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慈善捐款行为研究

张进美，杜 潇，刘书梅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随着民众的慈善热情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被极大激发，近几年，学者们对慈善问题的研究也更加精细，甚至直接把研究视角定位在“居民收入与慈善捐赠”问题：一方面，罗公利[1]56-61、刘武等[2]429、张进美[3]79-85、刘艳明[4]25、蔡佳利[5]62等肯定收入对居民慈善捐赠存在影响，尤其是蔡佳利的研究与前面几位作者的研究视角虽相同，但对居民收入的划分更为具体，他把居民收入分为营业净收入、利息收入、投资收入、薪资收入、退休金收入等，并指出“薪资收入所得占总所得比例和退休金收入所得占总所得比例”这两项与捐赠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倪浩轩[6]36-40则否定收入对居民慈善捐赠存在影响。

除了上述国内学者的研究，国外部分学者的研究也涉及到了收入与慈善捐赠问题。Anderoni研究发现，除最富有阶层外，其他各阶层的利他主义系数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而下降[7]464-477；David M.Can Slyke和Arthur C. Brooks也发现，一个人捐赠数额的多少要受到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收入、财富等因素影响[8]199-222。

综上所述，现有学者的研究已从某一层面探讨了居民收入与捐赠的关系，但是并没有说明前者对后者所产生影响的大小，也没有分析各收入层次群体的慈善捐款在其收入影响下呈现出何种特点，当然也没有结合当前居民收入情况提出更适用性的促进居民慈善捐款的策略。因此，我们试图从居民收入的差异化入手，分析各收入层次群体慈善捐款行为的特点，并深层次探讨居民收入对其慈善捐款行为的具体影响。

一、研究设计及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城市居民，样本容量初步定为1100。按照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的原理，根据表1所示“沈阳市等9个城市的市区总人口为3335.9万人”，则根据抽样公式可以计算出各城市应抽取的具体样本量，即各城市拟抽取样本量=各个城市人口数/拟调查城市总人口数拟抽取样本容量。具体抽样情况见表1。但是，阜新按照这个抽样方法后只能抽取到26个样本，不符合统计学对最小样本量的要求，故我们认为需将该城市的样本规模增加到40。因此，本研究最终的计划研究样本量为1115。

表1 各城市拟抽样样本个数

省份城市市区人口数(万)拟抽取样本量(个)实际样本量(个)辽宁省沈阳615.4203203大连363120120阜新782640江苏省南京716.56236236无锡354.23117117宿迁1525050四川省成都767.71253253绵阳1404646遂宁1495050总计 3335.911011115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向陌生人捐款”和“向慈善组织捐款”两个指标来测量我国城市居民的捐款行为*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受访者的慈善捐款数额来代表其具体的慈善捐款行为。，据此设计具体调查题目，分别为：“过去一年里，您曾经向陌生人捐了多少钱”和“过去一年里，您向慈善组织捐了多少钱”两个题目。同时，还设计了“您的月收入”*您的月收入? () A.1000元以下( )；B.1001-2000( )；C.2001-3000( )；D.3001-5000()；E.5001以上( )。一题来测量受访者的收入情况。正式调查时，我们运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CATI)对居民进行随机拨号调查。最终，由于时间限制及其他各种调查困难，我们对样本不足的城市又采用街访以补足样本。经过三个月的问卷调查，我们整理问卷数据，筛选掉无效样本，最终筛选出1062个有效样本。从性别看，男女受访者分别为571人和491人，二者相差不多；但从婚姻状况看，受访者中已婚者达642人，未婚者为417人，另有3人未标明自己的婚姻状态。在受访者年龄段分布上，“26—35”岁群体最多，有429人，占总有效样本量40.4%；其次是“18—25”岁群体，占26.8%；“36—50”岁群体占总有效样本量20%，而“51—60”岁和“60岁以上”群体分别占6.8%和5.3%。从受访者学历看，“初中及以下”者有81人，人数最少；“高中或中专”和“研究生及以上”者分别为148人和175人，“大专”者205人，人数最多应为“大学本科”学历者，有453人，占总有效样本比例为42.7%。在政治面貌方面，“群众”最多，有491人，占总样本46.2%；“党员”者345人，“团员”者211人，“民主党派”仅有15人。当然，在本次调研时，还设计了不同职业类别*这里的“职业”划分为：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正处级及以上领导、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普通干部及技术人员、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普通工作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者(如教授﹑科学家等)、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企业普通工作者、个体和买卖经营者、农林渔牧人员、装卸家政等零工/打工者、学生/退休/离休及无工作人员、军人和武警等军队人员。，其中人数较多的当属“企业普通工作者”，占39.0%。

二、收入不同的各层次群体慈善捐款行为特点

(一)收入不同的各层次群体的慈善捐款行为差异显著

前文文献综述中已经提到居民收入对捐款行为有影响，但并未厘清各收入群体间捐款行为的差异性。为了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受访者的月收入或年收入*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调查受访者的“月收入”为后文计算其年收入、捐款收入比等相关指标做准备。。通过调查，在1062个受访者中有320个受访者的收入在“2001—3000”元，所占比例最高，为30.1%；接下来，有244个受访者的收入在“3001—5000”元；另有121和208个受访者的月收入分别为“1000元以下”和“1001—2000元”。在本研究中，3001元以上收入者(这其中包括了5000元以上收入者169人)总计仅有413人，占总人数39%。但该数据或许只能说明所调查受访者收入不算高，或他们在回答该问题时因“相对保守”而选择相对较低的收入选项，并不能真正代表居民的实际收入。

接下来，采用Kruskal-Wallis H方法分析各收入层次群体的慈善捐款行为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Kruskal-Wallis H检验发现：Chi-Square值为22.354，df值为4，Asymp.Sig.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拒绝零假设，即该研究证明了各收入群体的年均捐款额有显著差异性，换言之，收入不同的各层次群体的捐款行为存在差异。

(二)收入越多的人其绝对捐款额越多

上文已经从统计学角度验证了各收入层次群体的慈善捐款行为存在显著性差异，但这些差异具体表现为哪些方面呢？

从各层收入群体的年平均捐款额看，除“1001元—2000元”收入者外，其余各层次收入者的年平均捐款额呈现逐渐增加趋势。详细来说包括：“1000元以下”收入者年均捐款151.18元，“1001—2000元”收入者年均捐款348.32元，“2001—3000元”收入者年均捐款320.80元，“3001—5000元”收入者年均捐款417.35元，“5001元以上”收入者年均捐款525.46元。总之，仅以慈善捐款的绝对数额论：收入越多，则受访者捐款额越多。

但有一点需注意：本研究发现，有12.84%的受访者在调查前的一年中未做过慈善捐款(即从未向陌生人和慈善组织捐款)。

(三)收入越多的人“捐款收入比”越低，因而显得更加“吝啬”

尽管年平均慈善捐款额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各收入群体的捐款行为趋势，但受访者的年平均慈善捐款额并不能深刻揭示居民慈善捐款水平的高低，因此，我们计算居民年捐款额在年收入*由于本研究中“受访者月收入”一题中各选项的设置分别为“1.1000元以下；2.1001—2000；3.2001—3000；4.3001—5000；5.5001以上”形式的数值，因此，选取每个收入段的中位数替换为受访者的实际月收入，即“1001-2000元”替换为1500元，“2001—3000元”替换为2500元，“3001—5000元”替换为4000元，而“1000元以下”和“5001以上”则分别用500元和5000元来替换。然后，再将替换后的月收入乘以12个月，从而计算出每个受访者的年收入。中的比重(简称“捐款占收入的比例”*计算方法为：受访者在2011年一年中向陌生人和慈善组织等所捐的善款总额除以受访者的年收入。)来考察居民捐款水平的高低，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各层次收入群体的年捐款额占年收入百分比

由表2可知，总计有707个受访者的“捐款占收入的比例”低于1.000%，换言之，他们每年捐款的额度占其年收入的比例不足1.000%，即有66.57%的受访者在捐款方面的支出低于年收入的1%。同时，在707个“捐款占收入的比例”低于1%的受访者中，分别有63个年收入6000元的受访者、122个年收入为18000元的受访者、223个年收入为30000元的受访者、169个年收入为48000元的受访者和130个年收入为60000元的受访者。可见，当“捐款占收入的比例”低于1%时，年收入6000元和18000元群体比其他三个收入群体的人数都要少，也就是说，前者似乎比后者“更慷慨”，因为他们从收入中拿出钱来捐款的比例比后者要高。

在表2中，我们还发现：总计约有26.37%(即280个)的受访者在捐款方面的支出低于其年收入的0～1‰，这1‰就是王征兵在其研究中所提到的“不在意资金”。王征兵指出：捐赠时，“不在意资金”与个人资产总额有关。资产总额的10‰为在意资金，1‰为“不在意资金”[9]49。这里的“不在意资金”指人们的捐赠金额一般占其资产总额的1‰，我们又将其称之为“1‰定律”。若人们在慈善捐赠方面的支出多于其资产总额的1‰，则越靠近在意资金，因为人们在意，捐款支出可能会使其痛惜、懊悔；若人们在慈善捐赠方面的支出远少于1‰，虽人们不在意，但会感觉捐款支出数额与其身份不符而有失面子，进而产生不愉悦的感觉。

不过，表2也向我们展示出：还有22.2%(236个)的受访者在捐款方面的支出为年收入的1.000%～2.999%，其余受访者在捐款方面的支出占年收入的百分比虽然较高，但人数是比较少的。

为分析各层次收入群体“捐款占收入的比例”的差异性，首先计算各层次收入者“捐款占收入的比例”的均值。计算可知，“1000元以下”收入群体“捐款占收入的比例”的均值为0.02520，即“1000元以下”收入者平均而言在捐款方面的支出为其年收入的2.520%；“1001—2000”元群体“捐款占收入的比例”的均值为0.01935，即他们平均而言将1.935%的年收入用作了慈善捐款；“2001—3000”元群体“捐款占收入的比例”的均值为0.1069，即这部分收入群体平均而言将1.069%的年收入用作了慈善捐款；“3001—5000 ”元和“5001元以上”群体“捐款占收入的比例”的均值分别为0.00869和0.00876，即这两部分收入群体平均而言分别将0.869%和0.876%的年收入用作了慈善捐款。可见，从低收入群体到高收入群体，“捐款占收入的比例”的均值大致呈递减趋势，换言之，受访者变得“吝啬”了。

接下来，采用Kruskal-Wallis H法对各收入层次群体的“捐款占收入的比例”进行差异性分析，可知：Chi-Square值为47.665，自由度为4，近似相伴概率P值为0.000，从而证明“各收入层次群体‘捐款占收入的比例’差异显著”的论断。

三、收入对居民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

收入因素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每个捐赠者在捐赠前或多或少都要考虑自己的收入问题。正如亚瑟·C.布鲁克斯研究所得：“若收入增加10%，捐款上升7%左右。”[10]58-75那么，在中国，个人做慈善捐款时是否也会受到其收入的影响？针对该问题，我们运用SPSS17.0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模型R2为0.017，调整R2为0.016，其他相关数据见表3。

从表3可以推测出：当收入增加1个单位，居民捐款可增加0.131个单位。该项研究结果与布鲁克斯的研究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本研究中的这些受访者并不如布鲁克斯所提到的个体那样慷慨。

表3 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非标准化系数标准系数B标准误差试用版tSig.常量121.41959.8692.0280.043慈善捐款总数额76.88017.8390.1314.3100.000

四、研究结果的应用

本研究分析了各层次收入群体的捐款行为特点，证实了居民收入对个人慈善捐款行为存在影响，这些研究结果是我们提出促进居民慈善捐赠建议的出发点。

(一)增加个人收入以增强居民慈善捐赠的实际经济能力

居民做慈善时，一定程度上是在消费一种产品，只是这种产品给某些捐赠者带来的物质效用大些，而给另一些捐赠者带来的精神效用大些。作为一种产品，慈善捐赠必然受到居民收入的制约。在本研究中，从各层次收入群体的年平均捐款额看，除“1001元—2000元”收入者外，其余各层次收入者的年平均捐款额呈现逐渐增加趋势。因此，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助推，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拉动人均GDP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二)继续推行“慈善一日捐”“慈善周”等活动，激发各收入层次群体进行慈善捐款

从本研究可知，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群体，不同层次的收入者中都有些相对“慷慨者”，那么，如何在最广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激起民众慈善捐赠潮呢？“慈善一日捐”“慈善周”等便是比较“接地气”的慈善活动方式，因为在举行这些活动时，无论是低收入群体还是高收入群体，都可以参与其中。它既可以进一步激发广大民众的慈善热情，又可以向更多人宣传慈善理念以及做慈善的重大意义等。

(三)结合“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慈善捐赠快速发展的趋势，推动个人小额捐款常态化

互联网时代深刻改变着公益慈善领域的捐赠方式，尤其是阿里巴巴、新浪微公益、腾讯公益等三大网络筹款平台的使用，使“不同收入群体随时随地完成捐赠”成为可能。在本研究中，总计有66.57%的受访者(即707个受访者)的“捐款占收入的比例”低于1.000%，即他们每年捐款的额度占其年收入的比例不足1.000%。可以说，大部分受访者每次所捐出的数额都不算大，有时甚至仅捐出几分钱。于是，网络捐款平台的存在便为广大民众捐款提供了极大便利。

(四)将生活中的“不在意资金”转化为爱心之源

在本研究中，26.37%受访者的年慈善捐款额支出占其年收入比例在0～1‰，即符合其资产1‰，也就是属于其“不在意资金”。根据“不在意资金理论”，这些常常被忽视的“不在意资金”恰是我们从事慈善捐赠的源泉。那么，如何促进更多的人将其不在意资金捐赠出来呢？其实，日常生活中，“不在意资金”无处不在：去商场购物时的零钱、和朋友聚餐或参加娱乐活动时口袋中结余的零钱、家中随意放置的硬币等。对此，我们认为，可以在大型商场或娱乐场所中放置权威慈善部门所属的“捐款箱”，号召来此消费的人把手中的零钱捐赠给更需要的人。虽然一个人的零钱很少，但日积月累的爱心总能汇成“一股股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