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由来的考察

黄爱军

摘要：“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与“抑陈（独秀）扬毛（泽东）”的政治需要无关。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开展建党活动的工作思路及其对中共创建进程的认知。这一认知被中共创建者们所尊重与认同，且为历史文献所记载。自1936年中共首开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后，诞辰纪念活动渐趋常态化，“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亦逐渐确立起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一大；诞辰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3-0054-07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这是几乎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常识，因为中国所有的历史书上现在都是这么写的。近年来这一说法不断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本来，求真辨疑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中共诞生时间问题进行反思和再研究，对于推动中共创建史研究，深化并升华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无疑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但不少论者在论及此问题时，往往把此问题与所谓“抑陈（陈独）扬毛（泽东）”联系起来，这种“上纲上线”的做法，损害了人们对党史科学性、严肃性的认识。毫无疑问，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政治性必须以真实性、科学性为基础，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因此，本文拟就中共成立于1921年说法的由来作一考察，以便正本清源。

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华开展建党工作基本思路

“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与“抑陈扬毛”无关，而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华工作思路和工作内容有密切关系。

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根据俄共（布）建党的特点和经验，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活动的工作思路就是在中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通过召开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的方式，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统一起来，正式宣告党的成立。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华这一工作思路，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纲要和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都得到了体现。共产国际代表利金1922年5月20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处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将1920年春以来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华指导中国建党的原则立场及工作情况归纳为，先在有觉悟的工人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将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共产党。

正是循着上述工作思路，维经斯基来华后即忙着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建立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以俄共（布）党员为主导的包括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分子参加的组织——革命局。据李达、施存统等当事人回忆，维经斯基在上海的最初建党活动，除了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联系外，还与戴季陶、张东荪等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分子进行联系。维经斯基的活动很快取得成效，据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披露，他来华后取得的最初工作成果，就是先后建立了上海革命局和北京革命局。维经斯基计划在中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建立类似于上海革命局的局，并把米诺尔从天津派往广州建立当地的革命局。众所周知，受维经斯基派遣到广州负有组建广州革命局任务的米诺尔到广州后，与广州的七个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共产党组织”。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组织”，实际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与人们所熟知的中共广州早期组织没有关系。在维经斯基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先后建立起了“革命局”、中共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者同盟等共产主义组织。

在中共创建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给予了直接指导和帮助，从而加速了中共创建进程。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中，并没有完全按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工作思路来行动，而是直接建立黨的各地早期组织。党的各地早期组织，不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属于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而是属于共产党性质的组织，这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被权威党史著作所采用。尽管如此，但站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角度，比照俄共（布）建党的道路及特点，比照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思路及取得的成果，他们无法区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中共早期组织与“革命局”、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者同盟等社会主义组织的不同或差异，加之“革命局”、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者同盟等组织与党的早期组织在人员构成和工作内容等方面的交叉甚至重叠，因之党的早期组织就成了与“革命局”、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者同盟等组织同质的共产主义组织。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加区别地将中共早期组织与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组织看成是同质的共产主义组织，这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产国际有关档案资料反映的中国存在共产主义组织的地方，与人们所熟知的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党的早期组织存在的地方并不是一回事。根据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东方民族处的信来判断，维经斯基来华工作最初取得的成效，是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先后成立了“革命局”的组织。1920年9月1日，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认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中国科在中国的工作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的地区，是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汉口、南京等地。1921年6月10日，由张太雷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共同起草的向共产国际第三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所列存在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地区，是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东、香港、南京等地。由于张太雷早在1921年初已离开中国，更由于张太雷不是中共创建的主要当事人，张太雷报告中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情况的描述，应主要是依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供的相关材料。甚至在中共正式成立后的1922年5月，利金在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一份报告中仍认为，在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存在着与上海中央局有联系的小组。

第二，共产国际有关中共早期档案及党史著作，在提及中共早期组织时，很少将其称为“共产党组织”，而广为流传的则是“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一种叫法，这也是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共党史著作将中共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普遍认为，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包括中共早期组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还只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据笔者所知，最早将中共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国际代表是索科洛夫，他在1921年4月21日的一篇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将广州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广东群报》称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报纸”。1922年5月20日，国际代表利金在给远东部的一份报告中，不仅多处将党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并且认为“小组的名称最准确地表明了这些组织的性质”。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中，不仅将中共早期组织称为“一个团体”，而且不加区别地将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此后，1926年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1936年米夫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均将中共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受此影响，1936年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其撰写的回忆“一大”的文章中，亦将中共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对中共早期组织的一种习惯性称呼一度广为流行。

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认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根本不存在的“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中共早期组织，反映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早期组织的轻视。笔者认为，这可能跟轻视关系不大。因为中共的创建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直接帮助和推动的结果，对中共早期组织的轻视，等于对这期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华工作及其成果的贬低。问题的症结在于，就是我们正在这里论及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将中共早期组织与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组织看成是同质的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还因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固守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建党思路，认为中共“一大”前，党还没有产生。既然党还没有产生，当然也就不存在今天人们所说的中共早期组织，只可能存在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自然也就不能算是党员了。最后，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构成及其实际工作内容，也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将其视为“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重要原因。1922年5月20日，利金在报告中之所以认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最准确地表明了这些组织的性质”，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党的组织“是清一色知识分子”，“是与中国工人群众完全隔绝的”。马林在随后的报告中则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认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并不都是共产主义者，“包括了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米夫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认为，“最初，这些小组均带着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同时也认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不都是共产主义者，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及暂时和偶然混入党内的同路人。

第三，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还不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如前所述，主要依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供的材料所形成的张太雷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明确指出，在1921年3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9日，马林给舒米亚茨基的信中说，希望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能够把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联合起来。稍后，舒米亚茨基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代表团工作情况的通报中亦称，“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由此他们以为，“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表决权，而且也没有发言权”。

既然中共“一大”前各地先后建立的共产主义组织还仅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那么通过召开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的方式正式宣告党的成立，这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这也符合俄共（布）及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产生的一般特点和规律。正因为俄共（布）及世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创建大多经历了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到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的过程，所以有些国际代表甚至认为，是否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判断一个政党成立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1920年12月12日，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中在谈到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时，一方面称孙中山是“国民党的首领”，但由于国民党未曾召开过代表大会，一方面又称国民党“至今未成立”。而众所周知的是，国民党创建于1912年，1914年和1919年先后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从波达波夫报告对国民党的认知，我们由此可见一斑。

二、中共创建者们的认知

“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得到了中共创建者们的普遍尊重与认同，是中共创建者们的一种共同的认知。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成功的可资学习和借鉴的现成的俄国革命经验和方法。要学习和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就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以俄共（布）为榜样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无疑是中共创建者们的共同认识。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不仅具体分析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方针、必要性等问题，而且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一个“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稍后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短言中亦明確提出，要跟着俄国共产党一起“试验新的生产方法”。

建立一个以俄共（布）为榜样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即使是孙中山这样著名的老革命党人，在随后进行的国民党改组中，也不得不主要借助苏俄人的帮助。因此，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和帮助，对于中共创建者们而言，无疑是及时雨、雪中炭。据张国焘回忆，中共上海发起组核心人物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均十分注重与共产国际问的关系。陈独秀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到莫大的帮助。”因此，尽管存在着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两种不同的建党思路及工作内容，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高度的统一与契合。资料显示，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内容，也正是维经斯基所领导的革命局的工作内容，乃至有学者认为上海“革命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因此，在中共创建进程中，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之间总体上是协调和默契的。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的陈独秀，1920年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几乎参与了维经斯基在华的整个活动。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组织在上海的或途经上海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员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但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无疑是整个座谈活动的中心。所以，维经斯基在华活动情况及其工作思路，陈独秀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并且也是尊重与认同的。②这种尊重与认同，当然包括通过召开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的方式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根据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参照当事人的日记、回忆等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最初在上海发起建党活动的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五人。纵观能看得到的他们有关中共创建情况的材料，无一不对“发起创建”与“正式成立”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了区分。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记载，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活动之际曾告诉他，中国建党的步骤是“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到“正式成立”以后再制定“党纲和政纲”。在这里，陈独秀区分了“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与“正式成立”的不同。还是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记载，马林曾向李汉俊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向李汉俊要工作报告，李汉俊以组织还在萌芽时期为理由，拒绝了马林的要求。马林还向李汉俊要工作计划和预算，李汉俊以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何还有待研究为由加以拒绝。年初俞秀松在所写的自传中，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时，明确区分了“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党正式存在”的不同。1927年施存统在《悲痛中的自白》一文中，将1920年陈独秀等在上海的建党活动称为“发起组织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施存统在有关回忆中，又使用了“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筹备成立共产党”的说法。陈公培在20世纪60年代的回忆材料中，将上海发起组的建立看作是“组织共产党的准备”。而稍后参与上海发起组创建活动的周佛海，在1942年撰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中，则明确地将“一大”前各地成立的早期组织，称为“筹备组织”“筹备性质的组织”，党还没有“正式成立”，计划一年内在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地成立具有筹备性质的组织，并确定于1921年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党的成立。此外，出席“一大”代表留下的回忆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党的“一大”看作是中共正式成立的标志。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难免会存在“抑陈扬毛”之嫌，我们这里仅引用周佛海、张国焘的有关回忆材料以资说明。1942年周佛海在回忆“一大”时说：“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烟雨苍苍，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产生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在回忆“一大”开幕与闭幕情形时，则使用了“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等说法。

三、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

“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有历史文献资料的明确记载。其中最权威的文献资料，当属形成于1921年下半年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该文献明确地将“一大”称之为中共“成立大会”。该文献虽是北京代表在“一大”上所作的报告，但实际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认同，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大”通过的文献，其权威性当不容置疑。无论是早期党史著作还是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其史料价值都远低于这份文献资料。质疑“一大”作为党成立标志论者在不能提供与这份文献资料同具权威性的文献资料之前，应尊重这份文献资料的价值，这实际也是对史实的尊重。

除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有明确的将“一大”作为党的“成立大会”的记载外，“一大”结束后不久马林在《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亦有类似记载。该报告明确指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此外，在上海参加“一大”返回广州后的陈公博，于1921年8月在《新青年》九卷三号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则用“隐语”的方式，记载了“一大”宣告党的正式成立方面的信息。在该文中，陈公博将1920年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学社”，将“一大”称之为“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则明显包含有完成建党伟业，即宣告党正式成立的意思。两年后，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径直剥去“隐语”神秘面纱，将党的“一大”的召开称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生日”当然就是“诞生”的意思，即正式成立的意思。陈公博硕士论文中的说法，无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这不仅因为陈公博是参与中共创建的重要当事人，且该文的写作时间距“一大”的召开仅两年左右时间，这与其他当事人几十年以后的追忆完全不同。其他当事人几十年以后的追忆不仅存在着记忆的失真问题，更因为受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很难做到将历史的原貌作真实的再现。而对当时的陈公博来说，可以说是当时人写当时事，基本上不存在记忆失真的问题，加之此时陈公博已脱离共产党，且生活在异国他乡，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有限，陈公博的记述应该是客观的。陈公博硕士论文中的说法所具有的权威性，还因为该文所附中共创建时期六篇重要文献，与俄文相关档案资料相比照，完全真实可信。这说明，陈公博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手头拥有与中共创建有密切关系的文献资料，陈公博硕士论文中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历史文献的呈现。

四、“一大”作为中共诞辰标志的确立

据学者考证，在中共成立后的十多年问，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所以一直没有组织统一的纪念党成立的活动。中共首开诞辰纪念活动之先河，是1936年七八月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是以中共“一大”作为党正式成立的标志来加以纪念的。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共产国际》中文版以专栏的形式发表或转登了季米特洛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王明的《为自由独立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等纪念文章，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丛书。其中包括由米夫撰写的概述中共党史《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米夫的小册子《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出版后，一度被视为是“引人入胜的”“广为流传的第一部中共简史”。无论是纪念文章还是纪念丛书，均将“一大”作为党成立的标志。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特殊背景，由于撰写纪念文章的作者均具有十分特殊的身份，因此他们关于“一大”是党正式成立标志的说法，在当时是极具权威性的，无疑对此后延安的纪念活动会产生重大影响。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日来纪念。从此，“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被正式确立了起来。

综上所述，“一大”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是从中国共产党有组织地开展党的诞辰纪念活动开始的。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一大”作为中共诞生标志，是后来才赋予的超越实际的象征性意义的，这主要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这一说法显然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

五、对有关文献与早期党史著作的解读

对“一大”作为党成立标志提出质疑者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历史文献和早期党史著作均认为党成立于1920年。现就论者所引历史文献和早期党史著作相关材料作一简要解读。

被论者引证的最权威文献，当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应该怎样解读该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1920年年中的记载？按照今天人们的理解，该文献所讲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无疑就是指上海发起组，而上海发起组当时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这岂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年中！既然如此，为什么起草该文献的李汉俊、董必武二人，不直接使用“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却使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这本身足以说明，“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笔者认为，共产主义组织至少应包括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向共产党组织演变等组织形态，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时间，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

被论者引证的第二份材料，是1924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妇女部颁发的《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该报告中讲，中国共产党创始于1920年秋。根據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对“创始”的解释，“创始”并没有“成立”或“建立”的意思，仅仅是“开始建立”之意。讲党成立于1921年“一大”的召开，并没有否定党发起创建于1920年。

被多位论者引证的第一部早期党史著作，是1926年蔡和森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蔡著中确实有党成立于1920年的说法。对此我们应作几点具体分析：其一，蔡和森并非中共创立的直接当事人，对中共创建的详情不一定了解。其二，蔡著1920年的说法，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没有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依凭。其三，蔡著实际上区分了发起组织与正式成立二者之间的不同。蔡著先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党何时成立？何时发起组织？这说明何时成立与何时发起组织是不同的。

被论者引证的第二部早期党史著作，是1927年1月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该著有“1920民九年组党”、民九年5月“发起组织共产党”等说法。但“组党”“发起组织共产党”，不同于党的正式成立。更为重要的是，该著所涉及建党的几个基本史实都搞错了。如将《星期评论》错写成《每周评论》；将“一大”代表人数写成11人，党员人数写成38人，这与实际的代表12人或13人、党员53人或57人都有很大的出入：将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劳动者》写成了《劳动声》，并认为是广州早期组织的出版物。实际上，广州早期组织出版的机关刊物是《广东群报》。因此，该著的说法不足凭信。

被论者引证的第三部早期党史著作，是1928年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笔者未能找到瞿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但查阅了1928年问瞿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与论者所引证的是否属于同一篇文章。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瞿秋白明确将共产党发生的年份定格在1921年。笔者还查阅了1928年瞿著《中国党史纲要大纲》，该文则是将小目“共产党的创立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置于大目“第一次代表大会与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等于说是先有党的创立，而后才是党的“一大”的召开。考虑到瞿秋白不是中共创建的直接参与者，比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党史纲要大纲》的不同说法，瞿著不足以成为1920年说的凭据。

被多位论者引证的早期党史著作，是1930年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该著明确地说党成立于1920年，具体时间是1920年夏。与邓著几乎是同时间段发表的李立三的《党史报告》，却明确说党产生于1921年。邓中夏和李立三均不是中共创建的直接当事人，他们对中共创建的详情未必清楚，李立三在报告中专门就此有所说明。他说对第四次大会前的情况“不能十分清楚”，所以他报告的内容“仅仅是一个纲要”。由此我们认为，邓著和李著所说，均难以凭信。

通过以上解读笔者认为，论者有关历史文献和早期党史著作均认为党成立于1920年的说法不能成立。

六、结语

总之，“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日，既不是后来人们对这一历史的修改与杜撰，更与“抑陈扬毛”无关。大量资料表明，中共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大体经历了从发起创建到正式成立的过程。1920年是发起创建的阶段，1921年“一大”的召开才是正式成立的标志。“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决非空穴来风，其中既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主观因素，也有中共创建者们广泛的认同，更有歷史文献资料的支撑，是中共创建的实际情形的体现，这应得到后人的尊重。需指出的是，自1936年首开中共诞生纪念活动至今，“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标志、“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已经成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记忆。“七一”纪念本身已构成了中共创建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