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古出新 浑朴绝伦
——论岭南篆刻家丁衍庸的肖形印

引言

丁衍庸 （1902-1978），又名丁鸿，字叔旦，号肖虎、丁虎，广东省茂名县 （今高州市）谢鸡镇茂坡村人。日本川端画学校、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擅长西画、中国画、书法。为中国现代美术重要倡导者之一，现代著名国画家、油画家、篆刻家、美术教育家。

以画家名世的丁衍庸，其艺术之路是以习西画开始的，他的西画宗野兽派大师马蒂斯，人体素描基础扎实，色彩绚艳、线条简练，素有 “东方马蒂斯”之称。后在艺术创作领域又拓展到国画、书法，从20世纪30年代起，始研究朱耷、石涛等清初具有强烈个性的传统画家，探索文人画与现代西方美术的结合。丁衍庸早年还热衷搜集古玺印，自20世纪60年代起，复将艺术视野拓展到篆刻创作。

20世纪的印坛，岭南地区当属重镇。在岭南众多印人中，能不为黄士陵印风所囿而锐意出新者，丁衍庸即其中之一。韩天衡、张炜羽著 《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以年代为序，选取自明代至20世纪的46位篆刻家来梳理流派篆刻的艺术价值和创新意义，丁衍庸便以篆刻家身份位列其中。王立翔先生在为 《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作的序中说：“500年来篆刻艺术史中的作者数不胜数，而真正能匠心独运、自创风格的寥寥可数。本书选入的46位艺术家，均为流派的开创者和发展大家，或者是具有敏锐的创新意识、作品风格新颖的先进者。”[1]丁衍庸在篆刻史上或许够不上流派开创者或发展大家的资格，但作为开创新颖风格的先进者，则不必多让。由于印名被画名所掩，加之他的篆刻创作经历是在1949年移居香港之后，故丁衍庸的篆刻长期以来被大陆篆刻界忽视，对他的篆刻展开的研究亦较少。在他创作的印章中，肖形印占据了相当比例，颇能代表他在篆刻艺术上的创新。在笔者视野范围内，尚未见有以丁衍庸的肖形印展开的专题研究，本文对丁衍庸肖形印的文化背景、艺术渊源、风格特征及其发挥的价值作阐述，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一

在传世的中国古代印章中，有一类印章的印面内容并非是文字，而是一些简单质朴的图案，这些印章就是印章史上所称的肖形印。肖形印是古代印章艺术中的独特创造，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我国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肖形印，又称形肖印、蜡封印，元明时称图像印，后来有人称图章或是虫鸟印。对于肖形印的名实、形制、题材及风格特征，黄宾虹先生作了精要的评述：“古印文字，至为淆杂，今据图画象形之印，品类尤多。以体言之，一名肖形印；以用言之，又名蜡封印。其实古代常用于封泥，后世因趋便易，用为封蜡，初不限于图画与文字之别。而图画象形之印，当以肖形定名为确。肖形诸印，有龙凤虎兕犬马，以及人物鱼鸟，飞潜动静，各各不同，莫不浑厚沉雄，精神焕发，与周金镂采、汉碑刻画相类。虽其时代未可断言，而要为三代流传最古之物。”[2]早期的肖形印，当与铜器的制作有关，它的形成多取自鼎彝中的单个花纹模子，故其图像比较简单。后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才逐渐繁复进步，题材趋于多样，图像形式更加错综变化，更有图像配合文字同铸于印面的形式。

古肖形印起于商朝，盛于两汉，现存作品，多为两汉之物，汉以后便逐渐走向衰落。魏晋至明清，肖形印亦不多见。当石头在明代成为最重要的印材之后，篆刻发展成为文人艺术的一个重要部门。在明清时期，肖形印已非民间艺人专刻，篆刻家将图像与文字结合起来，创造了有文人审美趣味的肖形印，成为文人篆刻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品种。至清代，篆刻家如邓石如、沈凤、吴熙载、陈鸿寿、钱松、赵之琛等，都曾刻过肖形印作闲章。

清末民国初，上海、苏州等地出现过一种专刻 “青楼女史”的肖像，以及花枕、折扇等生活用品，恶俗不堪，为肖形印的末流。但是，也有一些书画家，在传统肖形印的基础上，创作出书画肖形印，盖于绘画作品上，使其与书画相合。[3]前人关于肖形印的研究资料、专门印谱与专门著述相对较少，在古印谱中，肖形印只是附带的一个品种而已，为数甚少。并且，明清以来的文人篆刻家普遍认为，肖形印并非正宗，甚至认为研究印学，亦不必涉及雕鱼雕虫之印。

丁衍庸生于晚清，他的篆刻主要以甲骨文、金文等三代以上古文字入古玺印式（图一），不涉元明以来流派印章，神游太古，魅力弥满，故论者常以 “不知有汉”评论他的篆刻。在肖形印的创作上，丁衍庸亦将先秦古玺那种浑朴高古之气作为自己的审美趣尚，此正是以晚清以来金石学的兴盛与考古发现为时代文化背景的。清代在中国学术史上是金石学最鼎盛的时期，受金石学的影响，清代书法出现了碑学变革思潮，由于当时的碑派书家多也是篆刻家，因此，在碑学审美视野下的文人篆刻，到晚清便逐渐呈现出扩大取法范围的趋势。如赵之谦堪称 “印外求印”的典范，他广泛吸取当时出土的汉画像石、北朝造像等古代刊刻图像刻印款，或作肖形印。后来的吴昌硕、黄士陵，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篆刻家，并不排斥图像入款入印，似乎在观念上逐渐摆脱了肖形印非正宗的束缚。

受金石学的影响，文字学在20世纪上半叶也颇为发达，编辑先秦文字之风气也很盛。1925年容庚刊行 《金文编》，1930年罗福颐摹辑出版 《古玺文字徵》，1934年孙海波编辑出版 《甲骨文编》，这些工具书的出版，使一些并不谙熟文字学的篆刻家能方便地掌握上古象形文字的各种字法及造型，这对于丁衍庸的肖形印创作无疑具有辅助之功的。

丁衍庸早年虽不刻印，但热衷于收藏古玺印章，并且他的家乡广东本来就是20世纪中国篆刻的重镇。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无论身处大陆的上海、广东、重庆，或是移居香港，他应该多有机会与当时的篆刻家交游，比如居住上海的篆刻家来楚生，便是20世纪肖形印创作的大家，移居香港的广东籍印人邓尔雅也在肖形印上颇有建树。这些艺术履历与丁衍庸的肖形印创作不能说没有关系。

肖形印的镌刻，是玺印工艺与绘画雕刻艺术的结合。明清以来创作肖形印的文人篆刻家，大部分同时也兼擅绘画。丁衍庸的艺术道路是以西画始，而后转入中国书画篆刻的，从其 “东方马蒂斯”的称号可看出，他的油画之名远大于他的中国传统书画篆刻之名。他所仰慕的马蒂斯、毕加索的作品就借鉴了东方美术造型简练质朴的特点，他的油画、国画在造型上亦具有此种形式美特征。这大概也作为印外素养一并融入到了他的肖形印创作中去。

图一 丁衍庸印 《衍庸信玺》

二

丁衍庸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并不刻印，但常用所藏古玺印钤盖在自己的书画作品上，后来觉得老用古玺印，甚受限制，遂开始操刀治印，以求所治印章和自己的画风相吻合。[4]中国文人画发展到成熟阶段，有一个特点便是强调画面上 “诗、书、画、印”在审美上的和谐统一。一件优秀的传统绘画作品，尤其要求画家以自作诗文并自题，且所钤印章亦为自刻，对于传统绘画的鉴赏品评也是以 “四绝”为佳的。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的作品无不如此，他们的绘画能在画面形式及审美趣尚上取得完美的统一，故其品格高于不能四全的画家，因此影响也颇为深远。此四种艺术门类，虽技巧形式不一，但其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内理皆可互证而相通。丁衍庸意识到，即使作为高古浑朴之源的先秦古玺，亦不能与自己的画风相配，遂于58岁始操刀治印。很显然，这样的治印目的不同于专业篆刻家，其治印起步晚，时间也并不长。但是由于他阅历广，对古玺印体悟深，有多方面的印外修养，使他的篆刻，特别是肖形印，一出手便不同凡响。

对于丁衍庸的文字印与肖形印，马国权有一段全面的述评，他说：“据闻其治印一如作画，不论大小，皆顷刻而就，意有不惬，磨砻重镌，尽意而止。其印有雄浑泼辣、魄力无匹者，亦有草率稍欠雅纯、文字略嫌失考者，然皆不涉元明印家一笔，神游太古，魅力沵满，李润桓兄誉为 ‘入古出新，以胆识胜’，可谓的评。所作肖形印，尽脱古人藩篱，冥心造化，既具东方气息，复蕴西土风华，尤觉一新耳目也。”[5]由于丁衍庸并未在篆书和文字学上下过太多功夫，故其文字印偶有字法实考者。在以篆法为首重，章法、刀法次之的文人篆刻观念下，这是绝不能容忍的。因此，虽然丁衍庸的文字印雄浑有魄力，但终因其未能继承邓石如以来的印从书出传统，即以印人自己炼就的有个性的篆书入印，因此，他的文字印在印史上的开创意义并不大。

丁衍庸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取会甲骨文、金文之高古意趣，在选字上刻意以象形意味更强的先秦文字入印，或以图像配文字入印，既避开了清代以来 “印从书出”对印人的苛刻要求，也发挥了自己的绘画之长，故其所作印章中，肖形印占据了相当数量，也是其篆刻之最妙者。他在篆刻上的成就最终体现在肖形印上，看来实非偶然。

20世纪篆刻界的肖形印创作领域，数量最多且成就最高者当推上海书画家来楚生。丁衍庸的肖形印创作与来楚生基本同步，但他的篆刻创作是在1949年移居香港以后若干年才起步的。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海内外艺术交流在当时几乎中断，加之丁衍庸画名太甚，印名被掩，大陆印坛对其了解甚少。客观地看，丁衍庸与来楚生一样，均为20世纪肖形印领域的锐意出新者，可称一时瑜亮。相比较，来楚生肖形印主要取法秦汉肖形印、汉画像砖和北朝造像，得贞石之趣；丁衍庸则取法三代以上古玺、图像印，并吸收西方现代绘画造型简练质朴的特点，融先秦之古趣与西方美术之新态于一炉。

按题材与式样的不同，丁衍庸的肖形印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生肖印，2、图文相间印，3、象形文字印，4、其他图像印。第一类为生肖印，其风格来源是古代肖形印。丁衍庸虽刻印也晚，但其早年就已收藏古玺印，对于古代生肖印的印式及生肖造型等应该很熟悉。他刻的生肖印 《龙》 （图二），造型简约、抽象，有稚拙味，此印作白文，龙造型居于印面中心偏上，计白当黑，布局合理，对比强烈，龙背以几段直线相接，曲中有折，深得甲骨文线条造型之神采。丁衍庸还吸取西方绘画大师马蒂斯、毕加索作品中那些造型简练、带几何线形的作品融入古玺印式刻生肖印，如他刻的 《猪》 （图三），造型近乎一个简单的几何形，直多曲少，配以宽边古玺印式，既有现代感，又具先秦古意，风格极为独特。

图二 丁衍庸肖形印 《龙》

图三 丁衍庸肖形印 《猪》

第二类为图文相间印。此种印式，古肖形印即有之，明清文人篆刻家亦喜刻此式。不过丁衍庸的这类印在章法上则更为活脱多变。如他刻的 《叔旦》 （图四）， 《叔》 （图五），将象形文、金文与洗练图像相结合，并以古玺印式为之，布局空灵，不受成法所囿，风格迥异于前人或他同时代篆刻家如来楚生等刻的图文相间印，斯为新创。

图四 丁衍庸肖形印 《叔旦》

图五 丁衍庸肖形印 《叔》

图六 丁衍庸肖形印 《鸿之玺》

第三类为象形字印，则来源于前秦文字中之象形者。丁衍庸的某些印，印面虽是文字，但因着意强调文字的象形性，夸张其图像性，增强块面感，故也可将这类印视作肖形印。如他刻的 《鸿之玺》 （图六），“鸿”字篆作一竖立鸟形，长嘴巨目，似有西方现代绘画之效果，但这种造型却又明显借鉴了金文中趋于象形的字法。另外，此印上部作方楞凸起，战国齐玺有此式，下端为内凹三角形，则源自古货币印造型，这种集多种印式于一体，实为丁衍庸的首创。他刻的 《牛君》 （图七）亦如此，“牛”以一象形牛头为之，古拙而有新意。

丁衍庸一生私淑八大山人，其书画得益于斯较深。他的肖形印中，常见一些前人不常刻的动物，如猫、驴、鹅等。他的第四类肖形印，则属此。如他刻的 《鹅》 （图八），印面仍出以古玺印式，鹅轮廓以曲线为主，委曲含蓄，不同于他刻的带有几何造型的方整图像，这种形式极可能源自八大山人、徐渭作品中的水鸟形象。

明代印学家周应愿在评论印章创作时说：“仍旧，非真仍旧也。譬如水行，不能舍舟而车；陆行，不能舍车而舟也。然而操之乘之，非舟车也，我操舟，我乘车也。”[6]以此衡之丁衍庸的肖形印，有古有今且有我在，是没有愧色的。

图七 丁衍庸肖形印 《牛君》

图八 丁衍庸肖形印 《鹅》

三

在金石学史上，宋代曾因出土鼎彝古器甚夥而出现过一度繁荣，当时流行刻制一种直接以古器为印形的印章，奇巧低俗，了无古意。对于这一图案化印章流风，赵孟頫批评道： “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7]这种生强套用古器物形制的图案印，新奇有余，但却无一合乎古印章的印式规定，因此，篆刻创作还得 “印中求印”，遵循古意。

丁衍庸的肖形印融会古今，化中西艺术之有益印章的养分为我所用，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具有强烈的时代风貌和个性特色。并且，他在肖形印的创作上表现出超常的睿智，即善于把握创新的度，他的印章虽然颇具新意，却仍然合乎古代肖形印的基本规定，是对古代肖形印溯源竞流基础上的出新。作为大画家的丁衍庸，他自然深晓艺术发展之内部传承规律及继承与创新的质、量、度的把握，他在肖形印上的成功，其实主要依靠其深厚的绘画等修养，诚可谓肖形印创作领域 “印外求印”的典范。

肖形印的创作，无论艺术家具有什么样的印外素养，欲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必须要以对古印章特别是肖形印的认识和学习为基础，以确保所刻图像作为印章的基本属性。否则，背离传统，一味求奇，忸怩怪诞，虽“新”却未必就 “好”。此正是丁衍庸肖形印体现的价值之一。

文人篆刻自邓石如始，在印章中强调书法笔意的观念在创作上得以加强和确立， “印从书出”变成一种更加自觉的篆刻创作观念，甚至对篆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成就个性印风，要以成就个性化篆书为基础。对于那种重刀不重笔的流风，赵之谦便曾批评道：“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8]丁衍庸肖形印中的线条常能透出一种书法笔意，则得之于他长期收藏古玺，婆娑其线条的古拙与变化，又因其关注的八大山人的绘画具有以书入画的特点，他本人的国画也是书法笔意浓厚。因此，他在肖形印中的书法笔意表现，并非出于刻意，乃是一个对中国书画修养深刻的艺术家手持铁笔在印面上的自然流露。

肖形印虽非文字印，对于书法笔意的表达或许不如文字印明显，但它毕竟属于中国印章的范畴之一。它不是器物附属图案，不是民间艺人设计的花边。明清文人对印章篆法及书法笔意的重视，方使篆刻作为文人艺术之一与诗、书、画并列而称 “四绝”。肖形印的创作惟有加强书法韵味的表达，才能与文字印一样，体现出文人艺术的高品味和雅驯的美学品格，否则专肆于图像的设计与雕刻，那就是工匠雕琢，不足为道的。丁衍庸肖形印的价值则又体现在此。

中国的文人艺术家常以书画为余事，即使主事于艺术，也非专事一门而不及其他。文人绘画史上的画家大都为书家或篆刻家，书家同时又兼事绘画或治印。多种艺术门类的学习，其产生的作用在于可使各种技巧形式之间能互证互悟，相互变通，并创造出更多样的风格。丁衍庸的肖形印具有强烈的现代感，正是得力于他长期以来对西方现代派绘画与中国文人画的长期体悟，一旦找到与印章之相通处，将其绘画修养移入肖形印的创作，便创立新风格，取得巨大成功。

肖形印的图案特征决定了其较易吸收绘画元素。丁衍庸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绘画可滋养肖形印的创作，外来艺术形式同样可以给肖形印的创作提供养料。以画入肖形印，可增强形式感，亦可产生更多的风格样式。

结 语

正当我国印章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刻诗、文词句能成为独立艺术的印章越来越多，实际上早已摆脱权利、信验的束缚。但我们也希望创作印章艺术的同志们也可以设计、刻制一些物象图形的作品，做点尝试，使这个艺术品种在优良传统的主干上长出多种奇葩，开出更灿烂的花朵。[9]当代篆刻界对肖形印的重视超过了文人篆刻史上的任何时期。西泠印社就专设有肖形印研究室，2011年中国肖形印研究会在杭州成立。当代印人对肖形印倾注了更多的热情，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随着各民族各门类文化艺术的交流碰撞，肖形印必将也能使中国篆刻这棵大树枝繁叶茂。丁衍庸并非专门篆刻家，对他的肖形印作讨论，其目的并非是要印人去摹仿他的作品，而是学习他的成功经验，传承我国肖形印传统，期望能有更多新风格产生，更多优秀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