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和革命史
——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探索

李冠燕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北京 100006）

一、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与新中国美术

以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为前提，20世纪的中国美术呼应时代之声，折射文化命题，于激荡的历史潮流中进行一次次转变。这种变革并不限于绘画语言或技法的革新，更多反映了时代格局和历史进程的重大转变。其中，现实主义是影响美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的变革运动一脉相承，并受到中西融合的革新之风、“延安美术”传统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响。新中国的现实主义首先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步取代原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之后又逐步规范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新中国美术的历史行程并不平坦，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休戚相关，并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

在新中国美术乃至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上，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别具特色的一篇华章，它既有自身独立的美术形态，又紧紧关联时代命脉的历史形态。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植根于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大背景下，从现实主义的转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纷杂的美术现象中，可找到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现实诉求与新中国美术发展主体脉络相适应的依据。近代中国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各族人民、无数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形成了光照史册的革命精神。这些革命实践与革命传统已成为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珍贵材料。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是反映近现代革命斗争的实践和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最为形象的载体。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组织创作既是国家文艺方针的必然要求和客观反映，也是新中国美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内在诉求。

二、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的几次大规模创作

（一）博物馆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相互选择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组织、征集、收藏、保护、研究等方面，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两馆因配合历次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性的展览活动，曾于1951年、1958年、1965年、1970年四次大规模组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由此而创作并保存下来的一大批作品，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独具特色的历史篇章。经过几次创作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革命历史题材经典美术作品的收藏方面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丰富资源。其中许多已成为新中国美术公认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广及海内外。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在新中国美术演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历史上多次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开创了新中国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新模式。这些作品首先充实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丰厚的馆藏资源，在国家博物馆各个历史阶段的相关展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国家汇集和保存了不可多得的艺术财富。这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与时代风貌直接相连，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历程的体现，蕴含着丰富而真实的历史讯息，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因而，这些美术作品必然地带有时代普遍的艺术特征，因其特殊的创作背景，部分作品显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这可能恰是其时代特征、历史价值所在。这些作品有着真诚质朴的情感力量，凝聚着各个时期众多美术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和奉献精神。这是美术史上的特别个案，以今天的视角看来，仍能寻绎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这一系列创作活动和作品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代美术的创作、传承以及发展也有着独特的意义。

（二）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的历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1.第一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探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已逐步展开。

1950年，筹备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先后在上海、北京两次召开美术工作者座谈会，初步研究如何完成革命史的绘画雕塑工作。①《呈送1950年度工作总结》，1951年2月19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筹备“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是博物馆初期工作的一个核心任务，自1951年3月起，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组织了以党史题材为核心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革命历史画创作领导小组，成员为蔡若虹、江丰、王朝闻，负责组织北京、华东、华南等地比较知名的美术家为展览进行创作。至1951年6月，此次创作便大致完成，4个月最终完成作品112件。1953年10月21日，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致函美协，提出需要增加25件和修改7件美术作品。1954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召开美术家座谈会，将陈列必需的6件作品分配到美术家手中。1955年1月，由于恢复和修改“党史陈列”，再次提出增加和修改20余件作品的要求。1956年9月14日，根据“现代革命史陈列”的修改方案，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又拟定了38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美术创作题材”。为充实和提高陈列，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于1957年再度提出美术创作的新任务。

图1 王盛烈《八女投江》，国画，144cm×367cm，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也就是说，此次创作活动自1951年3月起直至1958年8月，由于“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而历经多次内部试展和修改，美术作品的征集和创作在一直延续，博物馆的艺术收藏也不断得到丰富。

第一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起步阶段的一次探索，为寻求更为合理有效的创作组织方式积累了经验。

2.第二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以筹建新馆为契机，自1958年10月开始，博物馆第二次组织了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由于展览内容和外部形势的新要求，创作活动也在不断调整中，一直持续到1961年7月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持续近三年时间。

1958年10月，为筹备“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个革命建设时期的陈列”，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出了陈列所需126件美术作品的创作计划。1958年11月，筹备处制订了103件美术创作项目，由中国美协具体负责向全国美术家布置创作任务。自1959年3月起，多次从有关单位借调美术工作人员实施创作。1959年10月21日，又按照新的方案补充、调整陈列，新增绘画作品15件，雕塑9件。①《中国革命博物馆新增美术作品及辅助陈列品目录》，1959年10月1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到1960年初，共创作完成美术作品53件。1960年“十一”后，由于陈列暂停展示社会主义部分，中国革命博物馆又几度修改美术作品目录，将创作重点放在旧、新民主主义阶段。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组织创作并提出新增绘画和雕塑39件。

在第二次创作活动中，共诞生了149件美术作品，其中一些作品更成为记录时代的画卷和20 世纪美术史上的经典，这也反映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历经十年所取得的大进展。

3.第三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美术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过去的作品对于革命史的某些段落还缺乏充足的符合新形势的表现，不能完全满足陈列需求。于是，1965年博物馆第三次组织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图2 古元《刘志丹与赤卫队员》，版画，66cm×50.5cm，195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宣部指定李兆炳、王宗一、苏一平、蔡若虹、王式廓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此次创作的组织。②《关于创作革命史画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自1965年6月起，从全国各地借调到京的25名油画创作者，陆续集中到革命博物馆进行群体集合式的专门创作。7月初，美术创作人员开会讨论了过去革命历史画创作中存在的问题。1965年8月五人小组会议上，确定了14个革命历史画画题并初步拟定了对应的创作人员。到9月19日，革命史画创作组完成了第一批草图。10月7日，草图第二稿完成。自11月1日至3日，美术创作人员分五批开始深入体验生活，先被分别派到工厂或农村参加四清运动③“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期，主要指在城市中推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增产节约的三反运动，以及农村展开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运动。，12月中旬才转入收集创作素材。从1966年2月5日起，美术创作人员又返回博物馆投入到创作中，集中力量解决《转战陕北》《烧地契》《遵义会议》《长征胜利、会师陕北》《一切权利归农会》等作品的创作。

图3 鲍加、张法根《淮海大捷》，油画，150cm×220cm，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期10个月的创作工作被迫于1966年4月中止。此次创作过程最显著的特征是，每天进行毛泽东著作学习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歌颂，但最终完成并保留下来的美术作品数量甚少。

4.第四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1970年8月间，为向建党50周年献礼，决定改“中国革命史陈列”为“党史陈列”。这急需重新创作一批美术作品，于是组织了第四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1971年5月，“党史陈列”第一次修改，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部分陈列移至“通史陈列”。1971年6月，“党史陈列”初步就绪，展出美术作品27幅。其中除了原来创作的5幅油画外，其余都是为此次展览重新创作的。1971年六七月间，邓颖超5次来馆审查“党史陈列”，更对其中的美术作品提出了具体意见。1972年下半年，根据邓颖超等人的审查意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对“党史陈列”进行继续修改。1973年10月下旬，根据党“十大”的精神，第三次修改党史陈列。1975年，“党史陈列”又多次修改陈列大纲，计划在“十一”前完成现场陈列并接受审查。但直至“文革”结束，“党史陈列”终究未能对外开放。“文革”结束后，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陈列”作了一次修改调整，一些美术作品相继创作完成。

伴随着“党史陈列”的反复修改，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逐步完善并最终陆续完成。此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由于处于特殊的时期，博物馆自身工作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美术创作活动的规模和成果有限。但总体来说，以修改展览为缘起，博物馆最终保护并收藏了一定数量的经典美术作品，馆藏资源仍得到一些调整和补充。

5.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的其他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

除了这四次较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上，还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组织创作活动。

1977年，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而筹办“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美术作品展览，美展工作小组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了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进行毛泽东题材的主题性创作，共接受油画80件。①《全国美展简报》（第一期），1977年9月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

1977年12月，为在即将建设的中国革命纪念馆内布置“毛主席生平陈列”“周恩来总理生平陈列”和“朱德委员长生平陈列”，中国历史博物馆“及早组织创作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美术作品”，拟订了众多美术创作项目，并函请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协助组织。

1985年3月15日，为庆祝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35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在京部分美术家座谈。座谈会上对过去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反思，同时提出了创作面临的迫切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建议。

1987年，博物馆着手将“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修改成“中国革命史陈列”，于是重新组织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自1987年起，中国革命博物馆多次调整修改陈列中的美术作品，直至1990年7月1日，“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对外展出。

（三）中国国家博物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活动的创作特征

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具有开创性意义和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首先，中国国家博物馆所组织的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其方式、方法和要求均与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主体脉络相适应，反映了不同时期美术创作的主导方向。

其次，创作组织是以展览的需求为出发点。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博物馆的美术创作往往是为筹备展览而产生，为适应展览而调整，又因展览修改而延续，这是一个不断持续的创作过程，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时间的节点。同时，美术作品又成为展览的重要组成内容，为展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在创作中，无论是组织创作的过程和模式，还是作品的主题内容、创作方法、功能目标甚至作品的种种际遇等，都与陈列展览的具体要求、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境况以及外部的政治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基于这个根本的功能目标立足点，美术创作活动紧紧围绕相关展览而展开，形成的基本创作模式是：第一步，以展览的主题作为依据，确定创作题材；第二步，将这些题材分派给不同的单位或艺术家进行创作；第三步，根据创作进度和内容需要，对美术创作人员进行多种形式的革命史实教育；第四步，进行草稿审查及定稿验收，在此过程中邀请权威专家、观众或有关人士提出意见。另外，在限定创作题材之外，对于作品的“主题思想”、尺幅大小、完成时间等都有明确规定，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创作者的个性发挥受到了约束，而陈列急需常使创作成为突击性的急就章，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质量。

再次，创作活动与政治密切相关。一是博物馆首先要对创作人员的历史、政治性问题进行审查，这是参与创作的前提条件。二是博物馆十分注重对作品中政治性、历史性的考虑。首先要确保作品体现的政治立场端正，主题和情节不偏离史实和政治主流。三是作品和作者的命运往往关联着政治的风云变幻，其跌宕起伏常出人意料。以《开国大典》为例，作品的历次修改是因为画中历史人物政治命运的转变。而石鲁及其《转战陕北》的命运，更折射出政治对于美术创作的深刻影响。四是展览的筹办和修改与外部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创作活动的发起、中止以及作品的修改、境遇都与政治形势有着直接关联。

创作首先是政治性功能要求的体现，这就要求在创作中反映出革命的曲折和光辉历程，表现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突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是创作的基调和前提。这种特殊的美术作品负担着政治性功能，带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解读红色中国美术的宝贵资料，彰显出它们在当代美术史上无可替代的价值。

图4 艾中信《夜渡黄河》，1油画，142cm×320cm，96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三、全国性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创活动及探索

除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四次组织较大规模的创作活动之外，其他全国性重要美术机构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上也有多次重大举措。这些活动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的创作时有交叉，合力推动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一波又一波高潮。

（一）美协和中央美术学院

1950年4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年纪念以及检验美术工作的成绩，中国美协发出《关于为十月全国美展加紧创作的通知》，号召全国美术工作者积极参与，其中特别提出要求创作“表现革命斗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题材”作品，以“启发、鼓舞、教育”民众，同时提出各地区要制定创作计划、分配任务，并限定创作时间，要求于1950年8月在当地展览、评选，然后将作品送交全国美协。

1950年5月，为了响应文化部艺术局与全国美协征集美术作品参加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号召，中央美术学院创作研究室组织了革命历史画创作。配合莫朴、夏风、苏坚等画家，研究部徐悲鸿、王式廓、李桦、冯法祀、艾中信、董希文、蒋兆和等开始了创作。经过创作者对革命历史题材美术问题的认真研究，到1950年5月底，基本完成文化部下发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此次创作活动诞生了一系列作品，包括：徐悲鸿《人民慰问红军》（油画）、王式廓《井冈山会师》（油画）、董希文《抢渡大渡河》（油画）、冯法祀《越过甲金山》（油画）、艾中信《一九二〇年毛主席组织马克思小组》（油画）、胡一川《开镣》（油画）、蒋兆和《渡乌江》（国画）、夏同光《南昌起义》、周令钊《鸦片战争》以及李桦《过草地》（套色木刻）等。此次组织创作是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一次早期探索，其中的绘画题材基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斗争的重要节点和总体面貌，适应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需求。

图5 黎冰鸿《南昌起义》，油画，201cm×262cm，19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人民美术》编辑部“历史画座谈会”

1950年6月27日，《人民美术》编辑部组织召开“历史画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主要探讨了如何正确认识和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问题，并提出了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徐悲鸿、王式廓、艾中信、董希文、蒋兆和、李桦、冯法祀、吴作人、古元、李宗津等。座谈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如何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以教育群众；如何尊重历史资料，如何不拘于事实的复述；如何统一现实理想的矛盾”[1]65等。

会议认为：“轻视历史题材，以为历史题材只有纪念意义是错误的看法……对于历史题材的处理，一定要正确地掌握历史的本质。所谓历史的本质，是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特殊意义；而这一定阶段的特殊意义，又不和整个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孤立。要能表现某一具体事件的真实情况，又要使这一具体事件的描写显出前后关联……有高度思想性的历史画，必须帮助观众比看材料更深刻地了解历史而且必须藉此增加必胜的信念与斗争的热情。”[1]65

座谈会上还提出要注意写实与理性的统一，“美术家在准备创作历史画之前，必须尽可能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仔细深入地研究历史材料。要从复杂的现象中发掘出具有代表意义的题材，然后才能使作品具备较高的政治价值，要从具体的现象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才能作不违背本质精神的想象。”[1]65座谈会上还谈到了政治对于认识历史事实的重要作用：从现象出发，拘于所见的事实会造成只顾现象而忽略事件的政治背景；而从政治概念出发，则可能忽略历史事实的真相；必须形象地表现历史的本质，必须正确运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统一想象与写实的关系。

此次座谈会意义重大，对于探索中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全军第一次美展及相关研讨

1957年8月1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和中国美协联合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即“全军第一次美展”）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馆开幕，展出由400多位美术家创作的各类形式作品420件。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映了人民军队的风貌。其中，油画包括：王式廓《井冈山会师》、艾中信《红军过雪山》、董希文《红军不怕远征难》、宗其香《强渡大渡河》、吕斯百《瓦子街战斗》、侯一民《跨过鸭绿江》、高虹《毛主席在陕北》等；国画包括：王盛烈《八女投江》（图1）、李斛《广州起义》、王绪阳《兴安岭风雪》；木刻有古元《刘志丹与赤卫队员》（图2）、吴俊发《方志敏》、关夫生《红军过草地》等；雕塑有潘鹤《艰苦岁月》、王官乙《小八路》等。此次展览虽然主要围绕军事题材展开，但表现人民革命军队历史的同时，也就反映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进程，因此可以看作是一次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展览中很多作品都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代表作。

1958年1月2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与中国美协又召开了“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座谈会，会上对这批美术作品作了讨论和评价，并探讨了如何在创作中反映中国革命历史，以及艺术与政治、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等问题。

（四）江苏、吉林美术界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问题座谈会

1961年3月中旬，美协江苏分会和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关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问题的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南京美术界的傅抱石、俞剑华、秦宣夫，南京大学胡小石及南京博物院部分人员，与会人员对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古为今用等多方面问题展开自由讨论。[2]20

1961年4月底，南京部分历史学家、美术家及博物馆和纪念馆方面的多位专家再次座谈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问题。延续上次座谈会的话题，对于作品的“思想性、真实性和艺术性”“创作如何深刻反映历史事件和塑造历史人物的英雄形象”[2]42等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研究。

这两次座谈会上指出了军事题材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只有表现打仗才能使作品具有战役的特点，创作中惯于画出前方和后方，描画人物过多；认为只有源源本本交待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才符合历史真实。鉴于过去存在的问题，专家们讨论提出，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不应拘泥于历史事件的复述或历史现象的罗列，而应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原则下，通过塑造典型情节来实现艺术化的处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的本质。与会专家认为，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必须遵循绘画艺术自身的特点，把一切要素都罗列到画面中反而会掩盖主题。美术作品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才能更好地在精神上感染人，进而实现其教育功能；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描绘具有主导作用的方面，这体现了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科学性。另外，对服饰、道具等问题作一定的探究、考证，可以使作品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此外，座谈会上还讨论了如何塑造历史人物的英雄形象以及如何处理非主流或反面人物等问题。这两次座谈会讨论的内容并不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涉及范围更广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问题，但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同样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美协吉林分会也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座谈会。座谈会上提出，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既要体现历史的具体性和真实性，又可以超越或突破历史具体事件，在创作中进行大胆剪裁；要以革命理想为主导，这是美术创作更高的立足点。另外，与会人员提出，战争题材关键是要通过战争表现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必胜信念，应注重刻画临危不惧等的高贵精神品质。战争题材美术作品的基调应该是胜利的、高亢的，但同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历史真实，有时也要表现悲壮。[3]43

（五）北京美术界的历史画创作问题研究

1961年6月2日至7月1日，中国美协在北京三次召开“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进行总结。座谈会由蔡若虹主持，与会者主要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进行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十几位画家，包括艾中信、罗工柳、林岗、董希文、靳尚谊、詹建俊、侯一民、鲍加、王恤珠、全山石、秦岭、萧峰等。与会者主要结合各自的创作体会，深入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群众场面的问题，与会者提出创作中要根据主题和情节的需要，选择适当的典型化处理手法，将特定历史时期革命群众的面貌提炼再现，更集中地凸显其精神特征。[4]65这就要求：一是要正确处理画面总体氛围和细节刻画的关系。二是要把描写群众大场面和塑造典型形象相结合，在塑造宏大场面的同时应注重主题的深刻性和塑造具有概括性的典型形象，避免现象罗列或概念化。座谈会上提出了“在共性中见个性”和“在个性中体现共性”[4]65两种处理手法，既要在总体中凸显个体的特殊性，又能从个体形象中反映普遍性。三是可以借鉴中外美术名作中的绘画手法。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要能够处理人物众多、富于情节的画面，要富于感人的力量，给人留有想象的空间。另外，座谈会上还提出，画家加深对历史、生活、群众的理解，有助于提升对大场面的把控能力。

座谈会上还谈到，革命受挫时期的悲壮题材是可以而且必须表现的。首先，革命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悲壮题材可以“突出革命者百折不回的坚强斗志”[4]65，这种英勇不屈的精神同样可以激励大众。所以，在描写悲壮题材时，应以展现革命者的精神为主旨。其次，悲壮题材还涉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关系、审美观念等问题。核心问题仍是把握人物的精神和灵魂。再次，与会者结合个人创作体会，认为关键在于处理的适度和得体，应恰到好处地实现艺术的真实。最后，与会者将刻画处理悲壮题材的关键总结为：“1.立场，对史实的正确理解；2.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4]66。

除此之外，本次座谈会还初步探讨了如何表现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以及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的技巧、材料、风格等问题。

此次座谈会总结了一段时间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实践中的经验和出现的具体问题，同时对一些新的方面进行探索，为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以后的实践和发展提供了切实的指导。

与此同时，《美术》杂志相继发表介绍或评论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以及相关创作经验的文章，如侯一民《〈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起〉一画的创作经过和一些体会》、王盛烈《创作〈八女投江〉的体会》、潘鹤《〈艰苦岁月〉创作余得》、林岗《创作〈狱中的斗争〉的几点体会》、全山石《从挫折中见光明》、靳尚谊《创作〈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体会》、鲍加《从战争大场面中表现时代精神》、钟涵《关于〈延河边上〉的创作体会》、何溶《地道战》、江海华《刘胡兰像》、孙美兰《贵在独创——试评油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雷萌《歌颂胜利就是歌颂人民斗争的力量——介绍革命历史画〈延安的火炬〉》等。另外，《美术》还陆续刊发一系列相关优秀作品，甚至在1961年4月的画页中，组织发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的专题，引发了对革命历史题材美术问题的热切关注。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自1962年3月中旬至6月下旬，北京美术界多次举行分组座谈会。在京美术家力群、卫天霖、王临乙、方成、古元、田世光、刘开渠、叶浅予、米谷、庄言、艾中信、李桦、李可染、李苦禅、李瑞年、吴镜汀、邵宇、陈沛、陈半丁、陈叔亮、陈依范、郁风、彦涵、胡蛮、赵友萍、赵枫川、秦仲文、张安治、张景祜、常沙娜、黄胄、滑田友、董希文、蒋兆和、蔡若虹等，以及各地来京的美术家张一尊、陈白一、黄肇昌、董义方、周韶华、董其中等合计160余人先后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上讨论了美术工作二十年来的发展和美术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涉及问题较广。其中，针对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与会人员提出了如何才能在创作上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问题。认为当前创作中存在重视内容而忽视形式的问题。

1962年5月23日至7月1日，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绘画及雕塑作品1 115件。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成为美展上一个小高潮，涌现出一批令人瞩目的杰作，其中有蔡亮《延安火炬》（1959年）、黎冰鸿《南昌起义》（1959年）（图 4）、罗工柳《毛泽东在井冈山》（1959年）、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1959年）、侯一民《刘少奇与安源矿工》（1960年）、艾中信《夜渡黄河》（1961年）（图5）、靳尚谊《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1961年）、林岗《狱中斗争》（1961年）、全山石《英勇不屈》（1961年）等。

1963年7月27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和雕塑研究班毕业创作展览”在京展出。其中，油画方面展出19位研究班学员的毕业创作，包括：钟涵《延河边上》、项而躬《红色娘子军》、闻立鹏《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杜键《在激流中前进》、恽圻苍《洪湖赤卫队》等。这批作品虽数量不多，但题材多样、面貌丰富，从多个方面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有些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有所突破，“初步体现出油画造型的现代感”[5]8。不少优秀作品被认为既有较高的思想和立意，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既“重视民族化”[6]21的表达，又探索更为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开始呈现出一定的个人风格。这批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一些作品在后来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范之作，这也标示了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取得的新发展。展览期间，《美术》编辑部分别举行了创作经验座谈会和作品评论座谈会，与会者有在京油画家、雕塑家、理论家及两个研究班的全体创作学员。创作经座谈会上，闻立鹏、项而躬、钟涵、柳青、孙纪元、田金铎、杜键、俞士崧、伍明万等介绍了其创作历程；王朝闻、力群、迟轲、郁风、张松鹤、钟灵、秦岭、苏晖、曾竹韶、冯湘一、赵友萍、谢家声等除对作品及创作历程进行评介外，还对在创作中提高思想和认识、作品的艺术化处理及其效果、继承传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四、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功能指向

作为新中国美术发展中的一个段落，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本身突出地代表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特征。

（一）历史价值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以表现中国革命斗争进程中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为主，是对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革命的叙述与歌颂，是对大众和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方式。

一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包含着对于历史的纪实意义，是图像化了的革命历史。通过美术创作者的视角，解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用艺术语言再现和重塑历史。这种历史形象是对历史的选择性还原。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是艺术家根据史料进行的创作，虽然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但经历几十年变迁，本身作为历史的资源也有相应的史料价值。一些作品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成为新中国美术历史发展和变革的重要物证。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不乏具有重要地位的美术作品，在新中国美术史、中国革命史乃至新中国建设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另一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包含着纪念和教育的作用，这也是其肩负的使命和现实任务。由于美术作品能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地展现历史，图绘的革命历史既有对历史情景的描绘和对英雄人物的赞颂，更包含着对革命精神的发扬，能很好地履行其宣传教育功能，实现文艺的教化作用。因其独特的社会功用，美术创作获得高度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二）精神价值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核心即是以艺术的形式表现革命和时代的精神。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不是对中国革命历史上某个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描绘或铺叙，不是作注脚的插图，而是以某个历史节点为依托，凸显精神性的独立的艺术作品。美术创作通过对现实素材的提炼，通过创作者的审视与思考，并在融入自身情感和想象以后进行了再创造。经过艺术的加工处理，抽象的精神变得具体，精神内容借助形象得到更好地实现。具有高度思想性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不仅要表现真实的革命历程和历史情节，更要在还原历史真相之上，让人能够体悟历史的精髓，得到精神的感召。精神价值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主旨追求，是其最主要的美学特征和核心价值所在。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建基于新中国的新事物，创造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辉煌。在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并进的过程中，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获得持续发展，全国各地众多画家都积极投身到这一创作行列，从各自的角度解读着恢宏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