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新中国的“红色掌柜”

春奇

陈云从1944年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开始，到后来成为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国计民生精打细算的陈云在陕甘宁边区战时条件下就要求财经干部要“仔细打打算盘”，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后，他更是殚精竭虑、锱铢必较。正因如此，陈云成为党内有口皆碑的“财经专家”“红色掌柜”。

“我是算账派”

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边区物价波动时，陈云巧用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对边区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予以化解，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4年夏天，边区政府一次短时间内就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了大量金价波动的差价，充实了银行准备金，还进口储备了大量必需物资。

1949年5月9日，陈云奉命赴京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此，毛泽东认为，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斗争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工商业资本家一度认为，共产党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及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缺乏人才，要打0分。而当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之后，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晚年的陈云还曾戏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所以，他在工作中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到他的住处，围绕一个问题、一件事情，边拨算盘、边思考酝酿。他要求财经干部“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要有“‘掌柜的态度，当家的态度”“要会打算盘”，还要学会打“大算盘”。所谓打“大算盘”就是要善于谋大局、谋大事，善于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善于驾驭复杂形势和局面。陈云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马背上”的读书人

在多数人印象中，陈云是“搞经济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思想，有着醇厚的人文素养。

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坚持学习、“挤”出时间学习。他指出：“必须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一点必须有坚持的精神才能做到。”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就当了学徒，但他酷爱学习，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和店员的机会读了许多书，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异常繁忙，但他发扬“挤”的精神，绝不放弃学习，更不因职务高、年龄大而放松学习。毛泽东曾经赞扬陈云具有勤于学习精神时说：“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陈云是刻苦学习的典范。他读书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常在警卫员叫他吃饭时，他虽然答应了，但还在读书，叫几次后才放下书；晚上经常读书到十一二点钟，也要工作人员催促多次才肯休息。他的子女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妈妈告诉我们，父亲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他强调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一本一本啃原著等，贯穿其中的就是勤奋、刻苦的精神。延安时期，陈云领导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学习小组学习哲学，短短几年中，留下了10多本厚厚的笔记本，有好几千页、上百万字之多。没有勤奋、刻苦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陈云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晚年，他虽然体力日渐衰弱，但依然倾注极大精力用于学习。他坚持每天早晚收听电台的新闻广播，白天看文件和报纸。后来，由于眼疾加重，文件和报纸只好让秘书念，但每天早晚的广播他还是照听不误，即使生病住院，也从未间断。他还强调，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反对那种自高自大、自视高明的倾向。

“三不准”原则

陈云对自己及家人要求很严格。1978年，中央为陈云配备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以便他从事国务活动时乘坐。他十分喜爱这辆车，但他同时规定，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乘坐这辆车。

不准搭乘陈云的专车，这是陈云为家人制定的“三不准”原则中的第一条，也是陈家的“老规矩”。早在全国解放初期，陈云和于若木同在中财委工作时，担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就配备有一辆公务车。于若木本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坚持自己骑车，从未搭过一次便车。后来，于若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依旧是骑着自行车去香山上班。每天上班，她都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半路上要是觉得饿了，就吃块巧克力接着骑。粉碎“四人帮”后，于若木被调到了中科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她还是每天骑着一辆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红旗”牌自行车上下班。

当看到陈云的红旗车时，于若木曾开玩笑地说：“我们家院子里停了两辆‘红旗车！”后来，于若木骑车时被人撞倒导致脚面骨折。从此，陈云再也不让于若木骑自行车上下班了，将自行车没收交给了二女儿陈伟华。陈伟华骑了十几年后，因这辆自行车实在骑不了了才“退休”。

除了不能搭乘专车，陈云还严格规定了家人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和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的“两不准”。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购买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定量供应的原则，买东西都需要凭借票、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应对我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局面，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等同志曾主张搞几种“高价商品”以回笼货币。所谓的高价商品就是指购买这些商品时不再凭票，只要花上比平价商品高上几倍的价格就能买到。高价商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欢迎。仅仅1961年1月，全国就出售了1800万斤高价糕点和糖果，回笼资金8300万元。

这一年夏天，于若木上街为陈云购置了一床高价毛巾被。结果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消息，因为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取消高价产品，即日起所有产品都降为平价产品。看到这个消息的于若木不由得抱怨起陈云没有早点告诉她。但陈云却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属于国家经济机密，我当然不能随便在家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