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消失与否之辩
——来自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尹秀芳

(安徽工程大学 管理工程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由人口转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对于中国人口转变背景下人口红利的探讨如火似荼.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动态变化，从21世纪初开始，大量研究利用公布的宏观数据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进行了估算和预测，得出人口红利非持久性的结论，认为随着人口转变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也会像其他已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一样，当前享有的人口红利最终会消失，并且预测这一转折点会在2013年左右[1].之后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如何合理利用好现有的人口红利期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类则是面对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如何对人口红利进行进一步拓展，“新型人口红利”、“第二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等概念纷纷被提出.虽然学者们对人口红利的概念、产生背景、持续期及如何拓展延伸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这些现有文献的分析大多是基于宏观视角，而从微观视野着手研究人口红利的文献寥寥无几.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基础.从微观角度着手分析有利于探索到人口红利的微观作用机制.为更有效地延长人口红利、发挥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打下基础.本文以一项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来检验在当前家庭中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如何做才能进一步延伸人口红利并拓展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 文献综述

随着对人口红利研究的逐步深入，现有的文献普遍认为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最终会趋于消失.对于造成当前人口红利消失的主要原因，大多数文献认为是原有人口年龄结构中占有优势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逐步转化为老龄人口，而低生育率水平下日趋减少的少儿人口则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同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导致整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造成较大的养老负担.蔡昉认为当生育率水平进一步下降到较低水平时，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会上升，经济增长率会逐步回落至低水平的稳态[2].黄少安和孙涛认为如果一直想通过较高的人口低龄化来维持较高的人口红利，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是不现实的[3].由于人口老龄化会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存在，抚养负担的加重会出现于人口转变的后期.劳动力的老龄化不单是减少了劳动力数量，而且还会对劳动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人口年龄结构将不再具有生产性优势，人口红利会逐步消失，过重的养老负担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4-8].

同时，许多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了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前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任福兵和郭强把现有人口红利整体的低质性归因于对简单劳动力的利用，从而造成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效果小、持续时间短[9].梁颖和陈佳鹏认为人力资源质量存在着很强的替代性，提高当前的人力资源质量可以有效解决人口红利短期性问题[10].因此，应该从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数量的人口红利向依靠劳动力质量和创新能力的人口红利转变[11].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只是影响人口红利持续时间长短的一个方面，劳动力的空间结构和行业结构的改变同样会影响到人口红利.因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以及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流动带来了城乡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在现有劳动力数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改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而影响人口红利的获取，带来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12-13].因此，除了劳动年龄结构优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提升产生的人口红利之外，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之下的人口城乡结构变迁及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均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14-15].

上述文献都是基于宏观数据对人口红利所作的分析，当前直接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来研究人口红利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少.陈晶和李丹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主要从人口红利视角来分析未来养老问题，而并没有对人口红利本身进行探讨[16].本文与已有研究的差别在于：一是利用微观调研数据从家庭视角来探讨人口红利；二是考虑到生育率的代际变化，把调查数据中的家庭分为父代兄弟姐妹数大于等于子代兄弟姐妹数和父代兄弟姐妹数小于子代兄弟姐妹数两类，分别比较这两类家庭红利获取以及影响因素的差异.

2 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般的宏观分析中对人口红利的探讨都是通过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展开的，本文利用微观数据从家庭视角测量人口红利，则是试图通过考察有可能影响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对家庭财富的影响来进行分析.如前所述，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会不利于当前及未来人口红利的获取，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及劳动力的城乡及产业转移则有利于目前及长远人口红利的获取.因此，本文建立一个由家庭财富值作为因变量，家庭老年人占比、家庭人均资本存量、家庭非农劳动者占比作为核心变量，受访者个人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的计量模型.具体模型如式(1)所示：

Vi=α+βoldi+γavedui+δnonagrii+εi

(1)

被解释变量Vi是第i个家庭的家庭财富值.家庭财富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家庭金融资产，包括家庭现有现金或存款总金额和借出或贷出金额，并减去借入的金额；第二部分是家庭住房资产，即指每户家庭的住房在2013年的市场价值.

解释变量中oldi、avedui、nonagrii是核心自变量，分别代表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家庭成员平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其中，家庭成员平均人力资本存量avedui主要以受教育水平为衡量指标，计算方式如下：首先按文盲为0年、扫盲班为2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12年、大专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计算出家庭成员的受教育年限.同时，使用教育年限法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时需要考虑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17]，因为同样一年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其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是有差异的.因此，引用Psacharopoulos,G.& Patrinos,A.中公布的中国初等教育为0.180、中等教育为0.134、高等教育为0.151的教育收益率来估算每个家庭成员人力资本存量[18]，最后求所有成员的平均值作为家庭人均资本存量avedui.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nonagrii则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当前工作或就业状况来区分，当前工作或就业为政府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或服务业人员、一般工人的均属于非农从业人员.

控制变量Ci则包含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家庭财富的其他因素，具体有受访者户口状态、是否在新农合新农保之外从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是否到过外省县市等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来往的亲戚朋友中是否有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家庭经济状况自评、家庭人均可灌溉土地面积等受访者的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特征受访者所在村庄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另外，εi代表计量模型的残差项.

2.2 数据来源及变量统计

模型中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家庭入户调查.为了更好地从微观角度反映人口转变和生育率的变化，本文利用调查问卷中的数据，把代际比值设置为受访者生育的子女数与受访者包括自己在内的兄弟姐妹数的比值.若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说明子代兄弟姐妹的数量大于等于父代;反之，则说明子代的兄弟姐妹数量小于父代.各个变量均值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发现，这两类家庭在多个方面存在着差异.从家庭财富上看，两种类型家庭的均值分别为11.79和11.83，虽然相差不是很大，但是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的财富值仍要略高于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也就是说，当前子代兄弟姐妹数要小于父代兄弟姐妹数的家庭其家庭财富值并没有下降，反而要略微高于子代兄弟姐妹数大于等于父代兄弟姐妹数的家庭.代际之间生育数量的减少对当前这两类家庭的财富影响并没有明显地显现.从老年人口占比看，两类家庭60岁以上老人的占比分别是0.68和0.39，代际比值为1及以上的家庭的老人占比值接近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的两倍.由此看来，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趋于年轻，而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趋于老化.从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来看，两类家庭的值分别是0.83和1.04，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要比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要丰富.从非农劳动者占比看，两类家庭的对应值分别为0.13和0.17，类似地，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的非农从业者占比要略高于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非农从业者的占比较高，说明家庭中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的成员数相对较多，这对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综合上面对于三个核心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的分析结果：代际生育数量的减少并没有降低家庭财富，老年人口占比、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和非农从业者占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财富产生不同的影响.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的财富值略高于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较低的老年人口占比以及较高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和非农从业者占比.也就是说，家庭微观人口红利当前依旧存在，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并没有因为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而影响当前的家庭财富值.

表1 变量均值的描述统计

3 实证分析及解释

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利用全部样本分析家庭老年人占比、人均人力资本存量、非农劳动者占比分别对家庭财富的影响(模型1)，以此来探讨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就业结构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人口转变背景下代际生育数量的变化，根据受访者生育子女数与受访者包括自己在内的兄弟姐妹数的比值的大小，把全部样本分为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和代际比值小于1两类家庭.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三个核心自变量对这两类家庭影响的异同(模型2).

3.1 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就业结构与人口红利

为了检验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就业结构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本文分别用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家庭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这三个指标对家庭财富进行回归.首先将这三个核心自变量分别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别由模型(1a)、模型(1b)、模型(1c)表示.模型(1d)则把这三个核心变量全部纳入到回归模型中，反映的是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家庭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和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对家庭财富的综合影响.上述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三个核心自变量与家庭财富的OLS回归结果

从表2前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降低家庭财富值，家庭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和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家庭财富值.家庭中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意味着部分老人可能会进入不再工作的退休状态，这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减少.同时，老年人患病的可能性比年轻人要大，可能会增加家庭消费开支.家庭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家庭成员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这为增加家庭财富提供了可能.虽然我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比本世纪初已经减少了不少，但是据估算2011年的剩余劳动力仍有1 669万人[19]，因此家庭非农劳动者占比的增加有利于提升家庭剩余劳动力的工作效率，提升整个家庭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利于家庭财富的增加.从模型(1d)的计量结果可以观察到三个核心变量对家庭财富的综合影响.在模型(1d)中，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家庭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和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对家庭财富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而且影响方向同单一因素模型(1a)、模型(1b)和模型(1c)一致.不同的是，随着其他两个核心变量的引入，单一因素的影响力变小了.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和非农从业者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家庭财富值会分别下降18.7个百分点和上升22.3个百分点，而家庭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财富值就会上升13.3个百分比.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的获取并不单一地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就业结构共同决定的.虽然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不利于人口红利的获取，但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和就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人口红利的获得，后两者对人口红利的正面影响要大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人口红利的不利影响.因此，从微观数据的分析上可以发现，当前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只要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并继续优化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红利就可以得到拓展和深化.

3.2 代际生育数量变化与人口红利

为了估算生育数量代际变化与人口红利的关系，本部分把样本家庭按受访者生育的子女数量与受访者包括自己在内的兄弟姐妹数的比值大小分为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和小于1的家庭两种类型，比较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和就业结构对这两类家庭财富影响的异同，见模型(2a)和(2b),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代际比值不同的两类家庭财富值的OLS回归结果

从表3可以发现，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对两类家庭的财富增加起负面作用，而家庭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的提升则有利于两类家庭财富的累积.然而，这三个指标对两类家庭的影响程度却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这一指标来看，无论是在显著性水平上还是在系数上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受到的影响最大.该指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每提升1个百分比，家庭财富值就会下降24.7个百分比.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对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每提升1个百分比，家庭财富值就会下降15.3个百分比.从家庭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这一指标来看，其对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影响更大.该指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每增加1个百分比，家庭财富值就会提高17.3个百分比.家庭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每增加1个百分比，家庭财富值就会提高10.6个百分比.从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这一指标来看，其对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影响更大.该指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每提高1个百分比，家庭财富值会提高20.8个百分比.家庭非农从业者占比对代际比值大于等于1的家庭的影响只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综上看来，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更容易受到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从而在劳动力数量上丧失优势，而且这类家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对当前主要依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来获取人口红利现状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其会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人力资本对代际比值小于1的家庭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这类家庭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综合技能来拓展人口红利的做法优势有待提升.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一手调查的家庭入户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对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就业结构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考虑到代际生育数量的变化，考察了不同类型家庭对于人口红利获取的优劣.结果显示：(1)虽然人口红利最初始于劳动年龄结构优势，但并不单纯取决于这一因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结构都会作用于人口红利.在当前低生育率水平下人口年龄结构不可避免地会趋于老化，依靠劳动力数量的人口红利未来会趋于消失，但是可以通过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和就业结构的优化来深化和进一步拓展人口红利.(2)在低生育率水平的背景下，当前子代兄弟姐妹数量小于父代兄弟姐妹数量的家庭占了大多数.这类家庭更易受到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人力资本的正面影响也相对较小.总体来看，这类家庭在人口红利的获取上的优势有待进一步提升.(3)从目前来看，代际比值小于1的这类家庭当前财富值并没有降低，反而略微高于其他家庭.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这类家庭的老年人占比相对较低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和非农从业者占比较高造成的.(4)综上所述，在子代兄弟姐妹数量小于父代兄弟姐妹数量的家庭占主导的大环境下，虽然当前并没有对人口红利的获取形成不利影响，但是随着这类家庭年龄结构的进一步老化，势必会阻碍未来人口红利的获取.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人口红利：第一，深化对于人口红利的认识，除依靠劳动年龄结构优势取胜的人口数量红利之外，还能依靠人力资本提升获取人口素质红利以及通过劳动力城乡就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的人口结构红利[20].第二，出台分阶段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增加60至65周岁之间健康老年劳动者数量，延缓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消失.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逐步降低代际比值小于1家庭的比重，弱化这类家庭的主导地位，避免因为此类家庭的增加而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第三，针对不同群体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如加强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和生产岗位实习工作，使得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有一技之长并找到对应工作岗位.加强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前的通用技能培训以及上岗前的岗位培训，及时填补现有企业岗位的空缺.加强在岗劳动者的在岗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效率，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不足.第四，消除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顺利转移.继续做好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工作，为转移劳动力在流入地安心就业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结构红利的有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