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马克思主义向度

李忠友 穆艳杰

[摘要]“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依托，历史、全面地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形成的一系列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有创新，又有发展；既有变革，又有运用，反映中国历史前进步伐，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众多领域的发展要求，融入厚时代要求和精神的新理念和新思想。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时代性以及实践性等特征。

[关键词]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向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传性演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人类社会的各种生存智慧，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国家及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实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定位的认同，以及时代价值坐标进行深入系统的阐释，确切分析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立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洞察和认知，蕴含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文明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时代性，以及实践性等特征的真实再现。

一、开放性：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原则立场，具体体现为批判地继承、辩证的扬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按照文化产生和演化的必然趋势，指出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是上下代人在文化上发生纵向关系的媒介，必须经过下一代人有意识的选择才能实现传承。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而言，只存在于下代人持续取舍、持续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文化的传承，是文化本身的自然延续和每一代人主观取舍相统一的辩证过程。文化本身的自然延续反映了人类处理文化遗产的继承性，每一代人的主观取舍决定了人类处理文化遗产的批判性。批判与继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对于文化遗产，只批判不继承是文化虚无主义；只继承不批判是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做法，是割裂批判与继承正确关系的两个极端，都不符合人类文化传承的客观法则，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批判是继承的前提和基础，而继承是批判的结果，批判地继承就是“扬弃”，即采取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态度延传人类文化。

就中华传统文化而言，在时代演进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以民族整体的方式展现的一般的实践样式、思维特色、价值系统、道德意识等，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遗传性以外，还具有强烈的客观性、变异性。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所以，在时代演变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立场上，依据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现实的充分认知，明确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糟粕固然很多，但也有些东西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影响，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方针为指导，采取“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探索孔子和儒家文化必须恪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做到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循势引导，深入探究，使它在新的历史前提下产生积极影响。对历史文化，尤其是前人遗传给后人的伦理原则，必须做到古为今用、革故鼎新，有甄别地看待，有扬弃地传承。”…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必须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辩证的扬弃后使其为我所用。”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又非常透彻和清晰地阐释了探讨和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本来愿望，即“为我所用”。可以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解，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此，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实发挥好中华传统文化积极因素的影响，就必须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本来愿望作为前提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人探索和科学认知，十分明确地指出，坚持批判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看待传统文化的基点。所以，在新时代既要防止走向只批判不继承的文化虚无主义，也要无情地批判只继承不批判的文化保守主义。习近平总书記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和发展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辩证地看待民族传统文化以及世界各国文化，以人类积累的全部先进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继承和进步的基础，若是放弃了，便切断了精神命脉。”所以，建设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相反，抱残守缺、厚古薄今，处处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绝对不可取的。因此，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旗帜，坚持“古为引用”的方针。

综上所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观，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分析鉴别，既不能盲目崇拜和搬用，也不能简单否定和排斥；既不能奉行“文化保守主义”，也不能搞“文化虚无主义”。“对于既有合理内核又掺杂着以往时代因素的内容，要既善于吸收和借鉴其合理成分，又善于摒弃其糟粕并批判其错误观念”。正因为如此，才能成为发展的环节、联系的环节，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的科学文化观。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取精弃糟”的文化建设方针为指导，有取舍性地发掘传统文化资源，不断探求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以滋养当代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二、时代性：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时代性即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善于将自己的理论之维深深根植于专属于自己时代的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中，成为时代之问答逻辑，并进而准确指认时代性质，适时回答时代矛盾，科学开拓时代领域，基本驾驭时代方向，因而尽量地符合当前的时代。可以说，一部人类文化进步史，就是一部文化创新进步的历史，文化创新同文化进步相关联，文化创新是文化进步的条件，文化进步是文化创新的归宿。所以，文化是社会历史的反映，时代性是其价值的集中展现。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整个文化系统中，传统文化体现的人类过往文明虽然已是明日黄花，但其中许多成分仍然可不完全依赖于它所在的时代而继续传承下去，经过文化复兴实现创新与进步。文化复兴反映的不是文化表象的倒退，而是文化基因的认同，而基因的认同只有与时代精神相契合，才能成为精神力量。因此，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与不断发展着的时代需求和实践需求相结合，凸显出时代性，并在此基础上诠释和揭示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古为今用”。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原则，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博的哲学理念、人文意识、教化方式、伦理思想等，能够使人们反映和改造世界获得有益启发，能够使治国理政获得有益启迪，还能够使道德建设获得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符合于调整社会关系及鞭策人们进取为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传承与弘扬，给予其新的意义。”这就是说，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根本目的在于吸收人类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也就是结合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实践，将其有价值的思想重新进行改造，将其转化为中国特色新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所说的，“经过自己的口腔的咀嚼”，“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取”。这意味着，对于今天而言，要基于新的时代要求，对传统文化做出明智、公正的评判，将其优秀的价值系统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个性，并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精神生活的所有范围，化作推动新时代文化创新的强大动力。

在上述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努力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积极宣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爱民、无欺、公道、和谐等思想，要结合时代需要进行透彻探求和阐扬，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化作滋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源头。要解决好传承与建树性进步的关系，力争做到创造性转变和创新性进步。”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论断中能够感受到，就文化而言，文化的时代性同文化创新紧密相连。只有坚持推陈出新的理念，才能使民族文化生机勃勃，从而不断地为社会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确实化作民族进步的精神基础。可以说，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进步力量和群众的权益，体现了社会改良的愿望，并且在漫长的时代演进中，已融化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精神，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尽心地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获得创新性发展，其时代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融人时代文化结构及当代社会之中。”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定要密切联系时代和实践需求，使其与时代文化有机统一，从而融入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使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众多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总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丰富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不曾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如崇尚科學的价值观念，崇尚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崇尚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念等，从而进一步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本性质的改造，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使其既有“国家特色”“民族特色”，也有“传统特色”。

三、实践性：传统文化的变革与运用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是一定时期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它来源于实践，需要通过实践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丰富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看，文化要深入社会实践、关切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扬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的理论品质，始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传性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高深广博，研究并运用其各类思想精髓，能为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积极影响。学史能够见成败、辨利弊、明盛衰；学诗能够情飞扬、志昂扬、人灵秀；学道德能够明廉辱、知荣耻、甄是非。”由此可以看出，极力宣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引导整个社会产生进取、为善的伦理力量，可以启发人们对至真、至善的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寻求。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对个体的积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华传统文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使其“以人们普遍参与和喜闻乐见的样式进行普及，使横跨时空、国度，同时拥有持久魅力和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宣扬开来，使顺应时代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吸收借鉴外来先进文化而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成果传播出去。要增强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及光荣历史的积极方面传播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和历史探究、影视和文学作品创制等多种途径，强化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及社会主义教育，指引中国人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提高做中国人的气节和信心”。就是说，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变革和转化中国几千年来流行下来的那些不适合当今需要的传统观念，尽力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立足实际、服务实践的功效特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儒家学说与我国历史上其它学派的思想均坚持经世致用准则，重视体现文以化人的影响作用，使对个人、社会的影响与国家的管治融合在一起，实现相得益彰、彼此推进的目的。”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时，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来说明“理想引导人生目标，信念影响事业成败；缺乏理想信念，便会引起精神上‘缺钙”，“惟有使人生目标与国家、民族的事业融合在一起，才能获得一番成就”。在讲到不能搞全盘西化时，习近平总书记用《庄子·秋水》中的“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的典故，说明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在讲到只有勇于创新才有出路时，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来强调，“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所以，“要摒除不合时代需要的落后观念，打破束缚进步的传统做法，以散发出各类发展活力”。在讲到领导干部的学习时，他用“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予以说明，“只有强化研习，才会增进工作的正确性、预想性、积极性，才会让领导和决策显示时代性，掌握法则性、拥有创新性，防止坠人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才会克服能力缺乏、能力恐慌、能力过时的问题”等等。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把学习传统文化与指导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进行马克思主义诠释，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理念上的融通与契合，形成承续中国传统、彰显中国风格、呈现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传统文化观。因此，在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以实现其精神升华和当代表达，还要重视用中华传统文化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力和现实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