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制约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论略

2018-09-10 11:27赵丽媛
北方论丛 2018年2期
关键词:近代史

赵丽媛

[摘要]自古以来中华文化独树一帜、绵延不断。至18世纪英国完成产业革命前,中华文化及文明盛行于西方长久不衰。然而,于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文化渐次形成一定的痼疾,如文化上的故步自封,精神上的不思进取,思想上的墨守成规,导致中华文化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进程,这些致命缺陷终于使古老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落败,文化自信遭遇动摇。历经器物、制度变革国家依旧寻不到复兴道路,于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精英将国家复兴的出路锁定在对中华文化的重新构建上,由此形成众多迥异的中西学观。然而,种种文化争论皆有缺陷,文人政客对中华文化的矫枉过正成为动摇中华自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先进的经济科技优势逐渐转化为一种文化上的压力,对我国形成强大的现实挑战。

[关键词]近代史;西方优势;中华文化自信

屈辱的近代史让国人感到羞辱与义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华文化自信的凋敝。回顾历史、深析原因,一方面为曾经的失败做出反思,即中国不能依赖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另一方面,为今日之中国发展正心,即民族自强和文化自信实乃中华崛起之根本。

一、屈辱的近代史对中华文化自信的巨大影响

文化是国家标识与国民支柱,深藏其中的是稳定的价值观及其信仰体系。中国近现代百年的屈辱史表面上摧毁的是虚弱、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实则破坏的是中国人对自身长达千年的社会价值观及文化、文明的信心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对中华文化自信的影响有历史和现实原因,历史因素是主因。

(一)中华文化在近代以前的世界领先地位

春秋时期的“华夏”代表的是一种高度的文明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完成对异质、异域文化的吸纳与融合,于公元3-16世纪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汉文化始终处于文化的核心。自汉朝以来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圈,影响深刻并改变诸如日本、朝鲜、韩国等国家。中华文化由内而外展现出的包容、创新与系统性不仅成就了一个个繁荣鼎盛时代,还使中国自汉朝一统后,即成为唯一能与西方罗马帝国相较高下的封建大帝国。长久以来,备受青睐的中华文化一直是先进与文明的代名词,成为当时众多封建国家建制规范的楷模。亨廷顿曾指出,(18-19世纪)“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

(二)近现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华文明的冲击

自19世纪资本主义文化传人中国,中西方文化关系便逐渐发生逆转。中国传统文化不断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挤压,大致经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性带动了文化的拓展延伸。西方传教士带去了当时欧洲宗教、天文、数学、立法、地理等方面的新成就,然而,并未引起中國的足够重视。清朝文化的排外政策使中西文化交流受到巨大阻隔,文化间的差距渐渐增大。

第二阶段是1840-1949年,中西文化交流进入高潮。此时,西方将资金、技术、军事等作为强大后盾,携艺术、宗教、思想观念等涌人中国。于18世纪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在资本的助力下,剔除掉资本主义文明在东方的全部伪装,不惜一切代价的野蛮扩张成就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成功,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强烈冲击了缺乏进取心、创新和改革精神的中国文化。“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鸦片战争战败后,强大的物质文化挤压使中国各种力量粉墨登场,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于中西文化交锋中做出不同反应。顽固派盲目排外,拒斥一切外国事物。洋务派力求自强,掀洋务运动。先有林则徐著《四洲志》,后有魏源撰《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虽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尤未脱离净尽”,但甲午海战尽显中国虚弱,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国人对中华文化的怀疑和否定。于是维新派力主变法图存,终难抵顽固封建势力,以失败告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欲于中国实行西式资本主义制度,却被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形成长期军阀混战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既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也加剧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鸦片战争后每隔40年即沦陷一次的情势,将国人自信无情打落,于“五四”后30年中,中国人一直陷于对自身文化的又爱又恨之纠结中。其间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保命成为个人当务之急,自信严重受挫。

二、近现代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化建构的矫枉过正

近代以来,思想家、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建构与争论不绝于耳,反映在文化上,则形成诸多相异又相关联的中西学观。争论之中,各有缺陷,然矫枉过正亦是动摇中华文化自信之另一个重要因素。

(一)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争论

这是19世纪60-90年代末的西学观。“西学中源”即西学来源于中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20年后,“夷狄之学”才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守旧派奉中学典章为圭臬,对西学一概贬斥拒之。对西学的无知与恐惧,加之鸦片战争失败后巨大的心理落差,表现在文化上,则是“外夷奇器,其始皆出中华。久之,中华失其传,而外夷袭之”的偏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钟天纬等人详述论证西学并非源于中学,为维新派引入“西学”提供有力依据。“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被视为“中体西用”之雏形。此后,沈寿康、孙家鼎、张之洞等人均有相应阐述。但早期洋务派思想家均将西学视为异学、杂学,中学之辅,且多“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中体西用”之目的原为“善用其议,善发其器,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随着认识加深,洋务派日渐感到形下之器,愈加难卫形上之道。原因是“中体”冗陈时时束缚人的思想与视野。如何超越“中体”,引入西学之真正精髓成为洋务运动后期启蒙思想家的重点思考。郭嵩焘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重商贾以为循用西法立基”,此后,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洋务派思想家亦提出类似说法。显然,郑观应等人看到西学之精髓在其本,过多强调“中体”“难臻富强”,因此,主张“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才能“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观而无难矣”。

应该说“西学中源”是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卑心理的产物,亦是中华传统文化对近代思想家的心理制约使然,但它“逐渐演化为一种思维定式,酿成了一种恶习……传统文化成了包罗万象、涵容一切的膨胀体”,并且“成为一个沉重的思想负担和文化阻力”。而“中体西用”虽然于洋务运动早期在倡导西学、革新文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难以跳出儒家思想的伦理束缚,终因封建思想意识对文化的阻抑作用而被缚手脚,难圆其说。

(二)从“充分的西化”到“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

这是五四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西学观。因保守复古、折中调和俱未冲破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桎梏,于是彻底荡涤障碍,成为西化派的政治文化主张。1929年,胡适最早提出“全盘西化”。1935年时,胡适认为,这种提法有语病,因此建议以“充分的西化”取代之。本文为同20世纪60年代李敖的“全盘西化”区分,这里用“充分的西化”提法,粗略看来西化派内部可分为极端西化派和充分西化派。“极端西化”派的代表人物有陈序经、冯恩荣等人。他们认为,文化是整体不可分,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丢弃。而主张“充分的西化”如胡适、吴景超、张佛泉等人则认为百分之百的西化不可能,因为中国旧文化“惰性”太大,只能“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因此,“不妨拼命走极端”,“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纪的新文明”,结果才会走向“折中调和上去”。然而,以梁漱溟、杜亚泉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就如何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与西化派意见相左。他们反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西方中心主义”,固执于“中体西用”难以自拔,要求“复兴中国文化”,强调文化的调和与互补。陈独秀、胡适等人从策略上考量坚决反对,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至此,西化主张被推向极致。20世纪20年代后期,基于国共内战渐归沉寂的国粹派与新文化派的东西文化论战,于30年代中期,因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批判文化复古派与折中派,重提“全盘西化”而烽烟再起。1935年,陶希圣、何炳松等10位教授共同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掀起知识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争论。然其复古保守的文化倾向实难抵抗五四后中国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围剿,加之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文化困境和民族心理焦虑,中国本位文化论于1936年春草草收场。

五四之后,西化潮流不可逆转,激进的文化选择渐成主流,但矫枉往往过正,西学的引进建立在胡适等人对中国传统体无完肤的指责与批判之上,从而使“德先生”与“赛先生”在国人心目中上升为“德菩萨”与“赛菩萨”。

(三)从“全盘西化”到“西体中用”的主张

这是20世纪60-80年代的西学观。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求西化等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台湾地区盛行,李敖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引起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化论战。李敖借中西文化论战为中国思想趋向所求得的药方是“全盘西化”。李敖所谓的“全盘西化”指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包括科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形态的西化。20世纪80年代,李敖又将“全盘西化”进行调整,指出:“我所谓全盘西化只是充分地世界化,并不是百分之百”,“所谓西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面对、选择、并接受真正现代的文明。”然而,在辩论中,“李敖对传统文明的态度相对来说是简单的,他解剖了传统之弊,清算了传统文化,在技术上,以矫枉过正的姿态做掩护,在思想内容上,却并没有对传统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分解和分析,李敖对中西文化优劣的比较,显得浅显、直接、粗疏,存在一些偏颇之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所谓“精英分子”卖力鼓吹“全盘西化”论,除却其政治目的,单就这种极端提法,五四时期,胡适已然批判过,不做复解。同一时期,李泽厚以“西体中用”为主张阐发自己观点。从价值取向上看,我国许多学者都将李泽厚的主张视为“全盘西化”之变种。李泽厚的“体”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包括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现代化和科技皆属“体”之范畴。而“西”既包括“体”也包括“西学”。“用”既包括西体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作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因此,李泽厚的“用”指的是适用、适合、应对的意思。“中”即对西学的判断、选择、修正、改造中便产生“中用”。因此,李泽厚的“中”应解释为中国现实的社会存在和传统思想与观念。不难看出其观点是“西体互包,中用互包,西用互包”,难以跳出“以西方的原则为原则”,看似构建了一种新式文化提法,实则互相杂糅,概念混乱,不过“是变相的全盘西化论”而已。

复古也好,折中也罢,抑或全盘西化,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化的构建、争论、纠缠与纠结时时影响主导人心。然而从现实看,西化派的矫枉过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化进程,但是使“我们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一面,但却不自觉地保留了坏的一面;反之,我们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肤浅及最劣的一面,但却没有摄收到西方最深层和优秀的一面。例如,我们盲目地沾染了西方的消费主义和炫耀心态,但没有贯彻高消费经济背后那种重视个体的责任感;仿效西方民主选举形式,但没有法治的基础及其他机制去约束操纵选举的行为;硬生生地输入西方的科技,对科学背后的哲学及精神却不加深究;只憧憬和进行西方式的竞争,却漠视这种竞争对个人发展的正面意义”。

三、现代西方经济文化优势对文化自信的冲击压力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愈发看重创新战略。其卓越、迅捷、开放的特点促进了经济与科技的互动,从而强化了文化与教育的基础,使文化再次改变人们的生活。西方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优势,旋即化为一种文化上的压力,对我国形成强大的现实挑战。

(一)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力量侵袭

西方国家凭借其发达的经济体系、超强的科研创新能力,主导世界秩序。以美国為例,在技术、人力、资本、信息、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即便2009年身处危机之中,美国的竞争力也依然不可撼动。《金融时报》指出,美国在应对衰退方面比多数国家都更为娴熟,因为美国追求开放、发达技能与流动能力的传统,使该国在彻底改造自身方面处于比竞争对手更加有利的地位。根据《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40个经济体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繁荣方面的“全球竞争力指数”进行排名,美国排第三位。冷战以来,美国凭借对尖端、优势科技领域的投入与研发,对众多优秀科研专家、顶尖实验室、先进科研成果、研发设备,以及核心技术专利水平与数量等优势生产力的掌控,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使自身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这种经济与科技的全面领先造就了美国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模式在成为世界模式范本的同时,亦达到支配弱国同中心国家保持同步的思想观念和心理认同基础,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和霸权。相比之下,我国在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由于未能正确认识中西方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从而导致部分人从信心满满地建设社会主义,逐渐转变为对社会主义道路和文化的失望。这无疑与某些大国“能将它的法则和意愿(至少通过有效的否决权)大部分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所产生的霸权息息相关。

(二)发达的文化与教育资源支撑

众所周知,美国的教育质量和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较其他国家均高。就教育吸引力来说,中国留美学生2015/2016年度达到328547人,占在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1.5%。教育与文化交流日益成为西方或美国的国家战略。始于1948年的“富布赖特”项目是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蓝本,随着全球化发展,它日益覆盖至教育、科技、医学等众多领域,造就了一批批与西方世界保持一致的决策层和舆论创造者。“项目”以各种形式资助本国及外国精英人士的教育交流与学习,并向海外派遣志愿者及发放音像制品,依托强势的经济科技优势将美式价值观打包发给留学生及国外精英人士,使其自愿模仿美国,被西方同化,从而影响并改变其思维框架和行为方式,失去自身特点甘于沦为附庸。针对这种摒弃传统武力征服,旨在改变人们思维,温和输出美式价值观、政治文化、商业规范及国家习俗的方式,所以有西方学者指出,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优质发达的文化教育资源与国家的鼎力协助成全了美国教育,使之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政策工具服务于国家向外推行霸权活动,在为其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传统思维。美国学者弗兰克·宁科维奇指出:“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不但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

(三)先进的媒体宣传与浸润优势

全球化不仅加速了国际间的融合和信息流动,还为西方文化的扩张性和攻击性提供了广阔舞台。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的力量正逐渐被基于互联网及计算机的发展而带动的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推特,脸书等新媒体功能所覆盖。传播手段丰富,传播容量巨大,传播成效显著,已成为西方媒体宣传的优势特色。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整合传统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交互中,重建一种代表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念及信仰体系,影响思维和人心。而且信息的快速传播也树立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完美的形象,技术决定论强化了弱国对强国的崇拜,进而扩展为对西方文化的倾慕与认同。文化产业的成熟亦加剧西方文化浸润与侵蚀的空间。阿尔温·托夫勒指出:“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模仿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西方先进的媒体宣传与浸润在零碎的时间内,轻易俘获人们的心灵,别有用心的文化粉饰使边缘国家隐秘地落人中心之国预先挖好的文化陷阱中。西方学者伯努瓦指出:“资本主义卖的不再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者想象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相比之下,我国媒体宣传的成熟性与反应性与之存在一定距离。

尽管中华文化曾在漫长的岁月里独树一帜,却在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压和文化交锋中败下阵来。近现代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化的过分褒扬与批判导致文化自信的急剧衰落。这两点是中华文化自信衰落的主要原因。近代以来西方经济、文化、科技、媒体等优势的侵袭与同化再次给予中华文化巨大压力。以上三者成为制约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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