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批评的“后现代”

2018-09-13 19:21董迎春庞代江
中国图书评论 2018年8期
关键词:哈桑文学批评后现代主义

董迎春 庞代江

20世纪后半叶,掀起了一场始自美国,既而遍及欧洲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论争。这场论争涉及艺术、文学、哲学、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R.Jameson)、让弗郎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等一批有影响的理论家,而埃及裔美国文学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是这场论争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关键人物。在“新批评”之后文学批评理论处于相对真空的时期,他从文学现象入手,通过对西方先锋派文学、实验文学的创作进行研究,在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从社会、政治、文化大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之时,率先在文学研究中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并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及理论内涵做了具体阐述。哈桑以“不确定的内在性”(indetermanence)来界定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通过探讨现代主义、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断裂与延续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特征鲜明的“超批评”(Paracriticism)的概念。他不仅在文学领域从事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而且将这一理论扩展到文化和哲学领域。他认为“假如我们不试图了解后现代主义社会的种种特征,譬如,汤因比提出的后现代性、福柯提出的未来认识等,我们能够真正理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吗?要知道,我们这些年一直讨论的文学思潮不过是后现代社会特征中一个独特的、精英的方面而已。”[1]文学的研究与文化及其语境不可分隔,也正因为如此,哈桑的研究从后现代文学理论最后走向了文化的研究,

并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一书是毛娟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打磨完善而成,这本专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学界一直以来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专人研究的忽视。毛娟通过对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为我们梳理出一幅哈桑的后现代文学理论地图,使我们深入哈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体系,一窥其文学批评的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它与现代主义的区别何在?哈桑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或许是许多读者进入本书的问题预设。毛娟的研究深入哈桑后现代文学理论的语境,十分系统地展现了哈桑及其时代的理论家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与论争。通过对新保守主义者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新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后结构主义者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及新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等人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的梳理,表明这一空前的思想交锋对哈桑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对后现代理论的图景式概述,为我们理解哈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进入路径。“文化矛盾”“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元叙事的怀疑”及“后哲学文化”等无一不呈现着后现代主义纷繁复杂的多元性。

美國批评家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将后现代主义列为最后一副面孔,作者对这副现代性的新面孔进行了概念式的考古,指出在美国文学中早期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是一些诗人。[2]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正是从文学现象入手的,他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守灵夜》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毛娟通过对《芬尼根守灵夜》进行文本分析,揭示出这部小说对后现代性的预言。她通过分析小说的语言体系与文本结构,指出乔伊斯是“有意违背人们使用语言的基本准则所进行的一场语言革命”。[3]这种对语言的破坏、拆解具有后现代文学语言游戏的特征。同时,这部小说的结构“呈现出无序状态”[3]108,这一结构正是对梦与意识流的呼应。“《守灵》对完整结构的有意破坏:主人公名称和身份的变换、材料的穿插拼凑、情节的断断续续等都是对传统结构模式的颠覆,以至于它出版不久就有不少评论家质疑它是否可以被称为小说。但事实上,正好是这样一种无序的状态呼应了小说对梦和意识的描述,吻合他们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从这一层面上讲,《守灵》的结构合乎无意识的真实,亦合乎现实的真实。”[3]108这样的叙述手法旨在打破语言的正常秩序,使艺术形式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这部预言似的小说成了后现代主义的肇端。

如果说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开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那么界定的依据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回到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化。哈桑对先锋文学、实验文学的研究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的最根本特征是“不确定的内在性”,这是他自创的一个概念,旨在说明后现代主义的两种核心特质:“不确定性”和“内在性”。毛娟在其专著中详尽分析了这一概念的产生语境及所指范畴,通过与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的“迷失”“倒错”“消解”、伊瑟尔(WolfgangIser)的“空白”“不定点”、巴赫金(MikhailBakhtin)的“对话式想象”等前代或同时代理论家的理论比照,指出哈桑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本身具有的瓦解和反叛一切的力量,是对现在体系、规范的一种挑战。“‘内在性则是主体对环境、现实和创造的内在适应。”[3]80因为后现代本身的不确定与变化,呈现出多样杂糅的面貌,主体需要适应客体的变化。“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理解后现代精神。不确定性代表着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的结果,内在性则代表着使人类心灵适应所有现实本身的倾向。”[3]81

在哈桑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先锋文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先锋文学是一种沉默的文学,他说“新文学中有一种逃避或者无视传统的力量,这种力量相当激烈,它摧毁了文学之树的根基,引出了一种隐喻意义上的巨大沉默。”[1]39-40换言之,先锋文学蕴含着挑战传统价值的巨大力量。“后现代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乃至某种浪漫主义之间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3]153正是这种矛盾、复杂的关系,使我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变得困难。

毛娟通过参照美国理论家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对“先锋”概念的梳理,考察“先锋”一词的内涵与外延的演变,阐述了它是如何从纯粹的军事术语变成文艺批评中广泛使的概念。“每个时代、每种文艺都可能有自己的‘先锋派,它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概念。”[3]150这种开放性在概念使用中使人们不断拓展它的边界,将各种新兴的文学统统纳入其麾下,因此,当反现代主义文学的后现代文学出现时,批评家使用最多的术语依然是“先锋”一词。在她看来,“作为一种激进的实验锋芒,先锋派历史地赋予自身双重任务:破坏与发明。在这两个双重任务中,我想否定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派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亦存在着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先锋派保持着现代主义的批判性,而后现代主义放弃了这种批判性,成为对现状的肯定者和尊奉者。”[3]160这一论述试图为我们真正理清先锋派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异同,作为带有某种实验性质的先锋文学,“否定”的确是其最重要的特质。但批判性可否作为一种区分先锋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或许有待更加细致的论证。

然而,对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探讨始终离不开现代性/现代主义。毛娟通过对“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推本溯源式的分析,指出这一组概念的具体内涵。简言之,这是一组不断发展的概念,从“现代”是一种断裂的时间意识到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众多学者对它们的阐释使得这些概念也越来越清晰可辨。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解构,甚至颠覆。诚如毛娟所言,“‘后现代性是一种与‘现代性相反,与启蒙主义的规范相对立的思想风格”[3]157。

文学现象是哈桑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契机,通过对文学现象的分析,哈桑发现古希腊神话中的“俄尔甫斯”(Orpheus)形象正是后现代沉默文学的典型代表。俄尔甫斯独特的身世使他天生就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他的不幸遭遇更是令世人凄婉。在哈桑看来,被肢解的俄尔甫斯隐喻了先锋派文学的“沉默”。“俄尔甫斯虽然被肢解了,但仍然继续歌唱。这一形象的双重本质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文学就像俄尔甫斯那样在毁灭与创造中前行,‘沉默是当代文学在这一过程中对自身采取的新态度。”[3]175-176当代文学因为其所处的时代而不得不遭受沉默的命运。毛娟通过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产生背景及影响的阐述,指出这些产生巨大影响的文艺流派均表现出“否定的传统”与“沉默”的特质。因此,“语言的这种危机不仅是现代的也是后现代的;不仅是当前的、连续的,也是断裂的、启示的。这种沉默的语言满足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双重本质:不仅破坏和肢解,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歌唱,是毁灭与创造的并进。”[3]174社会文明的发展使理性的力量愈来愈强大,那些激情与本能的片段因为理性的节制而变得沉默。但它们并未消失,仅仅以沉默的方式存在。所以,沉默的语言依然是一种语言形式,而先锋艺术家往往用沉默、空白使接受者更直接地体验艺术本身,这是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力量。作为先锋派文学的大师,亨利·米勒(HenryMiller)和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表现了沉默的文学的两种倾向———“愤怒的叫喊”与“启示的声音”。米勒在文学中表现的竭力的反叛、贝克特戏剧中呈现的荒诞现实,都表达了艺术家对这一时代的深刻反思。

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始终没有脱离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这就使其批评自然而然地从文学延伸到文化领域。哈桑总结了十一个相互关联的后现代现象,这些复杂多元的后现代景象凸显了后现代主义的开放与包容,即便如此,仍然难以界定后现代主义这一复杂含糊的概念。毛娟认为,哈桑是最早把后现代主义从一个文学概念转化为文化概念的批评家。[3]213哈桑将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时归纳出的特征(不确定的内在性)扩展到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毛娟指出,“这是由我们时代的文化事实所促使的。我们的时代充斥着不确定,我们的文化呈现出不确定性,它们导致了世界的含混与多元。”[3]215正是这样不断碰撞又不断融合的文化现实,使得理论的解释范围也不断扩大。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这些研究实际上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们的思考是密不可分的。在对后现代主义研究时,哈桑强调行动与参与的重要性,并提出“超批评”的概念。他对这一概念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在《批评家即革命家:一条十个定格的超批评》[1]223一文中,提出了“超批评”的形式。这种带有实验意义的批评重视作家与批评家的个性体验,在实践的意义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在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的价值与意义何在?正如毛娟所言,“在这个人类信仰面临危机、意义承受巨大痛苦的时代,我们也需要一种多元的‘颠覆行动,使我们的心灵从那些强加于人的、令人衰弱甚至致命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批评家们需要在其中发挥一种双重作用———颠覆和创造。也许,批评家们的使命也就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去建构一个与‘意义相关的价值体系。”[3]249-250换言之,批评的意义本身正在受到新时代的质疑,在批评趋于程式化的时代,如何从创造的维度激活批评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哈桑为后现代的批评家们提供了一种超越这个时代的可能性。

哈桑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并发展了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先锋姿态。毛娟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它有条件地肯定和发展了现代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批判、摧毁和重建着现代性。它既与现代性相对立,又渗透到现代性内部去解构与吞噬它,从那里吸收养料和创造力量,以达到超越现代性和重建人类文化的目的。”[3]252所以,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必须借助对现代性的解构才能完成,“它的任何批判和重建活动都是以同现代性对立作为基本出发点的。”[3]252-253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思考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现代性的反思之中的,毛娟通过对哈桑的这一思考历程进行研究,为我们总结了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反思,从理论立场到思考框架,以其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独特視野,试图从理论化的角度做出界定,但哈桑最终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复杂多变使其像幽灵一样难以界定。毛娟在阐述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之后,试图给我们呈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界定,她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术语,但它亦是一种理论,一种当代文化形式,并暗指了一个历史时期,其确切内涵我们难以界定,它从产生开始就呈现出多元的、多层次的问题。也许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也不愿对它做出明确界定,不愿遵循传统文化的规矩去定义它。他们宁愿保持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3]260这样模糊不定的阐述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表征,它以“不可界定性”来表征“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同样进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作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哈桑,从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的独特视角切入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学理论生成的范式,其文学本位的批评立场虽在当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却让后现代主义文学从理论意义上确立了自我的独特性。毛娟对哈桑后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无疑为我们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和阐释视角,尤其是哈桑提出的“超批评”的概念既示范了一种超越传统文学批评的范式,突出批评家与作家的个体感悟和个性特征,又希望文学批评能够承担“启示”的重任。这种“‘超批评需要抗拒来自非文学部门的解释规范,避免沾染特定的政治立场,不向任何意识形态靠拢。可以说,哈桑的这一立场代表了人文主义传统的一种典型。”[3]226这对批评家本身有着极高的要求,凸显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在研究方法上,哈桑将其后现代主义理论从文学拓展到文化领域,固然与他同时代的理论论争有关,但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学非孤立的研究为他的理论丰富做了准备。他把文学视为文化的一部分,从文学现象推及文化现实,后现代主义文学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部分,随着他对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深入,自然要对文化事实做出阐释。

毛娟研究哈桑的专著采用大量一手资料,细节翔实,论证有力。本书附录有她与哈桑通信的部分重要内容,这样与研究对象之间直接地请教讨论使她的研究更具可靠性和准确性。毛娟是国内系统研究哈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第一人,她通过梳理哈桑在不同阶段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与反思,将哈桑的研究置于后现代理论发展的历史语境之中,与同时期理论家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呈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差异性与丰富性,并指出哈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独特贡献在于从文学现象与艺术现象切入后现代主义研究,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她的研究中体现出的对细节的把握与对问题的探究能力,使她对哈桑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更好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视角。

注释

[1][美]伊哈布·哈桑著.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M].刘象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82.

[2][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86.

[3]毛娟著.“沉默的先锋”与“多元的后现代”:伊哈布·哈桑的后现代文学批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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