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伽蓝记》管窥北魏中后期士人文学生活的新变

杨柳

[摘要]北魏迁都洛阳，随着生活空间的转变，北魏士人的文学生活和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不小的改变。从《洛阳伽蓝记》可以看出，北魏洛阳时期，文人的文学活动，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较大变化，不再只是将文学运用在军国文翰这样极具实用性、功利性的写作中，而是朝着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乐的方向发展，抒情色彩得以加强，个人性写作也渐渐增多，并非“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可以概括。

[关键词]北魏；洛阳；《洛阳伽蓝记》；文学生活

北朝三书之一的《洛阳伽蓝记》，以地理为经，以史事为纬，记载了北魏京师洛阳近四十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同时也反映了北魏中后期洛阳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史意义。论者以为，这部佛教寺塔记，实乃“拓跋之别史”。该书也反映出，从平城迁都洛阳，随着生活空间的转变，北魏士人的文学生活和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不小的改变，本文对此试做探讨。

北魏迁洛之后，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之下，迎来政治经济繁荣昌盛的局面。洛阳城仅佛寺之盛，已令人震惊，《洛阳伽蓝记·序》载：“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在文化方面，北魏统治者也开始变得自信起来，以正朔自居，而贬四方为蛮夷。文化学术开始兴盛，与永嘉之后北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的状况不同，此期甚至于“斯文郁然，比隆周、汉”。《洛阳伽蓝记》卷二借陈庆之与杨元慎二人之口，道出其时北魏的雍容大气：元慎谓：“我魏膺篆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终使南来士人陈庆之叹服：“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土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登泰山者卑培填，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总之，因孝文帝大力提倡，并躬身力行，礼乐文化在中原复兴，洛阳重新成为文化重镇。

而随着北魏洛阳文化的复兴，文学也逐渐走向兴盛。迁都洛阳之前，因为北方长期陷于政争与战乱，文学之事可谓黜矣，间有作文，也是仓促之间，马上成文。《北史·文苑传》云：

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

“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迫于仓卒，牵于战阵”，形象地道出了北朝早期士人鞍马间为文的写作状况，所作也多为“章奏符檄”这种实用性极强，极具时效性的官方化文体，少有体物缘情的个人化书写。

北魏皇族本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尽管也知道马上得之而不可马上治之，因而常常文武并提，但实际上，北魏早期并未能真正实现文武并治。在鲜卑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城时代，包括皇帝在内的上层社会在很长时期并未对诗歌文学有太大兴趣。皇室的宫廷宴会并不赋诗，而是举行射箭等比赛，全然保持游牧民族的风气，很多将领也对读书不屑一顾。但到洛阳时期，因为孝文帝“锐情文学”，文的分量甚至已超过武的比重，以至于孝文帝因“文武之道，自古并行”，而“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特作《讲武诏》。孝文帝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在选拔人才时，“文才”即是重要的考量标准。他曾多次诏告各地官员，对文思遒逸者，要以时发遣，唯恐遗漏。赢州刺史王质献白兔，托高聪作献表，竟令其惊呼：“在下那得复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对于南来士人王肃等，孝文帝也颇为欣赏、倚重。《洛阳伽蓝记》载：“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洛阳伽蓝记》记载他对于文学的好尚，例如，对于前人的文学作品，孝文帝相当熟稔，《序》载：

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沙门论议，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迎驾于新门。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此门宜以‘承明为称。”遂名之。

他更是满怀热情投人文学创作，引领了文坛风习，给北魏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魏书》记载，刘昶出镇彭城，帝赐以御集，曰：“虽则不学，欲罢不能。脱思一见，故以相示。虽无足味，聊复为笑耳。”又赐崔挺文集，谓之“别卿以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今当给卿副本，时可观之。”冯熙葬日，“帝送临墓所，亲作志铭。”帝以冯诞为司徒，“除官日，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代为谢章”。诞卒，帝又亲为作碑文及挽歌，“词皆穷美尽哀，事过其厚”。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加上迁至洛阳后，北魏文人转入相对比较稳定的城市空间，创作场所由锋镝之下、鞍马之间，转为安稳的朝堂之上、庭园之中，文学活动明显变得丰富起来，文学也不再只是军国文翰这样基本的实用性书写，而是回复了更多的可能，诚如《北史·文苑传》所云：

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

由平城到洛阳，士人的文学空间和文学生活发生较大变化。浓郁的文化氛围，开放的城市空间，使得其时士人的文学活动频繁而丰富。

朝堂之上、君臣游宴之中已加人文学活动，而且统治者亲自组织、参与：

后宴侍臣于清徽堂。日晏，移于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日：“向宴之始，君臣肃然，及将末也，觞情始畅，而流景将颓，竟不尽适，恋恋余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观桐叶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实离离，恺悌君子，莫不令仪。今林下诸贤，足敷歌咏。”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勰诗，高祖仍为之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勰对曰：“臣露此拙，方见圣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高祖曰：“虽琢一字，犹是玉之本体。”勰曰：“臣闻《诗》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赐刊一字，足以价等连城。”

孝文帝身体力行，在君臣之间展开了联句、作诗等文学切磋与探讨。元勰的应诏诗显现出过人才华，令其大为赞赏，甚至评论道，勰之被举，乃为至公。勰“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诸弟之中，勰特受信重，孝文帝曾以丕、植兄弟相比拟，表示愿弃二曹“才名相忌”而当以“道德相亲”。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恐怕是重要原因。自先秦而来的赋诗言志传统亦被承继：孝文帝于太和十三年（489年）“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太和十七年（493年），“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迁洛之后，此类活动愈多。孝文帝“至北邙，遂幸洪池”，命任城王澄“侍升龙舟，因赋诗以序怀”

诗可以兴，在这类活动中得以体现。例如，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与群臣联句：

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太和十八年（494年），高祖孝文帝发兵进攻南齐，这年年底，他亲自到达悬瓠，次年正月，于悬瓠方丈竹堂宴请随从群臣，君臣联句作歌，传为佳话。这些诗句均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以三皇五帝文德远被来自我期许，抒发谋求一统、辉光四表的政治怀抱，孝文帝诗句更显露出如日中天的气势：“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足见其乃以白日光天自喻，表达征服江南、混一区宇的豪情壮志。联句颇具兴发感动的效果，适足以令君臣之间互相激荡，士气得以鼓舞。

王公贵族的庭院、佛教寺庙，也俨然成为士人的文学活动场所。《洛阳伽蓝记》卷四载，临淮王或率宾客游于后园，常常“诗赋并陈，清言乍起”。卷二载，张伦的居室颇为豪侈，“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嵌盗相属，深蹊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姜质《廷山赋》即是游张伦园林山池，爱之“如不能已”而作。洛阳伽蓝不仅建筑华美，内外环境也是景色秀丽，风光宜人，甚至奇花异草，莫不具备。例如，卷一景林寺，“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卷三景明寺“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寺内“山悬堂观，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雷，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这些佛寺常有文人涉足。佛寺，不仅是佛事活动、官民游观之所，也是文人从事文学活动的场域，文人士子常在寺院游玩观光，吟诗歌咏。卷五载，凝玄寺，“来游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卷四宝光寺环境优美，“葭菱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京邑士子常常选择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风雅一时。

诗可以“群”的功能在这样的文学空间里得以凸显。士人以诗文交游，表达情谊，相互交流、切磋。有些研究者提出，南朝士人和北朝士人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他们的创作、交流状况也有很大差别：南方的士人大抵居住在城市里。凡做官的人，多聚居于建康（今南京），如王、谢诸族，多在建康乌衣巷置有邸宅；不做官的人又在会稽（今浙东一带）置有别墅。他们的交往很多，经常集会作诗谈玄。北方的士族则绝大多数留居在家乡的“坞壁”之中，处于独学无友的境地。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北方文人对待创作的态度也与南方迥异。南方文人以文会友的机会很多，诗文往往公诸同好，听取别人的意见，加以修改和补充。北方士人长期居住在“坞壁”之中，缺乏交流造成故步自封的心理状态。但据《洛阳伽蓝记》，起码在北魏洛阳时期，上述差异几乎不存在，文人之间不乏交流、品鉴活动。例如，该书载，元或的庭院雅集中，常常组织诗赋创作品鉴活动，依据品鉴结果进行赏罚：对优异者“以蛟龙锦赐之。亦有得绯绸、绯绫者”。河东裴子明即因为为诗不工，被罚酒一石，“子明饮八斗而醉眠，时人譬之山涛”。可见，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云，江南文人作诗文，喜欢听取别人的批评，而北方文人却不然，反而会生气，从而告诫其子千万小心云云，仅为一时之印象。如《魏书·儒林·陈奇传》所载，游雅因为与陈奇不合，竞取陈奇所作《论语》《孝经》的注“焚于坑内”，并且禁止后生们听取陈的学说之类，恐怕还是北人快意恩仇的性格所致。

北朝士人的这些诗文酒会、风流雅集，足可媲美金谷、兰亭盛事，甚至生死也未能阻碍文人们的这种风流雅韵。《魏书·文苑》载，裴伯茂“少有风望，学涉群书，文藻富赡……好饮酒，颇涉疏傲”，可谓竹林七贤中刘伶一般人物。裴伯茂卒后，友人常景、李浑、王元景、卢元明、魏季景、李骞等十余人于墓傍置酒设祭，哀哭涕泣。一饮一醉曰：“裴中书魂而有灵，知吾曹也。”且各赋诗一篇。这次悼念活动，可谓他们对往昔饮酒赋诗雅集活动的纪念。《魏书》卷四十七还记载了一则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历群书，兼有文义，风彩闲润，进退可观。永安初，长兼尚书令、临淮王或钦爱之。及或开府，引为兼属，仍领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礼，封城阳县子，迁中书寺郎。永熙末，居洛东缑山，乃作幽居赋焉。于时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梦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明，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今有梦，又复如此，必有他故。”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得梦之夜。

梦中以诗永别，“自兹一去后，市朝不复游”，简单而又悲戚。

据《洛阳伽蓝记》，当时还形成一些文人的群体，如清河王元怿周围当有一个文人群体，影响甚大，堪比梁孝王、陈思王：

怿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府僚臣佐，并选隽民。至于清晨明景，骋望南台，珍羞具设，琴笙并奏，芳醴盈垂，嘉宾满席。使梁王愧兔园之游，陈思惭雀台之燕。

卷三记载，在邢子才周围俨然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才士群体：“子才，河间人也。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学府，腾班马而孤上，英规胜范，凌许郭而独高。是以衣冠之士，辐凑其门，怀道之宾，去来满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门，沾其赏者，犹听东吴之句。籍甚当时，声驰遐迩。”诗赋创作与交流成为这些文人群体交游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据《魏书·阳平王熙传》载，元熙爱好文学，其身边也集结了一批文士：“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其因政治争斗失败而陷于穷途末路之时，以书信与诸友，忆及当日风流：“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

诗可以群，也表现在外交场合中。《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一场发生在杨元慎与陈庆之之间的辩论，双方陈辞都颇具文采，直可视作一场文学活动。在这里，外交场合也是双方展现文学才华的平台。又，《洛阳伽蓝记》卷三载：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举酒日：“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玩，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廷服彪聪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日：

“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这里记录了王肃与高祖及群臣的一次宴会，在鱼肉与羊肉、饮茶还是食酪这样的饮食习惯冲突的背后，是南北文化孰高孰低的文化较量。王肃在高祖面前以大邦小国比喻“羊”和“鱼”，以茗为酪奴，不免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种种微妙心理，而高祖以“习”字喻之，恐怕不乏调和矛盾之意。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不乏政治色彩的文化冲突，却是通过颇具戏谑性的文学活动进行的。君臣围绕“习惯”一事字说出七言押韵的譬喻，使得现场气氛和缓轻松、诙谐有趣。在民族文化的冲突中，这样的文学活动实可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洛阳时期文人的文学生活也开始呈现出个人化、情感化的倾向，“诗可以怨”，而不再是什么“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

一些文人以诗赋来对现时政治进行讽喻，也用诗赋表述政治上的失意与希冀。阳固《演赜赋》《刺谗》《疾嬖幸》，写出了昏暗的政治、官场的腐败，讥刺那些谗言、嬖幸之徒。拓跋顺《蝇赋并序》表达了对“名备群品，声损众伦”，“点缁成素，变白为黑”的苍蝇之属的鄙弃，批判谗贼之流把持朝政，以至于交乱四国，忠良遭害。袁翻于被贬官平阳太守之时作有《思归赋》，既是远离故国的凄凉：“望他乡之阡陌，非旧国之池林”，也是浮云蔽日的怅怨：“怅浮云之弗限，何此恨之难禁”，最后还是表达了“愿生还于洛滨，荷天地之厚德”的希冀。常景亦曾以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位古人自况，抒写政治上未能如意的愁闷与牢骚，以及“穷达委天命”的自我宽慰。《咏扬子云》诗云：“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北史》也记载，宋道琪为京兆2E'喻法曹行参军，坐愉反得罪，道琪作诗及挽歌辞寄之亲朋，以见冤痛。《元熙墓志》也写到元熙欲为元怿报仇，起兵诛元义、刘腾，反被元义所诛一事：“王临刑陶然，神色不变，援翰赋诗，与友朋告别，词义慷慨，酸动旁人。”其《将死与知故书》也是情深义重，悲戚酸楚，颇为感人：“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昔李斯忆上蔡黄犬，陆机想华亭鹤唳，岂不以恍惚无际，一去不还者乎？……凡百君子，各敬尔宜，为国为身，善勖名节，立功立事，为身为己，吾何言哉！”其《致僚属》则表达政治争斗失败之后的秉持忠义不改的决绝心态：“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洛阳伽蓝记》还记载了元子攸、元恭作为北魏末年乱世中的悲惨帝王的遭际。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乃是彭城王勰的第三子。尔朱荣僭立为帝三年后，元子攸在文武百官的拥立下登上帝位，后诛杀尔朱荣。随后，尔朱兆举兵京师，于晋阳活捉元子攸，并将其缢死于城内的三级佛寺，《洛阳伽蓝记》记载了这一段曲折而又悲怆的历史，并叙及孝庄帝临终作诗：

时兆营军尚书省，建天子金鼓，庭设漏刻，嫔御妃主，皆拥之于幕……时十二月，帝患寒，随兆乞头巾，兆不与。遂囚帝还晋阳，缢于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日：“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宫赴京师，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

节闵帝元恭，则在北魏末年政治的动荡之中，十年不语以避祸，却终未能逃脱悲惨的结局。他于元子攸之后被推上皇帝宝座，实际军政大权却掌握在尔朱兆手中，在此种情况下，只能强打精神，劝慰大臣们“君臣体鱼水，书轨一华戎”（《联句诗》）。而當他终于一年后即被高欢赶下台，被关押到洛阳崇训寺，他写下“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特别真实表现了北魏末年凶险动荡的政局，以及诗人心中万般的无奈：“时运正如此，惟有修真观。”

吟诗作赋，已成为此期北朝士人表达情意的一种自觉习惯。夫妇、兄弟、友人等私人性情谊，有时便用诗文来表达。《洛阳伽蓝记》记载王肃归顺北魏，其南朝之妻谢氏来奔肃，而此时王肃已尚北朝公主。南北二妻，以五言诗的形式角力，用比兴表述心意，谢诗委婉缠绵，公主所作则大胆泼辣、当仁不让：

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

谢氏的五言诗里包含很深的哀怨和讽刺，“丝”“路”“胜”皆有谐音双关之意，幽凄婉转，正见出南朝文学擅用比兴的长处。难能可贵的是北魏公主的答诗承谢氏之比兴而来，浑然天成，说明其对比兴手法运用娴熟，但其语气则强硬不容商量。

《北史·彭城王勰传》记载到孝文帝与其弟元勰通过诗歌传达幽微的心意：

后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韃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示勰日：“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

孝文帝与元勰，既是君臣，亦是异母兄弟。孝文帝要求勰效仿曹植七步作诗，元勰文思敏捷，所作“问松林”一诗挟风云之气，即景而慨叹历史之沧桑、宇宙之混茫，颇具风骨，意境苍茫。而最后一问“风云与古同”，语带双关，既唤起对古今变化的拷问，又将曹丕曹植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典故暗蕴其中，颇具谲谏意味。孝文帝正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故大笑曰“此诗亦调责吾耳”，后即下诏：“弟勰所生母潘早龄谢世，显号未加。勰祸与身具，痛随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赠彭城国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书监，侍中如故。

此期北朝人诗文中的友情，也令人感动。元熙于政治斗争失败之际，以诗赠袁翻等友人，表达人生失意的悲痛，显现出知交之谊情深义重：“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北人本不屑儿女情长，歧路言离，欢笑分手，不像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所记载的江南习俗：“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但南安王桢出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高祖于华林都亭为之设宴饯行，孝文帝为之饯行，并诏曰：“从祖南安，既之蕃任，将旷违千里，豫怀惘恋。”颇具怅怅离别情怀，并命众人赋诗作别。咸阳王禧将还冀州，高祖亦“亲饯之，赋诗叙意”，元澄“从行征至悬瓠，以笃疾还京”，孝文帝“饯之汝汶，赋诗而别”（《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中·任成王元澄传》）。《魏书·阳平王熙传》载，中山王熙“始熙之镇邺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

诗也常常为此期文人用作戏谑、游玩，诗可以乐。前所引《洛阳伽蓝记》载孝文帝君臣与王肃之间关于“羊”和“鱼”，茗与酪之高下的争论中，也足见出其时人对艺术语言的自觉，不只是当其为工具、津梁，得意而妄言，而是探究如何以妙言传意，更注重享受语言带来的美感与乐趣。这可与《晋书》记载的一则故事相参看：

桓玄时与恺之同在仲堪座，共作了语。恺之先日：“火烧平原无遗燎。”玄曰：“白布缠根树旒旒。”仲堪曰：“投鱼深泉放飞鸟。”复作危语。玄曰：“矛头淅米剑头炊。”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有一参军云：“盲人骑瞎马临深池。”仲堪眇目，惊曰：“此太逼人！”因罢。

可见魏晋南北朝人对语言之美、之趣的发现与享受，诗亦可为乐。

在这些文学活动中，颇有些文人的诗歌创作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例如，《洛阳伽蓝记》载，荆州秀才张斐预于临淮王或组织的雅集活动，常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清新别致，不让于南朝诗歌。孝庄帝的临终诗歌与陶渊明的《拟挽歌辞》在思想、意象、意境等方面亦有著共通之处。诗歌表现出对于死亡的哀叹。其中，“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与陶渊明的“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与陶诗“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可谓异曲同工。前文所提及的姜质游张伦园林而作《庭山赋》，因文辞鄙俗而为人所嗤笑。姜质其人史书无传，《北史·成淹传》提到：“子霄，字景鸾，好为文咏，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庭山赋》的确文辞粗陋，但于此亦可见时人对文学的热情，而对于诗赋，时人能识别其鄙俗，可见北方士人实已具备较高的文学欣赏水平。

总之，北魏洛阳时期，文人的文学空间发生较大变化，文学活动已经渗透到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较为浓郁的“尚文”风习。文学观念也较北魏前期有了较大变化，不再只是将文学运用在军国文翰这样极具实用性功利性的写作中，而是朝着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乐的方向发展，抒情色彩得以加强，个人性写作也渐渐增多，并非“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可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