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仙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体现

程丽芳

[摘要]中国古代神仙小说中有大量善恶报应、救世济世、降妖除魔内容的描写，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儒家价值观和儒家思想。道教充分吸纳儒家伦理思想，将积善行德当成修仙的必要条件，将匡时救世、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合理化，将儒家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积极入世精神与道教以修仙为指向的宗教目标完美结合，这样道教伦理就将仙道与人道、出世与入世、利己与利他巧妙地结合，并行不悖，成为独具特色的宗教。

[关键词]神仙；小说；儒家；道教

儒家的积极人世思想在中国古代神仙小说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神仙题材小说中的神仙多数都是除恶行善、救世济世的善的化身，“在道教为中心的意象结构中，圣洁与非圣洁是截然对立的，神仙与仙境象征理想境界，鬼魅精怪象征非理想境界，前者总是美好、善良、正义的，而后者总是丑恶、狰狞、非正义的”。以神仙为代表的正义的一方，与以妖魔为代表的非正义一方的交战角逐既是道教積极干预现实、关注社会问题与民众生活的象征，也是儒家伦理重要思想的鲜明体现。

一、善恶报应观念

中国的善恶报应观念起源甚早，儒家经典《易传·文言》中就出现了善恶报应的论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儒家的善恶报应说无法解决“力行善者反得恶，力行恶者反得善”的现象，从而引起人们对儒家善恶报应说的质疑，如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东汉时期，道教的承负说解决了当时社会这一普遍存在的疑问。《太平经》提出的承负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善恶报应说，《太平经》说：“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得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又说：“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多，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也。后为负者。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就是说人的祸福寿夭是先人善恶行为的结果，而自身的行为又会影响到后世子孙的祸福。道教承负说弥补了儒家善恶报应说的矛盾与不足。

随着道教的发展，把行善作为成仙必备条件的是葛洪。葛洪将儒家的伦理规范吸收到道教中，对道教进行改造，一方面吸纳儒家伦理学说成为道教教义，借助儒家礼法整顿道教；另一方面，也使儒学借助道教得以宗教化。葛洪认为，忠孝和顺仁信为求仙之本，行恶者则寿尽早死。若但务方术，服仙药，而未积善事，则于求仙无益。晚唐五代的道教思想家杜光庭也要求修仙的人积功累德，他说：“修道者，在适而无累，和而常通，永劫无穷，济度一切，此之长生，乃可为重。长生难得，由忠孝仁义；忠孝仁义立者，功及于物，生自可延。无此德者，独守山林，木石为偶，徒丧一生，后方堕苦。”。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善于树立道德楷模的典型形象教化世人积善行德，从而教化天下。道教也树立了许多度人为仙及积德成仙的形象，这些积德行善的神仙无疑是修道者效法的榜样。

善恶报应观念在中国古代神仙小说中有着集中的体现，神仙小说中的人物能够成仙，多数是因为广施仁义，积累功德。《列仙传》中有些神仙人物成仙的原因就是积善行德。如马师皇是黄帝时的马医，医术精湛。一天一条龙飞下来，垂着头向他张开嘴。马师皇于是就用针刺龙口中的部位，又用解毒的汤药给龙服了下去，龙很快就痊愈。后来经常有病龙找他治病，马师皇皆一一精心救治。最后，马师皇被龙驮着升天成仙了。而木羽成仙的原因是因为母亲为司命君接生，后有车马夜半迎木羽升仙。又如，《神仙传·沈羲》言沈羲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功德感于天，因而成仙；阳翁伯以“孝”感动天神，得天神赐福，后来夫妇双双乘龙飞升的故事告诉人们：要修道成仙，不一定都要修炼方术，吞丹服药，仁善慈孝同样可以得道成仙。在《太平广记》里，陈安世之所以能够得道升天，是因为他秉性仁慈、诚实好道。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将积善行德与修道成仙相结合。《太平经》很早就点明了二者的关系：“可复得增年，精华润泽，气力康强，是行善所致，恶自衰落，亦何所疑。”强调积善修德是成仙的前提条件。

道教伦理历来宣传外积功德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就称：“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因而按照这样的思想，有些人不能成仙的原因就是因为未能行善积德。《汉武帝内传》将汉武帝未能成仙的原因归结为他贪婪奢侈，荒淫残暴，大肆杀戮，没有善行，认为其并非“仙才”，认为只有洁身自好、积善修德者才能位列仙班。神仙小说大力颂扬那些忠孝节义、积善行德之人，摒弃德行有亏、奸佞邪恶之辈，实际上是儒家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的根本体现。

二、济世救世思想

儒家认为“仁者爱人”，就是要有怜悯、关爱、救助他人的情感，并从这一核心思想出发，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思想。儒家的济世精神为后来道教的救世济世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长生成仙为根本宗旨的道教吸纳融汇了儒家积极人世、经世济民的思想，将治病救人、化解灾难、度济众生也作为主要教旨。道教在创立初期就有着深厚的济世思想基础。早期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都重视以符咒治病祛邪，以迎合大众的济度需求，使道教更具吸引力。道经明确将道“贵生”之性与“救济众生”的功效结合起来，面对各种自然与社会灾难，有着强烈的救世情怀的道教主张神仙应该承担起救世济人的责任。《太平经》曾按照职责的不同把神仙分为六类，分别是：“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凶吉，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贯彻“大道”精神，担当护养万物的任务，已经完全成为道教神仙的基本职责和义务。

道教的救世济世思想反映到文学中，就逐渐形成以神仙救世为主题的小说类型。小说中的神仙以高超的法术救死扶伤，或拯救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或降妖除魔，以精彩的情节和丰富的想象来宣扬传播道教思想和教义。

1.救死扶伤

在原始时期的社会中，治病全靠巫医解决，医与巫是不分的，也就是医药和巫术是相互配合作用的，巫师也即是医师。故医疗活动大多由巫觋掌管。而从殷墟甲骨卜辞中的记载来看，卜辞中虽有诸多关于医疗方面的记录，但并未见以药物治病的记载，故当时诊治的唯一方法是占卜吉凶，祈求神灵祖先的庇佑，这便与为什么殷人特别迷信神鬼的风俗有关了。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医疗经验和知识的累积与增加，人们渐渐认识并掌握了一些医药的知识，巫医便开始分工分职了。一部分巫师进入宫廷，充当了王室的祭祀要职；一部分巫师则流落于民间，成为以医药知识谋生的方士了。因此，至少在春秋以前，巫医是身兼二职、合而为一的，巫医分家是在战国时候的事。

《列仙传》载有多位以卖药示人的神仙形象，如负局先生、崔文子、玄俗、安期先生、瑕丘仲、鹿皮公、黄阮丘，以及《神仙传》中的董奉等皆卖药都市，都是以自己的医术治病救人的神仙。

這些神仙题材小说中的神仙道士为百姓治病的事迹，反映了早期神仙题材小说济世主题的基本面貌。在中国古代，医学不发达，普通百姓生病时往往无处求医，尤其是发生大规模的瘟疫，更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可怕结果。因而人们自然幻想有医术高明的仙人为自己治病，驱逐瘟疫。而且在古时往往巫医不分，一些巫师术士也会经常为人看病。

在六朝隋唐神仙题材小说中这种救死扶伤的神仙为数甚众。如《列仙传》中，崔文子卖药都市，自言三百岁。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文拥朱幡，系黄散以徇人门。饮散者即愈，所活者万计；玄俗卖药都市，七丸一钱，治百病。河间王病瘕，买药服之，下蛇十余头；《神仙传》中的董奉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以其所得粮谷赈救贫穷，供给行旅，岁消三千斛，尚余甚多。

神仙化身为卖药者，混迹市井，救度世人，正是道教救世思想的形象表现。《太平广记》卷十五记载，道士王纂拯救百姓免于瘟疫之事甚为详尽。道士王纂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值西晋之末，中原乱离，饥馑既臻，疫疠乃作，时有毒瘴，殒毙者多，间里凋荒，死亡枕藉，王纂乃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昼，照其家庭，即有瑞风景云，纷郁空际，俄而异香天乐，下集庭中，原来是太上道君驾临。道君谓王纂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刳心投血，感动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鉴躬于子矣。”并告知王纂这场瘟疫的原因乃是由于“季世之民，浇伪者众，淳源既散，妖诈萌生。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违三纲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于六天故气，魔鬼之徒，与历代已来，将败军死，聚结为党，亦戕害生民。驾雨乘风，因衰伺隙，为种种病”。最后，道君以《神化》《神咒》二经授予王纂，要他按而行之，以拯救万民，王纂于是“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疫毒镇弭，生灵又康。自晋及兹，蒙其福者，不可胜纪焉。”

汉魏六朝时期神仙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社会动乱，政权更替频繁，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加之玄风大倡，佛、道并行，儒学独尊的传统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社会的动荡和思想的混乱使人们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神仙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

2.化解灾难

在古代社会，各种惊心动魄的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灾难留下的毁灭性后果给人们的内心造成可怕的阴影和无边的恐惧，因而以抵御灾害为主题的神仙题材小说大量涌现。神仙题材小说中比较集中关注的自然灾害主要有以下两种：

（1）水灾

根据考古研究，远古可能发生过全球性的大洪水，所以，在各国神话传说中都有关于洪水的神话，中国的大禹治水、西欧的希伯来诺亚方舟、希腊的丢卡利翁洪水神话、苏美尔的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印度摩奴传说等，此外，东南亚、大洋洲、非洲也还有不同版本的洪水神话。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关于洪水给人们带来灾难的记载很多。《淮南子·览冥训》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燧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淮南子·天文训》云：“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以刑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之潦尘埃归焉。”《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之臣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歇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没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山海经·海外北经》：“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以为台。”《孟子·滕文公上》：“尧之时，天下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面对狰狞可怖的洪水灾害，人们期待能战胜灾害的具有超能力的英雄人物或神祗的出现。平定洪水的英雄，以女娲、鲧和禹最为常见。《淮南子·览冥训》云：“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淮南子·本经训》：“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疏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蒇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这些英雄人物以神力征服大自然，唤起了民众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民众由衷地欣赏英雄超人的能力与牺牲精神，因而满怀热情地塑造他们的英勇形象。

（2）旱灾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了后羿射日的神话：“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狭豸俞、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狭输，断修蛇于洞庭，擒封稀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则神话实际是对一场严重旱灾的记述。此外，《山海经》中的两则神话解释了导致干旱的原因及求雨的方法，《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日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山海经·大荒北经》又曰：“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有人衣青衣，名日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古人认为，上天降灾害于人间的原因是人类犯下了某种不可饶恕的错误，因而受到严酷的惩罚。唯有让犯过之人承担罪责，求得上天的原谅，方可免除灾害。《帝王世纪》记载一则商汤承罪求雨的传说：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当自请。”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日：“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牲，告于上天后土，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及万方。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人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数千里。《搜神记》卷八也记载商汤祈雨之事：“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于桑林，翦其爪、发，自以为牺牲，祈福于上帝。于是大雨即至，洽于四海。”求雨抗旱的职责自然由道教的神仙承担，于是就相应出现了大量具有这种故事情节的小说，如《神仙传》中的黄卢子“天大旱时，能至渊中召龙出，催促便升天，即使降雨”。

此外，拯救其他自然灾害的小说也蔚为大观，如《神仙传》中栾巴以酒救成都之事：巴为尚书，正旦，会群臣，饮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噗之，奏云：“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早饮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为尔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诏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气。”《搜神记》卷二载有樊英灭火事：“樊英，隐于壶山。尝有暴风从西南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嗽之。乃命计其时日，后有从蜀来者，云：‘是日大火，有云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灭。”

有些仙真人物不局限于拯救某一个特殊的个人所遭受的灾难，而是把重振整个社会秩序作为自己救世的使命，如神仙卫叔卿会见汉武帝的目的是帮助汉朝“救危厄，延国祚”，张道陵在丹成后不愿飞升的原因是“未有功于世，须为国家除害兴利，以济民庶。”志怪小说中这类仙真人物的事迹，可以说就是对道教济乱世、度众生精神的形象反映。

这些故事实际上集中表现了人们对现实苦难无力自我拯救的矛盾心态，因而只好将祈求幸福平安的美好愿望寄托在无所不能的神仙身上。神仙济世小说虽然起步甚早，但一直没有得到迅速的发展，直到元明清时期形成繁荣局面。这主要是因为道教一开始就是以追求修道成仙为核心，当时方士道徒的活动多是为帝王贵族求仙服务，根本无暇顾及民间百姓的疾苦。另外，早期的神仙体系是一个自足封闭的系统，象征人类灾难的鬼怪系统不能进入其中，二者之间未能形成激烈的冲突与斗争，更谈不上精彩的力量角逐，故而尽管当时虽有济世仙话屡屡问世，但终究比较零碎、松散，未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三、降妖除魔

在神仙小说中，有着大量降妖除魔的情节描写。妖魔代表着祸害生灵、荼毒百姓的恶的化身，是非正义的一方，隐喻着人们常常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困境；神仙斩妖除魔、护佑百姓，是善的化身，代表正义的一方，象征着凌然不可侵犯的善的力量。这些小说往往在描绘道教高妙法术的表象下体现出儒家积极人世的情怀与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

妖魔的观念起源甚早。妖，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载：“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杜预《注》解释说：“妖，群物失性。”另据《论衡·自纪》：“不常有而忽见日‘妖。”其实，这两个概念沒有根本的差异：前者从妖的性质来论断，后者从妖的存在状态（出现频率）来论断。魏晋时期也有不少论述妖魔的言论，“物老成精”是当时比较盛行的观念。晋葛洪《抱朴子·登涉篇》提出“物老成精”的观念：“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对俗篇》进一步对“物老成精”说做出阐释，指出虎、鹿、兔、熊等动物如能获得百岁以上的寿命皆能成精，善于化为人形。《抱朴子·对俗篇》引《玉策记》及《昌宇经》云：“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熊寿五百岁者，则能变化。狐狸豺狼，皆寿八又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又日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物老成精”的观念在志怪传奇小说中多有表现。如《玄中记》云：“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与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干宝认为，妖怪之所以能有各种变化，都是因为其内部精气的作用，妖怪的变形只是精气作用的表现形式，并将其与东汉以来的阴阳五行和谶纬之说相联系。《搜神记》云：“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可见到东晋时“妖怪”的内涵已经包容异类、精气、变形化人这三大要素。这些都表明，六朝时期异物修炼成精、有神通、能变形的“妖怪”概念的正式定型，形成异物变老一修炼成精一变成人形（还能恢复原形）的“妖怪”之说，为精怪小说提供了观念基础。陶弘景《真诰》还提出仙、鬼（妖）、人等三界“循环往来”相互转化的观念：“夫天地间事理乃不可限，以胸臆而寻之，此幽显中都有三部，皆相关类也。上则仙，中则人，下则鬼。人善者得为仙，仙谪之者更为人，人恶者更为鬼，鬼福者更为人。鬼法人，人法仙，循环往来，触类相同，正是隐显小小之隔也。”在神仙小说中，妖魔代表着残害生灵、破坏宇宙秩序的邪恶力量，神仙降妖除魔、驱恶扬善，与妖魔的殊死斗争则代表拯救生灵、恢复宇宙秩序的努力，与儒家对民生与社会的终极价值关怀殊途同归。

《山海经》中就已出现黄帝驱鬼的记载。《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日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此外，黄帝战蚩尤的记载也有很多。《尚书·吕刑》说：“蚩尤唯始作乱，延及平民，目不寇贼鸱羲，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杀戮无辜。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只，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德，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同有降格。”黄帝与蚩尤的斗争代表了正义与邪恶的交战，这一模式成为后世神仙小说的基本模式，例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女仙外史》等小说莫不如此。

在明清神魔小说中，驱除妖魔又与忠奸斗争的主题相融合。清乾隆年间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写冷于冰科举落第，遂无意功名，感世事无常，乃出家求仙。但他成仙后并未忘怀自身的责任与使命，秉承“凡有益于民生社稷者可量力行为，以立功德”的信念，降妖除魔，济世救人，投身于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冷于冰屡次以道术帮助林氏父子铲除奸佞，剿灭倭寇。冷于冰性格外冷内热，在道教冷静的修仙表象下隐藏着火热的儒家人世情怀，他既修炼仙道，又济世救民，以神仙的身份和高超的道术，积善行德，积极干预政治，实现士人的人生价值。

综上所述，善恶报应观念和济世救世是神仙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道教修仙道德的一种文学描写和形象性宣传，既展现了道教审美价值观，也充分完满地体现了儒家强烈的人世思想；神仙与妖魔的斗争实际上是封建时代政治黑暗、危机四伏、斗争频仍的社会背景下，读书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转而在虚幻的神仙世界中抒发济世情怀，寄托理想追求，是儒家人世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实则体现出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