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间工艺生产的组织变迁：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分析

吴悦芳

摘要：在狮头扎作行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本研究以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为切入点，借鉴社会网络理论，以佛山狮头扎作工艺为案例，解析民间工艺生产与传承的组织形式及动态演变过程。社会网络的微观视角对理解影响狮头扎作行业发展的组织形式变迁提供了重要分析理论，研究发现，佛山狮头扎作工艺的生产组织形式经历了从家庭手工业到合作社，再到工厂手工业，然后向技艺传人工作室发展的多重嬗变，家庭生产组织的内部结构、同行间的生产协作网络、市场网络联系对生产组织的雇佣、成本、决策以及技艺延续等多方面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其对市场的反馈能力以及技艺创新和沿承的能力。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ion head making industry，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his study takes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as the starting point， draws on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uses the lion head making technique in Foshan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folk craft production and inheritance. The micro-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network provides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ganizational change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of Foshan's lion head-making process has gone from family handicrafts to co-operatives to factory handicrafts and then to studios of skilled artist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the production collaboration network among peers， and the network connection of the market influence the employment， cost， decision-making， and continuation of skills of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further influence its ability to feedback to the market and its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inherit.

關键词：民间工艺；生产组织；社会网络；传承；变迁

Key words： folk craft；production organization；social network；inheritance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8）27-0273-05

0 引言

中国传统乡村社区为民间手工艺的孕育、生产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然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研究领域，对乡村手工业发展的追踪是一个薄弱环节。相对而言，由于现代商业、机器工业、产业变革大多集中在通商大埠，近代城市手工业发展史比农村手工业史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农村手工业发展史中，农业经济史比手工业史更受重视。以往的乡村手工业研究多集中于兴衰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而对其经营方式缺不甚了解[1]。近代中国乡村手工艺术创作遭遇传统制作工艺失传、民间艺人的流失、经济与土地发展资源被削弱的多重打击与限制，发展走向衰落。面对传统手工艺生存困难甚至濒危的现实，近年来国家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抢救和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如颁布保护条例、认定国家级及各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等；专家学者也纷纷响应，如冯骥才先生于2003年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等[2]，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纵观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历程，工艺的生产组织形式与技艺的传承方式是手工技艺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3]。我国传统民间工艺生产历史悠久、品类丰富，如民间剪纸、民间年画、民间刺绣、民间编制、民间印染、民间玩具、民间陶塑等，它们在不同社会阶段曾呈现出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本文从民间工艺生产过程开展分析，辨析理解影响近现代民间工艺发展的生产组织因素，并解析其变迁的动态历程，为传统手工艺的抢救和保护作出贡献。研究以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为基础，聚焦于剖析在一个乡村社区背景之下，当生产经营活动高度嵌入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中时，它在运作方式上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不同？而不同时期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生产协作关系的动态变化，又会对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1 文献综述

1.1 网络理论：剖析民间工艺发展的微观视角

社会网络，与信任、社会规制等同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作为社会学与经济型交叉的研究领域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4-5]。Bourdieu[6]将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由网络共同熟识或认可而形成的社会资源。Coleman[7]提供了对社会资本更广泛的理解，他指出，类似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不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而且是解决集体行动的重要生产性资源。以Granovetter[8-9]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派”认为，个体行动者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网络影响他们的信息获得、人际信任、规范遵从、组织忠诚度和责任感；当个体在社会网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外的联系外生于他们的经济行为的时候，社会网与其经济回报就是一种因果关系。网络理论既强调社会关系的内生性质，又强调社会关系的外在性，关注在经济关系之外，独立于经济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为的影响[10]。

民间工艺的生产和发展紧密嵌入于以民间工艺小微型企业/作坊为中心的生产和社会网络中，对于传统民间工艺，影响其生产与发展的因素除了传统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经济关系外，还包括其所存在的环境中的社会互动和网络联系。网络结构理论从微观角度对民间小微型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剖析，其将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组织的影响[11]。社会关系的性质、规模与结构特性对于民间工艺小微型企业/作坊的行为带来影响。

1.2 民间工艺的生产组织形式

20世纪上半期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早期的理论积淀。学者对于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划分，例如张世文将农村工业分为家庭制、工匠制、商人雇主制和工厂制四重类型[12]；彭南生提出三种存在形态（（农民家庭 手工业、农村作坊与工厂手工业、外出或流动的工匠手工业）和三种经营制度（业主制下的自主经营、包买商制下的依附经营、合作制下的联合经营）[13]；李绍强、徐建青提出手工业组织形式变迁的不同阶段，例如明清时期的手工业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即农村家庭手工业、官营手工业和城镇手工业，但“明代民间手工业最雄厚的基础是家庭手工业，也是最基本的手工业的生产形式，数量也是最多的”[14]，官营手工业则趋向衰落。总体来看，现有分类对经营制度和组织形态间的分类相互交织，界限模糊；此外，现有的对乡村手工业的研究将乡村手工业视为主导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乡村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家庭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副业；而对手工业中的民间艺术和手工艺术创作的专门研究则相对缺乏。

在专门针对传统民间手工艺的研究中，田源[15]根据工业化程度，将其现代生产组织形式划分为手工艺人独立创作生产、工艺品公司垂直一体化生产、专业化集群式生产三种。其基于生产过程剖析组织形式对民间手工艺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是一项重要的系统研究，而对于传统民间手工艺的现代生产组织形式演变的追溯，则形成了本文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总体来看，将经营制度和组织形态的分类相结合，以经营主体为中心划分经营类型，同时从经营组织的微观层面着手，有利于揭示民间工艺发展的具体历史特性和复杂性，深化对问题的理解。

2 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概况

地处珠三角西岸的佛山，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地。明清时期佛山发展成为工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岭南重镇[16]，与北京、汉口、苏州并称“天下四聚”，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中国四大名镇[17]。佛山狮头扎作始创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发[2008]19号）。

在狮头扎作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初，生产经营的活动分散在各个家庭当中，采取家庭经验的方式并依靠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协作来完成。有的家庭专门跑销售，有的家庭专门从事生产；在跑销售的家庭当中，有的采取接订单的方式，有的采取店铺销售的方式；在从事生产的家庭当中，有的专门负责布料印染，有的专门负责鬃毛生产，有的专门负责竹制关节的扎作。在这个阶段，尽管每个家庭的生产规模都很小，但是依靠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协作，也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生产加工体系。清代中叶，狮头工艺品的生产已相当興盛。此间著名作坊有“黎祥兴”（纪纲街）、“黎祥泰”（水巷）、“黎祥新”（福贤路）、“忠诚泰”（福贤路）、“德泰祥”（水巷）、“麦荣记”（纪纲街）等[18]。然而，鸦片战争开始之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佛山经济一落千丈，狮头业也纷纷歇业。至1949年，佛山镇的狮头作坊就只剩下黎家狮头第四代传人黎永华经营的黎详泰和另外一家德泰详，曾经鼎盛的狮头产业已是奄奄一息。

2.2 研究方法

研究结合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者通过广泛搜集佛山方志、史册、地方文献，梳理佛山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变迁的脉络，聚焦手工艺的传承发展的微观过程。针对凝聚于民间工艺之上的个体、社区和市场关系以及社区价值问题的探讨，研究者采用了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于2015年4月-10月开展田野调查，寻访佛山市非物质遗产传人及其工作室，进行深度访谈；同时研究者参与部分技艺形式的生产过程，体验技艺创作的手工技法并观察记录手工作坊每日活动。研究共访谈佛山狮头扎作6名，其中包括国家级非遗传人、黎家狮第五代传人黎伟师傅、叶二牛狮鼓厂负责人叶競繁师傅等，每个访谈持续时间1.5-2.5h。

3 佛山狮头扎作工艺生产组织形式的变迁

3.1 家庭手工业生产

个体经济是一种古老的经济形式，在人类发展所经历的几个私有制社会，个体经济都广泛而大量地存在着。这种简单小商品生产者，大部分以具有一定的手工业技能的“手艺人”形式出现，分散在广大的乡村和居民聚居地，从事着广泛的生产性手工业，生产那些制作工艺较为复杂、需要专门的技艺。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定点设立铺行，如黎家狮的传人在纪纲街开设了“黎祥兴”等以“黎”开头的商号的店铺，形成了当时百花齐放的佛山街头狮头扎作行业中重要的一个商业标识。在调研中，访谈者C师傅介绍：

“我阿爷黎星銮有三个儿子，伯父、叔叔、我父亲各开了一间狮头扎作作坊，分别叫黎祥兴、黎祥泰、黎祥新，黎家狮因此很闻名。狮头扎作行业的兴旺是跟社会的整体环境紧密相关的，好的年月，喜庆节日多，大家心里快活，自然就需要更多的狮头助兴。当时除了我们黎家之外，在纪纲街上聚集的其他狮头扎作作坊还有麦氏（麦荣记，专做儿童游戏的狮头），李氏（钟胜泰），梁氏（德泰祥）等很多家，非常兴盛。”

家庭手工业具有独立的生产的特点，小资本掌握在老板兼工匠手中，他们从商人手里买材料，将加工好的材料变成各道工序在家庭成员内进行分工，有时还可能有几个工人的帮助，然后把扎好的狮头拿到市场上销售，形成自产自销的生产制度。狮头彩扎手工业企业便与传统的耕织结合型家庭手工业不同。传统的耕织结合型家庭手工业指的是“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基本自给自足的家庭”，一般在时间上存在于商品交换尚不发达的早期，或在空间上存在于较为闭塞的偏远地区。实际上，从明清开始，狮头彩扎手工业企业从佛山这个手工业名镇中心中发展起来，基本上商品化。在商品经济中，专门为市场而生产狮头的扎作家庭手工业者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所用的原料自己生产或到地方市场上购买。

然而由于战火蔓延，直到1956年，狮头家庭作坊聚集的纪纲街仅剩几家店铺，不复往日的昌盛。随着城市更新的步伐，这些集聚在纪纲街的家庭作坊也消失了。

3.2 合作社/工厂手工业

工厂手工业指的是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工场，或者以包卖商的形式直接支配员工的小手工业。工厂手工业是手工作坊向工业化转化迹象的代表。这种工业化的转化同时带来了资本分散与市场风险的存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的简单性与分散性，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不仅使每个农户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的手工业经营，同时也制约着手工业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工厂手工业这种“半工业化”的组织形式可以扩大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同时也可以丰富狮头彩扎适应市场的变化的手段。例如，访谈者C指出：

从以家庭生产为核心的手工作坊出发，狮头扎作的生产组织形式伴随时代环境的变化出现了初期的工厂化组织形式。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在佛山如火如荼地开展，并蔓延到佛山手工制造業。民间手工艺，包括狮头扎作、诗棋锣鼓、印章制作等各种工艺种类，被合并进入佛山文娱工艺社中。公私合营背景下，散布于佛山民间社会的狮头彩扎艺人被收编进入工厂，开始了在工厂车间进行专业化生产的新时期。以氏族名号作为经营品牌的家族作坊被解体、转型、融释进入以统一的工厂商标为生产番号的合作生产组织中。后期文娱工艺社又经历了“狮棋社”、“得声乐器厂”等的名称更替，初期的合作社被资本化的公司经营取代，生产组织专业化加强，现代化生产组织方式也被引入狮头彩扎车间中。这种工厂手工业更大程度地资本化手工业企业，达到规模效应，特别是在降低宣传成本上。艺人不再过分地依赖个人的名声的积累，而聚集整个工厂的力量打造和积累工厂的名声。

“解放初伯父不在了，叔叔下乡到石肯舞龙，所以他的后代现在还在石肯舞龙，只有我父亲坚持做狮头。我父亲56年入厂（文娱工艺社），62年作为老艺人带我入行。我母亲随父入厂，至79年退休，由我妹妹顶替。

60年代的时候提倡百花齐放，狮头扎作的款式推陈出新，很受重视。厂里的书记书记说想让老艺人带儿子，刚好我毕业，所以就跟着父亲开始，一做就几十年。那时正是公私合营的时期。合作化时大部分民间艺人，包括麦、李、梁家都并入了合作社。

文革时期狮头被认为是“四旧”，有一小段时间文娱工艺社改做像章和机械，狮头生产的规模大幅度缩减。但狮头并没有完全终止，留下了一些狮头，后来有其他国家元首来参观访问，广州工业总会需要狮头迎接，就在狮头基础上写革命标语，以“五星角”、“莲花角”代替原来的“八卦角”。后来狮头又回归了，但是狮头的生产规模已经大幅度减少了，狮头扎作作坊成行城市的局面也没有再出现。”

与合作化的工厂手工业同时期出现的还有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指的是政府主导的组织形式。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佛山市民间艺术研究社成立于1956年，是集传统岭南民间艺术承传保护、研究、创作、生产经营、贸易、旅游接待、文化艺术交流展览及教育培训于一体的国营专业机构，现拥有佛山狮头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1人。佛山市民间艺术研究社有200多位艺人员工，是人文艺术旅游定点单位，有佛山最大的本土民间工艺品展销中心。

“北有北京琉璃厂，南有佛山民间艺术社”。1956年，民间艺术社将散落佛山民间的手工艺人集纳起来。组建时，只有10多人；不久发展迅速，民艺社发展到108人，俗称“108汉”。分3个车间，10个师傅，像火种一样传承了手中艺术。现在佛山从事剪纸、秋色、彩灯扎作、木版年画和狮艺扎作的民间艺人，或在民艺社工作或曾受过师傅的技艺指教的，不下400人。甚至佛山雕塑界、画界的部分艺人，也曾在民艺社工作过数年。早在50多年前，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以其精美剪纸、扎作等手工而得名。随着现代化浪潮一波波漫过，多数的民间作坊日渐式微，被现代化技术逼进墙角。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在50多年后的今天，未现颓势，它借助先进的技术、通过缩短工艺流程，让“非遗”的传统艺术借产业化重焕生机。2004年11月，民间工艺社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然而，狮头扎作、木版年画等传统工艺缺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在后续的发展中脱离了合作社的集中企业管理，发展至技艺传人工作室的阶段。

3.3 技艺传人工作室

工作室是家庭作坊的进一步变迁，它与家庭作坊最大的区别是劳工关系的出现。艺人为了获取手工业生产的利益，通过合伙制、合作制等形式，自发地结合起来，创办作坊或手工工场，开展组合式经营。工作室与家庭作坊的另外不同是学徒制度宗法性的消除。家庭作坊手工业在地域上的传承性，因为学徒制度的血缘性和地域性等宗法性色彩。这种组织形式的变迁使得狮头彩扎不再局限在佛山古镇的区域，同时也是城市更新结果的适应。

经历了初期的工厂化改造时期的狮头彩扎艺人，在改革开放后也逐步开始走向市场，开始自我经营的新阶段。他们以自己的一门手艺为创业本钱，集聚初始资本，在镇区或街巷内租赁厂房或利用自家房屋开设小型企业，雇佣少数工人，并开始接单生产。创业时期，手工艺人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它通过作出生产的相关决策，引导企业工艺发展的主要方向，决定了狮头彩扎的生产形制、工艺流程、产品创新和产品品质；另一方面，小企业主承担了影响企业发展的雇佣、薪酬、员工关系、营销与销售等重要责任[19]。因此，手工艺品上负载着强烈的企业家个人色彩，它与手工艺小企业可看作是企业家个人的延续[20]。手艺人乐于保持工艺传统特色，进行技艺传承，但这种传承又常常限于家庭内部进行[21]。例如，访谈者B表示：

“我是南海区非遗传人，做扎狮有20多年，原先也是在厂里做狮鼓的……乐器厂出来很多狮头艺人，一些人有资金的，从厂里出来后就自开狮头厂，还有一些人开设了工作室……我的厂里雇工一共有8个，都是50多岁以上的……我的两个女儿都跟着我学会了整套扎实的技艺，但是现在没有雇工会懂得整个过程，每个都只是学会了其中一个工序，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个。”

正式学徒以及家庭继承关系的断裂，使得手工技艺的传承在乡村手工业完全进入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现代的技艺传人工作室，大部分都只余下老艺人独自经营，而狮头工艺和应用的创新空间的局限性，又使得技艺往外部扩张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当代佛山狮头扎作技艺的生命力在不断衰减。

4 社会网络关系对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

剖析民间工艺的生产过程，发生影响的主要社会网络包括：家庭生产组织的内部结构、同行间的生产协作，市场网络联系。

4.1 生产组织的内部结构

在生产组织的内部，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与相对低位对组织成本和组织决策造成影响。在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乡村社区中，人们对于协作对象的选择不是取决于相互的了解程度，而是取决于相互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在早期的佛山狮头扎作生产的家庭协作与家庭生产关系中，生产的合作者是具有血缘、亲缘关系的父子（女）、夫妻，以及早期正式拜师入门的师徒，而早期的學徒高度嵌入于师傅的家庭生产之中，其亲密如父子的关系使得师傅能够毫无保留地将技艺细节和全部的生产流程传递给徒弟，这种家庭协作内部的亲密关系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徒弟在生产、创作或销售领域的特长有助于家庭在特定时期对行业的进入性。在从家庭生产向合作社工业的过渡阶段，学徒制度宗法性的消弭使得组织内部的亲密关系减弱，削减了狮头扎作的核心技艺继续往后代传承的延续性。另一方面，新的雇佣关系的引入以及机器化生产的发展，对传统的以“手”为主要制作手段的细致技艺和手工业的精细化创作带来重要影响，生产组织形式的变迁进一步冲击了狮头扎作的内部组织与网络联系，使得技艺的传承面临濒危的局面。

4.2 同行间的生产协作

明清时期佛山手工业在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集镇手工专业街区集中出现，例如扎作店铺集中在纪纲街，剪纸店铺集中在福禄路等，逐步形成手工业专门作坊的空间集聚，推动了同行间的生产协作。明清时期佛山手工业形成了颇有行业特色的“行会”及“行规”。这些小微型企业之间的联系构成的行会，提升了企业主（手工艺人）之间的归属感，正向刺激手工艺人继续从事手工行业，从中收获认同。手工技艺同行在空间上集聚自然形成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历史嵌入性和信用嵌入性特征，又进一步增强了企业间的信任度，维持技艺同行间网络的稳定性。肇始于明清时期的手工行业非官方的行业准入和管理制度，为行业发展建立了初始规范，同时形成了艺人间特别是新老艺人间的合作交流，推动民间工艺发展紧密嵌入于其所在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推动技艺的长期传承与创新。

然而，近代手工艺的发展日益落后于其他的行业，手工艺人由于年老体弱、受历史重击等原因纷纷退出生产舞台，新的学徒也由于收入微薄、学艺过程艰难而往往很难持续坚持，因此，同行间的协作网络被打破，支持狮头扎作行业发展的网络体系只余下少量的个体艺人，导致协作关系的溃散。另一方面，与一个企业相关的其他家庭劳动力状况影响了该企业雇工的可能性，目前从事该行业的劳动力不足进一步限制了经营者雇工规模的扩大，成为佛山狮鼓厂在新的发展时期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4.3 市场网络联系

普通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涉及原材料的采购、中间产品的制作、最终产品的组装，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了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而佛山手工艺小微型企业的供应链较为简单，一般包括上游材料供应商和后向化的企业两部分（企业身兼制造、分销、零售的功能）。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企业形成了民间工艺的生产社区，企业间的互动进一步缔结形成民间工艺生产的社会网络。进入近代的狮头扎作市场网络上下游企业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生产原材料的断供，例如原先专门制作狮头扎制关节部位的砂纸企业、制作狮头鬃毛的企业、以及提供竹篾的企业的退出，都影响了市场网络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市场信息的互动反馈，对民间工艺的发展带来持续效应。当代文化的发展以及市民生活审美的变化，都要求狮头扎作和艺术创作不断创新。然而，狮头扎作由于局限于产品形式和功能应用，其创新一直落后于其他的民间工艺，如佛山剪纸、木版年画等，对市场信息反馈的之后，使其在工厂手工业生产时期进一步显示扩张的弱势，最终被主流市场淘汰。

5 结论

本研究以佛山狮头扎作手工技艺为案例，对影响民间工艺生产和传承的组织形式因素进行分析。近代佛山狮头扎作工艺的组织形式变迁经历了家庭手工业生产、工作室/合作社/工厂手工业、技艺传人工作室发展的几个阶段，其技艺传承和市场影响也经历了从高峰到低潮、从恢复、二次创业到逐步式微的过程。生产组织的内部结构、同行间的生产协作、市场网络联系对佛山狮头扎作的组织成本和组织决策带来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其对市场的反馈能力以及技艺创新和沿承的能力。

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对民间工艺的生产和传承动态过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尤其是对于强人力资本投入、强关系属性的乡村手工业，社会网络的嵌入性、网络间联系的强度、网络的流动性对于决策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都造成影响。回望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佛山民间工艺经历了明清时期的百花齐放和以家庭协作为基础的生产网络，到战争动乱时期的行业重创和艺人流失，再到新中国时期的二次发展和初次合作化改革，直到建国后的半工业化和创新发展时期，其生产组织形式经历多次嬗变，行业规模经历几度浮沉，最终走入现在组织形式溃散、艺人流失、传承濒危的局面。由此可见，生产组织的形式即为不同时期的发展所形塑，又深刻地影响着行业的发展，对民间工艺的长期保护与传承带来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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