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1.引言和文献综述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因此，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协调统一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为此，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同时，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80 年代初期为 0. 20 左右，到2008 年上升至 0. 491，2016年虽回落至0.465，但仍超过国际公认的 0. 4 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任由这样的态势持续，势必会激化各阶层矛盾，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镇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对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Galor et.al(2004)认为金融发展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放松信贷约束，减少了收入差距，使穷人受益。胡德宝等(2015)运用 GMM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相对收入，能缩小收入差距。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扩大了收入差距。温涛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负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Clarke et.al (2006)认为金融市场主要引导资金流向富人和拥有良好社会网络的人，因为他们能提供担保品，违约的风险更小。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万文全(2006)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实证结果验证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服从库兹涅茨的倒 U 型假说。邓光耀(2017)也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倒U形曲线特征。在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进入金融中介服务成本的影响，金融发展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将为农村贫困居民脱贫提供较多的金融支持，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理论模型

首先构造一个效用函数，假设社会总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人口，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其收入的能力主要受金融发展规模(FDS)和金融发展效率(FDE)的影响，则可得：

其中，U、Ua和Ub分别表示总效用、城镇居民效用和农村居民效用，βa和βb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效用，0<α<1。

假设城乡居民总收入为y0，在总收入的约束下，要使总效用最大化，有：

因此，我们建立了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以下实证模型的依据。

3.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3.1 数据说明

表1 各个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式

选取城乡收入差距(GAP)为被解释变量，金融发展规模(FDS)与金融发展效率(FDE)为核心解释变量，再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加入人力资本水平(EDU)、城镇化水平(UR)、固定资产投资水平(TZ)、经济发展水平(GDP)、对外开放程度(OPEN)、政府支出(GOV)等作为控制变量。以上数据来自于历年的《四川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

3.2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四川省17个地级市2004-2015的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计量软件采用stata14.0。

由于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较多，我们依次、单个将其引入看是否显著，再根据P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序，依次引入模型中，当引入的控制变量自身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或者引起核心解释变量的P值、系数正负号等明显变化时，将其从模型中舍弃，最终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GAPit=β0+β1FDSit+β2FDEit+β3FDSit*FDEit+β4URit+β5TZit+β6GOVit+μit

下标i表示i市，t表示年份，βn为模型的系数，其中β0为常数项，u为模型的残差项，考虑到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相互影响，模型中加入FDS与FDE的交互项FDSit* FDEit。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

表2 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效应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知，三个模型的F和Hausman检验结果均显示应该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从总体上看，核心解释变量FDS、FDE和控制变量UR、TZ、GOV均显著地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

由于四川各地级市无论在自然条件、工业化或是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进一步探究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按各地区人均GDP的高低将17个地级市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具有明显差别。在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城镇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显著；而在欠发达地区，除金融发展规模和政府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外，其余解释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4.结论及政策建议

(1)总体看来，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与四川各地级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且由数值大小可以看出，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大于扩大金融发展规模的作用。此外，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存在交互影响的，即金融发展规模越小，金融发展效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就越小；金融发展效率越低，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小。

(2)与此同时，分地区来看，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明显不同。一方面，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在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基于金融资源“嫌贫爱富”属性以及“门槛效应”的制约，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明显减小，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甚至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金融发展无论是其规模还是效率对减小城乡收入差距都有积极作用，因此，制定符合农村现实情况的金融制度，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市场，鼓励城市和工商资本适当进入，为资本相对匮乏的农村地区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在对金融市场的完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地区差异性，切忌“一刀切”的制度模式，因地制宜、因情况制宜，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和普惠性金融来支农、惠农，给予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更多的金融支持，以突破金融“嫌贫爱富”属性和“门槛效应”的制约。

(2)中国城镇化表现出政府主导、大规模整体推进的特征，在今后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张和利用城乡统筹机会拿取土地指标等问题上，而应重视起农业产业与城市产业发展的问题，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由中央向地方充分放权，让地方主动去改、去突破。充分保障农民的户籍平等、体面居住、公平教育、进城就业等权利，使“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使城镇化发展的效用带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城镇化发展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3)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在城市偏向发展的制度安排上实现突破，清除制约城乡平等协调发展的制度障碍，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其次，应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由“国家财政城市化”向“公共财政均等化”转变，强化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要责任。最后，要提高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自主权，使其有权将财政支出更有针对性地使用到对农民切实有利的地方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障社会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