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世界里的“银色罪犯”

黄磊

房间里的大象

不同于其他犯罪，老年人犯罪更多是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更是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刑法领域的投射。综合多地老年人犯罪数据，其大体呈现以下特征：一、老年人犯罪占总体的犯罪率低但呈逐年上升趋势；二、犯罪主体方面呈现出“三高三低”的特点，即农村老年人犯罪比例高、初犯比例高、单独犯罪率高，且总体文化水平低、女性比例低、共同犯罪率低；三、所涉罪名中，性犯罪、暴力犯罪、侵财犯罪比例较大，但随着老年人身体素质的普遍增强，犯罪类型日益多样化。

老年人犯罪的心理驱动主要有几种：一是因为子女不在身边、配偶病亡缺乏陪伴等孤独落寞型，这些心理问题下容易滋生猥亵、强奸等性犯罪；二是因为年老生理变化带来心理变化，固执猜忌、抑郁寡欢、脾气暴躁、人际交流困难带来的抑郁狂躁型，这些心理问题容易导致暴力犯罪或者自杀的发生；三是因为贫困或自我定位失衡，缺乏财产安全保障的贪利型心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容易表现为盗窃类或“59岁现象”的职务类侵财犯罪。由此可见，老年人犯罪在同种类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而这种普遍性大都建立在生理及心理变化、社会机制的匮乏、文化因素影响之上。相对突发性的激情犯罪，有预谋、有组织的贩毒、诈骗犯罪，高智商的经济类犯罪等，老年人犯罪的因素相对可知、可预测、可调整、可干预，这决定相应的预防机制理应更具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这恰如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犯罪的差额是由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通过改变最易改变的社会环境，立法者可以改变自然环境及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的影响，控制很大一部分犯罪，并减少相当一部分犯罪。”由此，对老年人高频犯罪的心理、文化、机制进行剖析，寻找针对性的预防机制就极具意义。毕竟法律着眼于未来，而不着眼于现在，犯罪行为虽然是犯罪人实施的，但理想的是根除恶行而不是根除实施恶行的人。

被忽略的性需求

老年人实施性犯罪的案例并不少见：今年5月15日上午，据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警情通报，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破获一起强奸案，一名69岁的男人在家中强奸一名精神病女子，在性侵过程中，同村一名74岁男子也参与其中，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强奸之外，老年人猥亵未成年人案也屡见不鲜，今年5月13日，江苏省苏州市一八旬老人在电梯内猥亵女童视频曝光，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民众热议的背后实则透露出一个信号——我们大多数人更倾向将老年人性违法犯罪归根于个体品质，而忽略了背后普遍性的复合因素。其一，在生理认识方面，很多人陷入“老年无性”的误区。据有关医学专家证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体能的增强，绝大多数70多岁的老年人有性需求，个别80多岁也有性需求，而且中老年男性比老年女性的需求更为强烈。

其二，从传统文化来说，中国人性观念较为保守，更多只是用来传宗接代，步入老年之后更对老年人性需求持否定态度，老年之后谈性往往被斥之为“老不正经”“不要脸”。不仅如此，老年人丧偶或离异后再婚的阻力很大，丧偶未娶或终身未娶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这就导致不少老年人性需求长期保持压抑状态。

其三，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外出务工青壮年增多，留下的大都是未成年儿童以及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这些人得不到充分照料的同时，也会因为缺乏辨认和反抗能力，成为老年人性侵的犯罪对象。不少老年人罪犯往往都是通过小恩小惠、恐吓威胁等方式对这些弱者实施犯罪的。

其四，思想观念落后，文化水平低。农村老年人性侵犯罪较城市更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文化程度低下、对犯罪行为认识不足，更有甚者，还会出现整体性的包庇态度。

可见，在老年人性需求的生理基础上，在压抑、得不到理解的情况下，再加之思想观念落后、法律意识淡薄，一旦遇到来自外界的性刺激时，伦理意识和道德防线都很容易就崩溃，进而实施侮辱、猥亵乃至强奸等犯罪行为。由此，性犯罪之所以在老年人犯罪中占据重要位置，不能仅限于探讨犯罪者个人品质及操守问题。

“牢”有所养的黑色幽默

为改善生活而主动入狱，这似乎是《警察与赞美诗》里的桥段，然而现实中并不乏此类案件。2016年年底，山东潍坊青州一名尚在假释期的65岁老人李某为了能回到监狱去养老，选择故意实施抢劫犯罪。2017年，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村民付某参加卫视一档节目时也谈到“实在不行就再抢劫，然后回监狱里养老”。之前他为了养老就曾故意抢劫，不仅要求法官多判几年、不想被减刑，出狱后还抱怨敬老院生活比不上监狱。

黑色幽默的背后，却投射着客观的养老现实。付某入狱前兩年没有吃上肉，而在监狱伙食条件大有改观，能按时就餐，还有例行体检，并且作为60岁以上老人不需要参加劳动，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梦想的生活。同样的故事发生在86岁河南老囚犯孙某身上，由于年老体衰而瘫痪，监狱为他配备两名护理人员，饭食也是监狱特供。出狱后民警回访，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政府，我想回监狱。”

在贫穷的驱动下，农村的侵财型违法犯罪依旧多发，而且往往都是小额的偷盗，这些人大多无儿无女，盗窃所得主要为家禽、油米等维持生活的必需用品。基于金额低、报案少、破案难等原因，这种侵财型犯罪其实存在很大的犯罪黑数，即有很多犯罪发生但并没有进入刑诉程序。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恰恰证明，农村地区老年人在基本养老方面依旧还需要政策更多的倾斜和照顾。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养老问题的重视，尤其是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社会服务水平日益的提高，老年人侵财型犯罪将日益减少。但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我们还需防止另一个极端，即老年人富有但因为精神空虚、缺乏陪伴而故意入狱的“奇葩”行为。

日本当前就面临此类危机，监狱中高龄囚犯越来越多，其中不少还是慈祥的老奶奶。日本法务省研究所2017年11月17日公布的《犯罪白皮书》显示，全体出狱人员再入率下降0.6个百分点，呈下降趋势，而65岁以上老年人，再入率则是23.2%，反过来上升2.8个百分点，而犯罪的驱动力则在于“入狱是为了寻求家的感觉”。需提及的是，当前中国精神赡养的程度并不容乐观，只是当下更多被物质贫瘠所掩盖，未来是否会发现类似情况尚难定论。

但无论如何，刑罚的目的在于消灭犯罪而不是鼓励犯罪。“牢”有所养将被教育改造者变为被照顾者，监狱机关异变成了养老机构，这显然违背了刑罚的初衷。不仅如此，监狱机关的成本也成问题。据估计，我国监禁一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可能超过1万元人民币，加之一些老年人患病的情况，需要额外的特殊照顾的情形，执行机关还要承担医疗费用，这将大大加重监狱机关的负担。

老年人犯罪的预防

解铃还须系铃人。老年人犯罪的特殊特征，正是需要针对性预防之处。可以说老年人犯罪治理既在刑法之内，更在刑法之外，需要有更多的综合治理手段，而不是仅仅依靠刑罚威慑治理。

从基础性工作来讲，必须加强对老年人实施法律道德再教育，通过社区、村委组织老年人终身学习、技能培训，构建老年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群体性、整体性社会预防，通过参加公益劳动和社区活动，增加老年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度，不仅强化其自身的充实感，也能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重新找回自身存在感。

针对老年丧偶或者老年离异者，也需搭建相應的交往平台，让老年人所压抑的情感能够得到恰当的释放，对于子女强烈反对再婚的，是否可适当容许“同居不婚”等方式的存在，减少财产纠纷、赡养纠纷以及压力阻碍。

对于因贫犯罪的，需特别注重“精准扶贫”的社会预防。对贫困老年人口应建档立卡、摸清贫困底数，强化结对帮扶，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同样，对于老龄释放犯、假释犯，也需要通过专项资金、产业扶贫等方式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生活，解决老年人刑满释放后因贫、因技能缺失、因孤独而再犯的问题。

与此同时，成年子女也应强化精神赡养，减少老年人孤独感；对于出现异常敏感、任性孤僻、暴躁冲动等心理变化的老年人，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做好心情纾解，强化调解纠纷，防止激发、激化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