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中国学派”的实践特征和理论探索

殷健 刘润泽 冯志伟

在中国翻译史中，术语翻译实践是一个显著的语言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点，周有光先生[1]曾专门撰文详述。这种实践显著性可以说一直延续至当代，并在数据科学大潮中发展成为服务于中国话语构建的基础资源建设方法体系。对此，在2017年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上发布的“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这一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主持建设的首个国家级多语种权威专业术语库①便是最好的说明。与此同时，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无论在成果数量还是理论深度上，均取得了长足进展，无疑可以作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深化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一点，在2017年11月由南京大学、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翻译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已有初步体现。会议期间，就这一主题，笔者有幸邀请到前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志伟教授②做了深入访谈。

众所周知，冯先生是我国面向翻译的术语工作实践与术语研究领域的开拓者③。早在20世纪80年代于德国夫琅禾费研究院新信息技术与通信系统研究所（FhG）访学期间，冯先生便基于UNIX操作系统和INGRES软件，成功建立了同FhG其他语种术语库关联的中文术语数据库GLOTC，极具开创意义。此外，由冯先生执笔的《现代术语学引论》是我国术语理论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访谈期间，冯先生深入浅出，帮助我们明晰了在中国学术话语构建这一背景下，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之于理论创新本土化与学术贡献国际化的重要价值，并明确提出打造“中国学派”的主张。现将访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殷健、刘润泽（以下简称殷、刘）：冯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众所周知，您是在中国学界系统引介国际术语学思想的开拓者，同时您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以中国学者的身份著书立说，是中国原创学术成果的传播者。您可不可以首先以此次大会为背景，根据您在中西学术界的多年经验，谈一谈“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这一研究方向有何特殊性与学术价值？

冯志伟教授（以下简称冯）：好的。这次是国际术语学界首次在亚洲国家召开会议，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次大会进一步扩大了术语研究群体的规模。过去参加同类型学术会议的群体，一般来自信息技术领域，他们主要关注语言结构、自动分析等术语本体相关问题，另外就是标准化行业，他们关注术语在各行各业应用中的标准化问题。显然，过去对术语相关的翻译问题关注不够。实际上，在术语工作中，有不少外事工作者。所以，我觉得“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这个主题是十分必要的，它源于现实存在的问题，应当引起更多的、持续性的重视。

外国专家的发言基本上是从术语规范论的角度来谈的，总体还是基于比较传统的术语学理论。而且他们的研究涉及翻译的并不多，这一点，可以说和我们自己的研究很不一样。中国还是希望有自己的术语标准化与规范化组织，希望开展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术语工作，也希望结合中国的术语工作进行理论上的探索。

中国的术语实践历史远远长于西方，且具有更大的复杂度和挑战性。可以说，中国人经历了很长一段“痛苦”的过程，锻造了前期的一批术语，其中有很大一批借助翻译形成的术语。大家耳熟能详的玄奘、严复等翻译大家都是从事这一类工作的代表。这种长期而艰巨的术语工作实践在国际上是没有的。欧洲的术语研究，基本上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的转换，采用的方法是“transliteration”即字母转换。我们中国人翻译术语曾经一度使用音译（transcription）的方法，后来发现传播效果不好，又改为意译（semantic translation），其中包括借用日语中的一些术语。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

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翻译研究院组织了“面向翻译的术语管理”主题论坛，发布了国内首部《术语管理指南》[2]，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足以说明中国当代的术语工作依然是非常活跃的。这些大量的术语工作，即使放眼当今国际，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个人也希望能够借助“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这一主题，让外国人了解我们，了解中国的术语工作和术语学研究。

殷、刘：谢谢冯先生。看来无论是基于历史，还是立足当下，中国的术语工作都有它的实践特殊性。实际上，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前在承担NUTerm术语库构建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时也深有体会。尤其是包括政治话语在内的人文社科领域中的术语，它们的类型特殊性與跨语复杂性更为显著。请问您怎么看人文社科术语特别是在翻译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问题？

冯：实践与理论往往是相互促进的。理论来自于对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而新的实践的开展、研究对象视阈的扩大又促使人们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实践因而具有对理论发展的反哺价值。传统术语学理论创立之初，主要的关注对象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术语。随着术语实践的不断深入，研究者的视阈也会不断扩大。我们不妨以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工作为例，先来大致看一看术语工作范围的变化。过去，他们主要从事的是自然科学术语的定名与编纂等工作，后来，他们关注的术语范围扩大到了人文社科领域，比如最开始是语言学术语，再后来囊括了马克思主义术语、哲学术语等。我们常讲，术语是科学知识的结晶。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关的术语工作也应该相应开展。

我们说人文社科术语有特殊性，是相比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术语而言的。且不往深处说，人文社科术语首先在命名上就可能会存在一些科学性欠缺的情况，但是从使用习惯或者约定俗成的角度来看，它们是自然形成的，又有一定的合理性，从而能够被人们接受。术语的文化属性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概念不断产生，也需要专业人士来做这个工作。同时，人文社科术语也涉及更加复杂的翻译问题，这也是刚才你提到的。关于人文社科术语的翻译，科学性可能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这一点，我想你们在建NUTerm术语库过程中已深有体会。这其实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为什么重要这一问题上。

殷、刘：综合前述中国术语工作实践的本土特征以及人文社科术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术语翻译研究其实是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的。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冯：术语翻译研究的合法性，其实同前几个问题紧密相关。过去，术语研究的范围很窄。术语主要依靠专家定名公布，或者依靠国家行政命令推行，至于民众是否接受则并不受关注。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术语翻译这一现实问题的忽略。我认为术语真正的用途是需要借助于翻译来实现的。不妨这样讲：我们在翻译中传播和创造术语。所以术语和翻译是密不可分的。从这几年的学术研究实践来看，术语学界的专家发现术语一旦和翻译结合起来，就有了无穷无尽的问题可以去探索，翻译界对术语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认为，从翻译的视角来看术语是术语学发展的一个路子，术语翻译研究是极有必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术语的运用者除了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之外，还包括语言学家和外语工作者。这里面有一个翻译的方向问题，就是除了汉译外来术语之外，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对外传播也需要和翻译结合起来。这里我可以简要谈一下我自身的一个工作实例。前段时间我出版了《汉字》④英文版，在1994年我用德文在德国出版过一本《汉字的历史与现状》的专著，这本德文的专著在德国也是畅销书，用外文写书时必须把传统汉字的许多术语翻译成外文。过去很多汉语专家对于与汉字相关的很多术语不知道如何用外文表达，现有的外文辞书中也查不到这些术语。我就大胆用外文写了这样的两本书，向外国人介绍汉字，其中就涉及大量的术语翻译问题。可以说， 只有通过术语翻译这一途径和工具，中国的汉字知识才得以传播到国外。撇开这一个案，实际上，在当代的知识交流活动中，各个学科的术语必须要和翻译结合起来。

之前我们已经谈到，翻译是中国术语实践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西方其他国家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显著。这一实践特征同中国语文的特殊性不无关系。我们可以对术语的跨语应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一种情况是，翻译在两种差别很大的语言之间进行（远距离语言，fardistance languages），另一种情况就是关涉到的两种语言差别不大（近距离语言，neardistance languages），这代表了术语跨语应用的两种不同的状态。西方学者之所以没有特别关注到术语翻译的复杂性，是因为他们受到所观察对象的限制。西方的语言之间差异性不大，是近距离语言，所以可以有效地形成各种规定。但汉语和西方语言却相差很大，是远距离語言，这不仅仅表现为客观上两种语言文字的差别，其中还有社会政治因素造成的权力势差，术语运用涉及诸多超语言因素带来的问题。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展开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术语研究的特征和使命。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打造“中国学派”。

殷、刘：的确，从中国的语言生态与知识生态的演化过程来看，术语工作同翻译活动紧密相关。我想，您所提到的“中国学派”的实践特征也正来源于此。谈及学派，它不仅是一种实践共同体，更是一种理论共同体，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中国学派”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和使命？我们又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其实，早在我撰写《现代术语学引论》时，便有构建“中国学派”的想法，但因一时研究条件所限，迟迟没有付诸笔墨。刚才我也提到，直到今天，外国专家对我们的工作还不了解，认为我们应该跟着他们的路子走，学习他们的东西，把我们看成是学习者，没有想到我们也是要进行创新的。实际上，若论创新性，就术语学而言，西方现有理论的创新价值并不突出。对于外国的术语学研究，我翻译了比较多的著作，包括维斯特（Eugen Wüster）等前辈学者创立的传统术语学理论，也了解现当代的一些术语学理论，如交际术语学理论[3]、社会认知术语学理论[4]、框架术语学理论[5]等等，它们基本上是将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套用到了术语学上。客观地讲，这种理论构建模式很有局限性。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学界与业界做了大量的术语相关工作。中国的术语实践作为一项工作在历史上就一直是存在的，而且还面对非常艰巨的术语翻译任务，我们若从历史源头上来进行梳理，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中的术语实践进行总结，完全可以找到中国学派的传统纹理，可以说，中国学派是由来已久的，这是有现实依据的。而在当代，从机构设置到学术出版与专业划分，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术语工作与研究体系。我们有几千位专家从事术语工作，其中包括三百多位院士，这种情况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我认为在恰当的时候完全可以公开打出“中国学派”的旗号来。

我认为我们“中国学派”的特点应该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我们承认术语和概念是有本质关联的，但这还不够深入，我们认为，在此基础之上，对术语的研究应该和知识本体（ontology）结合起来，我们不仅关注术语和概念形成的结果，更应该关注概念得以形成的来源和概念的系统性。第二，术语的规范是重要的，但是在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忘记术语研究的描写性质。具体而言，我们应该用描写的观点来看待术语，要从大量的语料中提取和观察术语的使用特点。比如，可以从使用概率的角度来判断哪一个术语是大众优先使用的，而不是由专家主观定名的，其中当然也包括术语跨语使用的情况。在这一方面，计算术语学大有可为。第三，维斯特所开创的术语观是静态的，认为术语一旦定名，就会形成硬性标准。而我们认为术语研究应该引入时间的维度。随着时间的变化，术语概念以及术语使用情况也是变化的。第四，我们尤其注重术语的结构和功能，这一点，同国外主要关注概念问题这一研究现状不同。关于术语的功能，其中也会涉及跨语应用的问题。西方也关注跨语，但主要是从规定性的视角来看的。对于我们来讲，术语应用问题更值得关注，比如术语使用中的话语以及话语权力等问题。如果两种语言的影响力相差悬殊，在跨语再命名过程中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去研究的，而这个意义上的术语功能研究是西方所欠缺的。

至于在操作层面如何打造“中国学派”，还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共同探讨。我有一些基础的想法。在研究对象上，应该有一个差别化的意识，即重视术语类别与知识领域的差别化。比如，汉语术语本身有它的语言类型特殊性；再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划分，特别是针对人文社科术语的翻译研究，或许能够带来新的理论思考。在研究理念上，我们应该注重学科的交叉性，“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这一主题已经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点。具体到微观的研究方法上，借鉴数学方法与计算理念，应该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型研究。最后，在研究目标上，我们需要格外注重理论构建，形成抽象总结与体系化构建的意识与方法，要有一批拿得出去的文章与著作，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今后需要专门努力的方向。

殷、刘：从您以上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阐述中不难发现，理论创新是重中之重。其实在这一方面，您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比如，您提出的“术语形成经济律”[6]是中国学者在术语学领域的一个特殊贡献，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质的研究”的成果。国内也有学者将其应用于跨语情境，并提出“术语翻译的系统经济律”[7]。此外，我们在基于NUTerm的术语研究报告中，还提出了面向汉英术语系统的“经济率差”这一设想。是否可以请您谈一谈在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中，这种基于“经济律”的研究路径有何应用价值与创新价值？这一个案对于“中国学派”的理论探索又有什么启示？

冯：面向翻译的“术语经济率差”是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实际上，经济律的提出本身就和翻译有一定渊源。多年前我在德国做数据处理，需要把英文的术语翻译成中文的术语。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并不是对每一个新概念都要造一个新的术语，而是利用原有的概念，构成复合概念来表达。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在翻译中，译者往往会充分利用译语中既有的术语或术语要素创造一些复合型译名，而不会总是另起炉灶再创新词。这样一来，词组型术语（phrase term）的数量通常明显多于单词型术语（word term）。我当时想用数学的方法来描述这个现象，就提出了术语形成经济律的计算公式，术语的经济指数E和单词的使用频率F以及术语的长度L有关，即可以用E=F/L这个公式来表达[8]。

术语系统经济率的高低，和术语使用中的接受程度有关。如果经济指数比较低，说明造了很多新词，易懂性就比较差。相反，如果经济指数比较高，说明造的新词比较少，而是利用了原来的词语构成复合术语，形成了复合概念。经济指数越高，系统内的术语就越容易理解。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跨语情境中。经济指数高，术语再命名后的能产性就越高，译名系统整体的可读性也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但需要注意的是，面向翻译的术语经济律会有新的理论内容。由于源语与译语本身的差异，再加上译者的主体性，术语经过系统翻译之后，其经济指数是会有所变化的，这也就是你提到的“经济率差”的问题。此外，学科特点以及术语翻译的过程性因素也都会对术语翻译的经济率差产生直接影响。也许你们在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个“经济率差”同样是动态的。通过这个差值的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评估与反思翻译方法在符号层面带来的影响。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音译占大多数的话，翻译后的术语经济率肯定是比较低的，后面如果逐渐采用意译的方法，译名系统的经济率在理论上会有所上升，从而引起“经济率差”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取向与幅度要取决于不同意译方法的运用模式与频率。如果在大型的多语术语数据库中嵌入这种自动统计机制，就可以实现动态的术语计算与分析，监测术语系统翻译后的优化程度，从而为术语翻译质量的系统评估提供一个参考。

从这一个案中不难发现，翻译的介入使得术语研究的理论复杂性凸显出来。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出于语言特点和文化势差的原因，西方学者很难注意到这一点，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一个现实问题。我想，开展这方面的理论探索也是构建我所说的“中国学派”需要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最终我们是要争取在中国同西方世界之间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

注释

① “一带一路”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与语言服务发展论坛暨2017中国翻译协会年会在京召开（http：//www.taconline.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95&id;=3260）。

② 冯志伟先生，云南省昆明市人，生于1939年4月15日，熟谙英、德、法、俄、日等多种语言，文理兼通，研究成果涵盖自然语言处理、計算语言学、机器翻译、术语研究等多个交叉学科领域。冯先生曾在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担任计算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在德国夫琅禾费研究院新信息技术与通信系统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德国康斯坦茨高等技术学院国际术语学和应用语言学中心担任技术顾问，在桑夏自然语言处理研究院担任高级研究员，在韩国科学技术院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担任教授。

③ 冯志伟先生在术语相关研究领域中的贡献得到国际同行的一致认可，曾于2006年荣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地利委员会、维也纳市政府和国际术语信息中心联合颁发的“维斯特奖（Wüster Special Prize）”。

④ 冯志伟、詹宏伟，《汉字》（英文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此外，冯先生基于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文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的授课经验，曾于1994年以德文出版专著《汉字的历史与现状》（Die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in Vergangenheit und Gengenwart， Trier：Trier Wissenschftlicher Verlag， 1994）。2017年，以希腊文同名出版该著作（Τα κινεζικα συμβολα γραφη： Μια αναλυση στο χρονο[M].ΑΘΗΝΑ：ΠΑΠΑΠΗΣΗ，2017）。

参考文献

[1] 周有光. 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J＼]. 外语教学，1992，（3）： 64-73.

[2] 王华树，王少爽.术语管理指南[M＼]. 外文出版社，2017.

[3] Cabré M T. Terminology，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4] Temmerman R. Towards New Ways of Terminology Description， The SociocognitiveApproach[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5] Faber P， LHomme M C. Lexical Semantic Approach to Terminology： An Introduction[J＼]. Terminology， 2014， 20 （2）： 143-150.

[6]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M＼]. 商务印书馆，2011.

[7] 胡叶，魏向清.语言学术语翻译标准新探——兼谈术语翻译的系统经济律[J＼]. 中国翻译，2014（4）：16-20，128.

[8] Feng Zhiwei， The “FEL”Formula—An Econoical Law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erm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