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文科学

[波兰]爱娃·多曼斯卡

[摘要]生态人文科学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征兆。生态人文科学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依托于后人文主义对人类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和西方科学的批判。传统生态学知识、本土知识和生物人文科学的发展，是生态人文科学的重要内容。其中，生物人文科学是一种包容性的知识类型，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联系起来。生态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元共同体观念。这个元共同体由人类与非人类构成，其基础是共同实质的亲缘关系、共生关联、协同进化和互相依赖。生态人文科学还从心灵延展和分布式认知角度预期了未来的知识建构。

[关键词]生态人文科学；生态学；本土知识；生命科学；范式转型

本文力求初步界定作为一种新范式出现征兆的生态人文科学的具体特征。我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以加速度发展的生态人文科学趋势特别感兴趣。这种趋势处于后人文主义批评人类中心论、欧洲中心论（以及“西方认知帝国主义的一种掠夺性话语”）的框架中，同时强调创造一种互补且包罗广泛的知识的有效性。这种知识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及本土知识（本土认识方式）的整合。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为了使其区别于先前的方法，这个领域可以命名为生态后人文科学。在本文中，我会呈现生态人文科学的一般特点，并提供这个领域的一个可行定义。我也会描述其生物人文主义背景及其与本土知识的联系。我会思考下述假设：生态人文科学共同创造一个未来的乌托邦，揭示了对归属于共同体的永恒期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乌托邦不但是一个人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多物种的元共同体。思考角度是地球上以碳为基础生命的行星视角。利用神经与认知科学最新发现，它也预示着未来扩展的心灵与分布式的认知角度的知识生产。

必须指出的是，诸多领域/趋势/方法/范式之间相互关系的界定，使用非人类中心论人文科学、后人文科学、生态人文科学和生物人文科学的不同术语。对我来说，这个界定是困难的，由于下述事实：所有这些术语都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新范式的预示。根据它的特征界定它：它是非一或反一人类中心论的（因此，不是人类中心论的人文科学）；它建立了综合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的整体视野（生物人文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参考生态思考与价值（生态人文科学）；它借助不同的、常常互相排斥的后人文主义趋向的聚合（后人文科学）。而且通常强调的是，它是后欧洲的（意味着对帝国西方的批判；欧洲不再是知识生产的中心），后人类的（人性观念遭到批判；知识建构的人类认识权威遭到质疑），后性别的（背离性别认同和改变人类以去除其性别特征的能力），后白种人的（白种人不再是统治种族）。

就生态人文科学而言（也与非人类中心论人文科学和后人文科学有关），焦点不像往常一样，不但选择一种确定的研究计划和前沿趋势中的一个研究兴趣，而且在于推动一种不同的世界观。主要因为它基于强调自然一文化、人类、非人类与环境彼此联系、相互依存、共存，以及共同生活的关联思维。按这种观点，目标是改变意识和实现社会转型，并建立“包容性民主”或/和参与式生态民主，由人类与非人类构成的“共同世界”的可能性（布鲁诺·拉图尔）。因此，并不是按照全球化的类别来理解共同世界，而是一方面从行星和宇宙的视角；另一方面，从分子的视角。

生态哲学创立者亨利·斯科利莫夫斯基表明，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看作认知模型的物理学促进了对减少知识起作用的理性和客观主义的理解种类，而且不传导人类的认知需求。他也指出，人类物种的生存利益指示了一种促进其活下来这个目标的知识的需求。在他看来，提供了一种不同认知范式的生物学有助于建立这样的知识。今天的生态人文科学似乎正朝这一方向发展。生态人文科学一方面从适应世界变化的视角；另一方面，从讨论科学（人文科学）对人类物种（以及一般而言的生命）是否有生存价值，返回到对科学的进化理解。这是过去十年来的范式转换接受不同知识生产目标和不同知识生产出发点的原因之一。从后人类中心论角度理解的生命本身（罗西·布莱多蒂），成为这样一个点。其中还包括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层面（从分子层面到大生物体和复合技术）呈现的人造生命和逝去生命（作为活有机体栖息地的无机物），以及支撑和豐富生命的研究关联。碳基生命观念成为识别地球生命形式共同实质的一个基础。

一些研究者批判地对待生命确认。最近常常强调，人文主义者在思考过程中应该运用熵定律。因为熵定律主张，每个独立的系统都趋向于平衡状态，而且所有系统的存在期都是有限的。因此，人类物种灭绝（正如其他物种灭绝一样）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生态后人文科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厄休拉·K.海斯指出，物种灭绝话语是人为性的。人类物种可能灭绝的故事具有人类中心论倾向。

在人文科学领域日益关注思考生态学种类和环境保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新领域，像生态人类学、生态史学、生态哲学。后来又产生了生态美学、生态媒体和生态电影、生态语言学、生态诗学、生态评论、生态符号学、政治生态学等。此外，还有作为绿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的关于生态领域的探讨。一些研究者将文化生态学看作新的跨学科范式（也在文学研究领域）。但只是在近几年来，后人文主义的启发开始向这些学科渗透，并且通过使用后人类地理学这样的描述揭示自身。

生态人文科学：一个初步的纲要

20世纪90年代末期，弗里索夫·卡普拉声称，我们正在见证科学领域从物理学到生命科学的范式转型，伴随着价值体系的变化。广义上，研究者出发点是生态思考。卡普拉界定为整体的或生态的新范式，是通过很多转型描述的：从理性到直觉，从自我确认到整合，从控制到参与，从竞争到合作，从结构及其组成部分观念，到整体和过程观念。这个范式基于系统理论并特别关注自我组织问题。而且这个范式与出现的精神性新形式联系在一起，支持世界的感知。其依据是“所有现象和宇宙中存在物根本的相互关联性和相互依赖”的诸多类别。即使卡普拉的观念以及与其相似的伊利亚·普里果金、伊莎贝尔·司坦厄斯的观念常常被归类到所谓观念新时代，在现实中，也有很多人投以怀疑的目光。1996—1998年，我们已经观察到从建构主义和诠释范式到生态范式的转型。然而，我必须在此强调，一些研究者同样坚持环保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新的范式，而是（现代进步范式的）一个反题。这个反题来自进步与现实之间日益突显的矛盾，表明了……一种新范式的必要性”。

一般认为，生态人文科学始于1980年卡罗琳·默钱特出版《自然之死：妇女、生态与科学革命》。在罗宾·埃克斯利看来，该书将生态学引入人文科学。该书通过表明标题自然之死并非对自然的万物有灵论和有机论理解，而且接受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机械论观念。这种观念将自然看作死的，通过外力带动的。然而，生态人文科学的真正成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与批判的、激起争论的后现代主义的消亡过程同时，而且与日益关注聚集在不同种类转型之下的趋势同时：后人文主义的、关联的、空间的、后世俗的；物质性转型（返归事物）、中介转型、情感转型、非人类转型、物种转型等等。最明确的是，后殖民研究、动物与植物研究推动了生态后人文科学。伦理学、对长时段的关注，以及系统理论（格里高利·贝特森、翁贝托·马图拉纳、弗朗西斯科·巴雷拉）启发了生态后人文科学的研究兴趣。系统理论基于生物学和不断渗透的人文科学，以及复合理论与认知科学。

简而言之，我们能区分出生态人文科学的下述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多方面揭示了当今人文与社会科学更为普遍的主导趋势：

第一，重要特征之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人文科学的很多因素与新兴的生物人文科学和科学的整合相联系。这常常被看作它们互补性的作用，而非一种由不同“研究”表现出来的跨学科或学科交叉的联系。

第二，生态人文科学对传统范式持批判态度。传统范式一方面基于机械论科学，另一方面基于宗法价值（宗法制在此意为以男权为主导的人类支配自然）。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次以有机体种类或者有机系统理解世界。人文科学这个类别基于有机体的结构隐喻。这个隐喻与对连通性本体论、关联方法和所谓“平面备选项”的典型偏好相联系。这一偏好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角度思考事物。在生态人文科学框架内的知识创造过程中，我们研究的是表示有机体特征的重要观念，例如，整合、统一性、整体论、融贯性、联系与包容、联合与关联。正如我们能像史蒂芬·C.佩珀那样说，这些研究者充当了“整合的渠道”。

第三，生态人文科学领域内的明显趋向是，努力建立西方和东方科学与本土知识之间的桥梁。

第四，生态人文科学尊重地方性（及其有机连接）的认知价值，并强加了一个跨物种视角。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在非人类中心论方法、批判人类例外性命题（不但是关键的后人类的影响，而且是建立新人类的努力）基础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多物种理论正在创立。生态人文科学与后人文科学在这个层面上产生关联。

第五，人文科学的这个分支建立在社会包容性基础上，而且通常涉及团结的伦理学并尊重不同生命形式，包括那些缺乏有机生命的形式（例如，事物）。研究兴趣从个体转向共同体。

第六，正如黛博拉·伯德·罗斯和利比·罗宾指出的，在生态人文科学领域，知识的缺乏或不完善与其说是一个障碍，不如说是参与行星生命系统的条件和生存因素。

过去10年，生态人文科学知名度提高主要由澳大利亚期刊《澳大利亚人文科学评论》推动。2004年以来，拥有社会包容教授头衔的黛博拉·伯德·罗斯和利比·罗宾一起编辑了《澳大利亚人文科学评论》的生态人文科学部分。他们的论文《生态人文科学：一个邀请》于2006年发表。我们从这篇论文能够推断出这份杂志所支持的生态人文科学定义。这一定义可以看作这篇文章中讨论概念的代表：生态人文科学构成了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目的在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西方、东方与本土知识的整合与非等级制处理。生态人文科学基于联系的本体论，促进人类的跨文化联系和跨物种联系。生态人文科学声援服从生态学规律，并将人类看作一个更大系统组成部分的必要性。这会促进尊重的伦理学和跨物种团结，对思考社会正义观念和并将这个观念向非人类敞开相当重要。

在《澳大利亚人文科学评论》2012年第52卷中，黛博拉·罗斯和汤姆范·多伦发表了《告别》，并且宣布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的跨学科期刊《环境人文科学》。该期刊编委会包括迪匹什·查克拉巴蒂、唐娜·哈拉維、万达纳·什瓦、安娜·清和卡里·乌尔夫。期刊的第一卷在2012年11月出版。我们在导言性、纲领性论文中看到，生态人文科学的发展是对当前发生于环境领域的迅速变化的回答，是对世界面临的生态与社会挑战的回应。正如编者宣称的，这份杂志正在讨论在这些变化与挑战语境下生产一种人文主义知识的意义、价值、责任和目的这些根本性问题。

上述期刊的编辑们指出了将他们的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的传统环境研究之间区分开来的几个特点。因此，第一，容纳于传统环境研究中的话语已经关注人的问题、政策与社会正义问题。因而新杂志和生态人文科学的当代方法主要关注非人类世界，以及对人类物种排他性的批判性思考。第二，这本杂志正在支持环境人文科学通过与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这样的学科更加紧密的合作，变成一个更加科学的领域的抱负。这些知识领域对作为离开狭义的、局限于人类的因果性的生态人文科学研究特别重要，而且它们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概念化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第三，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欧文化孕育的心态，尤其指向被动的、作为供人类使用的一种资源的自然观念。第四，杂志与生态人文科学总的来说倾向于建立一种综合的和互补的生物人文主义知识。这种知识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领域的一个例子是新兴的多物种人种志。

在《澳大利亚人文科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常常援引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者瓦尔·普鲁姆伍德的观念。瓦尔·普鲁姆伍德极大地贡献于并影响了生态人文科学的发展，其影响范围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她的著作《环境文化：理性的生态危机》（2002年版）和文章《主动发声的自然》（《澳大利亚人文科学评论》，2009年第46卷）被看作这个领域的确定文本。普鲁姆伍德指出，生态人文科学的两个重要任务是“重新设定人类在环境中的位置，重新设定非人类在文化与伦理领域的位置”。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本土知识会有所助益，因为它们用这种方式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非人类（动物、植物、事物）的态度，同时强调它们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

传统生态学知识与本土知识

建立一个生态人文科学项目与重述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决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基于结构化有机体隐喻的生态角度，知识进步是按其包容性程度衡量的。越是包容的知识，就越是进步的。按目前提出的行星视角，更好的知识，是更加开放的、整体论的、整合的和更加“民主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此重要的不仅仅是科学。在西方思想中，科学是最有力和最可靠的知识来源。同时，按照它对生命过程的机械论理解，对变化的线性与进步论的概念化，对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人类学感知和它对个体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接受，科学日益被看作一种人类中心论神话。这个神话导致了人类与生态的灾难。

生态人文科学的特征之一是，它批判作为专用认知方法的科学。科学毕竟是获得与组织知识诸多方法之一，如表明的，科学未必是最好的方法。这些不是新话题。它们存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生态哲学家话语之中。后人文主义和后人文科学领域近来更加关注这一话题。

伊凡·卡鲁斯和斯蒂芬·赫布雷什特最近提出了一个有帮助意义的后人文主义定义：

后人文主义……可以看作一种创建跨学科概念平台的努力。在面临着根本与快速质问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以及再度设想的人类命运可能是什么时，它将艺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角与研究汇聚在一起。相应地，它特别关注对人类与人文科学体制传统观念的技术、文化、社会与观念挑战。

卡鲁斯和赫布雷什特没将传统知识看作可用来创造一种新兴范式平台的一个视角。我认为，这是他们后人文主义定义的一个重要缺陷。在典型的后人文主义批判人类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和西方知识类型的认知帝国主义语境中，对本土知识的关注日益增强。然而，本土知识甚至都没被看作人类学研究对象。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可选择的理解共同体、神圣、时间、空间、与非人类关联的平台。

雷蒙德·皮耶罗蒂和丹尼尔·怀尔德卡特在《传统生态学知识》中指出：

将传统生态学知识放置到一个基础广泛的知识体系中，将获得的是使用大量先前忽略的或看作神秘主义的信息和经验。对人类今天面临的最紧迫问题，额外的知识及其经验习得的对自然世界的强调，能够提供给我们科学上可测试的洞察力。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传统生态学知识日益普及与在美国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明显的现象相联系。德文·米合苏阿和安吉拉·威尔逊将这种现象称为学术本土化。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存在这一现象。本土文化代表越来越大规模地参与到研究工作中。这将本土知识注入人文科学。这个转型使欧洲的“知识约束”弹性化，尤其是关于理性、主观性、自然与文化关系、跨物种联结，以及人类在世界中地位的理解方面。而且他们开始以人类学家研究原住民的方式研究白种人。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人文科学的未来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传统生态学知识对西方传统采取批判态度，批判欧洲人看作西方科学伟大成就的一切事情，将其看作人类与自然灾难的原因。传统生态学知识反倒求助于本土传统。本土传统强调存在于世界或宇宙中世界组成部分之间普遍的相互依存性。尤其是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定义，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基于亲缘关系之上的联系。因此，对“新万物有灵论”和“新图腾崇拜”的关注，强调人类来自非人类有机体。植物人类和动物人类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有鉴于此，它们二者在存在物等级制上，处于更高位置。在这一概念化过程中，自然是家园，不是一个客观化的且准备供使用的自然资源。与自然和非人类关系的焦点是地方性场所并依靠互惠和互相尊重。因此，对空间、地方性、认知场所的关注，不但包含了而且制约知识成就。传统生态学知识的重点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共生共存，并且将因果关系属性和自主权给予与人类相关联的非人类存在。不同的本土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追问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使科学的理解更具适应性。本土知识将西方科学纳入它们自身的框架之中，但它们也超越西方科学，只要西方科学缺乏思考世界情感与直觉本质问题的适当工具。这些问题对本土知识十分重要。这种知识的独特之处是，确信人类存在与环境和其他生物体基于亲缘关系而紧密地关联着。这种知识的重要特征是，确信地球具有因果性和至关重要的能量。与当代人文科学的其他趋势相似，本土科学认为，它们的目标是使自然从属于人类，但以尊重自然的方式和对彼此命运负责的态度。由传统生态学知识推动的生态学因此具有一种亲缘中心性质，即核心是亲缘观念、强联系、相互依存，以及物质与精神生命过程的整合。

上文提到的皮耶罗蒂和怀尔德卡特宣称：

我们将传统生态学知识看作本土政治与伦理理论和实践的观念基础，关注自然场所和与自然世界的关联。这在那些遵循传统生态学知识原则的人中能够創造一种保护伦理。传统生态学知识基于对自然世界经验现象及其模式的耐心观察。传统生态学知识天生就是多学科的，因为它既联系着人类，也联系着非人类。它不仅是本土自然观念的基础，也是政治与伦理观念的基础。因此，在本土思想中，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不存在明确的边界。

作者进一步强调，传统生态学知识与高贵野蛮人的浪漫概念和亲近自然观念相对。这些观念是西方哲学创造的，后来为关注环境保护的人士使用。这些观念的着眼点是人类利益。传统生态学知识强调自然与非人类存在都有其存在依据，与人类目的无关，而且必须尊重这种独立性。值得提到的是，传统生态学知识基于经验、场所中的经验；它重新评价了政治与伦理观念，在这个评价过程中，将非人类存在看作独立的主体；它重新理解了人格主义，借以将人格赋予各种各样的非人类存在，例如，植物人、岩石人。还应该指出，在本土共同体研究者提出的定义中，传统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常常强调的是，传统生态学知识与本土知识之间的差异，借此在与全球化文化的对立中使用本土定义。本土知识被看作传统知识的同义语。传统生态学知识更加关注传统（本土）知识的生态方面，而且与下述确信相联系：只有凭借传统生态学知识，地方生态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此处的关键是，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知识，管理自然资源问题建立在一个共同体（以管理为基础的共同体）需求与期望的基础上。它促进了适应性管理，表明了传统生态学知识的实用方面。它依靠的信念是：自然既不能被控制，自然的发展也不能被预见。因此，必要的是，适应再生的自然循环，协调人类利用的环境与自然循环之间的关系。这提出了传统生态学知识与本土知识和西方科学相容度问题，以及“大学是否和如何能成为不同认知——不同认识论，不同知识——的场所”。在后人文主义和关联本体论中，它们常常被看作平等的。科学家与本地人写作甚至合作写论文。这些有趣的实验提出了获得知识的方式和知识为西方科学取代的方面——这里特指理性。这些实验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直觉知识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直觉知识基于实践。科学基于控制观察、实验与逻辑论证的方法。传统生态学知识的重要特征是，从实践开始并依赖于经验。这种知识成为所需的知识模式是可能的。这种知识模式是跨学科的、包容的、连接精神与物质，而且基于共同实体的亲缘关系，有共同的遗产与起源。它的主导原则是，关联和尊重所有生物的伦理。而且本土知识有明显的生存价值。事实上，这些本土知识是“关于如何生存的知识”。

我在这一语境下主张，考古学能成为沟通学科，而且能在跨认识论对话中和在联系与整合西方类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与本土知识（本土认识方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研究遗产和当代的过去，以及按不同方式理解的神圣过程中，考古学已经成为心灵去殖民化的一个场所和一种解放的知识。我甚至认为，考古学会成为一种本土考古学，作为包容与整体论的过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知识领域。然而，我在本文中想强调，本土的是地球上不同种类的本土存在物。它们生于地球，只有其中一部分是人类。它们通过基于一种碳生命共同实质的某种亲缘关系联系起来。相反，非本土的生活在别处，而且它们的生命形式不是以碳为基础的。

在这个语境中，我建议思考本土考古学，作为一个平台，重新思考以未来为导向的、关于过去的一种专业知识的考古学可能呈现何种状态。因此，本土考古学不是“伴随、为了和通过”本土民众的考古学，而是一种“多物种共同体考古学”，面向多物种集体和碳基生命形式的未来。

我们试想将下述本土考古学定义作为思考一般意义上考古学的一个参照点。本土考古学是：

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一种表达。其中，学科与本土价值、知识、实践、伦理和情感交叉。其方式是协作的和起源于共同体的或由共同体指引的项目，以及相关的批判视角。

于是，本土考古学不但是一种批判话语和一个去殖民化学科，而且是跨认识论研究的一个空间和可供选择思考方式的宣传。这些思考方式的对象是遗产、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物质性、环境、中介、本土性、神圣和神圣场所、传统等。

事实上，本土知识和认识方式成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可能最有趣但艰难的挑战。我认为，如果要成就包容的学术环境，确实要根本改变我们知识建构、作者身份和知识证明的前提假设。这对我来说，无论多么令人吃惊，在本土知识与生命科学关系方面很少有真正的问题。因此，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证实了一些有关植物的本土观念。所以，拿神经生物学来说，允许挑战被动的、不敏感的传统植物观点。马修·霍尔在他的著作《作为人类的植物：一种哲学植物学》（2011年版）中写道：

植物与人类共有一种基本的、本体论实在。它们是有知觉力的、有意识的、自治的、自我管理的和理智的存在物。像其他存在物一样，植物积极生活并努力繁荣。经过与它们所处环境互动，它们组织自我并创造自我……根据万物有灵论文化指引和当代植物科学的证据，这个研究的后期阶段将植物看作值得尊重的对象，是除了人类以外的人。

生态人文科学适应并且是可辨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论重构的一部分。例如，这一点通过知识的水平模型取代垂直模型显现出来。在此过程中，平面本体论和关联方法的重要性得以强化。可以说，当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关注相互关系问题。在很多推动这一重新调焦因素中，最有趣的是确信，“任何事物与其它事物都是联系的”。这一确信为传统生态学知识和量子物理学共有。我们的纠缠观念来自量子物理学。纠缠观念在当代人文科学与生物学领域特别流行。在此值得援引有机体原理，其内容是“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或迁移，都会改变所有其他因素，甚至破坏整个系统”。然而，如上文引用的皮耶罗蒂和怀尔德卡特指出的，我们应该在此强调，运用所有力量“并不单纯是一种说教或一种浪漫化的陈词滥调。而是一種认识：没有任何一个有机体会生存下来，如果没有围绕在它周围的其他生命形式构成的网络并使它的存在成为可能的话”。在这种推理语境中，实在观念的金字塔隐喻已经让位于复杂关联、网络、聚合、集体、亲缘关系、社会与共同体隐喻。主体与客体问题附属于两者关联、联系和依存（关联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也附属于事物本身是关联的观念。

生态学似乎在19世纪成为生物学的一个附属学科。生态学在目前所起作用，与文化人类学在居主导地位时期所起的作用相同。即生态学规定了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并且提供了分析类比和对文化的理解。我认为，我们正在应对的不仅仅是“人文科学的生态学化”。对当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的研究，容许此处所描述现象的假设。尽管前言趋势与方法的当前特征，可能不但是一个进一步转型的预兆，而且是巨变的预兆。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持有下述假设：我们处在一场真正革命的前夕。这场革命由当前世界中与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以及文化政治变化相联系的进程引发。这些过程加强了学术界的转型，但它们主要刺激了生物科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认知主义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发现。

生态人文科学的生物人文主义背景

很多研究者将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联系起来生产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界定为生物人文科学的梦想，成为现实。这个研究领域及其边界一方面由神经科学确定；另一方面，由传统知识确定。代表本土文化的研究者尤其将这个领域介绍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学术界。这些“突增的混合”引起了各种前沿方法。这些方法可以界定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物种理论。

神经科学发现，大脑研究（有人研究神经科学转向并宣布“神经中心时代”到来）、动物学研究（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和植物学研究（植物神经学）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质问传统人性观念、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关系。此外，分子生物学研究有机体分子属性的影响。当谈论生物文化的主体性和认同时，分子生物学推动了分子层面的研究方法。

通过研究人类微生物得到的发现，让我们在一个具体生态系统类别中理解人体，而且将人类看作人类与非人类因素的集合。人类微生物由真菌、细菌、病毒、有机体中的生物共同创造。这对今天重新理解人类、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的躯体和生活是基本的。正如“微生物人类学”宣言作者主张的：“对人类微生物的研究帮助我们发展个人的认同感。我们用越来越多由微生物和人类细胞、人类和微生物基因以及不计其数的微生物因素构成的‘超有机体定义理解人类自己。”类似的，《生命共生观：我们从来不是个体》文章作者宣称：

遍及各方面的共生现象，质疑了所有传统生物学个体性概念……构成我们身体的大约90%的细胞是细菌……证明对个体身份的任何单纯的解剖学理解都是假的……按照解剖学标准，人类与任何其他生物体都不能看作个体。为了理解这种复杂性，“共生功能体”被看作解剖学术语。这个术语描述了由主元素和持续的共生体构成的完整有机体。有机体是解剖学的、生理学的、发展的、基因的和免疫多基因组与多物种复合体。有机体能够被选作多基因组结合体吗？多物种群组在生命斗争中是最适合的吗？并且最适合的不是群组中一个物种的一个个体吗？……如刘易斯·托马斯……在思考自我与共生现象评论的：“当你思考自我时，这真的令人吃惊。自我是不可思议的、旧的自由意志、自由进取、自治的、独立的、一个自我的孤岛。这个重要的自我概念是一个神话。”

正是在分子层面，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动物是多物种混合，一种经历了持续共生变化与协同进化过程的元共同体。生物一微观一神经话语层面表明，人类、植物与动物并不是本质上区别于人文科学一文化话语希望表明的和想要证明的。释义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唐娜·哈拉维说：“我们从来都不是人类。”如生物学家提到的上述断言，我们从来不是个体。其方式是人类中心论的和物种沙文主义的。

在这个语境下，对植物的研究特别有趣。如快速发展植物神经生物学的学者宣称的，植物能够在不同行为方式之中进行选择，去应对压力。例如，缺水的情况。植物是自主的存在物。我们知道，自主观念曾被只用在人类身上。植物甚至能感觉到失调，能够区分它们自己和他者。植物的生命有其内在价值。通过各种生物人文科学项目，对植物的关注深入了。这导致出现了一种界定为蘑菇社会学的附属学科。通过这启发了试图研究社会共存原则的研究者。

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发现极大促进了人文科学领域的变化。这个领域源于生物科学、主要是分子生物学与工程学和数学的整合，并且被看作生物技术的未来。这个领域开启了创造新生命形式和改变现有形式的可能性。2001年公布的人类基因组图谱和近年迅速发展的合成生物学，提供了更多掌控DNA的可能性。一位之前曾解码人类基因组的美国遗传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在2010年创造了第一个合成细菌，取名为合成体。创造自我分裂的细胞被看作遗传工程的一个突破和创造人工生命方法的开端。随后相关发现不但在医学领域，而且在制造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这些发现也改变了人文科学，设想了生命理解的重新定义。然而，只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与生命科学领域的方法互补是必要的。

结论

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科学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所界定的过程：“后人文主义替代了我们的诠释框架。”可以说，这个过程表明多样化趋势或方法的兴起，有时被描述为非人类中心论的、后人类中心论的或后欧洲的人文科学，有时被描述为后人文科学、生态人文科学或环境人文科学。然而，在我看来，我们谈论的不再是进一步转向和前沿趋势、大量带“后”字词缀的概念与名称（后人类、后世俗、后欧洲、后白种人、后性别等等），而是谈论很多学者近年关注的意识的缓慢变化。这是一种在学术界观察到的感知世界方式和相关努力的变化。这种变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知识理论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元语言。这样的知识是变革的、解放的和有远见的。

当今人文科学是建立整体论的、包容的、整合的和互补的知识过程的参与者。这种知识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将本土认知方式纳入其框架中。而且最极端的观念是，人类并非这种知识的唯一作者。因此，生态人文科学选择作为首选的研究视角和框架，是世界观的选择。这种世界观的选择与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的转型相联系。这也是一种教育观念，旨在教育任何对生态学与其他存在形式敏感的人。

当代人文科学路向何方？回答是：趋向地方的、实在论的理想状态。这个发展方向的诸多表现包括，生态人文科学日益受欢迎，提出以人类共同体和非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共生关联观念。这些是理想状态，其中的历史过程解释根据，由冲突理论转换为合作、共存与协作理论；塑造个体与群体认同的基础，由目前普遍存在的创伤观念转换为移情观念和能够适应、复兴和自体再生的主体观念。人类的成熟根据其适应和移情的程度衡量：一个人对其他人与非人类越能移情，其成熟程度就越高。由此看来，要成为一个真正代表人类物种的人，就是成为一个具有移情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