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风险分层尺度标度法在40~59岁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制订中的应用

2018-10-11 07:54范超群张一民孔振兴聂明剑
中国体育科技 2018年5期
关键词:总分受试者成年人

范超群, 张一民, 孔振兴, 聂明剑, 王 梅



健康风险分层尺度标度法在40~59岁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制订中的应用

范超群1, 张一民2, 孔振兴2, 聂明剑1, 王 梅1

1.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61; 2.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 100084

目的:不健康的生存环境和行为方式导致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患病风险的增长,如何通过科学健身提高身体质量,减低患病风险,保持高水平的健康成为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普通城市中年人群中,探讨不同的体质水平与健康风险的数量关系,并以不同健康风险等级为尺子,标度成年人体质健康状况,初步制定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方法:以40~59岁普通城市成年人(测试组1 759人,回代组155人)为研究对象。1)受试者分别进行心肺耐力、身体成分、肌肉力量与耐力、柔性素质和心理状态的测量,加权计算后获得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得分;2)通过血液生化检测和体质测量,获得受试者健康风险聚集情况,并划分健康风险等级;3)通过健康风险等级尺度标度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得分,以此制定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并进行回代检验。结果:1)在40~59岁人群中,健康风险度检出比例有明显性别差异(女性>男性),且随年龄增大,各健康风险度检出比例明显增大;2)不同性别和年龄组别的成年人体质健康水平均具有差异性;3)随着健康风险程度加重,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随之降低;4)回代检验发现,回代组各风险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与测试组值一致性良好。结论:健康风险分层尺度标度法制定40~59岁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可以应用于实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同时可简单预估受试者所处健康风险等级。

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健康风险

体质(physical fitness)与健康(health)密切相关,体质是健康的基础。好的体质使人能够精力充沛地参与到家庭、工作和休闲活动中[22]。高水平体质代表着更高质量的生活状态(living well)。随着人口老龄化、无序的快速城市化和科技的高水平化,静坐少动、热量摄入过多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导致人们健康风险急剧增大,非传染慢性疾病患病率井喷式发展。WHO于2008年[9]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5%比例的健康人群,20%病患人群,剩余75%为“第三状态”,在我国称之为亚健康人群或者健康风险人群。王国军[12]在对亚健康人群进行研究的健康风险理论中表明,体质水平下降,健康风险随之增大,个体距离疾病就越近,距离健康(wellness)的距离则更远。

近年来,非传染性慢性病患病率提高和健康风险的增大带给生活和医疗沉重的负担,随着健康和健身知识的科普力度加强,居民的健康需求已由传统、单一的医疗治疗型向疾病预防型、保健型和健康促进型转变,因此,科学健身指导需求空前增加。专业的运动处方开具以及健身效果评价等均对体质健康的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再停留在体质健康状况的现状描述,而在于科学准确、有针对性的健康对策支持。另一方面,缺乏身体活动(6%)[27]已然成为全球范围死亡的第4位主要危险因素。而2007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却仅为28.2%[4](含儿童、青少年),也反映出我国国民面对日益严峻的健康问题,大部分人群体育锻炼意识仍旧淡薄,提高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还需更多的推动。

综上所述,为明确降低健康风险带来的健康益处,提高人们运动的积极性,本研究将探讨普通城市中年人群健康风险与体质健康数量关系,并尝试在体质健康综合评价中引入健康风险因素,为国民尤其是亚健康群体科学健身效果评价提供更多的量化证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分别来自北京、湖南长沙、广西南宁等地的普通城市成年人。纳入标准:1)年龄在40~59岁;2)完全明确本研究实验内容并自愿参与所有实验,签署知情同意书;3)能够完成本研究所有实验。排除标准:1)运动禁忌症,如运动可能会加重的严重风湿病、关节病等;2)精神类疾病,不能完全领会测试方法和相关注意事项;3)肢体残疾人等。

本研究受试样本总数1 759人,其中,男性734人,占41.73%,女性1 025人,占58.27%,年龄在40~49岁有925人,占52.59%,50~59岁有834人,占47.41%(表1)。回代检验组受试者共155人(表9)。

表1 本研究受试者基本情况

1.2 体质健康测试

1.2.1 人体形态指标

分别测试受试者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身体成分。使用韩国Inbody 720身体成分仪测试,获得体脂率等指标数据。

1.2.2 心肺功能测试指标

包含安静血压、肺活量和最大摄氧量。最大摄氧量通过6 min走试验[15]间接测试法计算获得。

1.2.3 素质类测试指标

需要充分热身后间隔完成以下5项指标测试:1)握力:使用优势侧最大数据;2)上肢耐力[16]:1 min固定负荷弯举,方法是双手于头部两侧同举哑铃至头顶后放下,计算至力竭时弯举重复次数,其中,男性所举哑铃重为2.5 kg,女性所举哑铃重1.5 kg;3)躯干耐力:平板支撑,计坚持时间;4)下肢肌肉耐力:座椅试验,计1 min内起坐的次数;5)柔韧性:坐位体前屈。除此之外,受试者还需测试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通过填写运动心理研究学者毛志雄编制的《20~59岁填写<心理健康状态量表>(成年人版)》[8]获得。该量表共包含36题,主要从受试者自我贬抑、社会适应、职业满意、自我悦纳、社会支持、积极调整、自我掩饰和身体健康满意感8个维度进行考察,各考察维度的信度在0.613~0.757之间,效度也达到了较好的标准(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数TLI、IFI、CFI、NFI均达到了0.90)。

1.2.4 体质健康综合评价

本研究体质健康综合评价遵循与健康密切相关的评价要素选取原则,在ACSM的与健康相关体质评价要素的基础上,对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纳入心肺功能、身体成分、肌肉力量与耐力、柔韧性和心理状态5个要素[2],其权重分别为0.33、0.21、0.21、0.06和0.18。其中,心肺功能要素评价中包含最大摄氧量、收缩压和舒张压3个测试指标,身体成分评价中包含体脂率、BMI、腰臀比3个测试指标,肌肉力量与耐力评价中包含握力、固定负荷弯举、平板支撑和座椅试验4个测试指标,柔韧性评价仅包含坐位体前屈1个指标,心理状态评价包含心理状态总分(由自我贬抑、社会适应、自我掩饰、职业满意、自我悦纳、社会支持、积极调整和身体健康满意感8个指标构成)。通过对各指标进行去量纲化和一致化处理,加权计算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T(以下简称“T”)。

1.3 健康风险度

所有受试者均需要在客观测试之前完成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1)受试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等;2)PAQ问卷,主要用于排除不适宜运动测试的受试者;3)健康风险信息,包括询问受试者是否有骨关节痛、是否服降血压、降血脂和降血糖药物等。

由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提供与体质健康测试同一季度体检报告,主要是血液生化检验结果,根据1.4部分诊断标准判断受试者健康是否存在异常。

1.4 诊断标准

1.4.1 体重异常诊断标准

根据2010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在18.5~23.9 kg/cm2范围内为正常,BMI<18.5 kg/cm2判断为体重偏低,BMI在24~27.9 kg/cm2范围内为超重,BMI≥28 kg/cm2判为肥胖[1]。本研究中将体重偏低、超重或者肥胖者归为体重异常。

1.4.2 血压异常诊断标准

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7]推荐标准:安静状态下,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判为高血压;低血压判断标准:收缩压≤90 mmHg和(或)舒张压≤60 mmHg。本研究将低血压和高血压者均归为血压异常。

1.4.3 血糖异常诊断标准

正常血糖判断标准为:FPG<5.6 mmol/L且糖负荷试验后2 h PG值即2h PG<7.8 mmol/L; 糖尿病前期:包括空腹血糖受损(FPG在5.6~7.0 mmol/L内,2h PG<7.8 mmol/L)和糖耐量减低(FPG<7.0 mmol/L,2h PG在7.8~11.1 mmol/L内,糖化血红蛋白HbAIG在5.7%~6.4%范围内);糖尿病:FPG≥7.0 mmol/L或者2h PG≥11.1 mmol/L或HbAIG≥6.5%。本研究将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均归为血糖异常[17]。

1.4.4 血脂异常诊断标准

高甘油三脂判断标准为TG>1.70 mmol/L;高胆固醇血症的判断标准为TC>5.72 mmol/L;高低密度胆固醇血症为LDL-C>3.64 mmol/L;低高密度胆固醇血症的判定标准为HDL-C>1.55 mmol/L。本研究将以上4类情况归为血脂异常[18]。

1.4.5 腰围诊断标准

本研究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腰围诊断切点:男性≥85 cm,女性≥80 cm,作为诊断中年人中心性肥胖的标准[14,19]。

1.5 统计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6.0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定量资料±表示;体质因子权重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有序资料用秩和检验;组间差异采用卡方检验,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健康风险度受试者体质水平的差异;回代检验使用Kappa一致性检验。

2 研究结果

2.1 健康风险因素分析

2.1.1 疾病风险因素评分标准

根据对成年人生活方式和流行病学的研究,确定了血压、血脂、血糖、腰围、BMI 5项为本研究的健康风险指标,对每位受试者健康风险指标进行统计,并参照中国糖尿病高血压诊断标准制定原则对每项进行计分。其中,血压异常值记1分,血压异常并服用控制血压药物记2分;血脂异常或者服用控制血脂药物记为1分;血糖异常或者服用控制血糖药物记为1分;男性腰围≥85 cm或者女性腰围≥80 cm时记1分;体重过低、超重、肥胖(满足其中1项)记1分(表2)。

表2 健康风险指标赋值情况

根据受试者健康风险聚集程度,对其健康风险度进行统计,本研究中受试者健康风险度在0~6分以内,健康风险度最高为6分,最低为0分。其中,健康风险度0分为无风险,健康风险度得1分为轻度风险,得2分为中度风险,得分≥3分为重度风险。

2.1.2 健康风险的检出情况

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健康风险检出率进行卡方检验(表3),男、女性在不同健康风险度的检出率均有统计学差异。除无风险组外,其余健康危险度中女性的检出率均高于男性。不同年龄的健康风险度检出率无统计学差异,40~49岁年龄段除无风险组外,其他风险组检出率均小于50~59岁年龄段。以上结果表明,在40~59岁人群中,健康风险度有明显性别差异,且随年龄增大各风险程度检出比例明显增大。

表3 40~59岁成年人健康风险度的检出情况

注:括号中内容为检出率。

2.2 不同健康风险度分层与体质综合评价状况(T)

2.2.1 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结果

通过对各体质健康测试指标进行去量纲化和一致化处理[3],加权计算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T。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性别和年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水平,发现男性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高于女性,具有极显著性差异;40~49岁人群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高于50~59岁,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表4)。以上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成年人体质健康水平均具有差异性,因此,在评价中需要分年龄和性别建立评价等级。

表4 40~59岁成年人不同性别和年龄体质健康水平(T)

2.2.2 不同健康风险度的中年人体质健康水平

在不同性别中,随着健康风险程度的加重,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均随之下降。中度、重度健康风险组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均低于轻度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轻度、中度和重度健康风险组男性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高于女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40~49岁和50~59岁年龄段,重度风险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均低于无、轻度、中度健康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相同的健康风险组中,40~49岁年龄段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均高于50~59岁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健康风险尺度标度法划分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

2.3.1 不同年龄、性别样本在不同健康风险组的分布和对应体质健康特征

如表6所示,在40~49岁、50~59岁年龄段的男、女性中,随着健康风险程度的加重,各组健康风险检出率随之增加。对40~49岁、50~59岁年龄段不同健康风险组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40~49岁女性、50~59岁女性、40~49岁男性、50~59岁男性在不同健康风险组的体质健康状况均有显著性差异(<0.001)。

表5 40~59岁成年人不同健康危险度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分析

注:#表示与无风险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表示与轻度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表示与中度相比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表6 40~59岁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分布

2.3.2 综合评价标准界值点的计算

根据健康风险分层理论,健康风险度较小的个体,其距离理想健康的距离较近,即体质健康状况较好;反之,健康风险较大的个体距离理想健康的距离则较远,距离疾病的距离更近,表明体质健康状况较差。因此,本研究根据健康风险分层尺度标度的方法来确定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标准的界值点,即计算各年龄和性别的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平均分:以无及轻度健康风险组对应的综合评价总分平均分的均值得出划分无及轻度健康风险组所对应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的界值点1;以轻度、中度健康风险组对应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平均分的均值得出划分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的界值点2;以中度、重度健康风险组对应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平均分的均值得出划分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的界值点3(表7)。

2.3.3 据健康风险分层情况初步划分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

将无健康风险、轻度健康风险、中度健康风险、重度健康风险对应的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结果分别评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由表7计算得到的3个界值点即可将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结果划分为4个不同的等级,即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表8)。

表7 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界值点

表8 40~59岁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

2.3.4 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的回代检验

随机选取40~49岁组、50~59岁组男、女受试者,每个风险组10人,去除无效数据,有效样本量为155人,作为回代组。依据本研究中40~59岁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的指标和方法进行测试,并计算回代组各分组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T。使用Kappa一致性检验对回代组和测试组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T一致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40~49岁男性和女性成年人测试组和回代组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T分均值一致性一般(Kappa值分别为0.564和0.681,<0.001),50~59岁男性和女性成年人测试组和回代组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T分均值一致性较好(Kappa值分别为0.760和0.771,<0.001)(表9)。

表9 40~59岁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一致性检验

3 讨论

3.1 不同健康风险组的检出比例

人口老龄化、无序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等趋势因素均导致不健康的生存环境和行为方式。因此,产生的结果就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患病率的增长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调查显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接近45%[11]的成人疾病负担归因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国在1958—1959年、1979—1980年、1991年、2002年、2011—2012年进行过5次[5]全国范围内的高血压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8岁以上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分别由5.1%、7.7%、13.6%和17.7%上升到了25.2%,目前,我国高血压患病人数为2.7亿,医疗压力极大。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郑重提出“要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至此,科学健身、减低慢病患病风险、提高体质水平、实现全民健康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时至今日,科学健身、增强体质与减低风险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不明确。

本研究参考国际[6]及我国高血压与中国卫生部在制定肥胖和高血压标准时所用原则,如采用风险因素聚集方式划分国人肥胖或者超重的指标切点[13];通过生理生化和体质指标的风险因素数目等级划分体脂的切点;通过不良生活习惯、家族病史等风险因素聚集数划分患高血压风险的切点[20];通过健康风险因素聚集,考察其与体质评价等级切点的关系。

根据城市成年人生活方式特点和流行病学研究,聚集40~59岁人群的常见健康风险因素。收集血压、血脂、血糖、腰围[26]和BMI[30]5个因素,在赋值方面,每个因素赋值为1,其中,鉴于高血压的危害较大,对于血压异常和确诊高血压两种情况分别赋值1和2,既有所区分,又强调血压在慢病预防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将健康风险0、1、2、3~6分分别命名为无风险、轻度风险、中度风险和重度风险4个健康风险组,且发现健康风险度检出比例有明显的年龄和性别差异,其中,女性各风险检出率明显大于男性,随年龄增大,各健康风险度检出比例随之明显增大。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下降,慢病风险增强,其健康风险检出比例必然增加,女性在更年期和绝经期以后身体机能减退速度明显快于男性。提示,在进行健康风险等级划分及相关研究时务必分性别和年龄进行。

3.2 健康风险度与体质健康状况

本研究对于受试者体质健康综合状况的考察选取了5个与健康密切相关的因素,即心肺功能、身体成分、肌肉力量与耐力、柔韧性和心理状态。该评价构架立足于ACSM中与健康相关的体适能评价[21],同时综合了我国身心合一的体质综合评价思想,实现对受试者体质健康的全面考察。本研究发现,以不同健康风险度进行分组,男、女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呈现增龄性下降变化规律,但在同一健康风险度上,男性体质健康综合评分明显大于女性。提示,随着人们健康危险因素聚集,体质必然随之下降,这与此前研究在论证体质与健康风险关系时的结论一致。王国军等[14]基于生物内稳态理论讨论了体质与健康的关系,用“1”表示人体处于健康状态,用“0”表示人体处于疾病状态,介于“0~1”之间的则为中间健康状态,值越小,表示越接近疾病(图1)。有研究报道已经指出,世界人口中70%及以上的人群处于健康与疾病的中间状态。而本研究认为,中间状态的人群更应该受到关注,因为通过增加身体活动[28]促进体质健康,降低健康风险,就能使身体更加倾向健康状态,反之健康风险会升高,健康状况也会更加不容乐观(图2)。随着年龄的增加,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和柔软性均随之下降,老年人(尤其是女性)身体活动减少[23,25],体脂增多,对社会的适应和突发状况的应对均不再游刃有余。

图1 基于生物内稳态的体质、健康与健康风险的关系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of Physical Fitness, Health and Health Risk Based on Homeostasis

图2 基于健康风险分层理论的体质健康、健康风险与健康的关系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of Physical Fitness, Health Risk and Health Based on Health Risk Stratification Theory

3.3 健康风险分层尺度标度法制定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的可行性

健康风险分层后,对不同年龄、性别、不同健康风险组对应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均呈现显著性差异,结合体质健康风险分层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提示,以健康风险为分层尺度进行体质综合评价等级的划分从理论上和统计上都是可行的。以相邻两健康风险等级对应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的均值作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划分的界值点,其结果也呈现出较好的性别和年龄变化趋势。通过155人的回代检验表明,回代组和测试组在不同健康风险等级的一致性均在统计学接受范围内。同时研究结果也显示,40~49岁年龄组的一致性要弱于50~59岁年龄组,这可能与50~59岁年龄组健康风险检出率高有关。提示,健康风险因素聚集的越多,可能对体质健康界值点的尺度标定就更准确,如国外研究健康风险时会增加腰臀比[29]、CRFs聚集[9,24]等其他风险因素。因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尽可能聚集更多的健康风险因素,这将更有利于体质健康与健康风险间数量关系的厘清,从而能够给健身者提供更明确的指导意见,增强运动健身积极性。

通过本研究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在由体质健康综合评价总分查询获得体质健康评价等级的同时,还可获得预估的健康风险等级(表8),提示无运动习惯的受试者正视健康风险状况,鼓励运动习惯组追求较高的健康状态。

4 结论

不同健康风险组检出比例有明显年龄和性别差异,不同健康风险组的体质健康总分也呈现年龄和性别差异。使用健康风险分层尺度标度法制定的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回代检验结果良好。因此,通过健康风险分层尺度标度法制定40~59岁成年人体质健康综合评价等级可以应用于实际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同时可简单预估受试者所处健康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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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Risk Stratification Scale in Establishing Grades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for Adults Aged 40-59 Years

FAN Chao-qun1, ZHANG Yi-min2, KONG Zhen-xing2, NIE Ming-jian1, WANG Mei1

1. China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Beijing 100061, China; 2.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Objective: Unhealth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style lead to the increase of global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and health risk.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ody, reduce the risk of disease and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health through scientific body build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problems of the world.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physical fitness levels and health risks in the middle-aged population in ordinary cities, and use different health risk scales as a ruler to scale the physical health status of adults, and initially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level of adult physical health. Subjects: 40-59 years old adults in urban. Methods: 1) Subjects were tested for cardiorespiratory strength, body composition, muscle strength and endurance, flexibility and mental status respectively. After weighted calcul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ores of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were obtained. 2) Through blood biochemical tests and physical fitness measurements, health risk aggregation and health risk levels are were obtained. 3) Using the health risk stratification scale, the scores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n carried out the back-test. Results: 1) In the 40-59 years old adults, the proportion of health risk detection has obvious gender differences (female > male), and the proportion of health risk detection increased with age. 2) Adul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and age groups have different physical fitness levels. 3) With the increasing degree of health risks, the total score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was reduced accordingly. Conclusion: The scale method of health risk stratification can be applied to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in adults aged 40-59 years old, and it can be also used to estimate the health risk level of the subjects simply at the same time.

1002-9826(2018)05-0038-07

10.16470/j.csst.201805006

G804.49

A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基本17-26);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2BAK21B01)。

范超群,女,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促进体质健康的理论与实践,E-mail:fanchaoqun@ciss.cn。

王梅,女,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运动促进体质健康的理论与实践, E-mail:wangmei@cis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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