵世炎、张太雷、邓中夏、杨明斋、沈泽民、俞秀松、何孟雄、缪伯英、李启汉、范鸿劫……其三，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有29人。”[27]事实非常清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每一位要加入党组织、追求进步的人进行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审查之后才在组织上接受，况且思想上和行动上入党也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標依据可以衡量，所以，只要自己表示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了。

2.有一个以上介绍人或证明人

参与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创建的人不需要有介绍人。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李汉俊、施存统五人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人在陈独秀协助下改组成立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成立武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彭平之六人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王尽美、邓恩铭三人组织济南小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由施存统、周佛海建立，张申府与刘清扬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八个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小组的创建人是当然的中共最早党员，他们没有介绍人，也不需要介绍人。毛泽东在“七大”前就非常清楚地说过：“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

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加入的其他人就需要介绍人，包括中共“一大”召开前加入的人。“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只需要一名介绍人就可以。在组织上入党，应该说最关键是有一个党小组愿意接受，而从程序上来说就是有一个介绍人介绍到党小组里面。“一大”到“二大”期间只要有一个人介绍，也不需要经过候补期就可以成为党员。但是，“三大”以后就必须有两个介绍人，并且必须经过三到六个月的候补期。“一大”前只要有一位介绍人就可以，周恩来有介绍人张申府的承认：“到法国后，因为刘清扬的关系，我与周恩来经常来往，彼此更加熟悉。1921年二、三月间，我先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恩来入党。”彭湃有施存统介绍加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1956年接受党史资料采集时说：“我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小组开始只有我和周佛海两人，后来发展到十余人，现在记起来的有：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才几十名党员，有介绍人的确认是最关键的入党环节。

3.参加到一个地方共产主义小组

加入党组织，应该说最关键是有一个党小组愿意接受，有一个介绍人介绍到某个党小组里面。按照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地方党组织吸收党员，无需党中央的批准，地方党小组可在吸收新成员后再向中央报告。如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在1922年初吸收谭天度、梁复然、冯菊坡、阮啸仙等人加入组织，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吸收周恩来加入党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展高君宇、罗章龙、邓中夏等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彭湃、杨嗣震等人加入组织。

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可以转到另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一大”《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彭湃在日本留学时由施存统介绍加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毕业后回到广东，就由施存统介绍给陈独秀，由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谭平山吸收进广东小组，时间是1921年6月，当时“一大”还没召开，所以，瞿秋白说彭湃“也是广东支部的一个发起人。”[28]

4.向党的负责人汇报

根据“一大”《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地方党组织吸收党员，无需党中央的批准，但地方党小组吸收新成员后需向中央党的负责人报告情况。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旅法小组后，就把情况写信向李大钊汇报：“同年3月，张申府和刘清扬就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党组织。那时手续很简单，不要写申请报告。也不举行入党仪式。由张申府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讲一下国内党组织的情况，然后写信报告国内的李大钊、陈独秀就行了。”[29]吸收彭湃入党后，施存统写信给党的负责人陈独秀报告这件事，并介绍即将回国的彭湃给在广州的陈独秀，他说：“彭湃离开日本回广州时，我曾经帮他写过一封介绍信给陈独秀。那时陈独秀受陈炯明的聘请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30]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追求，有一个以上介绍人或证明人，加入到一个地方共产主义小组，党的总负责人陈独秀或李大钊指导情况，这四点是建党时期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关键环节，有这四个环节就可以确认为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这四点也是确定入党时间的重要依据，入党时间就是从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算起。从这四方面分析考察，198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才重新确定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因为周恩来当时已经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追求，张申府作为入党介绍人把他吸收进入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过后也有写信给党的负责人李大钊，四个入党手续的关键环节都有，因此，说周恩来1922年才入党是不对的。对比毛泽东的情况，虽然1920年入党少了一个介绍人环节，但也很好理解，因为党的负责人陈独秀授意毛泽东回湖南创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本身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也就无所谓介绍人的存在，所以，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应该从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1920年算起。又如彭湃，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理想和信念，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施存统把他发展进小组，并写信给陈独秀告知事件，所以，彭湃入党时间应该从施存统吸收他加入旅日小组的1921年5月算起。但是，事实上，并非每位党员都能找到这四个入党环节的证明，有些人的入党介绍人为革命而很早牺牲，就很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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