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商业史视阈下的《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

阎志 冯天瑜

摘要：方志学家王葆心的《续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是民国学者笔下的汉口，与淮盐商人范锴笔下的汉口不同，重在考证与辨析，然而他们都对汉口的商业特质做了深刻的描绘。基于此，笔者以商业史视角切入王葆心的上述著作，从宏观上论述汉口商业的发展脉络及其兴衰之由，从微观上论述外来老字号及交通状况对汉口商业发展的影响，并对汉口商业移民文化定型阶段的转型特质做一整体上的探讨。

关键词：商业史视角；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6-0109-10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的研究与范锴《汉口丛谈》研究相比，还处于起始阶段。王葆心和范锴笔下的汉口，相同之处固然不少，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学者，王葆心从考证与辨析中阐述作为商业重镇的汉口；作为淮盐商人，范锴从与各种商人的交流实践中描绘汉口商业的浮世绘。王葆心二著写就的时代（1929—1933）背景恰是商业移民文化步步推进的时代，汉口经过“东方芝加哥”的繁华和大革命“赤都”的辉煌，全国形式上亦基本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在这种形势下，王葆心参考范锴《汉口丛谈》的格式，参证地方文献，参详交往的商人后裔，给汉口这一商业重镇从兴起直到“东方芝加哥”前后的史实做了宏观的探讨和微观的考索，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本文拟从商业史的视角，结合王葆心二著的叙述，评述其关于汉口商业的发展脉络、兴衰原因、老字号及交通状况及移民文化特质等内容。其所揭示的汉口商业兴衰更替的历史逻辑，在商业长河中撷取的“中外互市”、放眼全国的商业气度，嗜尚风雅的儒商文化，注重公平与公益的商业信义，均可堪当世镜鉴。

一、王葆心及其《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

1. 王葆心与《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

王葆心（1868—1944年），湖北罗田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因其在方志学研究的卓越贡献及抗战时期搜寻整理宋代抗击外敌史料而为世人所知。他一生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等诸多重大事件，虽然醉心于著述与教育，但也极具社会敏感性，更重视学术的实用性和创造性。辛亥革命前，他在两湖书院肄业后在各书院担任山长（院长），开始探究各种学术，“好推研古今天人经论权变的作用和寰海强弱原委的异同，以天下为己任，本不欲以文字行世”，汲汲然以学以致用為标的。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局面激发了他蕴积的爱国精神，使其步入通史研究，仰慕唐宋诸贤“迁国遗臣，草莽雄俊，兴起振奋，为故国谋恢复，为种族而战”的反侵略与民族复兴史迹，“表彰隐微，而发扬民族之幽光”，成《宋季淮西六寨纪事》、《蕲黄四十八寨纪事》等书，使“鼎鼎浩气雄姿黯然数百年”之英杰重光放彩。

他在治学方法上，“始于条理，终于贯通；始于剖析门户，终于不分门户”。坚持学术研究应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倡导要有一人呼吸三千年学术精华之气魄，且在经学、史学、方志学、教育学、文学诸学科研究中皆有重要成就。170多种遗著中以《方志学发微》最为知名，“可以说是我国方志学著作的‘冠军”。①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嘉奖这位逝去10多年的“楚宝国师”之学行，特意重修了他的墓。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写“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表于墓门，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为其撰文立碑以作纪念。

王葆心是名副其实的“楚国之宝”，因他本着“乡邦文献，散佚已久，此时不为搜集，再等何时？吾人将何颜以对先人于地下”的责任感，于搜集整理湖北文献，特别是对整理《湖北文征》和《湖北诗征长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②

作为“楚国之宝”的王葆心，他对武汉历史资料的钩稽核订也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其代表作即为《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③。此二著是笔记体裁作品，约于20世纪20年代成书，是在范锴（1765—1844）《汉口丛谈》基础上写就的续作。范氏《汉口丛谈》是一部“叙述汉口城市兴衰的乡邦史书”，囊括前贤哲言、近时灾异、巴蜀物产、荆楚人文、地理山川、堪舆术数，甚至人生感慨、读书心得、一物一名之辨证等，颇负盛名。是身为浙江盐商的作者寓居汉上时娓娓道来的汉上旧事，不仅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亦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汉口丛谈》共六卷，《清史稿·艺文志》将其列入“地理杂志”类。它以杂记的形式再现了汉口城市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风貌。所记内容上起汉代、下至清代嘉道年间，时间跨度近两千年，而以清代嘉道年间为多。

1929年，王葆心从周贞亮处得见《汉口丛谈》抄本后“欲付刊，未果”。后得徐行槎处抄本，命其子王夔武抄一副本作藏，并应新闻社之邀请，陈明楚国掌故，敷广该书旨意，成《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携于小箱中。到1933年，周氏抄校本与“续谈”、“再续”相继在汉口利华书店刊印出版，武昌益善书局发行，署名“晦堂居士偶编”。

六卷“续谈”和四卷“再续”是仿范锴“丛”谈体例，搜集遗佚旧闻、钩沉经史，并整理考订史料，结合自己在武汉来去居住47年，常住28年的感受所得的汉口地区乡邦文献。其对山川形势、水道变迁、郡县沿革、历史事件、名物街肆、轶文趣事、诗文佳句均信手拈来，且具精审的历史洞见。④ 叶贤恩将其内容概括为七类：一是城市的沿革兴废；二是经济交通；三是地名掌故；四是园林建筑、寺观墓葬；五是名人名作；六是农民起义；七是物产。⑤ 在地方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价值。

2. 王葆心二著与范锴《汉口丛谈》异同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在文体形式上与范锴《汉口丛谈》保持了某种一致性，然而在风格和学术价值上则有所不同，这根植于二者所处的时代及职业身份的不同。王著与范著同为笔记体文献著作，笔记体是随笔记录之言，形式随意，无特定格式的文体，这种史学文体的规制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之一是资料丰富翔实，除了旁征博引方志、文人诗词和日记外，还有作者耳濡目染亲身经历的见闻等珍贵材料；优点之二是所记内容包罗万象，但凡汉口地区的“地理形势、水道变迁、郡县建制沿革、历史事件、名胜古迹、街衙市井、物产和趣闻、不见经史而风靡一时的名人逸事及其诗文作品”⑥ 等皆可写入。缺点是材料丰富往往又未经甄别，史实与传说并存，可信度大打折扣；内容包罗万象往往导致分类杂而不当，体系散漫和条理不清。这是笔记体历史著作的特点。

在时代背景方面，范锴主要生活在嘉道年间，他的《汉口丛谈》出版于1822年，其时汉口因为淮盐和米粮转运而从四大名镇之首升为“天下四聚”之一，商业处于传统社会的鼎盛期。他出身书香世宦之家，却因淡泊孤傲之气质而往来于淮扬楚蜀间贩盐，过着“飘零书剑，清狂诗酒”的生活，因其早年学养良好，故成为儒商。其作品风格更侧重一种文人气质与商人身份结合下的性情流露。全书内容大部分都结合文士儒商的交游、聚散、吟咏等来记述，又带有诗话的性质，保存了由“康乾盛世”到嘉道时期文人唱和的许多作品⑦，且保存了不少他自己的诗作，他自己也说：“谓之诗话亦可”⑧，而且可读性强；据统计，书中涉及到清代约100个历史人物，其中安徽歙县的盐商就有28位之多⑨，所以他叙述的主要是以淮盐商人为中心的汉口各阶层的社会面貌，因此《汉口丛谈》能够为探讨清代汉口徽商与社会风尚的关系提供丰富的材料⑩。

王葆心主要活动在晚清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他的《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出版于1933年。经过开埠至辛亥革命的发展，汉口商业开始了近代转型，达于“东方芝加哥”的辉煌，辛亥革命到全面抗战前期，王葆心除了短暂的出仕外，一直在旧的与新的教育系统担任教职或担任图书馆与方志馆编纂，是典型的学者。这一商业辉煌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及方志学者的视野，使《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显示出更强的总结性和考辨性的风格特质。考辨性是学者的强项，范锴在《汉口丛谈》中只有第一卷载有汉水源流考，其余皆为叙述引述为主。而王葆心除了考辨汉口市场的地理位置外，还有对其兴衰原因、交通状况、外来字号、侨居文化等方面的考索，充分展现了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本色。

就二者在学术中的价值和地位而言，范著是开创性的著作，没有范著则没有王著，正如宋传银先生所言：“它是第一部记述汉口城市兴衰历史的地方文献，是范氏的最负盛名之作，影响较大，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11}。正是基于此，《汉口丛谈》对汉口城市史的研究贡献巨大。{12} 王著在形式上是范著的延续，但王著是方志学家的考史之作，具有较高的史学地位。范著以叙述和引述为主，加之其在市井商场的切身体验，保存了一些原始资料。王著在深度上要比范著前进一大步，这得益于他作为湖北图书馆和方志馆的总编纂，能接触到大量的文献材料有关。

3. 王葆心及其《續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研究概况

王葆心虽然因以方志学研究为主的国学研究而素有“楚国之宝”的声誉，且因其爱国行为而“为人们所师”，然而在他去世后40多年，一直少有学人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直至1984年余彦文对作为方志学家的王葆心的生平、著述及学术成就做了专篇述评后{13}，王葆心研究才慢慢走入学界视野。1985年，出现了对王葆心具体作品的具体考察，即姚海泉认为《藏书绝句》一文作者“既不是王葆心，也不是杨守敬，而是江人度”{14}。1987年徐小鸥重申了王葆心的学行{15}，同年谈瀛为王葆心即为《藏书绝句》作者进行辩护{16}。1997年王翻身再次介绍王葆心墓及其生平{17}，2002年朱艳林、朱国庆对王葆心“方志学冠军”之作《方志学发微》进行了评介{18}。直至2009年才有第一部完整反映王葆心“从家庭到社会、从童年到老年，包括家庭身世、人生道路、读书学习、教学科研、著书立说、做人处事等等的一生经历和精神风范”的作品《王葆心传》{19}，标志着王葆心研究达到了高峰。同年，开启了深入研究的新阶段，以聂安福《情、事、理三种统系——王葆心文章发展史观研究》{20} 为代表，对王葆心的研究进入专门史范畴。2012年陈昊的硕士论文对王葆心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21}，后又有杨昶对王葆心及其《湖北革命实录》编纂考察{22}。综上所述，学界对王葆心的研究开始时主要集中在方志学上，成体系的综合和专门研究直到2009年才开始真正深度推进。

目前，学界对王葆心的《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这两部著作的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单篇论文在1986年即开始出现，但只是简介性文字{23}，沉寂了25年，2011年才又出现第二篇论文，主要集中在史料和学术价值论析上{24}，且认为“作者在卷一中对武汉二千年商业市场的地理变迁作了全景式的研究，堪称一篇武汉商业地理历史变迁的学术论文”，但只是总括式说明，并未展开论述。同年另一篇论文主要是集中在考证点校本的疑误{25}上，两文皆为江汉大学宋传银的研究成果。2012年出现了以文学史的角度观察二著在“鄂地文学兴废、人才起落、文风迁移”诸方面的“研文、治史、考古”等价值的论文{26}，以及对点校本的疑误举例{27}。除了单篇论文，也出现了对专章或专目进行研究的成果，如在《王葆心传》中就有《武汉史料钩沉》一章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介绍，并对主要内容进行了分类。前揭陈昊的论文《王葆心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研究》中也有一目对二著进行了介绍及特点总结。

但就对《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的主体还停留在对点校本纠错、价值评判、内容分类、文体及特点等初级研究阶段，以一条主线串起来的文章除了朱晓青《一种文学史观察——〈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中的楚地文学图志》、宋传银《〈续汉口丛谈〉价值析论》两文外，尚不见有其他专论，而对其所蕴含的近代汉口的商业地理文化变迁的研究，正是体现这两部著作的内在价值的部分，学界对此的关注明显不足。特别是两部著作本身文本的研究的不足，限制了对两部著作所蕴含的文化、经济、地理价值的进一步阐发。本文从商业社会史的角度切入《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中关于汉口商业社会的兴衰变迁，开掘两书所阐发的汉口近代转型的城市史及商业社会史的丰富的学术内涵。

二、商业史视角下的《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

王葆心写作《续汉口丛谈》时，正是汉口商业非常发达的“东方芝加哥”时期。著作中充满了对乡邦的热爱，对其宏大气魄的赞美与歌颂溢于言表，“今则自上海外，无与伦比”。《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中对汉口商业发展脉络、商业兴衰原因、老字号及水运交通和商业文化特点等内容均有涉及。

1. 探源汉口商市沿革变迁

《续汉口丛谈》首卷即有一篇考证汉口商业商市发展历史脉络的专论，概述了自三国以来，武汉商业从萌芽到起源，持续发展到繁荣鼎盛的历程，对汉口商业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以汉口为中心对武汉两千年商业市场的地理变迁的全景式描述，既有史料层面的整理，更有作者依据自己侨居汉口的经历的推理分析，“于现今外，述古旧尤详，而牵连所及，尤不以商埠为限。举凡吾乡旧典佚文，就所绎知，皆予综述。……惟一时侨居，据己见推测，疏舛之处，必不能免。”其兼具宏观与微观的文献研究方法，读来让人信服。{28}

王葆心认为，在汉口两千年商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高峰为明清四大名镇之一，与河南朱仙镇（今河南省开封县西南境）、江西景德镇（今江西省景德镇市）、广东佛山镇（今广东佛山市）并雄，人们多视汉口为四镇之首；另一次高峰为当时只有上海可以与之相媲美，其他三镇不可同日而语的“东方芝加哥”时代。王葆心的目的正是追溯其源头，探其沿革，参其迁变。{29}

王葆心认为，两汉以上，江汉大市场所在地不得而知，文献可考的始于三国。三国时整个武汉商业市场活动最盛之地为石阳城，在今汉口东北，现属黄陂。“商用要地，则石阳也。”“其时汉水入江故道”，其地水势回环盘曲，利于交通，“即平时商人舟楫，亦便利可知。宜乎当日市场必建于此也。”蜀汉时石阳为吴蜀两国边境，内联通诸湖泊，外隔长江，汉水由此注入长江，地势与水势盘曲，有利于交通，与夏口成犄角之势，遂成为商业要地。{30} 王葆心通过考证认定三国时期的石阳古市，为武汉商业最早的萌芽时期。

晋代以后，市场转移至夏口即大江南岸武昌文昌门外鲇鱼套口一带（即今鹦鹉洲下游的黄金浦）。这里水势弯曲平缓，可避风浪，有利于系揽泊船，乃兵地与商地之维。{31} 唐宋时，在鹦鹉洲之南，汉阳门外的南市（即今汉阳门文昌门一带）成为“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无论多少，一日可尽”的处所。{32} 元代至明初，号称极盛的金沙洲与繁聚之地的南浦港是商贾往来贸迁之地。{33} 与鹦鹉洲共荣很长一段时间。

王葆心认为，“今日汉口之盛，肇于有明”，更确切地说，“明代变迁之巨，在汉水入江之大改变”。明代成化以前，汉口之上游一带由鹦鹉洲下沿抵铁关为崇信坊地，设巡检司，得到开发，然而南北岸尚连为一体，汉阳汉口未分，为古沔口之地。明代市场延续“宋时商市之盛，由鹦鹉洲下至汉阳南门，以次繁炽”。他引用多首诗句印证当时市场的繁荣景象，如李梦阳《汉江歌》“楚蜀帆樯风欲趁”、吴国伦《饮江汉楼作》“轴舻衔尾障晴川”，张居正《汉江往黄鹤楼》“贾客帆樯云里见”，“皆足想见当日商船之殷盛矣”。

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江水上涨淹没鹦鹉洲，商市由汉水南岸转移到汉水北岸，万历时“五百年前一沙洲”迅速发展为“几万家”聚居、“商船云集”的规模，实为今日汉口之雏形，成为明朝汉口商业最繁盛时期。{34} “清初市场，尚沿明旧”，但“有清一代汉市愈推愈广，日衍日奇”。到清初，汉口成为商贸意义上的四镇之首，清中期成天下“四聚”之一，20世纪初更发展成令人艳羡不已的“东方芝加哥”。王葆心考证了商市与城市建设、邑治即政府治理等融合发展的情况，描述了随着“商贾辐辏”和“市政繁剧”，汉口逐步设立巡检司、同知署，及至对外通商后设江汉关监督、建榷关，后又设夏口厅的过程。

在学术上，作者第一次以地方文史专家的严谨追溯了汉口商业发展脉络的源头，认为汉口商业的兴隆开启于汉阳汉口未分（汉水改道之前）之时，将其兴盛的直接开端定于汉水改道，他对于各个商业地理据点的转移和演变考证的结果，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公认及广泛引用，成为研究明清以来汉口商业市镇形成的基本观点。

作者坚持“一分材料一分话”的治学态度，对于各个时段商业地点的考证，做到了旁征博引方志资料、学者著作及文人墨客诗词，增添了可信度和文学性雅俗共赏成为二著的一大特色。

通过明《汉阳县志》，王葆心细致考证了明代汉口市场的发展脉络，“汉市上起鹦鹉洲延及南门之盛，至明尚未衰也”，又通过顾炎武所述铁门关“商泊云集”，证实明代商市由“西南而迤东北”。汉口商市及城市演变的走向，由明至清到近代，从汉江沿岸再到晚清沿长江租界的发展，均循此未变，从西南到东北，也成为汉口城市变迁拓展的主要脉络。而今世武汉打造世界级城市建设典范、代表城市未来地理走向的宏图大略——长江新城的核心区规划选址，也在建城区之东北方向。历史的选择竟然如此巧合，这抑或是城市沿着长江主轴和江水的流向，“愈推愈广，日衍日奇”的必然趋势吧！

2. 汉口商业繁盛的原因：水运交通便利、人口汇集

明清以來汉口的兴盛直接受到水的影响与作用，这是汉口相比于其他近代城市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汉口既是汉水和长江对汉口人民的馈赠，“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汉口产生与汉水改道直接相关，而汉口兴盛也源于长江、汉江交汇的水运及地理条件，可以说汉口的兴盛源于丰沛的水资源优势。

水运交通便利是汉口商业繁盛之首因。王葆心十分注重水运交通对商业发展的意义。他注意到，从唐代开始，武汉即十分倚重长江水道的交通作用。他说，“唐代夏口商人，上至西蜀，下与扬州交通”。“其时江汉上游市廛，即在今文昌门一带。商人多由此乘巨船往扬州。”他还引李白诗“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相证，“可知尔时交通之一斑也”，即从唐代开始，武汉就已凭借后来谓之“长江水道”的水运交通优势，成为全国沿江贸易的枢纽港。

他认为，水势回环盘曲，最有利于交通，“平时商人舟楫，亦便利可知”，“宜乎当日市场必建于此也”。汉口兴于商业贸易，而汉口贸易发展完全是因水而兴。特别是汉水改道，对汉口商业发展至关重要：成化年间（1465—1487）之前汉水下游近江一带，分成多股岔流入江，最大的北支故道经汉阳府直通孝感、黄陂再折向东，流至黄陂武湖一带，在今黄陂沙口和汉口谌家矶之间汇入长江，此即先秦汉晋以来之“夏口”。成化年间，汉水中下游大水连年，溃决堤防多次，最终汉水于排砂口下郭师口上一带决而流向东南方，直通一道，约长十里。由鲁山（今龟山）北麓注入长江，这条新水道成为汉水入江主河道。故道变为潇湘湖、后湖、玉带河，或淤积成黄花地等陆地，今日都淤塞了。紧依龟山新水道的北岸地势稍高，居民日增而商业日盛。{35}

作者引同治《汉阳县志·杂记》中唐裔潢《风水论》之记载：明洪武间（1368—1398），“汉口亦芦洲耳”。“至天顺间（1458—1465），始有民人张天爵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张天爵等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等房屋六百五十间。盖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36} 这说明，明朝初年汉口还较为荒凉，但至成化年间，不过一百多年时间汉口即成为一个繁荣的市镇。

面对汉口的勃兴，作者给出了水运昌隆的答案：如果某地四面环水，便能兴盛，这符合农耕时代以水运交通为主的城市发展规律。他还举例：“宋以前之大势，六朝时在套口（鲇鱼套）一带，其地外江内湖，四面环水，故业能盛。唐宋时，在鹦鹉洲左右，其地亦四面环水，故亦能盛。明成化以前，在大江之内，在玉带河并襄河之外，其水势形如带，亦四面环水，故更能盛。”是为“历代迁徙之由，亦迁徙后才能兴盛之由也”。{37} 他还提到，当时有人建议在后湖开河，环绕汉口城导流入江，恢复成化前的旧貌以利汉口兴旺。

借助水运之地，汉口至清初达到繁盛的顶点。王葆心引刘氏之语释“汉口之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王葆心进一步指出，东海之滨苏州有杭州、扬州等多个城市分其势，而西部“唯汉口耳”，可谓独占鳌头，成就了汉口“雄于天下”、“九省通衢”的商业地位，开创了汉口历史辉煌的高峰。

汉口与外部的交通离不开水运之便利，而武汉三镇之间的交通也主要依靠水运。汉口的水运交通分为官渡与民渡，经王葆心考证：汉口的官渡，肇始于明代。《嘉庆通志》记载：“洋子江渡，由汉阳以达汉口，由平湖门以达汉阳。明万历二年（1574），布政使陈瑞置巨舰八只，由江夏县岁补水手十二名，募渡人领之。”官渡开始且成为一个固定规制后，民渡才逐渐兴起。直至清代光绪（1875—1908）年间，民渡因有既便捷又便宜的优势，得到较快发展。刘献廷《广阳杂记》中有具体形象的记载：“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儿荡两浆，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最捷而称。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官渡与民渡合作的局面二三百年一直未变，这一交通制度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汉口的商业贸易的发展，直到国外的“洋船”进来。据经王葆心考证：洋船第一次进汉口为咸丰庚申年（1860）。{38} 该年为开埠的前一年。随着汉口开埠通商，洋船迅速挤压了官渡与民渡的生存空间，成为汉口商业贸易中的主要运输工具。

王葆心将“水运”作为催生汉口市镇的主要力量，准确地看到并指出占据水势之利的环境对汉口市镇发展的影响。他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善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王葆心认为，交通始终是汉口商市发展的最大因素，但“甲辰以后，京汉火车通，又变东西泽国交通之势，为南北陆地交通之势。”这就抓住了交通优势变迁的主要矛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给我们留下十分宝贵的启示。商市商业的兴旺发展要依靠交通枢纽优势，但绝不能刻舟求剑。世易时移，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发挥交通优势就要抓主要矛盾，一定要依靠最主流的交通手段，而非固守传统的以舟楫水运为主的交通方式，因循依傍小江小河的市场发展方式。就今而言，已进入水铁公空的立体交通时代，武汉要建设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尤应强化航空、港口、高铁、高速公路等综合交通优势，加速建成全国综合交通枢纽，打造新的“九州通衢”。强化互联网的作用，使信息高速公路成为武汉商业交通主干道。同时，商业市场的发展，也应摆脱对传统交通格局的依赖，选取集中凸显城市立体交通优势的版块聚焦发展，并牢牢抓住网上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

人口容量是一个城市繁荣程度的标志之一，大量的人口净流入给城市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汉口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不断攀上新的繁盛高度，与其吸引全国乃至各国人口汇集的能力密不可分，在此亦做一申述。

人口因素往往是一个城市能否持续发展并彰显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人口数量在商业发展上亦是如此，正如谚语所言：人聚财聚，人走财空。在古代，水通则财聚，财聚则人聚，循水而居，进一步推进了市场的繁盛。王葆心如是描述水与财的关系。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南门外江中，有大洲”、“中有大河套，客商蚁集。两岸居民，相聚为市，皆大擅利。”

在汉口形成前，是武昌与汉阳为主导的商业局面，除了地理与交通优势，人口在武汉商业历史繁荣中起了主导作用。两晋武昌鲇鱼套港口商业市场、南北朝郢州（今武昌）商业长街的出现都是因为迎来送往的商船与人口的增加。从唐代开始，外來人口汇集更成为汉埠市集及城市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唐安史之乱后经牛僧孺经营而得“东南巨镇”之誉，成湖广荆、襄、鄂三足之一。王葆心引贾至《秋兴亭记》云：“阅吴蜀楼船之殷，鉴荆衡薮泽之大”，又引李白“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证“商船多属上游之蜀，与下游之吴，所以交通财货也。”他判断，汇聚汉埠的人口多来自于蜀地，并与扬州交易最剧，“大略如今日汉口之与上海也。”

在宋代，武汉因人口的容量大增而产生了如长街、鄂州南草市、南纪楼草市等众多街市。而在汉埠聚集的商贾也依然以蜀人居多。他引用陆游《入蜀记》描述市场盛况：“谓出汉阳门江滨上，居民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幢幢如织就。盖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四方商户的汇集将汉埠商业繁盛推向了一个高度，“又谓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又谓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此时，汉埠即成为长江沿岸一个耀眼的全国性“大都会”。

如果说唐宋时期，商人还是以过境贸易为多，过往商贾还只是在汉埠聚敛财富的匆匆过客，那么从明代开始，全国各地商贾定居汉口者渐多，这里逐渐成为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移民城市。明嘉靖年间，在水口南岸崇信坊设置汉口巡检司，管理汉口镇，这是汉口设镇也是正式建制的开始。崇祯八年（1635年），水口北岸袁公堤修成，在长堤和汉水之间形成了一条正街（即后来的汉正街），正街成为汉口沿河商业区的主脉。正街使镇区扩大，人口增加，并由正街发展出内街、夹街。明代中后期，汉正街及由其发展出来的各条商业街，成为辐射全国的商业集聚之地，“四大名镇”之首。

自明代中期起，汉口便因云集各地商人和工匠，呈现出“本地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状况。来自安徽、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四川、湖南、山西等地的人口，因投资置业，多是从事商业、贸易、工业和手工业的上层阶层，拥有商号、行栈、字号和店铺。而更多来自省内黄陂、孝感、汉川、汉阳、天门、潜江及外省的手工业者和农民也为数众多。因人口来源地不同，因从事工作不同而形成分地域分片居住的情形，是商业人口众多的地区人口发展及分布的一个典型发展样式。清代以后，汉口优越的水运地利条件和丰厚的商贸利润仍为商界所青睐，各地富商大贾再度集聚于这块风水宝地。青砖瓦舍取代了茅屋竹篱，四乡的流民成为市场不竭的劳动资源，汉口商业、水运、服务诸业全面发达，人口迅速增长，到清中前期，汉口因商贸发达而名满天下。

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卷2中写到：“汉上外籍侨商，一再传后，以文学科显者颇多。”众多商人徙居汉上后安居乐业，繁衍子孙。他们中杰出者努力学文，后来不少人成为达官显贵，闻达于世。例如吴文仲万历年间，“依外家贾汉口”，后来其重孙吴文僖成为阁臣。安徽歙县商人项氏之子，后来成为成都知府。浙江上虞商人丁仁静，孙子丁苹也在户部任职。洪汝奎随父洪锡录从安徽泾县来汉经商，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先后任江南道员、两淮盐运使等职，承商人后裔的家传技艺，使其精于理财，成为清代官场技能特殊的“能吏”。从安徽徽州来汉开设叶开泰药室的叶文机的后代叶崑臣（叶名琛），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其以绝食抗争保持民族气节的故事流传于世。

通过历数文科显达商人史料，可以看出当时汉口聚集了来自四川、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全国各地的商贾。他们中不少人出身书香门第，具备良好的知识素养，推动了汉口商业的繁荣。通过“诸家大抵以商抵汉，每每一传即显”的现象，王葆心得出了一个结论：“此邦最宜侨民可知矣”。意即兼容并包的汉口，是最合适外来人口居住生活的福地，不仅财运亨通，而且子女皆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少良才从侨居汉口的商人家庭脱颖而出，“显达于世”。

能够吸引大量高素质人口汇集，繁衍兴业，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城市持续推向更高繁荣程度的强大的助推力。人口时光轮转到二十一世纪，全国各大城市发动人才争夺战，昔日汉埠吹响复兴大武汉的号角，推行百万大学生留汉工程，王葆心“此邦最宜侨民”可谓百年前先贤留给大武汉最经典、最具感染力的一句广告语。

3. 火灾对汉口商业的影响

汉口“因水而兴”得到世人公认，而其繁荣进程多次因火灾而遭受重大挫折乃至全面萧条和退步，则较少有人关注。汉口历史上的历次重大火灾，既有兵火又有城市管理不善、街市布局落后导致的过失性失火。王葆心认为多次火灾阻碍了汉埠的持续繁荣，可谓“兴于水，衰于火”。商业街区、市镇在全面兴盛之时遭遇大火，几代人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在烈火中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叹惜。

因嘉靖三十九年（1560）大火已不可考，王葆心遂将可以考证的汉口5场大火灾及其原因进行了详细梳理。这些大火有的为居民不慎失火，有的则为官军有意的纵火。第一场大火是万历丁未年（1607）之火。正旦，自汉口崇信坊火起，延烧东阳坊一带，至莲花堤，转入城。毁朝宗楼，及门入户。又遭逢大水，万户居民上山聚居，还发生痢疫。这次巨灾“不但田地尽没，市镇屋舍，倾圮无数，流离饿殍，以数万计”。直至四年后的庚戌年（1611）才基本恢复元气。{39} 第二场火是嘉庆庚午年（1810）之火。当时的汉口已有数十万户商贾居民杂居，可以想见其繁华景象。然而庚午春，忽起大火，烧掉数万家。“街市中截，弥望尽成焦土”。大火后，按常理，烈火焚烧，穴土数尺应已灼烂，然大火后却出现遍地老鼠，为害甚巨。火灾与鼠患同时在汉口民众中肆虐。第三场火是道光乙酉年（1849）隔岸新河之火，亦称塘角大火。当时汉口是淮盐和漕粮的重要转运基地。新河停泊的正是淮商盐船，这些船绵亘数十里，且有四百二十艘巍峨如山的大船互相牵系，除此之外又系六百余艘船，令首尾联络，势若蟠龙。是年11月19日入夜时分，舟中人都已睡下。没料到一只大船中一个盐丁吸鸦片烟，一条火舌倏然腾起，渐延至什物船篷，“俄而火烛长川，舟人惊起，迷骇昏迷，不知所之”，加上千船紧密相连，仓促不可分割。人们被火烧死，落水淹死，不计其数。“灾后无棺可殓骸，只以一席裹一尸，至数百具，惨不忍睹”，是又一巨灾。{40}

第四场大火是咸丰乙卯年（1885）官军粤寇之火。該年4月3日，太平军水陆并进，对武昌城发动总攻。江南岸太平军由通山急行军至塘角，陆路直逼武昌城。江北岸太平军由汉阳、汉口飞驶白沙洲，水路猛攻胡林翼、李孟群水师，从上午持续激战至中午，清军水陆难以兼顾，太平军趁机潜入鲇鱼套彭玉麟水师营中纵火，这是太平军第一把火。清军防御工事悉数被荡平后，太平军夺得汉阳门并击毙武昌知府；胡林翼退守沌口，总督杨霈败走襄阳，武昌被太平军占领。7月15至25日胡林翼、彭玉麟与太平军厮杀于汉口，均用火攻，百姓深受其害。江夏程维周《哀汉口》诗，内有“竹台寺远迷烟树，中关火光红一路，”“灭吴蹴浪生紫澜，中有十万新鬼血，”“繁华一霎荆棘凉，半础无存断瓦荒”等描述了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及断壁残垣的惨状，两军攻伐，生灵涂炭，悲惨异常。

第五场火是宣统辛亥年（1911）北军之火。是年10月武昌首义后，冯国璋部前往镇压，10月31日纵火烧汉口华界，自张美之巷起，直至五显庙一带。纵火后官军持枪把守街巷禁止百姓灭火，大火连烧四昼夜，汉口最繁华的大市场尽成焦土。这次火灾成了近代史上武汉最大的一次火灾。{41}

五次火灾大体上均在汉口商业的繁华节点出现，对汉口商业的打击很大。第一场火把汉口作为商业市镇的第一次发展成果给烧掉了，第二场火把“天下四镇”之首的积累烧没了，第三场火把“天下四聚”之一烧没了，第四场火把借开埠之机发展起来的华界烧没了，第五场火灾把“东方芝加哥”的发展势头给烧掉了。这几次火灾既是汉口商业每次衰落的原因，同时也是汉口商业发展五起五落的标志。

王葆心梳理了历次火灾后，就“人事”与风水两个引起火灾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去沿江、沿市、沿堤”棚户建筑，以绝“引火之物”，做好预防；王葆心还提出了要学习租界建筑之方，学习借鉴租界的规划布局方法，并提出要设立保安水龙会以进行事后补救。王葆心提出要吸取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布局及现代城市管理方法，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

火灾对于商业市场及城市发展的打击和繁荣进程的挫伤可谓是灭顶之灾，防范并杜绝火患，进行科学的城市规划，是王葆心对后人振聋发聩的警醒之语。用沉重的灾难，用血与火凝铸的历史，是不能轻易忘却的。这样的提醒不仅对于王葆心生活的當世，也穿过历史的尘埃，对后来历世城市子孙都是声如洪钟的“警世钟”。

当然，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时代的局限。王葆心对汉口火患的理解也有一定的迷信成份。光绪甲申八月，王葆心亲眼目睹了汉阳门外的一场火灾，“捷如紫电挟星飞，飞上高楼成霹雳”，最后十分令人痛惜，“画栋雕梁一夕罄，无复金碧相辉映”。但后来他发表观点安慰大家说，“我劝诸公莫悲悼”，因为他认为火灾不过是天地间郁结之气，借助一把火来“重开舜陛好舆图”，来重建良好的秩序。此说观点偏颇，无疑带有较强的迷信色彩，显示了时代的局限性。

4. 汉口早期商业字号的兴盛

汉口商业的“老字号”最早大致出现在明代，且皆为外来字号。王葆心在《再续汉口丛谈》中考证了三个老字号的兴衰。

王葆心考证的三个老字号，分别是来自湖南衡阳烟草业中的“社塘衡烟”和来自苏松地区织布业的“鸡鸣布”和“益美”。王葆心首先从汉口往昔的烟店（烟行）门市牌面“社塘衡烟”名称引入，探讨这一“老字号”的发展历程。对照王闿运《同治衡阳县志·货殖传》，王葆心断定“塘”字乃“坛”字之讹。他引证说：“烟草自明季海内通买社坛衡烟。社坛，城北坛地也。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凡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四方求烟草者，得真衡产，一爇即辨，种烟草者相望。”社坛衡烟在山陕商人资本运作下，“种购销”三个环节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条，铸就了“衡烟”的老字号。汉口的“社塘衡烟”实际上是山陕商人将衡阳衡烟设于汉口的分店或分行，是为汉口“社塘衡烟”。{42}

王葆心通过进一步考证认为，王闿运在《同治衡阳县志》中提出的近五六十年来由于福建所产烟草盛行、衡烟受到冲击而没落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是崇祯的禁烟令。王葆心认为福建烟草在明朝引入之时就已经开始获利，比衡烟要早，衡烟的没落实际上是“崇祯中，禁烟极严，犯者至死”。证据是有闽省举子不知新令，携带入都，在崇文门被截获，其仆乃出代死。而在《带经堂诗话》（清王世祯撰）和《两般秋雨庵随笔》（清梁绍壬撰）皆称“闽产擅胜，其来已久”。王闿运没有考辨即以闽产在衡产后，“不知衡产乃一时之事，建烟乃永久之事也”。当然，王葆心对王闿运“自后稷奏艰，食种百谷百蔬，至汉有茶茗及明有烟草。烟之为用，尤与茶异，而公私金钱，以之聚散。迄今有西草膏，启兵糜财，为国大蠹，天地之生草木，其利害至于此耶”的观点是赞同的。西草膏（鸦片膏）输入导致烟草滞销，鸦片贸易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草木的利与害”居然影响民族国家的发展，让王葆心他们感到惊心。

王葆心对布业中的“苏松布匹”中的“鸡鸣布”与“益美”两个“老字号”也做了详细考证。他从西洋布未盛时世人不知汉口市场布店“苏松布匹”匾额事引入。进而据许元仲《三异笔谈》考证其来历，“沪渎梭布，衣被天下，良贾起家。张少司马之太翁以此致富巨万，五更篝灯，收布千匹，运售闾门，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可五十金，所谓鸡鸣布也。曼园既贵，托其妹子赵公主其事，某年横云山人假归，以五十万金嘱为其营运，后十年，王赵与曼园获利皆相埒，赵临终嘱其二子收业，置产万亩”。这是“苏松布匹”之一的“鸡鸣布”的由来。

“又新安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誉布美，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嗣汪以宦游辍业，属其戚程，程后复归于汪。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这是老字号“益美”的来由，是出奇谋营销，最后使该字号的布两百年间行销大江南北。许元仲认为，“吴人赖布而自殖，南宋以来已著”。王葆心也认为，清初“苏松布匹”已经得大名于松江一带，由松江运销全国各地，汉口的“苏松布匹”即源于此。然而却认为许元仲“布利南宋以来已著”的说法不成立，经过查考《松江府志》，在元代元贞年间（元成宗年号）黄道婆自厓州（今海南）来教制作纺织工具及方法，直至明成化年间贡于皇家贵戚，才真正开启了松江布利。俞正燮《癸巳类稿》与葛氏《经世文续编·载祠》等书皆有记载，可证苏松布利自元而非自宋开启。而汉口旧日崇尚的府布，即府河口之布（亦有港布之称）起源也自清初，创始故实不可考。土布的没落始于与“洋布”的竞争，中国开埠通商以后，洋货横流，年盛一年，而土货之利尽被蚕蚀。{43}

5. 汉口商贸与移民文化

汉口是个移民城市，是大杂居小聚居的近代城市的典型。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卷2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大部分商业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如何通过谋求功名在汉口稳住脚跟，并最终成为汉口市民的过程。

“汉上外籍侨商，一再传后，以文学科显者颇多”。王葆心由远及近，把身边外籍侨商的后代做了罗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康熙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吴文禧相国正治，首由其曾祖父文仲，于明万历中，依外家贾汉口，隶籍”，吴正治曾祖父吴文仲曾在明万历年间来汉口做生意，落户汉口，吴正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达到了读书人的最大殊荣，成为主持修史的大学士，后被封为太子太傅。“他如成都知府项太守诚，祀四川名宦。原籍歙县，以父商于汉著籍”，四川一代名宦项诚，因父亲在汉口经商而落户汉口，仅仅一代项诚即从父辈从商转型为文人官员；“丁苹原户部鹿鸣，由进士官主事，原籍上虞，以其祖父仁静，商于汉著籍”，由进士官户部主事的丁苹，因祖父在汉经商而落户汉口，由祖父到丁苹，用了两代人的努力，由商人转型为文人官员；“吴少伯训导长庚，殉节武昌，原籍歙县，以翁业鹾汉岸著籍”，在武昌殉节的训导吴长庚，因父亲是来往于汉口做淮盐买卖的商人，最后落户汉口；“洪琴西都转汝奎，原籍泾县，以其父锡录贾汉著籍”，曾为曾国藩幕僚，精于理财而成盐运使的洪汝奎，因父亲在汉口经商而落户汉口，洪汝奎举人出身，得到曾国藩赏识后步步高升，曾国藩赏识他的理财办事能力；“友人余太守长春，亦由日下缎商家汉”，王葆心的友人余长春，也是因在汉口卖绸缎而落户。{44}

除了以上的移民外，还有熊伯龙、叶名琛、邱树棠、袁希祖、汪传懿、孙谋、吴仁潮、夏之勋、闵贞、孙皋、熊天楷等，都是《续汉口丛谈》提到的移民中的有名者。这些移民大多是商业移民，经过2—3代的发展，一步步由父祖的商民身份转型为士人身份。王葆心对此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诸家大抵以商至汉，每每一传而即显，次亦只再传也，然则此邦最宜侨民可知矣。”这实际上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转换的理论相一致。王葆心已经认识到，汉口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能够使汉口的商人群体更容易完成“士农工商”四民身份的转换，文人官员作为“四民”之首，即使在汉口这个浓郁的商业社会中仍然受到社会的推崇，富裕之家仍然要以读书功名为取向，以取得文化身份為目标，即有的家庭经一代人的努力即显贵，即“一传即显”，有的再传而显。繁荣的汉口也是“四民”身份转换的场域。

从另一个角度看，商业移民也在影响和塑造着近代汉口这个城市，商业移民对汉口文化的形成起着塑造与提升的作用。宋传银《〈续汉口丛谈〉价值析论》一文认为：“商业移民对汉口文化的影响，也说明了文化的传承作用，即移民是文化的载体，这些原来文化就较武汉先进地区的移民，在移居武汉后，其文化的隐性作用就会发挥出来，从而影响到移居地的文化发展。”{45}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中推崇的商业文化主要有四点，他十分“乐而述之”，“世人不徒目汉口为利薮”：一是对风雅的推崇。汉上商贾，多诗酒酬唱，浪漫不已。王借用张之洞的一则序文说，“余朝官而尘俗如此”，而汉上儒商“雅尚如彼”。二是对公益的提倡。王引述《汉阳县志》，讲述了商人为贫民筑长堤，设义渡，建石桥，出粟赈灾、施衣煮粥等事迹。他还提倡做好事不留名，“不嚣然自鸣以号于人，人不标揭团体，而利且益普。”三是对公平的彰显。他讲述了在一场灾难中，唯独有一家生意人幸存，她幸存的窍门就是一杆数十年如一日的“公平称”。四是对孝道的表彰。他引述了“汉口小志”中关于汉口花楼街孝子的故事，称赞“可见明日明教风尚之笃厚”。汉口商业史上留下的商业道德和商业文化，对商人来说至今仍是充满光辉的道德标杆和精神高地，值得后辈传承发扬。

三、结语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两部著作是研究汉口早期城市发展史的重要著作，其在汉口商业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他旁征博引，广泛搜集史料并展开学术研究，对三国到清代以来武汉商业市场的地理变迁作了详尽的历史考察，认为汉埠商业萌芽于三国时期的石阳市，魏晋时代时武昌鲇鱼套一带成为交易重心，唐宋时鹦鹉洲商业繁盛，明代南纪门繁荣一时，而清代汉口进入商业全盛期。其学术结论令人信服，今人研究基本上认同并沿袭了作者的观点。对于汉口商业移民对汉口城市发展及文化的影响方面，王葆心也有较详细的记述和梳理，这揭示了汉口作为移民城市最根本的城市特征与文化特质。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写作时，汉口已经开埠60余年，在传统和现代的交织更替中，从区域性商业交易中心向国际化城市转型。因此，王葆心初步揭示了处于近代转型中的汉口盛衰交替的一些内在规律。如汉口水运交通的始于官渡，盛于民渡，但二者皆在汉口开埠后受到洋船的冲击，轮船挤占了本土帆船生存空间，后来在铁路开通的影响下水运地位再度下降。鸦片烟和洋布抢占了土烟土布的市场，在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汉口完成了商业结构的嬗替。王葆心以学者立场观察汉口的发展变化，这使得《续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要高于一般方志类著作的立意。

注释：

① 朱祖延：《王葆心传·序》，叶贤恩：《王葆心传》，崇文书局2009年版。

②⑤ 叶贤恩：《王葆心传》，崇文书局2009年版，第195、218—236页。

③ 据武汉方志办公室董玉梅研究员的说法：“三续稿（《三续汉口丛谈》）只存稿本，文字亦简疏，未曾梓印”。武汉政协文史委、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武汉出版集团公司编：《品读武汉文化名人》，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笔者亦未得见文稿，故此处只以《续汉口丛谈》与《再续汉口丛谈》做讨论。

④ 陈志平点校：《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前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⑥ 《〈汉口丛谈〉校释》，《中国出版年鉴》1993年第12期。

⑦ 林久贵：《湖北地方古文献研究》，崇文书局2009年版，第220页。

⑧ 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前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 刘富道：《汉口徽商》，武汉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1页。

⑩ 张小平：《汉口徽商与社会风尚——以〈汉口丛谈〉为例》，《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11} 宋传银：《〈汉口丛谈校释〉标点疑误举例》，《人文论坛》2010年第12期。

{12}{27} 宋传银：《笔记体作品与城市史研究——以〈汉口丛谈〉的人物资料为例》，《江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3} 余彦文：《方志学家王葆心》，《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84年第2期。

{14} 姚海泉：《〈藏书绝句〉著者问题的新探索》，《图书情报工作》1985年第5期。

{15} 徐小鸥：《近代学者王葆心》，《湖北档案》1987年第6期。

{16} 谈瀛：《〈藏书绝句〉确为王葆心先生所作》，《图书情报工作》1987年第8期。

{17} 王翻身：《王葆心墓》，《湖北文史资料》1997年第8期。

{18} 朱艳林、余国庆：《王葆心与〈方志学发微〉》，《湖北档案》2002年第2期。

{19} 参见叶贤恩：《王葆心传》，崇文书局2009年版。

{20} 聂安福：《情、事、理三种统系——王葆心文章发展史观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

{21} 陈昊：《王葆心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2} 杨昶：《文化名人王葆心与〈湖北革命实录〉的编纂》，“中国近现代史料专题研究”2012年10月12日会议论文。

{23} 严峻：《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简介》，《武汉春秋》1986年第2期。

{24}{28}{45} 宋传银：《〈续汉口丛谈〉价值析论》，《江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

{25} 宋传银：《点校本〈续汉口丛谈〉人名标点疑误举例》，《江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

{26} 朱晓青：《一种文学史观察——〈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中的楚地文学图志》，《江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18期。

{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 陈志平等点校：《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7、8—9、10—11、11—12、12、12、9、241、17、17—19、19—22、218—219、219、47—48页。

作者简介：阎志，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