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降妖除魔”叙事之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突围

薛双娴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面临着一个难以回避的核心问题，即怎样书写现实。80年代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创作潮流，虽然在90年代初期渐渐退潮，但不能否认的是，90年代文学创作垒起的高楼，是建立在这些潮流裹挟来的沙砾之上的。寻根文学重新发掘了乡土中国的叙述价值，这种发现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并带着强烈的“文学现代化”的目的论色彩，以至于那批作家还没有完全确立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就在混沌中开始了创作。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子的先锋文学，又为90年代文学创作的形式和内容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先锋作家们把经典现实主义从意识形态的枷锁中剥离出来，从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还原为文学创作的方式。所以在先锋文学之后，现实主义走下了神坛，不容置喙的单一创作标准被彻底破除（尤其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标准）。现实主义敞开了大门，让作家充分开垦生活内部的丰富性。

80年代末，中国文学行经到历史的巨大拐弯处，乡土叙事转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并为中国文坛贡献了一批高质量文学作品。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等乡土作家，纷纷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开展各种文本实验，构建属于自己的叙述王国。虽然他们无一不使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但都以自己的形式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冲撞，以至于很难被任何一种主义选择和定义。阎连科在2011年出版了《“神实主义”——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自己祭出“神实主义”这一旗帜，来总领他的文学创作。2012年，瑞典皇家学院使用“Hallucinatory Realism”来定义莫言的写作之后，学术界对这一术语的汉译名至今还保留着争议。这些无法被框定的乡土写作，生长出鲜艳异常的花朵，攀附在现实主义的藩篱之上，拓宽了现实主义的表现维度。

当然，乡土写作对现实主义的探索与马尔克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与寻根文学极强的观念性写作不同的是，这些作家以民族本位的立场，向中国的传统、民间和乡土生活借力，以支撑自己的写作不陷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巨大的阴影里。《百年孤独》就像文学启示录一样点燃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想象，但也引发了他们的恐慌，莫言就曾提出要“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如何“魔幻”，怎样构建自己的“魔幻”，就成为乡土写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此反观中国的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他们找到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话的可能，就是“降妖除魔”模式的叙述传统。一方面，以乡土社会为存在空间的“妖”“魔”，与乡土生活关系密切，而且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鬼魂描写有着相似的神秘性。另一方面，“降妖除魔”模式中“降”和“除”两个动词所包含的明显的动态过程，和这两个动词语焉不详的行动主语，都为再书写、再叙述提供了探索的空间。90年代的乡土写作，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了对“降妖除魔”模式重新挖掘的工作。

1993年出版的《白鹿原》带着浓郁的乡土写作色彩，在90年代首先化用了“降妖除魔”的叙事模式。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降妖除魔的对象被简化为阶级的敌人，它延续了二元对立的革命世界观影响下非善即恶的评判标准，所有溢出意识形态边界的存在几乎都被妖魔化并被推为被阶级斗争的对象，《林海雪原》中对座山雕、蝴蝶迷的刻画就是显例。

《白鹿原》的出现无疑打破了既有“降妖除魔”模式的叙述规则。陈忠实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态，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塑造田小娥的这一形象，她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仇人，而是宗法文化的罪人。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到的一样：“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到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预设的正邪判断被取消之后，田小娥生前死后遭受的两次镇压行动，将“降妖除魔”模式所蕴含的残酷肌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展现了陈忠实对宗法文化和女性命运的现代性思索。这一描写似乎一下子带着《白鹿原》进入了前启蒙时期的乡土社会，但这不是倒退，而是杂糅着现代性经验的回溯。

如果说在《白鹿原》中，“降妖除魔”模式只是在文本意义的层面上帮助陈忠实完成叙事的需要，那么在另外一个陕西作家贾平凹90年代的乡土写作中，则转化为一种更具根本性的影响，直接作用于贾平凹的写作方式。黄平在《贾平凹小说论稿》中写到：“《浮躁》之后，贾平凹一直在寻找另外一种写作的方式，以摆脱‘现实主义的束缚。”也许再也没有一个时期能像80年代一样生长出如此多的创作热潮，“伤痕”“反思”“改革”“新潮”“寻根”“先锋”等等名词以不断改弦更张的气势先后替换，这背后笼罩的是另一个新生的“现代化改革神话”。贾平凹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意识到了潮流化写作的弊病。在《浮躁》的序言中，贾平凹表达了自己对于转换创作方式的渴望：“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有了那么一种束缚。”80年代末90年代初，贾平凹写出了风格诡异、近乎“聊斋”的《太白山记》和一系列颇具传奇性的“匪事”故事（如《美穴地》《白朗》《五魁》等），成為他后来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的先声。

90年代的《废都》风波后，贾平凹以退回乡土的姿态连续推出了《土门》《高老庄》《怀念狼》三部长篇小说。“心灵真实”的创作方式被“意象写实”替代之后，贾平凹的小说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降妖除魔”模式作为整体意象复活了。《土门》中，对狗赶尽杀绝的行为化为“降妖除魔”的当代寓言，呈现出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明退无可退的悲哀现状。《高老庄》中，高老庄人把自己视为具有合法性的正统血缘，把南蛮北夷排挤驱逐到“白云湫”，后来竟演变成了一个无法抵达的妖魔之地，所有去过的人都非死即伤。《高老庄》书写了一个“后降妖除魔”时代的文本，镜像般地把“白云湫”与“高老庄”营造成两个世界，前者生气勃勃，后者却承受着“种的退化”的恶果。贾平凹拆碎了现实世界，并安排了这样一个虚无之地，早已经远离了“以生活的本来面貌来描写”的现实主义，进入了一个意象化的空间。写于世纪末的《怀念狼》，是“降妖除魔”模式彻底意象化的产物，把贾平凹的“魔幻”推向极限，也推向了终点。《怀念狼》宛若一部当代版的《西游记》，只是把唐僧师徒四人降妖除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求经之路，置换成了以护狼之名行屠狼之实的寻狼之旅，贾平凹也在文中多次调侃到傅山一行人与唐僧一行人的相似性。“降妖除魔”模式潜在语境中的传奇色彩，不仅帮助贾平凹化解了需要重复叙述的屠狼场面的难题，还缓解了这些情节神奇化后产生的突兀感。贾平凹把“降妖除魔”模式直接处理成意象，再加以超强的写实能力，完成了他在后记中所说的“以虚写实”和“以实写虚”的创作笔法，野心勃勃地进行着他的叙述实验。

阎连科为“降妖除魔”模式的乡土书写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他几乎不写妖魔，但他的作品中却洋溢着强烈的妖魔气息。在《日光流年》中，作家运用了高度抽象化的方式来书写灾难，如书中所写：“旷古的灾荒似乎是年仅七岁的司马蓝用一根狗尾巴草提着一串蚂蚱提进耙耧山脉的。”这使文本充满了强烈的神秘感和命运感。三姓村人无所不用其极地抗争着宿命般的灾难和死亡，其实是人对非自然力量的排斥和抵抗，与“降妖除魔”模式中对妖魔的制裁和规训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同时，阎连科极端化的书写，使小说中的人物直接面对死亡这一人生的终极命题，对死亡的恐惧如同挥之不去的魔障，将他们紧紧包裹。阎连科把个人的主体性力量挤压之后，“降妖除魔”模式可预见的胜利被直接取消，没有人能够成为英雄，但村民们降妖除魔的需要却比任何人都来的迫切，小说由此生长出了悲剧意味和怪诞美学。这种寓言式的书写在阎连科的《年月日》中就已经初见端倪，也是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发生重要转变的标志。

阎连科在《四十岁前的漫想——致西南》中焦虑地写道：“1995年至今，我的小说创作，事实上是处在休克期。”这个时候，他刚刚以传统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完现在已经被大多数评论家和读者所遗忘的《生死晶黄》。很显然，《年月日》是一个具有实验色彩的中篇，不仅把阎连科的小说从军旅主题拽回到乡土生活中，还开创了阎连科寓言化写作的新篇章，为《日光流年》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只要是寓言書写，就都属于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书写类型。”（敬文东语）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阎连科正是通过超越现实主义的方式形成了自我风格鲜明的“神实主义”。他在2011年的文学随笔《发现小说》中写道：“我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这似乎可以看作这次转变的一个追认和概括。

乡土写作的另外一位重量级作家莫言，则从反讽的角度，进入了“降妖除魔”模式。他炫技式地用多种写作方式完成的长篇小说《酒国》，直接呈现了他对“降妖除魔”模式的解构欲望，英雄的主角沦为跌入粪坑的软弱之徒，吃人的魔鬼却依靠牵强附会的语言逻辑，用政治话语遮掩自己卑劣荒唐的行为。“莫言此后更加自由自在地去到了历史中，回到乡间，牢牢地站在他的东北高密乡的土地上。”（陈晓明语）莫言写于90年代末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如《我们的七叔》《司令的女人》《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也沿用了这一视角。这些小说讲述的都是“文革”时期发生的故事。莫言一方面将叙述的重点放在被斗争、被改造的“落后人物”上（如革命疯子七叔，“茶壶盖子”小唐和被划为右派却多才多艺的罗锅朱老师等），赋予他们使用政治话语的权利，另一方面借助孩童视角，把种种批斗和改造活动内在的规训法则扭转成游戏规则，最终从语言和结构的双重层面解构了传统的“降妖除魔”模式。

80年代之后，单纯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已经不再可能。上述四位乡土写作的代表作家，分别从四种角度切入“降妖除魔”模式，冲撞、革新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写作方式。纵观他们在90年代的乡土写作，似乎遥远地回应了鲁迅先生在1934年提出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思想。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中，这一提法演变成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或者“讲述中国，对话世界”的意识。如果说马尔克斯、福克纳、川端康成等作家为异质性民族写作的成功点亮了希望，那么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等作家扎根在乡土中国里的叙述，是“获得了一切必要的、新的、现代的和西方的技法、思想与美学的前提下的一个回归。”（张清华语）他们将文字深深地插进古老的土地，收获了文学现代性的麦子，虽然在表面看来形成了一种回归与前进间的悖论关系，但仔细品读，却时常能够在文本中发现古老的“降妖除魔”模式幽灵般的一闪，那于枯朽中生发出的新的枝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