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绿色革命迫在眉睫？

龙静云 吴涛

摘要：绿色是世界公认的环保色。当前，一场以“环保”为主要诉求的“绿色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浩大之势席卷全球。企业的“绿色革命”是指企业在价值观念以及在生产、消费和营销过程中的彻底改变，由此实现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到消费的全过程全部绿色化，并使被排出的废弃物得到有效回收和利用。企业绿色革命的必要性源于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呼唤企业作出彻底改变，开展绿色革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企業作出彻底改变，开展绿色革命；全球性竞争要求中国企业作出彻底改变，开展绿色革命。企业绿色革命的实现，一方面凭借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努力，另一方面有赖于企业自身的彻底变革。

关键词：绿色发展；企业绿色革命；绿色价值观；绿色伦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13&ZD0037;）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6-0073-06

绿色是世界公认的环保色。当前，一场以“环保”为主要诉求的“绿色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浩大之势席卷全球，影响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同时也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和提供良好契机。中国企业的绿色革命是中国企业改变传统生产和经营模式，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之路之必须，也是应对我国生态环境危机，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过上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活之重要举措。

一、何谓企业绿色革命

无论中外，绿色都与自然相关。英语中的绿色green和grass（青草）、grow（成长）等词同源。古汉语中以“青”表示我们今天所称的绿色（有时也包括蓝色），《说文解字》解释为“东方色也”；《释名》则说：“青，生也。像物之生时色也。”青草、青松、青山，我们目力所及的自然和生命，大部分都是绿色的。除此之外，绿色也有活力、安全、和平、春天、希望、年轻等诸多美好含义。由于这种联系，把绿色和环境保护相提并论就具备了基础和可能。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生态灾难，如5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6年的日本水俣病事件等等，既为广大民众敲响了警钟，同时更促使科学家关注和研究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与工业排放之间的联系。而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等作品的问世，更是为人类环境保护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激发了人们对自己居住环境的思考和环保意识。而具备“自然”和“生命”含义的绿色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激发了人类的希望，由此成为环保主张的代言色。正因如此，70年代以来，一系列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组织、机构、政党纷纷成立，它们多以绿色为名称或标志。如西方以环保为政策主张的政党称自己为“绿党”；把环境保护纳入政治议题和政府决策的称为“绿色政治”；绿色政治的支持者称自己为“绿人”；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名为“绿色和平组织”；“中国环境保护协会”的会标、“中国环保标志产品认证”均为绿色；自然、安全、无害的食品被称之为“绿色食品”，还有诸如“汽车环保”等环保标志，也无一不是绿色。如今，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绿色城市、绿色食品、绿色建筑、绿色旅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都与绿色紧密相连，绿色已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志，绿色革命也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从世界一隅走向全球，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绿色革命”一词，最初只是指一项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开展的农业技术推广，是使粮食增产的一项技术改革活动。但它导致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因而这一“绿色革命”并不绿色。生态哲学家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在《绿色革命的暴力：第三世界的农业、生态和政治》中指出，自从“绿色革命”在印度旁遮普邦开展之后，当地农民在享受到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副作用却随之而来。所谓的“奇迹种子”（Miracle Seeds）与当地的原产种子相比，需要更多的灌溉水源，也需要相应的化肥与农药。这些都对当地生态环境形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原本持续数千年的精妙且稳定的生态环境不复存在①。农业方面的“绿色革命”未能成功，其原因在于并未与环境保护实现有机联系。而目前意义上的“绿色革命”已褪去了其最初所包含的意义和范围，变成了一场全球参与、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因而，本文中的“绿色革命”是指正在全球兴起的、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绿色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类生产生活全过程的零污染和绿色化，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谐与共生。

由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在生产过程中向地球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因而“绿色革命”的首要对象是企业。企业的“绿色革命”是指企业在绿色价值观的引领下，在企业的生产、消费和产品营销全过程的一种彻底革新，由此实现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到消费的全过程全部绿色化的活动。集约、高效、无废、无害、无污染、物耗低、能耗低，提升企业的循环经济综合效率和生态效益，既是企业绿色革命的标志，也是企业绿色革命的方向。

二、企业绿色革命的紧迫性

2015年3月，柴静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像在中国社会投下了一颗核弹，引起了极大震撼。透过柴静的摄像机镜头人们看到，中国的雾霾像一层天幕一样，遮蔽了城市之光，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其实，这只是中国生态环境危机的冰山一角。有资料表明，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当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②。这一严峻现实，要求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绿色发展，同时也要求企业在观念和行动上作出彻底改变，推行绿色革命，走绿色发展之路。

首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呼唤企业开展绿色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迅速崛起的一门学科——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气候变化、资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这三大问题，恰恰是传统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地依赖于人造资本（表现为机器、厂房、设施等运用自然资本制造而来的人造物品）的增长，并以严重损害自然资本为结果而形成的。因而只有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起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新的生态文明，才能实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和改進增长质量的双赢发展。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生态环境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中国未来的发展唯有选择绿色发展之路才能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中国政府也已经深感危机的存在及其后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走绿色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把绿色发展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纳入下阶段国家发展的重点。而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10个方面描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十八大报告第八部分，开宗明义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由此可见，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黑色发展”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唯有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把保护环境，降低能耗，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实现经济活动和企业生产过程与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只有适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彻底摒弃以往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掠夺式、排污式等粗放经营方式和增长方式，才能在绿色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并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其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企业开展绿色革命。

智利生态经济学家麦克斯·尼夫提出的“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生活质量的改进，超过这个范围如果有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也许开始退化。”③ 后来有很多研究支持或证明了尼夫的这个假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但实际的生活质量却下降了。这一现实也是对尼夫“门槛假说”的有力印证。就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来说，以往是供给短缺，不能有效满足需求而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产能过剩和部分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并存。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降低增长速度，提升供给质量，使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和平衡。上述这些，恰恰是党和政府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当前，供给侧过剩的主要问题是传统重化工业如煤炭、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领域的企业设备陈旧落后，生产要素流动难，环境污染严重，“僵尸企业”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消除过剩产能，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传统动能更新和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我国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方面不断升级的需要。随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进一步推进，那些设备陈旧落后，产能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生存处境更加艰难，如果企业不适时地对自身进行彻底变革，尽快实现绿色转型，其前景只能是死路一条。

再次，全球性竞争要求中国企业开展绿色革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世界各国都在打造新的经济生长点，寻找和探索引领发展的新引擎。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总统大选之初就已提出“绿色新政”，并在上台执政之时努力付诸实施④；欧盟于2010年通过了《欧盟2020战略》，该战略表明，未来10年，欧盟各国将在5个方面达成量化指标，其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0%，可再生能源占最终能耗来源的比重达到20%，能耗下降20%；日本和韩国也推出了“绿色发展战略”与《国家绿色增长战略（至2050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巴西也迅速步入了“绿色大军”行列，制定出《国家行动计划》并着手大力推进⑤。这些国家行动在全球掀起了人类第四次革命，即“绿色革命”。与上述国家行动相呼应，美国的IT公司IBM、英特尔和Google等代表性企业，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和实施自己的“绿色新政”。它们“在谋求在新一轮的竞争格局中再度成为领导性企业方面，已经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通用电气公司几年前就表达了这样的主张：绿色创想不是对环保法规和环保呼声的被动服从和简单应对，而是为了面对新的‘大需求，建立新的、强大的竞争优势。对于有创新勇气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来说，绿色不仅仅是社会和道德责任，绿色是金。”⑥ 有学者估计，绿色市场必将成为21世纪的主导市场。与此相联系，国际贸易间的绿色壁垒也在不断地增扩。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标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距离，“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市场份额、贸易机会、企业和商品信誉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国外消费者对我国部分产品尤其是农产品食品信心下降，对我国出口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⑦。由于国内标准低于发达国家的绿色标准，我国相关商品的出口往往因为达不到他国标准而遭受成百上千亿的损失。“从我国的对外贸易关系来看，由于遭遇了越来越多的绿色贸易壁垒，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到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⑧ 由此可见，开展企业绿色革命，让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绿色化并与国际标准接轨，是中国企业冲破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参与全球竞争的唯一且有效的武器，也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三、实现企业绿色革命的路径

企业颜色绿化革命涉及方方面面，但总体上说，主要有国家社会与企业自身两个层面，因而这场革命也沿着这两条路径展开。

就国家和社会层面而言，首先是国家尽快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保护环境的“治本之策”，由此对企业绿色革命给予政策指导和制度约束。2016年11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的脱贫攻坚、教育脱贫、生态环境保护三个补“短板”规划。根据“规划”，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有以下顶层设计：一是强化源头管控，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完善环境标准和技术政策体系，淘汰高污染、高环境风险工艺、设备和产品，发展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和生态治理修复成套技术，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二是大力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对重点地区、流域、行业实行排放总量控制，开展造纸、建材等15个重点行业治污减排专项治理，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综合整治农业面源和畜禽养殖等污染，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三是强化重金属、危险废物、有毒有害化学品等风险全程管控。四是完善企业排放许可、排污权交易、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建立多元化、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环保督察执法，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深化资源环境价格改革，打造绿色金融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加明确强调：“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上述制度安排，是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顶层设计，它将为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也为企业绿色革命规定了任务。

其次是要组织力量研究和建立企业颜色评估与识别制度、企业颜色信息披露制度。企业颜色评估和识别制度是指各级政府联手银行、信托以及相关民间组织，运用生态环境大数据提供的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将企业颜色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很好、好、一般、差和很差五个等级，分别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和黑色5种颜色进行标示，并对不同颜色的企业在政策、信贷等方面给予不同的待遇。而绿色是企业颜色的最高级，它代表企业履行环保责任优秀，在政策和信贷及投入方面将会得到各级政府和银行的大力支持；而黑色则是企业颜色最低级，它代表企业履行环保责任很差，因而在政策和信貸及投入方面将会得不到任何支持。因此，定期对企业颜色进行评估，有利于推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与此同时，要建立企业颜色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对企业的颜色评级信息予以公开，让公众知晓企业的颜色级别，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和企业的颜色进行识别，抵制黑色企业及其产品，由此构成推进企业绿色革命的外部压力和动力。

再次是要依法治理黑色企业。诚然，依法治理黑色企业，首先是要有法可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未来还将在“土十条”的基础上出台防治土地污染的法律。2014年，全国人大已经对《环境保护法》做了重新修订。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有5个方面的亮点和创新：第一，确立了“损害者担责原则”⑨，即把原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的责任加以合并，用“损害者担责原则”予以概括，从而更有利于执法部门追究破坏生态环境者的法律责任。第二，设置了专门条款来规范流域水污染和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畜禽养殖和屠宰场企业可能引发的区域性面源污染等问题。第三，在环境监管中引入了“许可管理”和“信用管理”模式。其中，“许可管理”，是对排污企业实施排污许可，一旦超出许可范围，企业就会受到严惩；“信用管理”是在建立企业环境信用指标体系基础上，依据企业的环境信用，对那些已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企业，予以降低甚至丧失环境信誉的处罚。第四，授予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能部门对违法排污设备的查封、扣押权，提出了一些协同监管的具体措施。譬如对于环境污染企业，可以停止供水，停止提供土地，停止授信，减少或终止出口配额，不得继续融资等等。第五，放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条件。凡在民政部门合法登记，从事5年以上环保工作，无违法记录且信誉良好的环保组织，具有对违法的企业或地方政府提起环境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这五大亮点和创新，对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构成了一道又一道屏障，进而让那些黑心企业“不得安生”。

复次是要将绿色GDP制度全面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长期以来，GDP是我国考核政府政绩的唯一指标。这种政绩观引导着各级政府官员过分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熟视无睹，有的甚至公开纵容和支持，从而加剧了环境恶化。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研究将绿色GDP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其形成的研究成果已经为中央人民政府采纳。绿色GDP将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等因素纳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从制度方面引导政府官员从GDP至上转向追求绿色GDP。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发改委、统计局、环保部、中组部等单位基于此文件制定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其中，发改委印发的多个涉及到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对生态环境质量等体现人民获得感的指标赋予很高的分值和权重。如根据绿色指标考核体系，“资源利用权重占29.3%，环境治理权重占16.5%，环境质量权重占19.3%，生态保护指标权重占16.5%，增长质量权重占9.2%，绿色生活权重占9.2%。其中GDP增长质量权重不到资源利用、环境质量权重的一半，占全部考核权重不到10%”⑩ 。绿色GDP纳入政府官员考核体系，是一场深刻的涉及增长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重大变革，它颠覆了传统的唯GDP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对于促进企业绿色革命实践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是要充分发挥媒体和民间组织对企业颜色变化的监管和引导作用。传统四大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杂志，此外还包括户外媒体，如路牌灯箱的广告位等。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媒体逐渐诞生，如互联网、手机、IPTV、电子杂志等，它们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并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当下，媒体的影响十分广泛，其作用表现在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以及提供娱乐等方面。对于企业来说，媒体对企业颜色承担环保责任信息的披露，不断向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传递着大量信息。媒体揭露上市公司的不当行为，一方面会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进而能够起到约束公司行为并敦促其加以改进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传递的信息又会对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产生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压力最终反馈到资本市场上，就使得企业的外部成本不断提高，而市场价值逐渐降低。张济建等人的研究显示，媒体报道中环境方面的总报道越多，企业越遵守环境规制，从而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绿色投资行为；媒体报道中环境方面的正面报道越多，企业越遵守环境规制，从而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绿色投资行为；媒体报道中环境方面的负面报道越多，企业越遵守环境规制，从而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绿色投资行为{11}。因此，应充分发挥媒体对企业环境责任和环保行为的监督作用。此外，民间组织在传播绿色观念、促进企业绿色革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新浪网环保频道联合举办的 “绿动中国”活动；从2010年开始的每年一度的“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公益展；世界地球日（4月22日）；世界环境日（6月5日）等等，这些都是可供我们利用的传播绿色发展观念，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方式。

就企业本身而言，企业绿色革命应从以下方面展开和实施：

树立绿色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企业绿色革命首先体现在企业绿色价值观的建构方面。所谓绿色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环境保护重大价值的认识、观点和态度的总和。企业绿色价值观则是引领企业开展和实现企业颜色革命的指南针和导航器，因而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概括出适合本企业，并为全体员工接受和认同的绿色价值观，以为企业绿色革命提供精神动力。

使用绿色技术。绿色技术是实现企业绿色革命的关键所在。企业应最大限度地研究并应用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保障人类良好生存的各种现代技术和工艺方法。绿色技术可以分为末端处理技术和污染预防技术。末端处理技术是在承认现有生产体系存在某些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对企业生产的废弃物采用分离、处置、处理和焚烧等手段，减少废弃物对环境带来污染的技术。污染预防技术则着重于污染源头的控制和削减。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后者将显得愈发重要。绿色技术是解决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产生的主要办法，其广泛应用既可以为企业带来效益和增强竞争力，又可以在不牺牲生态环境前提下使企业得到更好发展。因而这是建设绿色企业，实现企业绿色革命的关键。

生产绿色产品。绿色生产又称清洁生产，它是指以技术、管理为手段，以节能、降耗、减污为目标，通过对生产全过程的排污审计、筛选和防治，消除和减少工业生产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重效益的综合型措施。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清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清洁的产品，前者要求生产过程对环境无污染或少污染，后者要求产品在使用和最终报废的过程中不对人身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强化绿色管理。绿色管理（Green Management）就是将环境保护的观念融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它涉及企业管理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过程，要求在企業管理中时时处处考虑环保、体现绿色。目前，企业绿色管理中著名的“5R”原则可供我国企业借鉴：（1）Research，研究。将环保纳入企业决策，重视研究并提出企业的环境对策。（2）Reduce，消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3）Reuse，再利用。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积极开发绿色产品，采用绿色标志。（4）Recycle，循环。加快技术创新，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和循环利用，在环境方面低污染排放，甚至零污染排放。（5）Rescue，保护。制定企业环境保护策略，积极参与所在地区的环境治理和保护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绿色教育、绿色宣传，树立绿色企业形象{12}。

开展绿色营销。绿色营销是指企业在有关市场调查、产品研制、产品定价、产品包装、产品促销、售后服务等每一个环节和整个营销过程中，以维护生态平衡，重视环保，维护消费者的健康等绿色理念为指导，使企业的产品销售与消费者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绿色营销强调收集绿色信息（包括消费者的绿色购买心理），实行绿色包装，重视绿色贮运，提供绿色服务等等。

推行绿色消费。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中宣部、科技部等十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6]353号）指出：“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这说明，绿色消费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以保护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目的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与消费者的一般消费行为不同，企业的消费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消费一种资源而生产出另一种资源或消费品的行为。企业的绿色消费一方面要求企业在生产、消费和废弃物处理过程中，注重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绿色标准，不以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代价。

建设绿色文化和绿色伦理。绿色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生，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它以崇尚自然、保护环境、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为基本特征。企业绿色文化是企业及其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为全体职工认同和遵循，具有企业特色并对企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中，企业绿色价值观和绿色伦理是企业绿色文化的核心。企业要运用绿色文化和绿色伦理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从而让绿色文化和绿色伦理根植人心，成为推进企业绿色革命的本土资源。

注释：

① 参见张淑兰：《妇女、环境与发展：范达娜·席瓦的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批评》，《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 第2期。

② 潘岳：《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光明日报》2005年6月23日。

③ 转引自诸大建：《中国发展3.0：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解放日报》2010年12月18日。

④ 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最初是由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2008年12月11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对环境友好型政策的统称，主要涉及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潘基文呼吁全球领导人在投资方面，转向能够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环境项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投资，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和就业，以修复支撑全球经济的自然生态系统。

⑤ 参见 [美]罗斯·特里尔主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复兴中国〉连载》，《学习时报》2016年10月31日。

⑥ 吴伯凡：《绿色战争》，《21世纪商业评论》2009年第11期。

⑦⑧ 赵长海：《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2年第1期。

⑨ 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⑩ 《治霾新政：中国官员考核环境权重首次远超GDP》，《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1月15日。

{11} 张济建等：《媒体监督、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2} 参见冯侠圣：《5R管理：5R管理系统的原理·应用·案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龙静云，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吴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