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话敌我识别（上）

○魏 庆

古代战场上，两军对峙，战鼓擂响，将士们各自找准目标开始厮杀。现代战争早已脱离了大刀长矛，近身搏斗也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硝烟弥漫、枪林弹雨，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区分敌我呢？还有飞机、战舰等更是相距甚远就已经发射致命武器，提前区分敌我更加重要。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称，在土耳其，库尔德民兵被视为恐怖分子。目前，与叙利亚库尔德民兵一起作战的穿着同样制服的美国军人，有可能成为土耳其部队的打击目标，因为在鏖战中很难区分他们。此前，土耳其副总理贝基尔·博兹达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土耳其频道表示，假如美国军人穿着“恐怖分子的衣服”，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部队那些“恐怖分子”混在一起，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将他们区分开来”。博兹达称，土耳其政府已经明确表示，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国部队应该远离土耳其的行动地带，也不该协助他们的库尔德盟友。

土耳其对美军的警告不无道理，因为信息化局部战争中单靠人自身的感官和思维去判断敌我，已远不能满足作战需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一天，埃及防空部队在击落以色列89架飞机的同时，也击落了自己的69架飞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很好地分辨敌我。

为了分辨敌我，防止战斗中发生误伤事故，早在古代，人们就想出各种方法来分辨敌我。当然，当时敌我识别方法还比较简单，如一面旗帜、一种饰物，甚至一条毛巾都可以派上用场。

我国古代兵书《尉缭子兵法》中的《经卒令》篇，记载了大兵团作战识别敌我的方法：左、中、右三军以不同颜色的旗帜和帽沿上不同颜色的羽毛加以区别，各路军的纵队之间以不同颜色的记章加以区别，各纵队的列与列之间以把记章佩戴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加以区分，这样就可以避免自相残杀。

汉代时的“赤眉军”把眉毛染成红色，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头上围着黄色头巾，元朝后期的“红巾军”以红巾、红袄、红旗为标记等，也是为了与敌区分。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在南昌起义中，革命者脖子上系着鲜红的飘带和左臂上系着雪白的毛巾。这些简单的方法解决了白天的敌我识别问题。为了在夜间也能分辨敌我，人们又发明了声音识别法，如最常用的是“口令”。

二战中，由于英国驾驶员史密斯被自己的学员误认为敌机而击落，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敌我识别技术的重视。1935年，英国空军司令部首次提出攻击飞机前要用无线电手段识别是“友”还是“敌”。后来在军事科技发展中，敌我识别系统自成一支。美国在上世纪的50年代研制出了第一代战场敌我识别系统——MK型敌我识别器。

二战后，武器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飞机上天、军舰下海、坦克入地，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人类的视觉、听觉已经无法认清敌友，误伤误炸随之而来。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中，盟军飞机误炸美国第30步兵师，造成814人伤亡和指挥官麦克尔死亡。此类事件数不胜数。

后来，为了解决敌我识别的难题，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叫“马克”的雷达询问——应答系统，该系统包括一台询问机和一台应答机。这种系统是模仿“口令”，一方发出询问信号，被询问方如果是友方，应答机就会自动按密码发出回答，询问方再接收。“马克”解决了视距外甚至更远距离的敌我识别问题。此后，伴随科技进步便出现了用电子技术产生“电子口令”来实现远距离敌我识别的先进方法。

“贝雷帽”是各国官兵作战、训练中通用的国际标准服饰之一。由于一些举世闻名的特殊部队长期佩戴固定颜色的贝雷帽，从而形成一种敌我识别的象征。1945年10月25日，联合国诞生了一支世界性联合部队，因为这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作战时都戴着蓝色头盔，平时戴蓝色贝雷帽，所以人们又称其为“蓝盔部队”。英国皇家陆军第五空中机动旅的官兵都戴一顶红色贝雷帽，所以人们称其为“红魔鬼”部队。头戴黑色贝雷帽，并在贝雷帽上别着苏联时期的红星及早期英国MK1战车的徽章，身着新式三色沙漠虎纹迷彩服，肩章上挂着红星，这就是美国陆军第117旅的官兵装束。一枚箭与剑交叉的浮雕徽章，一顶绿色贝雷帽，这就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队员的象征。

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战场上误袭误伤事件频繁发生。1994年4月，两架美军“黑鹰”武装直升机载着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伊拉克禁飞区低空飞行。在此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军两架F-15C战斗机将其误判为伊拉克的武装直升机，发射导弹将其击落，机组人员和乘客在内的26人无一生还。

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共发生28起误伤事故，美军共伤亡614人，误伤就占了17%。147名阵亡士兵中有35人是被美军自己打死的，占阵亡总数的24%。北约盟国的士兵也是美军误伤的受害者。战争中，美军共给多国部队造成了9起空对地误伤事故，打死11名盟军士兵。这些数字和美军从二战到越战不到3%的误伤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