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左怀建

摘 要：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明显与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几个方面的传统有关联。小说继承并发展了现代以来鸳鸯蝴蝶派感伤言情小说、先锋都市文学和通俗都市文学的某些传统，以独特的构思设置艺术空间，表现了新世纪以来资本——消费中国的某些生活方面，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揭示了新世纪以来复杂而多元的文化语境下青年人人格经济化、机械化、物质化、平面化的取向及在此语境下青年人特别是女性性想象的狂欢。

关键词：《小时代》 现代文学传统 青年人生问题 都市文学

现在，郭敬明是爆得大名了，无论你喜欢与否，他都拥有那么多的读者，说明他还是有成功的一面的。另外，現在评论郭敬明多从质疑、批判和否定的角度着笔，认为他的创作是现在大众文化工业的产品，是资本万能的颂歌，是消费和时尚的文化符号，是媚俗的同义语，是个人与历史脱节的征兆，是虚伪的抒情，是矫揉造作的产物，等等。应该说，这些评判都有根据，都表达了当今历史、精神、超越性价值诉求的呼喊和焦虑；问题在于，郭敬明为什么会创作出这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文学为什么还会拥有那么多读者呢？这种情况的产生来自郭敬明和他的读者，还是来自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驱动？如果是后者，那么评论者只是逮着郭敬明和他的读者不放，而恰恰闪避了对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漏洞和弊端的清醒梳理和分析，这是否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发言？譬如，人们常感叹，“90后”是精神退化的一代，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母胎和后天培养导致这一代人精神退化的？从这个角度考察，笔者认为无论郭敬明的创作（当然包括《小时代》）是怎样的浅薄、浮华，都折射了这个时代的一些光影，无论是灿烂阳光，还是阴霾迷茫。当年面对精英作家傅雷先生严厉的批评，张爱玲做出委婉的回答，肯定“软弱的凡人”的审美价值，抗辩说在今天，还没有写大时代的题材，那只能写写“男女间的小事情”了，事实上，写“恋爱”比写“战争或革命”更见人性的“朴素”和“放恣”，a表明张爱玲情愿认俗，而不愿制造虚假的意识形态高雅。张爱玲在另一篇文章中议论道：“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世上“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因为每一个例子都折射历史、人性。b张爱玲“以庸俗反当代”c，以大俗达大雅，如此深刻复杂的末世情怀和对历史宏大叙事的深刻怀疑，在郭敬明这里，被平面化处理了，被资本的狂欢掩盖了，所以郭敬明显得更平俗、甚至是低俗了。尽管如此，郭敬明的创作依然有其他作家创作所不可替代之处，甚至对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何况作家还年轻，我们为何不能期待作家更成熟，更有成绩呢？

下面就来梳理、分析一下《小时代》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存在哪些关联，它为当前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可否算作是一种历史贡献。当然我们在正面评价它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它的缺陷，也会就其负面效应进行评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更客观、公正地评价当代青年文学，怎样给当代青年文学家更多的鼓励和关怀，以期望他们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青春的忧伤：对民初以来鸳鸯蝴蝶派感伤言情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熟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民初的感伤言情小说是从徐枕亚的《玉梨魂》开始的。小说叙写苏州秀才何梦霞到无锡亲戚家就馆授徒，学生的母亲白梨影是个青年寡妇，二人在接触中产生了美好情感，但是封建礼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结合，于是白梨影就推荐小姑子崔筠倩与何梦霞交往并嫁于何梦霞，但是何梦霞只爱恋白梨影，与崔筠倩结婚后并不幸福，痛苦之中，崔筠倩病逝，白梨影也跟着病逝，何梦霞走向战场，死于荒野。这部小说极写人间男女生活之缺陷：有情人不成眷属，无情人痛苦相向。小说属于半文言骈体，表现手法丰富，言辞优美，情真意切，哀婉动人，一举奠定民国以来鸳鸯蝴蝶派感伤言情小说之基础。之后，鸳鸯蝴蝶派文学遭遇了新文学的崛起，被弹压至更通俗的读者群，但经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和40年代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及秦瘦鸥的《秋海棠》，艺术上虽仍以传统叙述套路和人物描写方法为主，但却能不断融合新文学的某些因子，容纳更复杂多变的人生，庶几达到新文学的境界，甚至不乏某些现代派文学的况味，标志着这一派文学的最高水平。鸳鸯蝴蝶派感伤言情小说的传统部分地被张爱玲所汲取，但是1949年后，基本上是断线了，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学观的拨乱反正，新的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才有了恢复的可能，而90年代商业经济大潮汹涌而来后，终成新的创作之势。2013年，在浙江大学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阐释”学术研讨会上，著名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先生发言，谈到新世纪以来的网络言情小说很大程度上与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传统分不开，或者说新世纪以来的网络言情小说就是民国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隔断呼应。这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所用都是较传统的叙述套路和人物描写方法，语言清切优美，格调感伤动人，人物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但是对整部作品的价值判断下来，并不对人生进行终极追问，也不对现世人生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在对现世人生的某些德性的坚守中保持一些日常人性的温暖，如哥们儿义气、姐妹情谊、肝胆相照、终生不渝，等等。这样的文学，它的俗主要不是恶俗，而是平俗，是对以往平俗人生审美趣味的沿袭，是思想见识上的平均数，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为更多的大众读者所喜欢、所接受。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郭敬明的《小时代》确是一部通俗感伤的言情小说，并且在新的经济时代，也有了自己的创新点。

《小时代》所写全为俊男靓女，所到之处，往往遭人偷拍。让人感觉到这群人不是现实中人，是作家空想出来的，或说这是卡通人物、动漫人物。但至少是美丽的人物，是美丽的通俗——时尚版。这一点接近于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人物设置的标准，因为这派言情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美丽而有才情的，其实质是古代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现代流变，而《小时代》中人物的安排则是这种文学传统在后现代因素进入中国后的进一步流变，其实质是再退化。因为这些人物越来越不具有古代才子佳人的情感和才华了，而在现代工业技术的保证下他们的颜值更突出，相貌更迷人。尽管如此，与同时代慕容雪村、冯唐等这些人的创作相比，《小时代》还是更多一些忧伤、缠绵的情感表达。小说通过主人公之一、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林萧来感受人生，叙述她与顾里、南湘和唐宛如四个闺蜜之间的深厚情谊及她们各自的爱情生活。她们之间也有许多曲折、误解、嫉妒、仇恨，但是一旦遇到困难，马上就会和好如初，相互扶持，相互安慰，共渡难关。所以，她们从中学到大学，再到进入社会，都能在同一个空间歌哭、生活、奋斗。在一个更加现代也就是更加复杂、多元、容易分化的生活环境里，她们之间的友谊坚持无论如何，是能给人带来若干温暖和亮色，有些令人感动的。这些男女青年，受过高等教育，衣食无忧，有的还是富二代，有的来往于中美之间，享受着充分的人身自由，彼此之间产生男欢女爱是难免的。他们的爱情发展到后来也出现许多矛盾、曲折和分裂，但从中学到大学，再到走向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也算是有一定长度的，不是瞬息即变、快餐式的。只是在现代语境下，林黛玉与贾宝玉那种古典的情与爱是愈来愈难以寻觅了。所以，小说写到最后，与鸳鸯蝴蝶派感伤言情小说一样，受《红楼梦》悲情——颓废叙事的影响，也以一场突来的大火将大部分人物都送上死亡之路。郭敬明说：“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d其青春小说的艺术风格也历来被以“明丽的忧伤”概括e。《小时代》所叙虽然已充满上海都市生活的喧嚣和浮华，但也不乏感伤言情之余韵。且这种感伤言情不能都说成是矫揉造作，也不能都说成是因寻求与青少年读者的沟通而设置的卖点；相反，它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这个时代的侧面，呈现了这个时代部分青少年成长中的感受、迷茫和失落。

与鸳鸯蝴蝶派感伤言情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多为精通文墨者，即受传统文学文化熏陶至深者一样，《小时代》的叙述人是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林萧，也可算是一种精心的设计。有的学者已经尖锐指出，中文系出身的林萧却蜷曲于宫洺、顾里为代表的资本之下，表明中文精神的退化f，但考虑到这是一个裂变、矛盾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大堆矛盾，好像也不好过于严厉地指责人物精神价值追求的不统一。林萧不代表中文系出身的精英，但中文系出身的不都是精英（譬如钱锺书笔下的方鸿渐等）。今天的中文系与林萧一样都难逃精神的一再退化。但中文系又毕竟是中文系，它培养的青年都普遍地感受到人生、天地间个人的渺小，情感的颓废。所以，中文系的人可能不是精英，但是还保留着对历史的记忆，对传统精神结构的留恋，其中一个重要子项就是还比较多情（如杨联芬评方鸿渐为“人性的多余”g），自古才子多善感（如钱锺书在《围城》序言里所谓“忧世伤生”）。林萧不是旧时那样的才女，但是她还有中文人敏感的心灵、柔软的神经。所以，林萧的感伤不能都说成矫揉造作，还有其文化意义。想象穆时英小说《礼仪与卫生》中姚大律师去妓院找妓女寻欢，他企图先制造些情调，妓女绿弟反嫌他多此一举，不像现代人那样爽朗明快；刘呐鸥小说《热情之骨》中，法国青年比也尔热恋的那个中国女人告诉他：你动不动就写动情的诗来，其实，现在的爱情靠的是金钱、物质，而不是啰啰嗦嗦地谈情说爱，现在“诗的内容已经换了”——我们是否可以品味出林萧（中文人）的感伤也具有了“落伍”的性质，小说让她面对强大的资本支配力不断回忆以往四个闺蜜轻松无虑的友谊生活，是否也满含反讽的意味？无疑，林萧的感伤代表普通读者的情感波动，既没有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超越性，也没有非中文人那种麻木、粗糙的神经反应，刚好够今天这个商业文化时代普通读者中优秀读者的水平。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很多家长不让孩子读韩寒的书，却认同孩子读郭敬明的书h，秘密也许就在这里。

经济——机械人格的塑造：对现代以来先锋都市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所谓现代以来先锋都市文学，主要指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都市文学和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为代表的先锋海派文学。这两部分都市文学在基本出发点和核心价值追求上并不相同，但是在表现资本对人生的宰制导致人的精神物质化、人性异化、人格经济——机械化方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子夜》通过赵伯韬等形象告诉人们，资本如果不与历史合法性结合，它会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杜竹斋、韩孟翔等是典型的经济人格、金钱人格。刘呐鸥小说《杀人未遂》中银行女职员离开银行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但一进入银行控制的世界，人马上变得冰冷、阴森。穆时英不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公然表示爱金钱、首饰和八汽缸的汽车，而《白金的女体塑像》则将这种金钱——机械人格的叙写推向顶峰。以后，东方蝃小说《惜余春赋》中的金娇艳，令狐彗小说《茀罗拉》中那些中西混血的女儿们也都多少带有金钱——机械人格的痕迹。1949年后，中国现代化进程几乎中断，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一轮商业经济大潮再起，而人们的精神再次物化，人性再次异化，人格再次经济——机械化，而且由于后现代因素的加入，这种种病态人生和病态人格变本加厉，也更加理直气壮。这时，出现了对这种人生进行审美的《小时代》。

如青年研究者黄平所指出：“《小时代》系列真正的主角是上海。”i《小时代》几乎无涉国家命脉与阶级关怀，但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都市审美意识。与香港比，它称赞上海才是中国“未来的经济中心”，“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与北京比，它拿北京的“土”托展上海的“洋”。它也缺乏本土意识，同样有“非中国化”倾向，但也认识到这是一个贫富极为悬殊因而“匕首般锋利的冷漠”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财富两极的迅速分化，活生生把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小说主要写资本豢养下一群青年男女的小共同体生活。小说中，宫洺和顾里都是富二代，都代表资本的傲慢和冷漠，也从不同角度诠释着资本宰制下人性的变异和人格的经济——机械化。

宫洺可视为“白金的女体塑像”的男性版。穆时英笔下，女性代表被动。人性的缺陷，使小说中的女性经受不起金钱、物质、欲望的诱惑，也可理解为是金钱、物质和欲望的主动宰制，造成她整个人身体的贫血、乏力、消瘦，站立在那里，像白金色的机械创造物似的。而《小时代》中，宫洺代表主体、主动。他背后有家族财富支撑，他执掌著名杂志《M.E.》，他可以有更多人生的自由，所以他更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而事实上，他在更高更大的背景上受到资本的宰制，对自己人格的异化他更缺乏自觉反省意识。小说没有书写宫洺在男女两性间的欲望贪婪，但是他却代表资本力量的冷傲、超乎寻常的理性和苍白。他长相英俊无敌，但面色又“死气沉沉”，小说判断“他像一张纸”。他酷爱白色（西方的颜色，资本的颜色），所有能支配的用品都必须是白色的，连做饭用的锅也必须是白色的，办公室和家用的地毯也必须是白色的。对待下属，他永远一副高冷的面孔，永远不会多说话。他安排工作出奇“冷静和有条不紊”，他不准许秘书递送的文件上出现逗号和句号之外的其他标点符号，特别是不准许使用感叹号，因为感叹号代表着情绪冲动。他冷静到就是地震了，也不允许喊他快跑，而只能优雅平静地说：“宫先生，地震了，请你现在离开办公室。”他自己是一个冷血而高效的“机器人”，他要求手下也都是冷血而高效的“机器人”。《白金的女体塑像》表征现代工业文明、金钱资本和各种物质欲望对人生的深度渗透及其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也表达由这样的女体塑像所带来的极端唯美——颓废审美效应，其中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极为突出；《小时代》的创作，由于后现代因素的介入，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得以缓和，宫洺这一形象似乎取得了现实存在的合法性，由这一形象带来的对当下都市资本世界的审美批判明显不够，尽管如此，作家以现代快速、富有和冷酷的上海做语境，依然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揭示了资本社会人性的怪诞、变异和危机。

如果说宫洺是资本的操纵者、守持者形象，那么，顾里则是资本的奋斗者、享受者形象。二人均是当下上海精神及其缺陷的代表。顾里也是富二代，她的家庭与宫洺的家庭还是资本竞技场上的对手。她凭借家族财富和社会地位，雷厉风行，精明强干，闯过很多人生难关。她性格豪放，注重同窗情谊，大学时就对闺蜜们多方关怀，大学毕业后出巨资租下豪宅作为闺蜜和她们的男友们的寄身之所。在这个小共同体中，她是公认的英雄，但是走出这个小共同体，她又暴露出极端的冷酷和自私。她看不起北京和北京人，在上海，她从不出二环路的范围，出一环路她就头晕，更无法期待她关心民生疾苦。她几乎没有消费以外的精神生活，她几乎就是各种国际时尚名牌消费品的活广告，因此，她的花费往往不菲。她的一双鞋需要上万元，一款手机需要七八万。她的消费意识和利害权衡意识非常强，她一方面手持计算器，一方面手拿银行卡，一方面是精密准确的计算，一方面是精明无误的交易。大学时她主攻的是会计专业，兼修國际金融，毕业时拿到双学位，成绩优秀，但是缺乏起码的人文知识和修养。新生开学典礼上，她代表老生发言，建议大一女生把身上所有装饰性的无用的手机挂件、袜套甚至代表遐想的蕾丝粉红裙子等都回宿舍一把火烧掉；从今天起，不可以再想象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因为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也不会掉下一座海边的小木屋（童话的象征）——海边只有富人建造的海景别墅，那里，只有穿高跟鞋的人才能走进去！所以，与其“有空看海子（的诗），不如去看财经报表”。从此之后，她就真的只看财经报表，闲暇时还会阅读“保养品外包装背后贴的各种物质配方含量的说明书”。她租住在南京西路富人区，但不知道也曾经居住在这一带的张爱玲是谁。“谁？张爱玲？这女人挺有钱的嘛，拍过什么电影？”这里，表明她几乎只认钱，再就是流行电影等大众文化产品。这样的形象塑造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子夜》和新感觉派小说中那些具有拜金主义、恋物癖倾向的摩登人物，只不过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顾里既没有《子夜》中吴荪甫那种为民族工业发展做贡献的精神，也没有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里蓉子那种不得已而堕落的精神痛苦。如此，她的拼打、奋斗所带来的张牙舞爪和飞扬跋扈就成为当下中国新一轮资本狂潮的精神反射（世俗化的现代性与削平深度的后现代性的混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不少人都归咎于作家创作品味之低，认为形象不真实，可是在到处都是资本暴发户的当今中国，这种形象难道就不存在？就没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有一点，《小时代》也超过了以往的都市文学，就是后现代性也进入中国之后，未完成的尚富有深度模式的现代性被进一步消解，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进一步膨胀，精神所代表的价值理性进一步压缩，其结果就是产生大量“脑残人”“空心人”“技术人”“计算机人”。小说中，唐宛如是脑残的典型代表，在缺乏对人生正常的认识和选择上，顾里与唐宛如一样“脑残”。将“脑残”、金钱、资本、现代工具理性融合在一起，就是机器人，所以，小说大量的词语称顾里为机器人——她“仿佛一台高性能的计算机”，她具有“计算机的本性”，“她和宫洺两台计算机”。她是被现代全球化资本操纵的计算机，她也有自己的活动机制，所以小说经常拿她比作计算机，又经常将她凭借金钱、资本控制人生比作手持遥控器操纵计算机。不少研究者指出，郭敬明创作受日本动漫影响至深，顾里也可以说是后现代高科技前提下人生的一个“仿像”，一个鲍德里亚所谓“超级真实”的文学类型。如此看来，《小时代》虽有许多不完美之处，但顾里这一形象的塑造无疑呼应了当下中国资本社会对文学的期待，物质女性机械人格的表现呈现了新的质素。

女性性心理的狂想：对现代以来通俗都市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商业经济时代，传统爱情日见式微，后现代网络时代、文化视觉转向时代，古典的情与爱几乎死亡了。今天的大众文学，基本上还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鸳鸯蝴蝶派方向，就是传递古典的情爱模式，但是也只在古典时代，现实题材中很难有创作的空间了；即使有，也在朦胧的青少年时代，一旦真正长大成人，接触到世俗和性，这种爱情也就被颠覆了。所以，今天的青春文学中，那些唯美言情作品，都可以算作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余绪和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郭敬明的不少小说都具有鸳鸯蝴蝶派文学之余韵。只是，郭敬明毕竟要长大的，他笔下的现实中人物也是要走出家庭、学校，接触社会，接触异性，接触凡俗生活的，特别是这些现实中的人物接触的不再是农业文明时代或形态的人生（乡村人生），而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或形态的人生（都市人生），所以作家的创作必然进入大众文学的第二种方向，即通俗都市文学模式，在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上，基本上就是通俗海派文学模式。通俗海派文学，过去总是笼统地归之为鸳鸯蝴蝶派文学，其实，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通俗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之间有交集、碰撞，但并不同源。经典鸳鸯蝴蝶派文学从徐枕亚《玉梨魂》而来，通俗海派文学则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和孙家振《海上繁华梦》而来。后来创作《留东外史》的不肖生和创作《歇浦潮》的朱瘦菊属于鸳鸯蝴蝶派文人圈子，但是他们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却属于通俗海派小说。以徐枕亚《玉梨魂》、张恨水《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秋海棠》为代表的经典鸳鸯蝴蝶派文学突出社会、言情与侠义的合一！0，其核心还是道德和言情；而以孙家振《海上繁华梦》、朱瘦菊《歇浦潮》、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和《夜夜春宵》等为代表的通俗海派文学则以道德解体和情色张扬为旨归。这种文学缺乏新的审美意识形态笼罩和精神提升的能力，但是又耳闻目睹现代都市人生中传统道德和情爱的式微及科学普及所造成的性的浮出历史地表，为了使自己的创作不至于与时代脱节，而吸引大批读者，也未尝不是作者兴趣之所在，就必大量地言情、涉色、扬性——男女之间的性，同性之间的性，家庭内的性，家庭外的性，正常的性，畸形的性，男主位的性，女主位的性，等等。魏绍昌认为，真正的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衰退了，代之而起的是海派小报作家，即海派通俗文学作家。40年代的海派通俗文学作家除了捉刀人，即王小逸还算是鸳鸯蝴蝶派的老将外，其他人包括周天籁“都不好算是鸳鸯蝴蝶派了”。后期的王小逸，即捉刀人时代的王小逸也发生了从“鸳鸯蝴蝶派过渡到海派小报文人”的现象！1。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是现代通俗都市文学精神提升的峰顶之作，但是开头就叙述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性窥视。这样的写作在趣味偏于通俗的先锋海派作家那里，也不乏其例，如苏青的代表作《结婚十年》上来就叙述即将出嫁的姑娘将尿撒在枕头里。可以说，这样的艺术构思、艺术期待视野和艺术趣味在《小时代》里被“完美”地继承了。

《小时代》煌煌九十多万言，三大部，要想保证每一个读者都饶有兴味甚至极有欲望地阅读下去，在当下文化语境中，仅靠友情、爱情、奢侈、时尚还不够，还需要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元素，那就是性以及围绕着性生发的一系列问题。第一部“折纸时代”前五十九页，就一连叙写了四个带有强烈性刺激的事件。第一件事是体育专业的美男卫海无意中连续两次看到同样是体育生的唐宛如的“奶”。关键在于唐宛如已经不再有古典女性的羞耻心，而是从现代个人的利益角度出发，认为是受到了卫海的冒犯，因此竟然四次在公开场合大喊卫海看到了她的“奶”，致使卫海也深感受到了伤害，后来终于主动提出裸一次，让唐宛如和她的三个好友“回看”过来。使人震惊的是，唐宛如感到狂喜，林萧、南湘、顾里也都没有感到羞辱，反而立即精神起来，异口同声地回答：“就这么办！”从此之后，卫海在她们面前就是不穿衣服的“行走着的大卫雕塑”了，她们感到很享受。第二件事是顾里为一本名为《当月时经》的财经杂志写稿，唐宛如看到这四个字，马上敏感反应，念出：“哦，《当时月经》。”第三件事是回叙高中时，一次运动会，林萧的男朋友、美男简溪，与顾里的男朋友、美男顾源接力跑时，一个女生拼命随跑，并高声叫喊：“顾源！快给他！快给他呀！啊！简溪握住！呀！握紧了！握紧了！”这时，一个女生在“快给他！……握紧了！”的意淫中“面红耳赤地休克了过去”。从那以后，这高中的女生会突然“忘我地吼出……握紧了呀！”以满足对男性性特征的想象。再接着，是叙述唐宛如无意中看到仅穿平脚短裤的简溪，唐宛如事后对女友们评价简溪：那里“很饱满”。

《小时代》性书写的特征可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带有鲜明的“女性向”倾向！2，一是相对于当前许多流行小说的性想象、性描写，它算是比较中庸、干净、含蓄的。郭敬明小说的读者意向很明显，就是主要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需要（也是一种商业考虑，因为当下文化语境内言情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就是这样的女性）。小说的主人公是“80后”女性，叙述者也是“80后”女性，小说借此揭开了后革命时代女性的性心理空间，显露了后革命时代女性的性审美意向，为现代以来女性书写提供了新的内涵。小说审美格调既不如大致同一时期“美女作家”和“妓女作家”小说的“浪”，也不如同一时期男性流行小说的“俗”，而显示出“浪中有美、俗中有雅”的复杂审美倾向。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九丹的《乌鸦》和木子美的《遗情书》等所张扬的都是妓女或半妓女式的女性生活，虽然带有某些先锋派的意味，但是并不符合多數女性的生活可能，所以这样的创作只可以远观而不可以近仿，也不好获得多数尚在学生期的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认同。《小时代》所写是小犯禁而不失常态的生活，而对这样性质的生活进行审美观照恰是通俗都市文学的征兆之一。当下流行小说，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冯唐的《万物生长》《北京北京》等所写固然是这样常态的大众都市生活，但是这些作品审美姿态更低，几乎不讲风致，背靠当下社会精神真空，凭借历来男权中心社会给男性提供的性无耻方便在小说中任意展示男女两性行为，直接暴露男女性器官，显示出小说极端的粗鄙化倾向，而《小时代》在这方面问题少很多。作为后革命时代的女性，《小时代》的主人公也存在性无耻现象，也往往把自己的性欲求、性想象摆在脸上，挂在嘴上，也会在男性性魅力、性刺激面前失态，但是她们基本上只陶醉在想象里，有冲动无行动。深层地讲，她们对性的欲求基本上还保持在审美的层面。民国通俗都市文学艺术品位固然不甚高雅，但是作家毕竟处在那样一个时代，有些作家还是从前清读书人身份转换过来，在古代文化文学中浸染较多，传统道德意识还相对强，所以他们的作品虽然也渲染性的刺激，满足一般读者的性窥视欲望，但并不具体展示男女的性爱过程，更不会暴露男女两性的性器官，有时甚至还调用许多曲折、含蓄的手法造成一种审美想象的态势，不乏古典的余韵。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开头就叙写男主人公通过墙壁上的小孔对正在接客的女主人公——妓女顾秀珍窥视，结果他窥视到顾秀珍躺在床上，露出雪白的胳膊盖好被嫖客掀起的被子，同时用言语要求这男子下次再来。小说的审美对性总保持一定的距离。《小时代》的艺术重心在写人，而不是叙事。小说以揭示当今部分青年特别是女青年的心理、性格、情感和精神状况为旨归，想象丰富，大胆、锋利的笔触中又带有许多曲折、小心翼翼，狂放、浮夸的文学语言中也不乏清雅、含蓄之味。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小时代》三部曲乃当下诸多通俗都市文学中文学价值较高，因而不可轻易抹杀的作品，应该不至于引起很大争议。

新世纪的中国处于现代、前现代与后现代因素的杂糅之中，文化语境异常复杂。就文学创作来讲，精英文学家继承现代以来新文学的传统，秉持精神超越性的大旗，呼喊高水平地表现这时代，但是成果也不彰著。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这一多元而复杂的时代。网络传媒时代，催生了新一轮大众文学，这一次比民国初年那次是更加量大、面广、质杂了。《小时代》很难说是这新一轮大众文学中最好的作品，但是目前为止，它的读者最多，销售量最大，受到批评界和研究者关注也较多（无论是褒还是贬都是一种关注），多少也说明些问题。它确实与现代以来几个方面的文学传统都不无关联，甚至可以想象作家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是做过长久的大量的“课前”准备的。需要指出的是，作家接下来编导电影《小时代》，以认同“小时代”自居（如电影片尾曲《小小时代》所歌吟的），没有借此机会修改、提升小说的艺术品位，而是借此强化了小说原有的内容空洞、趣味贫乏、格调平俗甚至低俗的缺陷，说明作家的审美认知和诉求又确有极其严重的先天不足，不能不使研究者在肯定其创作有一定的艺术成就的同时产生更大的疑问：“小时代”可以折射大时代，但是究竟该怎样折射呢？

a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散文》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b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见《张爱玲散文》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c蔡美麗：《以庸俗反当代》，见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d郭敬明：《守岁白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e江冰：《论80后文学的文化背景》，《文艺评论》2005年第1期。

f曾于里：《虚伪的“抒情”——论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见李斌等编著：《郭敬明、韩寒等80后创作问题批判》，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53页。

g杨联芬：《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h孙桂荣主编：《新世纪80后青春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i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见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页。

！0！1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2015年版，第17—18页，第26页。

！2黄平：《“女性向”文化：〈步步惊心〉与穿越小说》，见黄平：《“80后”写作与中国梦》，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