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易的家世、生平与金石学贡献

朱琪

黄易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书画篆刻家，其学术和艺术成就与其家世渊源有着深刻联系。笔者对黄易家世进行细致研究，梳理出黄易家族关系简表，因篇幅所限，本篇主要呈现其家学渊源；对黄易的相关史料进行综合考辨，从社会学与网络论的视角对其生平、经历、交游进行全面勾勒；从金石鉴藏、搜访、保护、著述、交流五个方面对其金石学贡献进行重估。力图将黄易的金石学活动和贡献置于清代学术史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和评价，并以新的证据对既往黄易研究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和观点进行辨析。

一、黄易的家世

（一）黄易的父母

从现存文献考察，黄氏一脉可溯源至洪武初年，其先人（福寿公）本为匠作艺人，自江夏徙钱塘左桥里。[1]

黄易的父亲黄树榖（1700-1751），字培之，号松石，一号楷瘿，又号黄山、佛国山人。殁后友人和弟子私谥“端孝”，故世称“端孝先生”。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黄树毂的生卒年，学术界一直沿用的生年为“1701年”有欠谨严。黄树毂生于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换算成公历实为1700年12月2 8日。[2]

黄树榖八岁能诗，少年即负才名。[3]后佐幕于真定太守，约在乾隆元年回乡后，兴建“广仁义学”。[4]再次幞被入都时，清宗室胤礽第六子弘瞧赏其文采经术，命长子从学，并请奉养黄树榖太夫人于京师。

黄树榖工诗，有《楷瘿斋诗稿》传世。精于书法，与王澍、张照为莫逆交，张照书间出其手，人莫能辨，得者珍如球璧。尤精小篆、八分，工铁笔，于篆籀有不传之学，王澍推崇其篆书为当代巨擘，余大观赞誉：“琅玡王澍推巨擘，君与之交相切劘。”[5]兼擅画兰竹，用笔皆从篆隶中得之。[6]雍正七年（1729）前后，黄树榖有游艺扬州之经历，此行曾客吴轶容家，据郑燮云，其“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7]。黄易受其父影响，也工于篆隶。

除诗文经术之外，黄树榖秉承家学，对于河防漕运等，有深刻的見解，并习以致用。雍正四年（1726），议开西湖，黄树榖云宜直浚，不宜横浚，当事者奇之。他建造的“清河龙”，为河防浚淤之创制。[8]清世宗嘉庆朝河官曾仿造这套器具，在清淤当中发挥过很大作用。黄树榖生前著有《河防私议》《格物考》《百衲琴》《百家衣》《松石谱》，皆未刻书流传于世。已刻者仅有《清华录》《楷瘿斋集古》诸书，可惜大多也已佚失。但从书名可窥知他所倡导的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即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获得实用的知识和经验，来传输给弟子和子孙，为国家解决实际的问题。林以宁曾如此评价黄树榖之生平：“松石司钱唐义学，搜集寓林遗文于百二十年后，负父骸于三千里外，辑《清华录》以萃人文，制治河器以裨国用，凡所以图报君亲者，靡不备至。第廉吏子孙，家无宿储，频年为客，诚非得已。”（《（字字香）序》）黄树榖去世后，墓志由钱大昕撰文，何琪书丹，苏州刘征刻石。

对黄易的人生经历影响重大的还有其母梁瑛。黄树榖原配陈蕙字若兰，无嗣，乃继娶梁瑛。梁瑛字英玉，号梅君，又自号榖梁氏。为钱唐梁师燧女，梁师燧生前最器许黄树毂，令黄树榖每有知己之感。雍正三年（1725），梁瑛归于黄树榖，相夫教子26年。乾隆十六年（1751），黄树毂去世，梁瑛含泪写下《皇清处士私谥端孝先生先夫子楷瘿黄公行述》数千言，后含辛茹苦课黄易、黄童以经艺。梁瑛是杭州著名的闺秀才女，诗、古文皆精通，兼擅绘事，今日犹得见其所绘观音像。又工于集古诗，雍正八年（1730 ）三月，集唐、宋、元人诗句为《字字香》（又名《梅花字字香》），在扬州刊行，写刻精工。唐建中、曹学诗、林以宁女史作序，黄慎题记，徐德音女史题词。黄树榖所居娑罗桥，为梁瑛祖父“玉照堂”旧址，梅花数树，环带小楼，梁瑛写梅咏梅其中，“拮据卒瘩，俾松石无内顾忧。且与松石女兄蕴之、女弟奂之时相酬和，以慰孀姑倚闾之望”，“亦以寄其甘贫守素之心也”。林以宁把梁瑛比作顾若璞，称“徽音遥嗣，乃在梅君”，又感叹道：“松石得梅君，可以娱亲，可以教子，可以出而报国矣。”[9]正是有这样的贤妻支撑着家庭，黄树榖才能安心幕游四方。乾隆六十年（1795）闰二月，梁瑛在山东济宁去世，黄易亲运其柩归杭州，与黄树榖合葬于上泥桥。因母亲以梅为号，毕生爱梅咏梅，故黄易诗中有“不看梅花不出游”之句以志哀伤之情。[10]

（二）黄易的兄弟

黄树榖与梁瑛育有四子：黄庭、黄经[11]、黄易、黄童[12]，另有一子黄芝早天。黄易幼年丧父，受伯兄黄庭影响最多，感情也最深。

黄庭（1729—约1780），字梦珠，号宝田。国学生。著有《蔗余集》《绿萍集》。黄庭为黄树榖长子，自幼被父亲寄予厚望，年少厉学，才华横溢。乾隆元年（1736）黄树榖曾作诗分赠诸子，诗中流露了黄树榖的人生感慨和寄托，也显示了书香门第对子女的殷切期望。在赠给长子黄庭的诗中写道：“六代书香一线存，头颅如许尚何言。力营义学藏经籍，要使清官得子孙。汝已八龄须识字，谁能三载不窥园。却将韩富欧阳范，学取东坡子细论。”

黄庭诗才很高，受家庭影响，很早就随父离家历练。乾隆十年（1745）客华亭，学曹唐作《游仙诗》，此时年方17岁。19岁返钱塘，与杭志仁、魏白民游，学填词作赋。2 0岁开始游幕四方，客鲁、楚、扬州、吴门，与四方前辈交游酬唱。乾隆十八至二十二年（1753-1757），黄庭客居湖北佐幕。这段时间之中，黄庭与同客湖北的父亲旧友汪舸结为诗友，往还唱和极多。乾隆二十二年，黄庭在孝感撰成《端孝府君轶事》，并请父亲旧交龚之钺作序。[13]黄易跟随伯兄的游幕生涯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所依靠的也是父亲和伯兄在湖北打下的良好社会基础。乾隆二十九年（1764），黄庭因事遭到牵连，被谪戍塞外轮台，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黄易肩上，从此开始了在固安、武冈等地的游幕生活。

黄庭被谴戍塞外后，作为戴罪之人，其生活非常艰苦。黄易也一直没有放弃过运用各种方法营救伯兄，他通过各种渠道募集资财，为黄庭纳锾赎罪。乾隆四十五年（1780），黄庭在塞外迪化为酷嗜金石碑版的弟弟寄去《敦煌太守裴岑纪功刻石》拓本，此时恰逢黄庭即将被蒙恩放还，阔别十六载的兄弟重见在即，黄易在任城官斋中满怀期待地题跋：

右汉敦煌太守裴岑石刻真迹，乾隆庚子口梦珠兄在迪化城觅此寄示，云此石近甚剥落，凸处光滑如珠口不易拓。来年仲秋蒙恩放还，计过巴里坤正严冬风雪之时，恐难拓取，故觅此先寄。塞外荒寒风景，闻之黯然……余思得此碑十有余年，一旦获之，何异夜明入手。殆与明年弟兄握手，同此欣庆也。

然而天不从人愿，大约就在此时，黄庭卒于塞外，最终未能与黄易握手重聚。黄易在汪斋、江防等人帮助下，遣干仆将黄庭及其妾棺柩运回杭州归葬。[14]黄庭生前育有一子一女，子名黄时，后更名黄元鼎。

在清代早期如康、雍时期，幕府制度少有辟署之事，因此游幕大多不能作为进身之阶，想要出仕还是需要通过科举。而在清代中后期，社会问题和弊端不断暴露出来，需要大量实用型人才，幕宾往往可以凭借其功劳得到幕主保荐，获得官职。[15]由此可知，虽然黄树毂才干出众，甚至做到皇族公子之师，却最终以贫寒终老，其子黄庭、黄易则“饥驱四方，谋食不暇”[16]。黄树榖本人，乃至黄庭和黄易的游幕经历，都是从“经世致用”的理念出发，后来黄易即凭借家传治理河防的专长，最终得到重臣庆桂的举荐，擢升至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

（三）黄易的子息

黄易有妻妾二人，元配陈氏，侧室项氏。项氏为黄易育有二子二女，长子黄元长，次子黄元礼，长女黄润（字芳六）。黄元长官南河主簿，娶陕西道御史潘庭筠之女；黄元礼幼业儒，娶福山县典史王元浩女；长女黄润适济宁兵部职方司郎中李大峻（此山）。又有孙一，名黄珍，深得黄易宠爱。[17]

黄润秉承家学，亦能诗文，为李大峻育六子，皆有所成。嘉庆七年（1802），黄润与长兄黄元长一道整理抄录黄易生前所留诗词、题跋，集为《秋盒诗草》《秋盒词草》《秋盒题跋》，黄润作序，黄元长题识。可惜的是，子孙未能继承黄易的金石爱好，其生前所搜集之金石碑版，在他去世后几乎散佚殆尽，其中多为山东李氏所得。后来曾官东河同知的庄缙度不无遗憾地说：“司马（黄易）物故，其子孙不能守其业，所藏珍品皆如银杯羽化。”黄易在济宁居官日久，其后人也多定居于此，道咸之间，时有金石收藏家来此间寻访黄易后人以期有所收获，然已难觅踪影。翁同龢曾在一则题跋中说“小松官东河久，其后人多在济宁……余数过济宁访黄氏子孙不可得”[18]，足证黄易后人在济宁的衰没。

二、黄易生平

乾隆九年（1744）十月十九日，黄易出生在钱塘湖墅，在家中排行第三，在家族排行中行第九，所以朋友又常称其为“黄九”。乾隆十五至十六年（1750-1751），黄易的次兄黄经与父亲黄树榖相继去世，父亲去世时黄易年仅八岁。受家学影响，黄易自幼喜爱书法，尤其长于篆隶，13岁所作篆书《云松巢志》就已被摹刻上石。黄树榖生前的至交好友也毫无保留地指授故人之子，黄易亲炙于丁敬学习书法、篆刻，又得从“北墅八子”中的何琪、陈灿等学习诗文。少年黄易养成了持重谦和的品性。因为生活困顿，乾隆二十三年（1758），15岁的黄易就随伯兄黄庭幕游楚北历练，这也是他游幕生活的开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篆刻、书法、绘画都取得很大的进步。乾隆二十九年（1764），黄庭因事所累被遣塞外轮台，黄易只得旋里負米养母。自这一年开始，黄易“馆固安三年、武冈五年、佐直隶方伯郑公，由伍祜场历清苑者四年”。[19]乾隆三十年（1765）春，22岁的黄易自杭州就馆北直隶郑制锦处，父兄旧友汪舸为他送别，面对故人之子，汪舸感慨万千，写下《送黄九小松就馆北直二首》，寄托了作为长辈的殷切期望：

挟策去故里，遥遥向友生。

关河燕蓟远，冰雪布裘轻。

前路无他虑，先人多旧盟。

阳春二三月，一马至京城。

青年赴莲幕，自首养萱帏。

唯望频频信，翻期缓缓归。

功名畿辅近，学问室家稀。

进业兼修德，行行愿勿违。[20]黄易作为郑制锦幕宾，跟随到扬州、淮安、盐城一带周游，也因此结识了不少书画家和盐商朋友，如江昉、汪斋、罗聘。在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了丰富的收藏，眼界逐渐开阔，特别对金石碑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黄易于元氏县中访得《汉祀三公山碑》，谋于县令王治岐移置县城龙化寺。自此之后，每到一地，黄易必访古寻碑。黄易秉承家学，精究河防事宜，佐治州境辄有能声。豫工例、川运例开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郑制锦等为黄易报捐，筮仕东河。[21]此后补主簿，自商邱迁阳谷，擢武城丞、东平州判。是年七月，黄易入都等候派遣，在京城结识了翁方纲、朱筠、张埙、宋葆淳、孔继涵等人，他们以翁方纲为中心，时常雅集，鉴赏讨论碑帖书画。黄易尤其与翁方纲结下深厚的友谊，之后信札往还，研讨金石碑刻二十余年不辍。十月，黄易将离京之官，旧雨新知皆赋诗送行，翁方纲题送黄易诗册首日“金石盟言”。[22]居留京城的三个月，对黄易以后的仕途与学术成就影响极大。

黄树榖生前撰有《河防私议》一书，黄易以此入手，取其法，悉心讲求，用于实践。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黄易在山东济宁任上佐理河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姚立德亦为雅士，颇为器重黄易的才华。在山东，黄易与同有金石之好的李东琪、李克正等人相互切磋，又广泛在治境之内搜访古碑，收藏日丰。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两遇乾隆皇帝南巡回銮经运河，以办差无误，晋秩别驾，由卫粮调补河权下南同知。乾隆五十年（1785），毕沅出任河南巡抚，毕沅幕僚中有大量雅嗜金石之士，由于地理位置相临近，黄易与他们的金石交流日益频繁。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黄易于嘉祥紫云山访得汉建和元年（147）《敦煌长史武君之碑》，后又陆续访得武氏石阙铭、武氏祠阙画像题字甚多。次年六月，经黄易首倡，天下好古之士醵资于紫云山就地重修武氏祠。同年冬，浙江粮艘十余帮阻冻于山东七级闸，舵下水手乏食，黄易力请借帑，活万余人性命。[23]这两件事，可谓黄易生平两大善举。

乾隆五十四年（1789），经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兰第锡举荐，黄易升任兰仪，次年（1790）调运河。乾隆五十七年（1792），阮元出任山东学政，黄易又得与阮元幕中好古嗜学之士交流研究。据黄易的好友兼亲家潘庭筠记载，阮元“旌节频临，检阅储藏，讲论不倦”。至此，黄易的交游达到极盛，钱大昕、桂馥、申兆定、钱坫、王昶都是黄易相与探讨金石的好友。乾隆六十年（1795）闰二月丁内艰，扶柩归葬，于胥江舟中结识瞿中溶，此后书札往还日密。同乡好友吴锡麒也在此时致札，邀黄易趁南归之际，与赵魏等协助阮元搜访两浙金石遗迹。[24]

嘉庆元年（1796）九十月间，黄易携拓工二人，赴嵩山、洛阳一带访碑，作《嵩洛访碑日记》与《嵩洛访碑图》册。嘉庆二年（1797）正月至二月，黄易又携女婿李大峻访岱，登顶遍拓诸碑并记有访碑日记，归而作《岱麓访碑图》册。服阕，黄易借补捕河。嘉庆三年（1798）冬，黄易在南旺感寒湿疾，此后数年中日益加剧，然未尝一日在告。在约作于此时的诗中，黄易日益感到身心衰惫，他感叹“渐觉年来壮气销，归心最怕路迢迢…‘手障狂澜不易成，宦情浑似踏春冰…‘人到衰年厌官场，凋零师友最凄凉。官贫幸守图书在，遣闷时时味古香”。[25]对于黄易来说，此时的慰藉，只有回到家中，与老妻稚孙以及金石书画相伴。

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大学士庆桂举荐黄易题补运河同知，六年（1801）護运河道。[26]在嘉庆五年（1800）黄易致赵魏的信中，他感慨地写道：“弟服官至今，贫病交深，愿拂袖而去，无奈家无擔石，何恋此一官，真是万不得已，几乎右体不仁，服参羹二年，始得渐好。然作画刻印竭蹶之至。只有翻弄碑帖扇面，为娱悦而已。”嘉庆七年（1802）春，黄易在南旺所感寒湿疾顿剧，二月二十日，黄易致信故交陈灿，尚有“贱体尚好”之语，二月二十三日，即溘逝于济宁任上，享年59岁。嘉庆八年（1803），长子黄元长载柩归里，十一月朔安葬在杭州西马塍上泥桥北东岸之原，并请潘庭筠为撰《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

根据挚友翁方纲与潘庭筠的相关记述，黄易性孝友，伯兄黄庭远戍塞外，事嫂谨，抚慰子女有恩，婚嫁以礼。又为季弟黄童婚娶，聚居官署，怡怡然十余年。为人诚信重然诺，戚友过山东者必留款尽欢，乡人流寓无归者周恤之。黄易逝世后诰授奉政大夫，元配陈氏封宜人，侧室项氏以子贵，例封儒人。

三、黄易的金石学贡献

朱剑心在《金石学》一书中说：“金石文字，考古之重要资料也。金石之学，我国过去考古学之核心也。”金石学的作用有三：“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文章，重其原始体制；艺术，兼赅书画雕刻。”[27]金石学肇始在汉，至宋达到极盛，元、明中衰，入清之后，海内渐定，群治朴学，考据学空前发达，讲求证据，作为寻求“证据”的工具——金石学，随之兴盛也就是必然了。

有清一代，不仅金石学著作汗牛充栋，金石家也不胜枚举，据陆和九统计，清代知名金石学家多达424人。[28]清初有顾炎武、朱彝尊、黄宗羲等学者硕儒，至乾嘉时期更盛，如钱大听、武亿、翁方纲、黄易、孙星衍、阮元、王昶等人都是其中翘楚。虽然他们各自侧重的研究方面不同，但正是这样一批金石学家，将这门学问加以细化，逐渐建构成清代金石学的庞大殿宇。黄易正是其中重要的人物之一，李玉棻将其与“嘉定钱（大听）、大兴翁（方纲）、阳湖孙（星衍）、青浦王（昶）”并列为“金石五家”。[29]有关他在乾嘉时期的金石学贡献，本文将从鉴藏、搜访、保护、著述、交流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鉴藏

在清代金石学家中，黄易是以收藏与鉴赏而著名的。受其父黄树榖金石收藏渊源的影响，黄易的鉴别能力自然出众。黄树榖性嗜古，虽然家资不丰，但酷好金石文字，即使幕游天下，颠沛流离，所到之处仍不忘搜访金石。在游历经过陕西扶风时，他勤访石刻，纂成《扶风县石刻记》。[30]曾藏有唐天宝造像铜牌，亲为考释题跋：

甲寅（1794）秋予得一造佛题名小铜牌，大可二寸，宽八、九分许，额以双龙蟠其上，负重在其下，仅铸前半身而中刻小字如半粟。其文日：大唐天宝五载五月廿日，上为皇帝，下为一切苍生，又为七代先亡，今为现存父母敬造阿弥陀像一铺。佛弟子张处万一心供养。碑背有鼻钮，大略造佛既成而系此碑于佛坐间者。不知何时口口及予也。虚舟吏部令嗣盂坚雅爱之，欲豪夺不可。[31]金石碑版也在搜罗之列，黄树榖常就所得，与丁敬、王澍等至交切磋讨论，黄易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跋家藏《麻姑仙坛记》拓本云：

丁龙泓先生与先子扪碑论古，晨夕过从，先生之手迹宜乎不少，然寒家五十年来书卷零落，惟此岿然尚在耳。拓本固可宝，而先生词翰尤不易得，重加装池永为枕秘。[32]物拓本中至少十余件为黄树榖原藏，有的还存有黄树榖手书释文。黄树榖又藏有《孝慈堂印谱》，并亲为题跋。翁方纲还在为罗聘所藏《黄松石各体书集古砚铭卷》的题跋中提到：

右钱塘黄松石书集古砚铭，几十有一，自周、汉迄于元、明，而古文、篆、隶、正、行、草、章备焉……予不及见松石，而得交其令嗣小松，以小松之精考金石，即松石可知也。[33]

正是在这种家学渊源的影响之下，黄易对于金石碑拓的收藏非常狂热，每遇古拓秘本，“眸色炯溢颧颊间”，甚至“解衣付质库易之，自谓千驷万乘无以尚也”。他收藏的金石碑版数量冠绝一时，鉴赏力超出寻常金石学家，是以“四方嗜古之士所得奇文古刻无不就正于君”[34]。钱大昕曾说：“海内研精金石文字与余先后订交者盖廿余家，而嗜之笃而鉴之精，则首推钱唐黄君秋盒。”[35]

黄易藏品的种类非常丰富，除了碑拓以外，“又多蓄汉印、诸吉金杂器物款识，摩挲终日不去手”，此外书画、古砖、古砚均在黄易的搜罗之列。关于古器物的研究，黄易曾撰有《丰润古鼎考》，此外自拓所藏古泉及古镜、古砚，集为《泉文》四册及《镜铭》《砚铭》。[36]藏品实际数目，今天已经难以统计。阮元记载黄易“收金石刻至三千余种，多宋拓旧本。钟鼎彝器钱镜之属不下数百。余每过任城，必留连竟日不忍去”[37]。黄易在嘉庆元年（1796）赴嵩山、洛阳一带访碑，三十余天就“拓碑四百余，得旧拓本四十幅”[38]，其收藏总量，可以想象是非常惊人的。黄易曾纂有《小蓬莱阁金石目》，实为黄易收藏金石碑版的目录底本，记录品目数千种。

藏品之中最为珍贵的，大多刻入《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中，如《唐拓汉武梁祠画像》《熹平石经残字》等。其中尤以《唐拓汉武梁祠画像》著名，黄易不仅得到了相传为最古的“唐拓本”，更于山东直接访得原石。武梁祠画像刻于建和元年（147）至灵帝时期，最早著录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洪适在《隶释》《隶续》中又分别著录了部分文字和图像。原石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紫云山，宋以后祠石倾塌，没入地下。黄易发现的武梁祠画像对于研究古代经学和历史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当时金石学家和经史学者纷纷加以论述。

《唐拓武梁祠画像》的收藏者，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武进人唐顺之，后经朱彝尊、马日璐、汪斋递藏。黄易卒后辗转流传至何绍基手，于道光后遭火患，后为李汝谦所得并重新装裱，遍邀当时名公如樊增祥、郑孝胥、易顺鼎、缪荃孙、劳乃宣、罗振玉等题跋，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近代学者对“唐拓”的定性聚讼不已，如郑文焯认为非“唐拓”而可能是“宋拓”[39]，容庚认为是明拓，最终经马子云等专家据纸墨特点定为宋拓本。[40]笔者认为，其实至少在嘉庆六年（1801）二月二十四日，翁方纲已经知道此本并非“唐拓”而为宋拓，在阮元影刻宋代王厚之《钟鼎款识》中，一道刻入了翁方纲的一段题跋：

此册尝与宋拓武梁祠册同在马衍斋处……今武梁祠册归黄秋盒。[41]同书还影刻有嘉庆六年五月六日黄易的观跋，由此可以完全确定，至少在嘉庆六年五月，黄易也已经非常清楚这本拓本并非是“唐拓”。以往的研究者多斤斤计较于翁、黄对此拓本年代的误断，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黄易收集金石碑拓的方法十分可观，据笔者研究发现，黄易以其家世背景、游幕、仕宦的经历，建立了庞大的地缘和人缘上的收藏网络，其触角延伸非常之广，对其搜访碑拓带来极大的便利。在家乡杭州，先有赵魏、奚冈等朋友，后有何梦华、陈豫钟、陈鸿寿等同道。黄易曾经把银两存放于杭州奚冈处，这笔银两的用途之一，就是用来购买藏品，而作为江浙著名的画家，奚冈无疑有很大的机会接触到来自各方的金石藏品。在京城，黄易以其丰富的收藏，引起了翁方纲、朱筠、张壎等鉴藏家和学者的关注，这些藏品对于他们来说，是其研经论史、扩大学术成果的重要资源。凭借他们的赏识，黄易则得到更大的社会影响和人脉关系。黄易在济宁时，他以济宁为中心进行碑刻搜访，又通过其交游广泛地获取藏品。如由严长明作缘，购归《王稚子阙》。由朱文藻、江藩作緣，购得马氏后人所藏《汉故圉令赵君之碑》宋拓剪裱本等善本碑帖。此外，翁方纲典试江南，在江南所得《梁故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碑》《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碑》等拓本也寄赠黄易；在浙江有陈豫钟自武康惠寄古砖文拓片；赵魏赴粤以南方碑拓赠黄易；甚至黄庭远在塞外也是黄易得碑的来源，曾为其访得塞外巴里坤的《裴岑纪功碑》原石拓本。当然，这里也包括收藏家和学者们的互相交换和鉴赏，如嵩洛访碑归来，黄易拓碑四百余，以副本分赠李东琪、李克正、刘镜古等人。又将手拓《嵩山三阙》（太室、少室、开母）全幅（高八尺，宽五丈许）寄至翁方纲斋中，翁悬于嵩阳真迹之斋，与诸友同观作歌。

除了购买拓本、亲自拓存、朋友赠送、金石交换以外，黄易还以自己的作品换取藏品。如黄易为湖南巡抚陆朗夫墓志篆额，其子赠以“大泉五十范”作为润笔。又曾在为何元锡所刻印章的边款上说：“年来少作印，有惠以铭心逸品，则欣然奏刀。梦华居士许我南田便面，可谓投其所好，挥汗作此，不自知其苦也。”[42]虽然古代绘画作品并不在金石碑版范畴，但由此来看，在书画篆刻上享有盛名的黄易，已经把自己的作品，作为金石置换和增进同好交往的资源。[43] 黄易的碑拓收藏非常注重拓本的版本优劣，对拓本（片）的形式也十分讲究。黄易藏有《汉故圉令赵君之碑》剪裱本，此碑原石已毁，张燕昌又寄赠黄易宋拓未剪本，黄易欣然题跋：

整本虽墨重漫漶而四周尚留余纸，得碑之全体比裱本多。“除新”二字、“诗能散畅事司穆其戍所”等字显然可见。裱本纸墨俱善，“能散”上“而”字尚存其半，整本“而”字尽泐，则裱本似在整本之前。然皆世间坏宝也。易所收汉刻，今时碑石尚存者，皆拓两本：一整幅，一裱册。无石者一本且难遘，安能兼有？兹碑居然两本，壁悬几展，古香袭人，诚可乐也。[44]

（二）搜访

访碑，是金石学者亲身实践，参与到石刻发现或者原碑考察的过程之中，它比在书斋中观赏拓本更加具有直观性，可以更全面地考察石刻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访碑”活动理解为两种不同的体现：一种是创获性的发现，比如某石刻早已湮没无闻，被再度发现；一种是亲履石刻所在之地进行考察或者是剔拓原碑。一些珍贵稀罕的碑刻，往往湮没于人迹罕至之处，搜访石刻，便成为一种带有考古性质的、独特的考察活动。在宋代，这种风尚已经在某些好古学者中间形成，如欧阳修、赵明诚。明代有都穆、杨慎、赵崡等学者继续从事访碑活动；清初顾炎武、朱彝尊、郑簋、傅山等人都继续进行过访碑。他们访碑的目的，或是借访碑所获得的史料进行经史考订，或是寻求书法上的借鉴。[45]

王念孙曾说：“秋盒司马醉心金石，凡蜡屐所经，断碣残碑无不毕出，访剔之勤，樵榻之精，定前人所未及。”[46]黄易在济宁任上，为治理河防，遍查运河两岸县志和水系图，亲自勘查运河西岸河防状况及河道疏浚情况，深入研究黄泛区河道排水泄洪与运河的关系和综合治理的方案。黄易的访碑活动实际上和其所进行的水利河防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他必须深入研究当地地理环境及水利沿革、历史人文等情况。对地理的关注和专业的知识对其访碑工作非常有帮助。

黄易的访碑活动起源于何时已无法确考。1774年，黄易于元氏县中访得《汉祀三公山碑》，谋于县令王治岐移置县城龙化寺，这可能是黄易访碑的首次重大成绩，他为自己刻“小松所得金石”印以纪其事，此印每每钤于其珍赏之碑拓上。同年黄易读邢侗所撰县志，按志索碑，于直隶南宫县城内尼寺访拓《大隋南宫令宋君象碑》。1775年，在直隶灵寿县祁林院访拓《大齐赵郡王口口口之碑》（高？碑）。1780年于山东肥城县孝堂山访得《孝堂山石室画像题字》。1784年，黄易与金乡县令马于荃剔朱长舒石室画像及题字。同年遵翁方纲嘱托，黄易亲至《鲁峻碑》，手拓碑阴。1786年，黄易查阅《嘉祥县志》时，发现记载紫云山有汉太子墓，久没土中，亲至其地勘察，发现原来是武氏祠堂，因为黄河泛滥淤积没入土中。由此访得汉建和元年（147）《敦煌长史武君之碑》、武氏石阙铭。同年冬，又访得武氏祠阙画像及题字甚多。又于卫辉府署舆人小室中意外访获《齐太公吕望表》上段，1791年又巧得下段，合为全石后移置府署衙神庙。1792年，于济宁晋阳山石佛足旁访得《口以遵妻殷蔡造象铭》，于济宁两城山田旁访得《汉朱君长三字刻石》，后移置州学明伦堂。是年十月十九日，乃黄易五十寿辰，戚友成集，黄易避喧泗河，遣工拓碑，于山东曲阜县东关外庙壁间访得《熹平二年残碑》，同志者闻之共来作贺，碑后为阮元移置于孔庙同文门下。

黄易还有两次大型的访碑活动，第一次是嘉庆元年（1796）九月初六日至十月初十日，黄易携拓工二人，赴嵩洛访碑，作《嵩洛访碑日记》。黄易总结此次行程时云：“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拓致，未得善本。尝思亲历其间，剔石扪苔，尽力求之。嘉庆改元之秋，携拓工二人，自兰阳渡河，驱车径往，轮蹄小住，辄问贞珉，得即捶摹，篝灯展勘，不减与古贤唔对也。”第二次是嘉庆二年（1797）正月，黄易携女婿李大峻访岱，二月至泰山，登顶遍拓诸碑并记有访碑日记，归后作《岱麓访碑图》册。从两次访碑的日记来看，他的访碑活动有专业拓工协同，得到地方官员和金石同好的帮助，所到之处基本做到了彻底的访求，其中包括向当地的拓工调查碑刻状况。有时候这种搜访的细致性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嵩山中岳庙前一对石人处，黄易竟然亲验东侧石人的冠顶，发现刻有一个“马”字，据其所云“深刻极古，真汉人八分”[47]。此拓的副本，黄易曾赠给张廷济，张氏将其摹勒于砚上。

在收获的同时，这种访碑活动往往也面临着危险。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曾经记述了原野访碑的艰辛：

比而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48]

黄易的同乡前辈丁敬为编纂《武林金石录》更是亲履险地：

当其寒暑风雨之不蔽，蛇虎肆毒之不畏，饥则餐霞，倦则憩石，辰出酉入，遂遘痃疟。自言曾经某地，遇镌凿隐隐可辨处，鼓勇即之。返则取径甚微，浮土有声，左右悬崖绝壁。设一蹉跌，下临无地。偃伏移时，汗流股栗。有樵子导从，迂路始还。盖濒于危者屡矣，而终不悔也。[49]这种危险遭遇黄易也一样遇到，17 75年在直隶灵寿县祁林院访拓北齐天保八年（557）《高？碑》时，该地虎患严重，黄易拓后心有余悸，自记云“地僻多虎患，不可复拓”。[50]

（三）保护

古代碑刻，由于历来缺乏系统而持久的保护，损毁相当严重，又以体积庞大，难以迁移，尤难保藏。虽然历史上刻意加以保护者不乏其人，如宋代孙觉之守湖州建墨妙亭，赵抃有藏春轩，其他如洛阳存古阁，西安碑林等，然而今存完好者，只有西安碑林而已。叶昌炽曾说石刻有“七厄”[51]，朱剑心概括为崩溺、迁徙、摧残、镵毁、妄刻、拓损、伪造、封禁八条。[52]

黄易对于访获的石刻，并非据为私有，或居为奇货，而是进行妥善的保护。其保护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移置到官方机构如学宫、衙庙；另一种是就地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如黄易发掘武梁祠后，就采取了就地重修的保护措施。黄易对于武梁祠的发掘及后续的研究，是具有考古学意义的。[53]他对武梁祠的热心保护，与他的发现者身份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深有关联，故而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今诸石纵横原野，牧子樵夫岂知爱惜？不急收护，将不可问。古物因易而出，置之不顾，实负古人，是易之责也”。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黄易等人倡议重修武氏祠，并列出详细的保护计划。原先的考虑是“武斑碑宜与武荣碑并立济学”，但因为石材庞大，移置不便，最终采取就地保护的方法。只将“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移置济宁学宫明伦堂。黄易、李东琪、李克正等人商议后决定“就地创立祠堂，垒石为墙，第取坚固，不求华饰。分石刻四处，置诸壁间，中立武斑碑。外缭石垣围双阙于内，题门额日：武氏祠堂。隙地树以嘉木，责土人世守”。由于工程巨大，“非数百金不办”，黄易倡议金石同好捐资以助其成。建成之后，作《修武氏祠堂记略》，镌于石上。又邀翁方纲作《重立汉武氏祠石记》，于碑后模仿汉碑之例，列出了捐助者的姓名和钱数。考虑到“地有古碑，官拓易扰”，黄易等人“定价资其利而杜其累”。因为“汉人造石室、石阙后地已淤高”，为了使后人拓取方便，黄易要求“兴工时宜平治数尺，俾碑石尽出，不留遗憾”。祠堂建成，“有堂蔽覆，棰拓易施。翠墨流传，益多从此。人知爱护，可以寿世无穷，岂止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时也哉”。[54]

在这份捐助名单上，镌刻了为重建武梁祠而捐款的82人的姓名，其中大半为黄易的金石同好，共募得71万钱，大约相当于白银七百余两。其中黄易独捐14万钱，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嘉祥紫云山武梁祠堂汉刻，亦赖孙伯渊之力得庇一廛。”[55]其实孙星衍在其中只是捐资了三千钱而已，以出资论，黄易独捐14万钱，为其中最多者。又倡导、谋划其事，是真正的第一功臣。

然而，在保护武梁祠这件事情上有一件事例却说明黄易的这种保护也有其随意性与局限性：黄易曾经将发现的一块武梁祠画像残石持为已有，这块残石高四寸广六寸，中间有一小马，右有八分题字一行日“此口口金口口”，此石后赠阮元琢为砚台，嵌于文选楼墙壁之中。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件事情无疑是有悖于对武梁祠保护的宗旨的，这一块残石今天流落何方也不可知，对于后人的研究也成为一种遗憾。这件事情相比较于黄易对于保护武梁祠所做的工作而言，无疑也是有欠光彩的。[56]

（四）传播与著述

黄易的著述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小蓬莱阁金石目》、《黄小松先生嵩麓访碑记》（《嵩洛访碑日记》）、《岱岩访古日记》、《秋盒遗稿》、《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小蓬莱剩稿》）、《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丰润古鼎考》、《武林访碑录》等，又辑有《黄氏秦汉印谱》（《秦汉铜印》），自辑刻印为《种德堂集印》《黄小松印存》。今择其中与金石学相关之重要者略述于下：

《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不分卷），正式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据翁方纲题词，此书为“钱唐黄秋盒小蓬莱阁所藏金石，就其罕傳者双钩锓木以共同好”。收录石经残碑、魏君碑、朱君碑、灵台碑、谯君碑、王稚子阙、范式碑、三公山碑、武梁祠像唐拓本、赵君碑等善本碑帖。根据原碑拓本双钩摹刻并录释文，后附各家重要题跋，融合了石刻著录“摹图”“录文”“跋尾”三种方式为一体。此书价值在于将碑帖中的珍秘善本公诸于世，以利金石同好欣赏研究，在当时印刷和传播媒介落后的情况下，可谓一大的善举。

然而，有学者认为黄易刻意忽略对于武梁祠“画像”的传播与研究。巫鸿在《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的思想性》一书中论述：

尽管有清一代金石学家都赞美武氏祠石刻画像，视其为无价之宝，但这些画像石在出土后的几十年间却从未被出版印行过。反之，这期间却有超过十位重量级的学者在其金石著作中，以文字的形式详细描述和评说武氏祠画像石。他们记录下每石的形状，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树、动物和鸟。对他们来说，描述画像远比复制它们来得重要。因为只有在文字的层面上，这些画像石才能与写在纸上的儒家经典相联系和对应……就连黄易本人也从未刊行拓自其发掘的武氏祠石刻的拓片，而是印行了他收藏的所谓“唐拓”，尽管这份拓本只包含很小一部分武梁祠画像。[57]

事实上了解中国印刷史的人都知道，因为局限于雕版印刷的成本和技术，在古代中国出版一部著作是需要付出相当的资金，才能雇用刻工雕版付梓，而“图录”性质的刻板要求则更高。黄易的挚友翁方纲在给黄易信中说到自己著有《金陵访碑略记》五卷，却无力付剞劂。即使是官至大学士的翁方纲，刻书尚且如此困难，对于身份与地位不如翁方纲的黄易来说，恐怕更是难上加难。[58]此外，《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的纂辑理念主要是将传世古碑帖中的善本秘本以尽可能还原的方式公诸同好研究鉴赏。事实是，黄易在当时已经尽可能地运用自己在山东的地缘优势，精拓这批新出土的画像石，广泛地寄赠给当时的学者，供他们鉴赏和研究。就现今可以发现的记载，如在1794年至1795年间，黄易贻王昶汉刻画像二十余种。此外，翁方纲、毕沅、钱坫、汪斋等人都曾获赠黄易的新拓本。据周佩珠介绍，故宫博物院还有黄易拓赠徐星伯的三巨卷。黄易还寄赠给钱大昕及其女婿瞿中溶，在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像考序》中，清楚地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乾隆中，予友杭州黄小松郡丞易官山左，癖爱金石，乃亲至其地搜访踪迹，一一出诸土中。重为建立并募善手精拓以贻同好。较洪氏所见虽又有残阙，而别得一石，有颜淑独处等十榜所题百余字及画像，则又洪氏所未见而为小松创获者也……翁覃豁阁学、毕秋帆尚书先后以此刻载之《两汉金石记》及《山左金石志》，皆爱其文字而录，之于画像多忽，未为深考。王兰泉司寇又以其图缩刻《金石萃编》中……[59]这些史料可以充分证明，包括黄易在内的学者并非忽略对于武梁祠“画像”的复制、传播和研究，只是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和著作的体例，他们大多只能采用文字描述这种方式来记录史料。

《黄氏秦汉印谱》（《秦汉铜印》）一册。《中国印学年表》记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黄易约在乾隆六十年（1795）为王毂作《题王莲湖汉铜印谱》，记载济宁吴好礼世德堂所藏印章散失，黄易初得十余方，后郑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六椟官印”[60]。此谱部分为黄氏旧藏，而大部分为吴好礼旧物。全谱存官印94方，私印2 82方，合计为37 6印。[61]

《小蓬莱阁金石目》（不分卷），为黄易手稿本和清稿本，共计八册，今藏南京图书馆。初稿约纂成于嘉庆元年（1796）。稿本历经江凤彝、魏锡曾、丁丙等人收藏，首页钤有黄易亲刻“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朱文印章。此书实际为黄易金石收藏的目录底本，大致以朝代进行划分为三代石刻、秦石刻、汉石刻、魏石刻、吴石刻、晋石刻、前秦石刻、后燕石刻、梁石刻、后魏石刻、北齐石刻、后周石刻、随石刻、唐石刻、宋石刻、辽石刻、金石刻、元石刻，又附仿古石刻于后。碑目体例大致为先列碑名、书体，次列地点等相关信息和藏本由來，如是亲自所访则记录访碑时间地点，同好赠送也记录在册，有的碑刻还会加以简单的鉴定断语，如某些碑刻为伪造或赝鼎，亦加以注明，对于考察黄易的金石收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石目”之外，尚有“金目”一册藏于国家图书馆，共计六十一叶，封面题“黄小松司马藏三代至宋元金石目”，下钤“小松所得金石”白文方印，并有同治丙寅（1866）沈树镛、1928年刘之泗跋。此册分列三代金文、汉金文、魏金文、晋金文、北魏金文、北齐金文、隋金文、唐金文、后唐金文、后晋金文、后周金文、吴越金文、后吴金文、南汉金文、南唐金文、宋金文、金金文、元金文，著录体例与石刻目略同。此册为清稿本，与前述八册中的清稿本系列为同一体系。

《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小蓬莱剩稿》），不分卷，清刻本。此书实际上是《小蓬莱阁金石目》的一部分，共收录碑刻22 0种。采用分代著录的方法，依次记录碑名、书体、年代、原石所在、注释。虽然题名为《秦汉魏六朝碑刻舆地考》，实际亦混入了隋、宋石刻，可见审核并不精当，应当系后人付刻。

除以上著作之外，我们还不应忽略黄易的“访碑日记”和“访碑图册”。黄易的访碑日记是作者亲自搜访碑刻的忠实记录。两种日记当中以《嵩洛访碑日记》最为详细，每天所经过的地点、沿途看到的风土人情、欣赏到的景色、所访拓的碑刻情况以及当时的交游情况都有忠实的记录。今天所见到的《岱岩访古日记》一般是吴隐整理的排印本，记录较为简略，少了对沿路风土人情的记录。从黄易的日记原稿来看，这些记录十分潦草，有相当多的涂改和省略，说明这种记录是即时进行的，并非日后进行的补记。在原稿的后面又多记录书帐，这些在吴隐的排印本中被略去，而且文字也有所变动。

关于黄易的访碑图册，阮元评价：“小松尝自作得碑二十四图及嵩洛、泰岱访碑图，以秀逸之笔，传邃古之情，得未曾有。”[62]叶昌炽云：“野寺寻碑，荒厓扪壁，既睹名迹，又践胜游，此宗少文、赵德甫不能兼得也。前人往往绘图记事，以留鸿爪……小松本工山水，亲为点染，超入神品。”[63]这些图画是和其“访碑日志”相配合的，既有《嵩洛访碑图》，又有《嵩洛访碑日记》；既有《岱麓访碑图》，也就有《岱岩访古日记》。其创作过程应该是随时随地勾摹草图粉本，然后创作，这种记录基本是写实的，同时带有一种考古笔记的性质。画上的说明性文字，是以后根据日记整理所题。白谦慎曾经考察过中国古代“读碑图”的创作范式，如传为李成的《读碑窠石图》、郑法士和韦偃和清初张风的《读碑图》等，这些创作并非是画家亲自所进行的活动。[64]然而身兼金石家和画家身份的黄易，将自己的亲身访碑实践融入到写实性的访碑画作当中，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图成以后作者以之广征题跋，加入同时其他名人学者的诗文创作，访碑者与观赏者这项共同的风雅工作，其实也是在传播宣扬其访碑的经历，增强其影响。

（五）交流

黄易在乾嘉时期的金石学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细究其原因，有这样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从社会学上来看，黄易的身份是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可以凭借官场以及学术界的人际网络来进行金石碑拓的收藏和研究，这是普通的金石收藏家所无法企及的。黄易的官场活动网络是很庞大的，他与清宗室弘旿、乾隆十一子永理、和珅的弟弟和琳、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两个儿子庆霖、庆桂十分交好，在山东与伊阿江、李亨特、王秉韬，在京城时与翁方纲、纪昀、朱筠、张壎等交往密切。在黄易赴嵩洛访碑时，当地毕沅幕府中的王复等在接待、住宿上予以足够的方便，棰拓的自由度也很大，甚至可以通过官方网络来募求拓工。[65]

其次，清代学人幕府对于当时的学术建设具有卓著的贡献，而黄易与乾嘉时期朱筠、毕沅、阮元三大学人幕府均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使黄易结识了大批社会名流和学者，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同时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自身的发展环境。1777年，黄易进京是他开阔交游的重大转折点，在这里，他与翁方纲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而翁方纲是朱筠的好友，因此与朱筠的交往也是黄易来京最大的收获之一。黄易曾与朱筠同访汉印于京师，正是这次黄易获得了《汉石经残碑》拓本，作为见证者的朱筠不无羡意地为之题跋。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号笥河，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武英殿编修、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福建乡试主考官、安徽学政、福建学政，被目为“乾嘉朴学家的领袖”[66]。乾隆三十八年（1773），奏请开四库馆，后即于四库馆供职。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称其学“地负海涵，渊停岳峙”，在士人中享有崇高威望，“一时名士皆从之游，学者以不得列门墙为憾”。[67]其幕府特征是大力提倡汉学，成为汉学家产生和聚集的场所，对汉学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朱筠幕府中有章学诚、邵晋涵、王念孙、汪中、洪亮吉、黄景仁、武亿、钱坫等，其中大多与黄易有所交往。此外，翁方纲入室弟子谢启昆与黄易也有交往，谢启昆幕府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学人幕府，钱大昕之弟钱大昭即曾入其幕，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些汉学家中间，黄易广博的金石收藏，对他们非常具有吸引力。例如嘉庆四年（1799）冬，曾在朱筠幕府中的著名学者王念孙眠漕泲上，与黄易会晤并为《嵩洛访碑图》题跋，曾就《开母石阙》与之探讨：

启母石阙，好古家久殚精力矣，今秋盒多考出二十余字，又补正褚氏误阙二图，沙尘千余载忽焉显豁，诚为一快。余亦校正数字，惜箧中书籍无多，又悤悤北还，未及细与商榷，他日得暇脱稿，当邮以就正也。[68]

毕沅（1730-1797），字纕蘅，号秋帆。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殿试第二，乾隆因其文极精彩，特擢为状元。历任甘肃道台、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官员，经史、小学、金石、地理无所不通，曾说“金石可证经史”。其幕府分为陕西、河南、湖北三个时期，幕中多为嗜古之士，著名的有严长明、程晋芳、钱坫、孙星衍、王复、洪亮吉、黄景仁、武亿、凌廷堪、邵晋涵、章学诚、方正澍、江声、梁玉绳、汪中、邓石如、史善长等。乾隆五十年（1785）夏，由严长明作缘，黄易购归《王稚子阙》；同年七月，毕沅、孙渊如、严长明、洪亮吉、王复于大梁节署同观黄易所藏《范式碑》并题跋。乾隆五十一年（1786），毕沅在为黄易《汉石经残碑》题跋中道：“小松家藏金石甚富，每获宋拓本必索余题跋并以属幕中好古之士翰墨之缘，亦一时之盛也。”黃易在赴嵩洛访碑时，得到曾经在毕沅幕中的王复、武亿等旧友的帮助。毕沅幕府尤其重视金石搜访和研究，纂有《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乾隆五十九年（1794），毕沅巡视山东，阮元倡议编纂《山左金石志》，毕沅因年迈加之政务繁忙，商定体例后将编书之责托付给阮元。书成之后，为表达对毕沅的尊敬，此书仍署毕沅、阮元同纂。黄易曾得毕沅所赠《曶鼎》拓片并记录器形、自书释文，拓片题首中恭敬地称毕沅为“毕师秋帆”。[69]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仪征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进士。历官乾、嘉、道三朝，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历兵部、礼部、户部、工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学识渊博，经史、小学、算术、舆地、金石、校勘均极精通。阮元一生著述宏丰，又主持修纂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大型总结性汉学典籍。阮元幕府有幕宾一百二十余人，几乎汇聚了乾嘉至道光初年朝野中一流的汉学家和诗文作家，其中著名学者有段玉裁、焦循、顾广圻、江藩、臧庸、李锐、严杰等，金石学整理上有赵魏、朱为弼、孙星衍、武亿、朱文藻、何元锡、段松苓等，陈鸿寿、陈豫钟等黄易旧友也曾协助过阮元。其主持修纂的金石学著作有《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阮元每过任城，必于黄易署斋中观摩收藏，“留连竟日不忍去”。乾隆五十八年（1793）春，黄易招朱文藻游山左，阮元、孙星衍皆莅任青齐，各倾箧商考，且命工匠广拓摩崖穹碑。这年冬天，阮元在曲阜，适逢黄易的访碑人以见汉隶残石来告，阮元“亟命掘土出之，舁至试院，手剔其文，乃熹平二年刻也……为移置孔庙同文门之侧”[70]。嘉庆二年（1797），黄易赴岱岩访碑，得到了刚刚在山左形成的孙星衍幕府的帮助。[71]同年阮元、毕沅编纂的《山左金石志》由小琅嬛仙馆梓行，此书引用了黄易等人的先期著录成果，阮元曾云：“兖济之间，黄小松司马搜辑已先赅备。”嘉庆九年（1804），阮元刻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也利用了黄易的部分收藏，如“汉宜子孙铎…‘晋永昌椎”等。[72]

由于地域的限制，黄易与当时金石同好所采取的交流方式是以书信往来为主。梁启超曾论及清代学者学术交流多用函札：

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73]

今天尚存有大量黄易与当时学者金石学探讨的书札，如翁方纲、武亿、吴锡麒、赵魏、沈启震、余集等。其中黄易与翁方纲本不相识，正是通过信札，结交了这位“金石至友”。两人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还，内容几乎全部是有关金石收藏和探讨的。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秋，翁方纲函嘱黄易亲至《鲁峻碑》手拓碑阴，黄易践诺，翁方纲作《鲁峻碑阴歌报黄秋盒作》，中有“武林黄九官济州，眼照万古肠为热。诺我此段烦急足，三度缄来冒风雪。今秋始得手量石……”句。[74]

再如武亿致黄易信札中，也记有黄易以玉版连纸一束寄去托其拓河南碑刻，并以《修武氏祠堂记略》一文就正，武亿对一些文字的细节处提出了建议。在另一封信中，武亿提到对由于没有读过宋代洪适的《隶释》，黄易便将此书借给武亿，武亿读后对《隶释》的记载也提出一些看法与黄易商讨。[75]

有的信札中，还留存了金石学家收集和置换金石碑拓的细节性史料，如与赵魏的通信中显示出黄易与赵魏在购买碑拓上还有经济上的往来。赵魏曾以赵孟頫《道德经》《苍蝇赋》托售，黄易在回信中说《道德经》“岁底再无人要，弟当寄还……”云云，又提到有银存奚冈处，托赵魏购碑帖可从奚冈处支取。嘉庆五年（1800），赵魏自粤还，黄易致信乞分惠粤中碑拓：“吾兄在粤中得拓本乞分惠。粤碑弟与铁桥甚少也。”

四、余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评论：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76]

在金石学史上，黄易的家庭背景、知识结构和经历注定他不是以一个汉学家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金石资料的搜访者、发现者、收藏者、整理者，以及一个慷慨的提供者出现。虽然他也有考证经史小学的文字留存，但显然并不以此见长，而是注重碑拓版本优劣的鉴别和美术书法上的源流考辨。这种偏重于金石考古、鉴定收藏、书法流变的金石学派，与顾炎武、钱大昕等人的订补经史小学已经有很大的分别。客观地说，虽然黄易的金石学研究总体还停留在鉴赏与收藏上，但是他并不像某些藏家把自己的藏品秘不示人，而是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通过广泛交流，在乾嘉时期聚拢了一大批金石学同好，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

自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奏请开四库馆，此后稽古之风大行，朴学趋于兴盛。黄易的金石学整理和研究，正和此时呈现的学术全盛期的气象和氛围息息相关。以黄易、翁方纲等为中心的金石学家互相交流，研究探讨，既对传统的金石学治学方式有着继承，又摒弃了以往鉴藏家“居奇”“自珍”“秘玩”的鄙陋心态，呈现出一种慷慨和开放的气度，此时学者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被加强，关系也更为融洽。也正是这种收藏家与学者，金石学家与汉学家共同“疑义相析”的学术交流，成就了乾嘉金石学、考据学的极盛。黄易的金石发现与收藏，他的开放与交流，在清代学术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继承黄易与翁方纲的金石学鉴赏一派者甚多，如张廷济、翁树培等人，此后愈渐趋于琐细，其流弊确实对后世学风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在道咸以后，金石学“鉴赏派”逐渐位居主流，运用金石史料订正经史小学的学者后继乏人。李慈铭在描述当时学术界的风气指出：

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必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77]

这一状况，正是汉学式微的表现，清朝后期，社会问题大量暴露出来，内忧外患严重，实用之学占据主流，而考据之盛世，自此已不复存矣。

注释

[l]关于黄氏祖先籍贯，各家记述大体相同略有差异。（明）黄汝亨《先府君行略》云，“洪武初，有福壽公者，匠于官，徙家钱塘郡左桥里”（《寓林集》卷十八）；（明）李维桢《处士黄先生墓志铭》，“先世不知所自徙，徒钱塘之左桥者日福寿”（《大泌山房集》卷八十九）.（明）冯梦祯《有道隺洲居士墓表》，“先世越人，入国朝有福寿公者，以匠徙籍钱唐，居左桥里”（《快雪堂集》卷十七）；（明）刘宪龙（宠）《明贞士鹤洲先生黄公行状》则云，“先世越人，洪武初有福寿公者，以艺事隶将作，徙来钱唐之左家桥里”（《国朝献征录》卷一百一十四）。此外黄汝亨《苏氏印略跋》之落款题日“江夏黄汝亨贞父”，黄树榖之妻梁瑛记述黄氏“先世由江夏迁杭”。

[2]按（清）梁瑛，《皇清处士私谥端孝先生先夫子楷瘿黄公行述》所记载，黄树榖“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十九日，卒于乾隆十六年（1751）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一”。关于黄树毂的研究中的失误，主要集中在生年定为“1701年”及其家族关系梳理之错误。如高彦颐（Dororhy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Inner Chambers：Womenand CuI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的第一章中将黄树毅生卒年定为“1701-1751”。此外台湾陈静媚《阅读越界——记一部十七世纪的（牡丹亭）木刻印本如何穿梭时空为女性阅读作见证》（载于台湾《跨越与游移：第二十九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论文专辑》，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6年版）一文中，对于黄树毂与其亲族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推测也有不少失误，请读者参见本文附表，兹不一一列举。

[3]黄兆泰远客京城时，黄树毂和诸名宿《绿牡丹诗》中有“疑是春山一片云”之句，传诵京城。

[4]黄树榖见先祖黄汝亨营构之“寓林讲堂”渐就颓圮，乃于其地（即黄汝事故第，在武林门外东马塍北）建“广仁义学”，广聚群书，延师讲学，以惠来学乡人。皇太极第六子爱新觉罗高塞感其行，以《古今图书集成》赠义学，其他京师名公卿亦纷纷赠书达三万余卷。广仁义学所藏书每于板心折缝处斜盖“广仁义塾”四大字为记，使人不能巧偷豪夺（见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下。范景中在《藏书铭印记》中详细记录了“广仁义塾”藏书印的形制：其印为朱文长方形，楷书五行，行七字，惟首行为二字，居下，前空格备填名用）。并钤以印记日.“敬以此书义助于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广仁义学，永远为有志之士公读者。”曾任两浙制府的简亲王德塞深加赏异，檄藩宪张公大书“风示儒林”匾额以加奖励，复为立碑垂后。

[5]（清）余大观，《长歌赠黄楷瘿先生》，收录于《菘塍斋遗稿》卷上，清刊本。

[6]详见：（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清）阮元《小沧浪笔谈》、（清）蒋宝龄《墨林今话》等书所记载。

[7]据上海博物馆藏郑燮《板桥偶记》墨迹。

[8]“清河龙”其实是一种清淤用船，船有九个舱，最末一舱安舵为龙尾；中间七个舱为龙腹，每舱各自为独立的一节，用铁钩连接，第一舱为龙头，长二丈，船头两板相台处安一木柱，用为绞关，柱下围以铁齿。柱后设龙口。龙口内末尾有铁制龙舌，舌上部分为龙喉。其用法是，以人推关，船进，齿动，泥松，沿龙舌、龙口、龙喉挖积淤泥置龙腹各舱。龙口内有“探泥”“格水”，分离泥水，龙喉之外有板，名叫“批水”，用以分水，象征龙颊。各龙腹之外有把，名叫“剔泥”，象征龙爪，用以梳泥。配合行动的有一条小船，名叫“子龙”，负责探水深浅、系绳、解卸等。详见山曼《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77页。

[9]转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43页。

[10]（清）黄易，《何梦华招集西湖葛林园录别》见《秋鸯遗稿》，续修四库全书本。

[11]（清）黄经（1733-1750），字德甫。黄树毂次子，幼极聪慧，秉承家学，自幼喜好搦管临帖。乾隆十二年（1747），杭城著名文人王曾祥向黄树毂乞黄经所书一百二十寿字篆书为其父祝寿，当时黄经才15岁（事见王曾祥《静便斋集》）。黄经早卒，殁时年仅18岁，犹在黄树榖之前去世。

[12]黄童，字素亭，黄易之弟。生平事迹不可考，曾与黄易共居于济宁官署，后回杭州，大概一直在杭城留守打理黄氏祖产。

[13]（清）梁瑛，《端孝府君轶事》，参见黄树榖《楷瘿斋遗稿》，清钞配本。

[14]（清）黄易有《哭汪雪礓》诗，其一云：“群雅唱新声，词坛有我兄。塞垣悲雁断，江表念鸥盟。万里双魂返，千金一掷轻。玉箫诸旧侣，数载轻经营。”诗下小注.“兄与妾之棺返自塞垣，赖雪礓与橙里先生之力也。”汪雪礓即汪楍，为汪舸之子。另（清）翁方纲，《黄秋宣传》载：“伯兄以事遣戍，君措贷为赎罪。兄丧数千里，遣干仆扶柩归葬于杭。”

[15]参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6]（清）黄易，《（楷瘿斋遗稿）跋》。

[17]（清）黄易，《除夜归自黄河和姜白石除夜自石湖归苕溪韵》其一.“列烛围炉辟晚寒，椒花柏叶尽登盘。今年更喜添孙子，守岁喧哗不厌看。”

[18]（清）翁同龢跋黄树毂原藏《孝慈堂印谱》，豆庐收藏。

[19]（清）潘庭筠，《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经魏谦升抄录，浙江省博物馆藏。

[20]（清）汪舸，《崌山人集（卷七），清乾隆刊本。

[21]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全国大面积水灾。黄河决口，河南受灾尤甚。弘历从大学士刘统勋之议，开“豫工事例”，实际上是通过捐纳谋取官职，自此清廷捐目日多，如平定金川所开川运例等。详见《清代捐纳制度》，北京.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

[22]沈津，《翁方纲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109页。

[23]（清）翁方纲，《黄秋盦传》，《復初斋文集》（卷十三），清刊本。

[24]（清）吴锡麒，《有正味斋尺牍》（卷上），清光绪刊本。

[25]（清）黄易《秋盦遗稿》，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本》（1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6]黄易所居兖州运河同知官职，所辖为南旺湖辛庄桥王家口到东平州一段，全长二百七十五里，共辖十八闸。见（清）董醇，《江北运程》（卷四十）。

[27]相关论述参见朱剑心，《金石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 81年版，4、13、34页。

[28]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390页。

[29]（清）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卷三），清光绪刊本。

[30]收录于《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23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

[31]（清）张燕昌，《金石契》，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嘉庆增修本。

[32]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第八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33]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54页。

[34]（清）翁方纲，《黄秋盦传》，收录于《复初斋文集》（卷十三），清刊本。

[35]（清）钱大听，《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序》，见于《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清嘉庆刊本。

[36]是书有同治年间鲍康题跋，孙殿起《贩书偶记》曾著录。

[37]（清）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8]（清）黄易，《嵩洛访碑日记》，收入《丛书集成新编》（52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39]（清）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郑文埠批注本），清嘉庆五年（1800）刊。郑批云：此武进唐氏旧拓。盖即唐氏在宋时手自精拓本也，后遂传为唐拓。翁、黄诸贤每好侈言名迹，未考定武进唐氏为谁何，辄究纸、墨色之古，称为“唐拓”。小松言宋人拓后久埋土中至今始出，今拓即宋拓也，此语近是。乃必谓宋以前，亦无塙证。余所藏娄寿、谯敏二碑，是宋摹宋拓，覃溪亦题为唐拓本，岂石墨亦有不虞之誉耶？

[40]马子云，《谈武梁祠画象的宋拓与黄易拓本》，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2期。

[41]王厚之，《钟鼎款识》，嘉庆七年（1802）阮元积古斋影刻本。

[42]黄易刻“梦华馆印”边款。

[43]黄易在1787年前后曾为武亿手镌名章三方，同时委托其帮助拓取河南登封一带石刻。

[44]（清）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清嘉庆五年（1800）刊本。

[45]关于清初及以前的访碑活动，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薛龙春《郑簧研究》两书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46]见王念孙跋黄易《嵩洛访碑图册》。

[47]同注[38]。

[48]《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12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9191页。

[49]（渚）赵一清，《东潜文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07页。

[50]（清）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原稿本。

[51]叶昌炽，《语石》（卷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252-253页。

[52]朱剑心，《金石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293页。

[53]巫鸿认为，武梁祠的出土“对一般性学术史说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的思想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2页。

[54]（清）徐宗斡，《济宁碑目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輯，26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55]叶昌炽，《语石》（卷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272页。

[56]武梁祠现存残石均已被研究者详细记录并编号，此石（砚）今日在何处尚是疑问。事见（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一）。

[57]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brme： Ihe Ideology ofEarly Cbinese Pictonal Art），这本书在1989年获得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中译本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该书对于武梁祠的发现和研究历史的论述中出现不少语病和谬误，如“他们记录下每石的形状，以及上面所刻的建筑、树、动物和乌”（55页）“早在黄易发掘武氏祠之前就移到济宁孔庙的武荣碑也被发现了”（15页）。这些句子不仅存在语病，而且与史实也不尽相符，如第二句中的“武荣碑”，似乎是“武斑碑”之误，因为“武荣碑”早已置立于济宁学宫中，谈不上再次“发现”。“武斑碑”倒是黄易之前发现的，但并未移置孔庙，而是后来就地保存于重立的武氏祠中。因为我未能检获英文原著，也许这一类的错误仅仅是翻译者造成的。

[58]参见.《翁覃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沈津，《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573页。实际上，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也是在其去世后才由门下弟子聚资付刻。

[59]（清）瞿中溶著、刘承斡校《汉武梁祠画像考》，清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

[60]同注[25]。

[61]韩天衡，《天衡印谭》，上海书店，1993年版，308页，又记此谱“成书当在嘉庆初年”。

[62]（清）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63]同注[55]，273页。

[64]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223、226-227页。

[65]日本“网络论”学者金子郁容将这种“人际网络的建立”阐释为“具有固有意志和主体性的单元（个人或人的集团）根据各自的自由意志参加而形成的统一体”。这种“建网”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个体松散地存在之时所无法得到的力量，并可以通过这种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产生一加一等于三的“魔力”。这一论点请见《建网的招待》招待）一书。此处转述自王标，《城市知识分子的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13 -14页。

[66]同注[l5]，本文关于清代学人幕府的史料多采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67]叶衍兰，《清代学者象传》民国十九年（1930）影印本。

[68]根据尚小明先生的观点，朱筠幕府的主要活动是在其出任安徽学政期间。我认为黄易与朱筠的交往虽在京师时，但其影响是持续的，与王念孙的交往就是证明。

[69]题首“镇洋毕师秋帆得于秦中”，今藏童晏方处。见《金石永年——金石拓片精品展图录》，上海书店，2008年版，5页。

[70]同注[62]。

[71]孙星衍1795年至1804年在山东时，其实也形成了自己的幕府，详见尚小明《清代诗人游幕量化分析》一文。

[72]（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十），清嘉庆九年（1804）刊本。

[7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64页。

[74]（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廿九），清嘉庆刊本。

[75]武亿，《授堂文钞》（卷三、卷九），《续修四库全书》（1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76]同注[73]，58页。

[7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1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