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响

7月27日下午，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上海奇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世纪回响——《世纪》杂志创刊25周年座谈会”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出席并讲话。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 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珏，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界、新闻出版界的专家学者，作者与读者代表等八十余人出席大会。座谈会内容丰富，安排紧凑，会场气氛热烈而温馨。著名国画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汪观清先生代表书画家在会上捐赠其国画作品《牛犊情深图》，该画由汪观清馆员精心创作并请104岁的顾振乐馆员题款，笔墨情深，以资祝贺。会上还举行了《世纪遐想》一书的首发仪式，并将该书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新闻出版博物馆、陈云纪念馆、上海广播电视台SMG版权资产中心、静安区图书馆、闵行区图书馆、社科院文学所、上海奇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8家单位；《世纪》杂志还与澎湃新闻网、观察者网举行了新媒体战略合作签约交接仪式。座谈会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馆长郝铁川主持。

首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党组成员、副馆长、《世纪》杂志主编 沈飞德对《世纪》杂志25年以来走过的历程和杂志在新媒体时代如何转型发展作了主题发言。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研究员等五位代表嘉宾先后发言。现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资料，将与会嘉宾发言摘要刊登。

熊月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我的专业是历史学，这里我就从城市历史记忆的角度谈一谈我自己对《世纪》杂志的一些感受。

《世纪》杂志内容并非只限于上海一地的历史记录，以上海为主，五年前我写过一篇《亲历亲闻 存史淑世》（刊上海《文汇报》2013年7月23日）褒扬《世纪》非凡业绩。又五年过去了，翻阅五年所载文章，越发觉得杂志在凸现亲历亲见亲闻方面、在留存历史记忆方面范围更广大，内容更精，更加自觉纯熟老到，有深意存焉。

存史之真，正史之误，纠史之偏，是《世纪》的一大特色。诸多回忆、纪念文章，均具此特色，其中郝铁川、殷之俊、钱江的文章，尤为突出。

杨兆龙是中国法学界著名人物，由于他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因而关于他的历史有诸多错误、不确之处。郝铁川关于杨兆龙的长文，连载14期，详细介绍了杨兆龙的成长经历、法学素养与历史功勋，包括建国前为审判日本战犯做了大量取证工作，营救上万共产党员“政治犯”出狱，为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國著名中国通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是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邓小平传记之一，但是在史实上也有讹误不确之处。殷之俊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辨证》对此书中相关史实讹误进行了仔细订正，凡13处。所据以订正的史料均相当权威可靠，所作订正均确凿无误，这对于推动邓小平历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钱江、朱悦华所撰写《武训传》批判内情文章系据新发现的袁水拍笔记而写出。作者通过详细的史料，对建国初期关于电影《光荣属于谁》《武训传》批判内幕，做了严密的考证与令人信服的叙述。对于毛泽东、江青在这场批判中所起的作用，有了确切的资料佐证。袁水拍所记毛泽东关于武训历史调查的谈话，为前所未有，价值极高。

补史之缺是《世纪》杂志长项。有三篇文章在这方面相当出彩：一是姜鹏飞《1920年代日本侨民学说上海话》，研究了一个相当重要而以往较少有人涉猎的课题，即日本旅沪侨民学习上海话的问题。自1905年以后，上海日侨学校曾经开设上海话课程，编写《实用上海语》等上海话教材。二是杜维善的口述史。杜维善是杜月笙最小的儿子，现居加拿大。他的口述史，《世纪》连载了六篇，所披露内容多关于国家大事，对以往相关史实有补充。比如毛泽东通过章士钊为两岸牵线搭桥，章是两边都能接受的人，蒋介石对他相当了解，毛泽东与他关系也不一般。第三就是孙大雨平反记述，在众多的错划“右派”中，著名学者孙大雨是大名鼎鼎、才华横溢、傲然自立、绝不违心认错的一位，正因如此，他被批斗再批斗入狱又劳改。改正也远比其他“右派”晚，拖到1984年才改正。考其缘由，重要一点是他不肯降志辱身。房群的《风骨刚毅的孙大雨教授》，记述了孙大雨横遭批斗、被捕入狱的冤屈，记载了以后蜗居斗室的窘境。对于孙大雨改正延后的原因，文章有独特的资料与独到的解读。1978年中央有关“右派”文件颁布后，孙原先所在单位表示孙只要认个错马上就给他改正，不料孙大雨答复“我错在哪里？错是他们！”有关单位拿出来拟好的平反决定让他签字，令人震惊的是孙大雨在该签字的地方加了一段批语：“毛泽东有什么权力饿死一个教书为业的教授？我错在哪里？毛泽东已经死了。邓小平先生应该代表已故之人向我道歉。”孙大雨的才学、狂傲与曲折经历，很多论文、传记、年谱都有所论述，但这两段资料都是作者亲历亲见，弥足珍贵。

如果让我在这里推荐一篇文章，那就是《木心闭口不谈隐痛岁月》，文章里有细节有深情，如此美文，《世纪》杂志不愧为中国文史杂志当中的高手。

曹旭（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进文史馆以来就不断地听到我们学校（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很多人跟我讲，说你们文史馆的《世纪》杂志非常好。当时我觉得怎么这么多人讲好，所以我在文史馆的建言群里也多次表示，这个杂志是上海文史馆的一个亮点，是上海文史馆的一个品牌。一些文章我也看了，但是我看得可能没有熊先生这么仔细，而且他每一篇文章都评。我整体感觉就是，《世纪》杂志办得好，我觉得它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领导重视。历任馆长都是亲自抓这个事情；第二是朋友帮助。你看今天在座的有多少朋友，媒体的，出版的，写作的都来，市里各个要害部门的领导都来，朋友帮忙很重要，你如果没有内容，没有发行，没有读者方方面面都很难；第三，虽然《世纪》杂志里编辑人员不多，但都是精兵强将，为杂志质量提供了有力保证；第四就是它有一种自己独特的定位。《世纪》杂志可以有大量史料的东西。这里面也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别的媒体上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都纷纷地把眼睛转向了《世纪》杂志。《世纪》杂志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虽然它不像《炎黄春秋》成为争议的焦点，但是《世纪》杂志有这样的好文章，这样的文章我称之为非常有尖锐性、思想性，而且很新鲜。这四个原因就是杂志在读者中叫好的原因。

王安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我一开始是《世纪》杂志的读者，然后因为赵昌平先生的引荐我就成为供稿者。这个过程当中对《世纪》的了解逐步地加深。我认为《世纪》是对历史的记录，这个记录历史的杂志和其他历史著作或是书籍刊物不同，它特别地开放，这种开放体现在两点。第一，就是尊重小人物的历史，这是比较少有的。因为我们的历史都是大人物的重要事件，都是正史性的。因为中国经历过100年甚至100年以上的动荡，中国历史尤其需要很多人来一起讲述。而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褶缝里有一些被我们忽视的小人物的生活，一些社会地位不那么高，社会身份不那么重要，甚至很长时间里被遮蔽的人物，《世纪》杂志注意到了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第二，《世纪》对历史不是那么机械的划分。今天过去，昨天就是历史，但历史在很多人眼里很遥远，很多杂志也正是记录和讲述遥远的历史。《世纪》杂志没有太强的约束，不大讲究年代，哪怕是在五年前、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纳入到其追忆当中。由于它是如此开放的一个杂志，所以我们可以靠近它，提供我们的材料。这两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特征。

还有一点我想说，这些日子全国各地大家都兴起了建文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各种各样场馆的热潮，这种热潮可能跟我们现在生产的水泥钢筋过剩有关系，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事物都适合建馆的，尤其是我们文学，文学是不能直观地给你来接受的。中国是一个文字记载有长久历史的国度，文字是承载于时间上的，时间是动态的，这和历史的物理相同，你很难把它固定下来变成实物的物质化的来直观它。我们保留历史最好的办法不是建馆而是用文字把它保留下来。我在想，法国作家雨果写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有一个场景很有意思，几个修道院的长老级的人物在讨论，讨论什么呢，历史由什么记录最牢固。他们认为最早的时候是用石头来记录，比如说做石砌的教堂、修道院、神殿，这些东西就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个历史一个王朝。你会发现这种建筑是非常脆弱的，一场大火一场战争一场革命就把它摧毁。然后出现了什么呢，印刷术，当印刷术产生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复制和传播，就变得很坚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文字和印刷品。我就说这么一个意思，希望《世纪》一直办下去，不要管读者有多少，不要管新媒体、电子版，这些新科技载体我觉得都不能替代柔韧的纸张。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我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主编过《档案与史学》《档案春秋》，知道办杂志的酸甜苦辣。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我就与文史馆的同志交往，陆陆续续为《世纪》杂志写了不下二三十篇文章。我认为《世纪》不仅是文史馆的一个亮点，也是上海文化的一块品牌。

《世纪》杂志编辑团队非常强。杂志要办得好，编辑很重要。其实从作者角度来讲，也非常幸运。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作者，稿子寄出，编辑一般是不会改的，但到了《世纪》以后，主编、编辑还会提一些修改建议，说明他们对文章的质量要求非常高，这不仅对杂志质量有好处，即使对作者也是一种提高。

《世紀》杂志质量很高，办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题材的原创性很强，这是《世纪》一大特点。二是“三亲”文章多，你仔细看，发现有许多新的视角和写法。因为文史馆馆员资源丰富，口述历史工作，又为杂志提供了不少稿源。近年来建国后的选题非常突出，比如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文章，这就拓展了选题范围。但建国以后题材的拓展，是要有相当的政治意识、政治敏锐性和尺度把握的准确性，能够做到这两点很不容易。这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三是文章比较耐看又好看，学术性通俗性兼而有之，绝非东拼西凑，说明文章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有研究的东西在里面。一般作者是到不了此一层面的。

如果要提点建议，我觉得在三个方面可以强化，首先是文章的切入角度，作者与文章的关联度如何？文章与读者的关联度如何？一定要注意到，关联度越高，文章的吸引力越强，有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与读者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不能吸引人。第二，文章见人也要见事，写人要见初心、情怀，并尽可能反映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可以通过写人反映时代、社会转型，也要反映时代、社会对人的命运影响，这样比较有深度。第三，如果“三亲”方面的文章，再结合档案资料的解读，这方面再下点功夫，会更加相得益彰。

王兴康（上海市期刊协会会长、编审）：在我看来，上海文史纪实类杂志中最出色的就是两本，一本是《世纪》，一本是《上海滩》。《世纪》杂志有几个特点，首先它是大众，但是大众里面有“小众”。第二个它以史料积累为主，但是史料里面有“观点”。既然有观点，就一定有褒贬，有是否，有是非，由此也造成了它和《上海滩》在目标读者上的差异。从全国来看，我觉得《世纪》在同类文史纪实类杂志里面毫无疑问属于第一阵营，是佼佼者。我此刻想到的同类杂志有《文史春秋》，还有“大名鼎鼎”的《炎黄春秋》，但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世纪》在政策口径的总体把关和史料披露的真实、生动方面，是首屈一指的。我是做出版的，下面我从出版角度讲一些对《世纪》的看法和认识。

《世纪》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第一点，是政策把关到位。政策把关不到位，就很容易出错。《世纪》正是用第一手的历史素材，生动地阐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记录了许多很可能被时光湮没的历史和细节。比方说周瑞金先生回忆改革开放的系列长文就是一个代表。

第二点，就是定位一以贯之。出版社、杂志社之所以办得不够好，很多是主事者的出版宗旨始终在变。《世纪》杂志的历任领导和编辑对史料的求真与求实一以贯之，不受外界的影响，这包括政治、社会等等方面的影响 。办刊指导思想一以贯之之外，编辑风格也是一脉相承，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点，我觉得《世纪》的文章严谨、厚实、可读，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素材，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你没有丰富的原始资料，今后想修一部信史，难度会很大。近年来我还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许多图书，尤其是期刊和报刊印数大大萎缩的情况下，《世纪》杂志增加了印张，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四点，《世纪》拥有一支非 常专业化、非常敬业的编辑队伍。这支队伍不管是主编、副主编还是编辑、校对，都学有专攻，尽心尽力，精益求精，有“专家办刊”的风范。从专业水准来看，不管是栏目设置，还是作者阵容；大到重头文章，小到来信、补白，都充分体现了编辑团队的高素质。我还关注到，在最近上海期刊两年一次的编校质量检查中，《世纪》获得“优秀”，这是很不容易的。每期杂志的整个编排，开篇是《世纪遐想》，收官是《编余琐谈》，既各司其责，前后呼应，又概括正文的内容，提升正文的立意，凸现了办刊人的总体构思和匠心。

最后一点，《世纪》叙述历史，无论是古代史、现代史还是当代史，在《世纪》作者的笔下都变得活起来了，动起来了，连起来了。这一点很重要。历史要走进大众，一定要能“活”起来，要让大人物和小人物以及各色人等都接地气，说今天的读者信得过、听了有收获的话。当前，出版界包括期刊界，都面临转型发展。如何正确应对机遇和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值此《世纪》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上海市期刊协会，祝《世纪》杂志在新的起点上砥砺前行，更上层楼。

王珏（中共上海市委統战部副部长）：《世纪》杂志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1993年7月共同创刊并主办的文史纪实类刊物，伴随改革开放走过了25年，迄今为止共计出版150期，近2000万字。创刊以来，《世纪》杂志始终坚持“积累史料、传承文化”的宗旨，不断地挖掘文史馆馆员和社会上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者见证者、亲历者的珍贵史料等。刊载的文章兼具史料价值高和可读性强，深受读者好评，在上海和全国都很有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文史馆的指导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提高杂志质量，扩大社会影响力。一是打造特色栏目。结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的编撰，将《世纪》杂志“口述历史”栏目打造成了深受读者欢迎的特色栏目。二是与时俱进，积极与各家网络媒体合作，创建微信公众号，实现了文章在网络上的传播，扩大影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世纪》杂志的口碑非常好，影响也很大，成绩也很喜人。特别在纸媒前景并不十分看好的情况下，《世纪》杂志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可喜可贺。

《世纪》杂志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和支持。首先要感谢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领导，特别是王仲伟主任长期以来对杂志的厚爱，悉心指导业务，帮助全力推广，大大提升了《世纪》杂志的影响力。仲伟主任非常重视，今天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座谈会，令我们非常感动。其次要感谢各界领导、专家学者等热情人士的辛勤付出。当年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先生十分关心杂志发展，邀请名流翘楚为《世纪》杂志写稿。时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王国忠亲自策划“世纪遐想”栏目。还有冯英子、葛兆光等很多知名学者都为栏目写过稿，支持杂志的发展。第三要感谢广大的读者的热爱和关心。大家的喜爱和关心，是《世纪》杂志不断前行的动力。

文史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并且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建立的，是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工作机构。我们要始终坚持文史馆的统战性荣誉性的性质，积极发挥广大馆员在团结、凝聚党外人士方面的作用，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组织馆员继续在“文化传承、建言献策、统战联谊、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作用，推动各项工作。

王仲伟（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世纪》杂志之所以办得好，正如大家所说，首先是它的定位好，这个定位和我们文史馆的功能履职职责是完全吻合的。文史馆就是要推动文化建设、开展建言献策，体现统战性、荣誉性的要求，尤其是在文化建设和文史研究方面不断有所作为。《世纪》杂志能够办到今天，就是始终坚持了这样的一个定位。

其次是因为团队好，编辑部团队非常敬业、非常认真。我的体会是他们非常认真地开展组稿，这个组稿认真不认真，组稿思想是不是明确，组稿的意图是不是清晰，这对吸引哪些稿子投过来，有哪些作家会团聚在这本杂志面前是很重要的。他们在组稿上真下功夫。当然把关、政策上的口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首先组稿工作做得好，真正有慧眼发现作者，发现好的稿子，包括哪怕是初级比较好的，经过他们提炼加工，成为了一个比较好的受读者欢迎的稿子。

第三就是我们有好的作者队伍。首先这支队伍在上海，其次现在也在全国有进一步的扩展。上海今天也算酷暑高温了，我们这么多的馆员、专家、老师，我看大家的确是抱着对这份杂志非常厚爱的心情来到这里，是你们长期的关心，亲自撰稿，包括对它的批评和点评，才使这个杂志不断地成长起来。当然我们也有这样好的环境，上海的领导都对这份杂志非常厚爱。这本杂志办在上海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体现了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担当，也完全符合现在李强书记所要求的上海打响“四个品牌”要有“文化品牌”这个重要的内容。一个城市的文化品牌其中很重要的不管怎样还是和它的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有关。今天尽管新媒体发展很快，但是有没有一份全国有影响的好的杂志，还是标志性之一。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也反复和许多同志研究过，什么是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力，最近读上海的报纸，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现在对上海文化的品牌影响力已经研究的很深了。但是还要有一些好的文化项目，要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

《世纪》是以史料见长的文史研究的杂志。这份杂志好，按照现在最直观的标志来说，有两样东西能够经的起考验的，第一杂志是不仅要有料，还要经得起核查。第二要经得起清理，每天家里的书那么多，很多会被清理掉，唯独《世纪》杂志不会被清理。真正的好货是不会丢的，所以我们这本杂志能够办到这样真的不容易，向大家表示感谢，向大家表示祝贺，尤其是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争光了。

这本杂志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为文史馆履职和功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文史馆履职，怎么履职，编两本书，开研讨会、讨论会都可以，但是我们许多馆员专家学者，他们对文史资料的一些研究，一些积累，一些看法，怎么交流呢？办杂志。这本杂志就成为履职的一个平台，通过这本杂志帮助大家履职，服务了大家的履职，促进了大家的履职，展现了大家履职能力，体现了大家履职成果，传播了履职的风采。所以《世纪》杂志有这样一种功能作用，有这样一种平台作用。如果我们全国的文史馆都能够把类似的平台建设好，实际上就是为我们文史馆的履职和我们馆员作用的发挥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方式。《世纪》杂志不仅为上海的文史馆的馆员履职提供了好平台，而且正在成为全国文史馆馆员履职的好平台，成为大家进行文史资料研究、开展建言献策、国事咨询、民主监督、统战联谊、交流思想感情的大平台。所以我再次衷心的感谢大家，并祝愿这样的一个杂志这样的一个平台越办越好。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大家都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求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在改革开放再出发上努力多做工作，把我们的履职搞的更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做出我们共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