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档案:吕班电影创作巡礼(三)

2018-09-10 09:16陈墨
名作欣赏 2018年3期
关键词:大水大鹏

陈墨

《新儿女英雄传》(1951)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4本。根据袁静、孔厥同名小说改编。编剧:史东山;导演:史东山、吕班;摄影:高洪涛;演员:今欣、姚向黎、谢添、赵子岳、郭允泰等。

青年农民牛大水和同村姑娘杨小梅两情相悦,小梅的母亲却要她遵守父母之命,嫁给不务正业的张金龙。适逢1937年“七七”事变,国军大批后撤,八路军向前挺进。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共产党,领导农民减租减息,抗日自卫。牛大水参加了人民抗日武装,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杨小梅不堪婆母和丈夫虐待,回到娘家,也参加了革命,和牛大水一起参加了学习班,随后回村工作。地下党员黑老蔡,率领游击队袭击了日寇交通艇,抗日军民士气大增。张金龙在杨小梅劝说下,一度参加游击队,随后却又投奔了何世雄,当了汉奸。在日伪军联合“大扫荡”中,杨小梅孤身脱险时负伤,牛大水亦因营救战友而被捕受刑——施刑者正是张金龙。游击队俘获了何世雄的儿子何狗皮,迫使何世雄以牛大水交换。牛大水受刑重伤,杨小梅受组织分派,照顾了他一个多月,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得以重修旧好。此后,在游击队的不断打击下,日伪军焦头烂额,小梅得知何世雄部撤退回镇的消息,黑老蔡率领游击队实施伏击,活捉了何世雄和张金龙。

本片与《吕梁英雄传》同调,都是讲述共产党领导地方武装抗日的故事,前者发生在山区,人物质朴;本片在水乡,人物清秀。不过,两部影片的叙事重点有很大不同,从片名即可看出差异,《新儿女英雄传》有英雄,亦有儿女;说传奇,先说情事。影片的第一场戏,就是男女主人公出场,牛大水和杨小梅相互偷觑,两个人有一搭无一搭地对话,似乎无关私情,观众却获得了暗示:他们之间有故事。随后小梅给大水送菱角,激动而慌乱的情形,让观众产生旖旎联想,由此建立情感认同,关心小梅的命运。母亲要她嫁给张金龙,透过牛大水的孤独背影,余隙中看迎亲的花轿队伍从村路上走过,对大水的愤懑和忧伤,观众感同身受,自有强烈共鸣。此时,日寇入侵,国族危亡,还只是氤氤氲氲的时代背景,小梅的婚姻情感,是此刻电影叙事、观众关心的重点。一个全民抗战故事,却聚焦于个人情感和命运,当然是巧思和创新。通过小梅受屈辱、逃回娘家、决心反抗、参加革命、自主人生的经历,把男女私情与国族危难、儿女英雄抗日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丝合缝,相得益彰。杨小梅成长为抗战英雄的故事,让影片别具一格。

影片的叙事,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作者雄心,远非止牛大水、杨小梅和张金龙的三角恋,也不止于呈现地方武装的英雄传奇,而是要书写华北人民抗战史诗。影片从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开始叙述,国军后撤,八路军前进,由此建构起历史的框架。地下党员黑老蔡、刘双喜领导抗战,牛大水、高屯儿积极跟随,普通乡亲彷徨观望,李六子浑水摸鱼,申财主胆小怕事而六神无主,何世雄趁火打劫且见风使舵,张金龙成为左右摇摆的变色龙……影片中人物,作为乡村的各种典型,形成完整的社会画卷。男主角牛大水,本是一个家境贫寒的普通农民,生计维艰,在减租减息中获得生机,从而成为抗日保家的时代英雄,他的故事,完整地呈现出共产党主导的社会变迁。日寇侵华的巨大危机,如大浪淘沙,真正的儿女英雄,不仅积极参加抗战,而且改变并创造自己的历史。

《新儿女英雄传》的影像艺术水准,大大超出了当年的其他电影,令人耳目一新。影片开头画面就非常吸引眼球:随风飘动的杨柳、初升的朝阳、微波荡漾的湖面、天空中造型各异的云彩,共同组成了静中有动的水乡画卷。随后镜头横移,转至湖面,再至湖畔农家院落,与杨小梅、牛大水一同出现在画面中的,还有水边的船、水中的鸭,在简单构图中完成人物与环境的介绍,简洁如艺术教科书。本片的运动镜头更让人印象深刻,从杨小梅给牛大水送菱角,到牛大水与跑步回村的村民擦肩而过,到该村民报讯说“昨个晚上日本鬼子炮轰了宛平城”,镜头持续运动和叙事重点转移,简直天衣无缝。游击队在白洋淀中袭击日军汽船成功后,“雁翎队”归来,受群众欢迎的系列镜头,堪称经典性影像镜头组合。本片画面构图优美,画质澄澈清新,镜头自由灵动,调度挥洒自如。更难得的是,影像和叙事契合,呈现了内在艺术张力:内容如史诗般完整厚重、大气磅礴,形式上则如水墨画卷般清新明晰、舒缓从容。大全景和长镜头的巧妙运用,不仅使影片视野宽广恢宏,亦凸显静观与凝思气质,体现了东方美学的现代化魅力。

由于是根据小说改编,影片中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台词生活化、口语化,且有明显的地方韵味。片中演员形象准确,表演质实到位,牛大水(今欣)俊朗憨实,杨小梅(姚向藜)清丽娇柔,黑老蔡(赵子岳)坚贞敦实,张金龙(谢添)骄宠嚣张。演员沉浸于角色,角色始终在生活中,没有刻意的表演痕迹。在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新儿女英雄传》获得“导演特别荣誉奖”,可谓实至名归。在1949—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评选中,该片只获得了三等奖,出人意表,亦难称公道。其原因,或是因为当年评奖标准,以政治意义为重;或是影片博大幽深的艺术追求,不符合当年评奖人的欣赏口味。

《新儿女英雄传》银幕的演职员表,开头是“导演:吕班”;后面是“编导:史东山”,这种奇特的署名方式,未免让人迷惑。在《中国艺术影片编目》中,该片导演是二人联名,即:史东山、吕班。吕班对该片做出了多少贡献?我们不得而知。说《新儿女英雄传》是吕班电影,是否合适?似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该片副导演郭维晚年发表回憶文章《我怎样走进影坛大门——回忆我的老师史东山》,详细讲述了他协助史东山创作《新儿女英雄传》的过程,可知史东山是在体验了生活、改编了剧本并完成了导演设计之后,才邀请吕班加盟做执行导演。由此看来,史东山是影片的设计师,吕班是工程师,负责现场指挥。吕班当年曾发表《〈新儿女英雄传〉摄制简记》,并未谈及自己对影片摄制的具体贡献,只说:“我跟着史东山同志,学习了不少电影导演知识。”吕班这样说,足见他有真的聪慧和谦逊——只有真聪慧的人才能如此——真实情况应该是:在《新儿女英雄传》的拍摄过程中,吕班作为现场执行导演,肯定有诸多贡献。

《六号门》(1952)

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1本。根据王血波、张学新同名舞台剧改编。编剧:陈明;导演:吕班;摄影:杜榆;演员:郭振清、李紫平、谢添等。

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方某城六号门货场,马记脚行老板马八辈、马金龙父子,一面上涨运費,一面扣发搬运工人的工钱。很多工人家揭不开锅,胡二食不果腹,工作时险些摔倒;其子饿极,到货场寻食,竟被马家打手活活摔死。工人们群情激愤,地下党员丁占元,领导搬运工人进行斗争。马八辈为了敛财,提前庆祝七十大寿,丁占元率领工人群众齐聚马家,向马金龙提出立即发放欠薪、提高利润分成的要求。马金龙被迫答应发放欠薪,不答应提高分成比例,六号门工人联合全市搬运工人大罢工。马金龙气急败坏,让警察抓捕工人运动领袖,丁占元因胡二报讯而脱险,胡二被捕入狱。城市解放后,工人翻身,胡二出狱,马金龙试图收买胡二等人,遭到胡二的拒绝和痛斥。其后,胡二担任了工人服务站站长,丁占元担任了工会主席。马金龙又到区政府控告胡二、刘斌侵占了他的私人产业,受到王区长的驳斥和批判。马八辈气急败坏,召集股东打手,来到货场,要和服务站里的工人拼命,也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马八辈、马金龙父子都因其恶霸行为,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公审处决。

这是吕班导演的第三部影片,独立执导,却还是第一次。本片由同名话剧改编,编导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让话剧电影化。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运用电影镜头蒙太奇形式,改变话剧的场、幕结构;二是以生活化的表演形式,改变话剧的舞台风、话剧腔。在这两方面,影片《六号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电影开头,是搬运工人拉大车前行,道路纵深,路面泥坑,俱非舞台所能。在大车行进过程中,丁占元、胡二等逐个特写,不露声色地将主要人物介绍给观众,接下来在货场见面,即成熟人。影片中的大场面,亦非舞台表演所能:马八辈做寿时,讨要工钱的工人乘坐多辆马车,分三路直冲马家的镜头,群众运动气势惊人,初步显示出工人团结的力量。而后工人罢工,警察局长试图率部镇压,局长掏出枪时,汽笛一声,工人和市民队伍从不同方向声援,如排山倒海,地动山摇,进一步体现出劳动人民大团结的主题。城市解放时,市民群众庆祝,奔上堤坝,登上高楼,系列镜头组合,画面空间纵深感十足,更好地烘托了胜利喜庆的氛围。

影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细节呈现。例如,影片开头,胡二饿得无力工作,丁占元送他一个窝头,胡二吃了一半,儿子来此,胡二将窝头分一半给儿子;小家伙又将一半的一半分给小伙伴,这一窝头细节,不仅充分表现了饥饿主题,同时也传递了阶级友情、人间温暖。解放后,胡二出狱归来,妻子蒸了一笼窝头,小小细节,形成了新旧社会的对比。又如,货场一片忙乱,国民党士兵说是“军需用品”,话音未落,一个货箱摔破,里面竟是香水脂粉。这细节不仅暴露了货物真相,更将旧社会军政官场的腐败暴露无遗。再如,影片中插入一个高官富豪“挤飞机”的镜头,短短十几秒,即真实反映出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历史瞬间。再如,马八辈开香堂段落,是本片戏剧性高潮,程序清晰,氛围诡异,堪作黑社会史、风俗史和生活史档案。影片开头结尾,也有相互呼应的细节:开头是胡二等人拉大车,沉重压抑,举步维艰;结尾处,胡二开上了汽车,李俊华开上了吊车,更有装满货物的火车呼啸而去,气氛热烈欢快,新旧对比鲜明。

影片还有重要收获,是让郭振清担纲主演工人胡二,不仅是因为他有表演天赋,也因为他的形象本身:浓眉大眼,健康活泼,质朴憨厚,正派大气,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标准形象:宜工、宜农、宜兵。请评书演员陈士和出演马八辈,也是一大惊喜,陈先生少年时参加过义和团,干过多种杂役,后学说评书,成就斐然,他塑造的马八辈,有真实江湖气。该片更大惊喜,是谢添饰演的恶霸马金龙,没把角色演成凶神恶煞,亦非地痞流氓,平常的一举一动间,尽显霸气凌人。影片中其他演员在努力扮演角色,唯谢添成了角色化身。谢添是杰出的电影演员,《新儿女英雄转》中的张金龙和《六号门》中的马金龙,都是卓越的艺术创造。

吕班导演《六号门》,并非影片原配,实是二婚。该片第一任导演是吴祖光,拍摄进行了大半,样片审查不能通过,电影局决定,由吕班接手重拍。吴祖光是话剧神童,也有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遭遇中途换帅,应不是影片有艺术质量问题,而是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电影《六号门》由话剧改编,按理说,影片创作过程应该简单而顺利。实际不然。剧本虽然审查通过,但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还是提出了10条修改意见,诸如“剧本中所反映的解放后搬运工人的自发斗争显得孤立,无领导。应该增加比较高级的党与政府机关的领导”及“应将解放前的描写酌情删减,加强表现解放后的工人斗争”等。

吕班接手,顺利完成了任务,却也留下了一个悬案。电影史家程季华在回忆袁牧之的文章中说,吕班无法完成影片剪辑,求电影局长袁牧之帮忙,袁牧之熬了好几个通宵,才把《六号门》剪辑完成。此说应非无稽,但也不无夸张,说吕班翻过来倒过去都剪不成一部影片,不见得符合实际。当年陪吕班送片的东影剪辑师周莹箴,提供了另一个记忆版本,说袁牧之“没有大动干戈,并没有说把这场颠到那场,把那场又颠到这场,再加拍什么,都没有提。只是说哪一块你再把它长一点,或者哪块再短一点”(这段话由张锦采访并整理)。这一说值得参考。影片若真是无法剪辑成片,吕班应去找史东山,因为史东山剪辑经验更丰富,两个人的关系也更近。吕班请电影局长袁牧之帮助剪辑,合理的推测是,主要目的不在技艺支持,而是政治上把关。当年电影创作首要原则,是政治标准第一。

《六号门》是当年最热门的影片之一。1953年6月19日,《大众电影》编辑部和天津市搬运工会联合举行《六号门》座谈会,很多人表示喜爱这部片子,认为片子反映了搬运工人的斗争史,把他们那种斗争的劲儿表现出来了。该片后来获得1949-1955年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故事片三等奖,就是证明。

《英雄司机》(1954)

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11本。编剧:岳野;导演:吕班;摄影:高洪涛;演员:郭振清、王秋颖、颜美怡、徐连凯、桑夫、赵子岳、范士杰等。

1950年夏,铁路运输任务繁重,安平车站堆积了无法及时运送的货物。“九九九”号车司机长郭大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主动请求超载运行。郭大鹏顺利完成了任务,却受到了机务段长孟范举的批评,说此举是胆大妄为,不科学,更不安全,要郭大鹏写检讨。郭大鹏没写检讨,而是提交了超轴运行的经验总结,孟段长大为光火,党支部书记刘子强、铁路唐局长却都支持郭大鹏。在师父老徐头和苏联专家乌兰诺夫的帮助下,郭大鹏提出的超轴实验获得成功,中央铁道部十分重视,邀请郭大鹏到北京,在全国机务会上现身说法。铁道部鲁副部长还鼓励郭大鹏,不但要多拉,且要设法快跑。冬天来临,满载列车爬不上群驼岭,通常都是减轴运行,而郭大鹏却申请到群驼岭去做超轴实验,孟段长再次坚决反对,理由是怕全国闻名的“九九九”号机车出事故,会有负面影响。鲁副部长、唐局长再次支持了郭大鹏的实验计划,“九九九”号超载列车,不仅超轴爬上了群驼岭,而且还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实现了24小时运行500公里的实验目标。在庆功会上,铁路局授予“九九九”号机车组“英雄司机”的锦旗。

本片主人公的原型,是沈阳铁路局苏家屯机务段105号机车司机长郑锡坤,他多次创造火车超轴载运全国纪录,是铁路系统“满载超轴500公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创作的大背景是,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号召向工业化进军。本片不是纪录片,而是故事片,为了讲述精彩故事,其中有虚构和想象,对故事情节亦做了艺术性设计和安排。在电影中,郭大鹏多拉快跑,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坎坷曲折,起伏跌宕,经历了几起几落、不断加码的过程。他的应急超轴行为,受到段长批评;同组梁大车盲目超轴,导致严重事故,均使故事情节出现顿挫;先是个体超轴,进而集体超轴,进而超轴试爬群驼岭,最后是冬天、超轴、爬岭、快跑、敌机轰炸五大困难一齐被克服,让故事情节始终保持悬念、新鲜感和吸引力,更突出主人公斗志昂扬、愈挫愈奋的精神。在郭大鹏周围,有当年铁路工作者的群像:鲁副部长、唐局长、刘书记、工会主席、师父老徐头、苏联专家,分别对主人公从政治上、经验上、技术上予以支持;也有孟段长、技术科孙科长、梁一鸣、尖鼻子等人,或坚决反对,或鲁莽竞争,或消极应付,这些人的共同作用,决定并推动了故事情节走向。

新中国工业题材电影,主线多为技术方案之争,不易深入人心。《英雄司机》有所不同,首先是它设置了郭大鹏的爱情故事线。“九九九”号机车的运转车长(后来转行做女调度员)金燕驰与郭大鹏配合默契,且相互关心,同事们调侃起哄,使得他们的爱情关系,成为观众关心的重点,并贯穿影片始终。女主人公金燕驰,不仅形成影片的情感线,支撑起主人公的生活面,亦与影片主线密切相关:他们因工作而相互配合,也因工作而相互矛盾,又因工作理想而重归于好,更因共同的工作和人生目标而永结同心。其次,是设置了杨宝明这一人物,他是郭大鹏的工作助手,也是他的好友,是超轴的坚定支持者,还是主人公恋爱的牵线搭桥人。更可喜的是,杨宝明积极乐观,爱憎分明,又生性诙谐,喜欢插科打诨,所到之处,总有笑声。这是导演吕班最喜欢的角色,可谓其喜剧精神的化身。

对生活细节的精心安排,也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例如,为迎接苏联专家,郭大鹏、杨宝明、梁一鸣三人同行,只有两部自行车,还要比赛爬坡,郭大鹏带人胜过梁一鸣单车单人,既有生活情趣,又与火车超载主题暗合。又如,郭大鹏到北京参加全国铁路机务会议,影片中省略了开会的过程,而让主人公经过天安门,而后出现在天坛、北海、颐和园,这种闲情逸致,有其现实性基础,亦符合为首都自豪而更增建设社会主义干劲的思想主题。再如,列车出入动静,作为火车站的寻常背景,在电影中也有趣味盎然的细节呈现,孟段长听声音判断机车有毛病;司机老徐头闻汽笛就知道是自己的车在召唤;孟段长说保守言语時,窗外一声短促汽笛,似有意警醒。影片的音乐,也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相得益彰。

《英雄司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但获得了电影局颁发的1954年度“好、快、省”奖金,还在1955年北京、上海、天津等二十个大城市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电影周”上放映,是当年的热门影片之一。

在1955年的故事片编导演创作会议上,电影局副局长、资深导演蔡楚生,肯定了“《英雄司机》的流畅、明快”,同时也指出,《英雄司机》《无穷的潜力》《伟大的起点》及《在前进的道路上》等影片,“都是同型的作品。甚至许多人物、事件、对话细节都是相同的。而同我们过去的《桥》《光芒万丈》《高歌猛进》等,也有许多依稀仿佛之处”。此说符合实际,1954年出品的几部工业题材影片,确实有明显的相互雷同现象。最大的雷同点是,面对工人的技术革新,党的书记、工会主席和上级领导都是积极支持者,业务领导和技术主管总是保守的反对派。在《英雄司机》中,孟段长和技术科长坚持科学原理和技术规则,郭大鹏则反复强调“机车的劲头还有的是”,并批评:“早先伪满的工程师啊,人家光是死啃书本,人家开口闭口都是外国的公式,工人的实际经验人家才瞧不起呢!”铁道部鲁副部长也旗帜鲜明地支持郭大鹏,批评孟段长“总是停留在一套旧的技术和公式上”,言下之意,科学技术也有国别、阶级、政治之分。这种观点在当年的电影中流行,亦是几年后大跃进、放卫星的思想源头。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的意识形态:党的政治正确性毋庸置疑,工人阶级有无限创造性,知识分子总是落后保守。电影作为档案,真实记录了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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