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综述

于芹

黄易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但目前学界对他在金学方面的资料公布和研究得较少。山东博物館藏稿本《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是研究其金石收藏和金学成就的重要资料。笔者即以其为研究对象，对《拓本》中黄易所拓器物的情况、拓片的数量和来源、名家考释等方面加以介绍，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金石学的形成始自宋朝，以赵明诚的《金石录》、欧阳修的《集古录》等为标志，逐渐发展起来。元明两代一度衰落。清代乾嘉朴学之风盛极一时，影响深远，人们重读经史，更注重古物的考证与判定。这一时期大量文物出土，为金石考据学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金石学得以复兴和发展，陆续涌现出大批的金石收藏家和金石学家，把金石学的研究推向了高峰。

山东，又称“山左”，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国金石学起源地之一。清代以来臻至极盛，当时所谓“金石学在山左”，诚哉斯言也。清代的山东出现了许多杰出的金石学家，如阮元、毕沅、刘喜海、陈介祺、吴式芬、许翰、王懿荣等，他们收藏之富、考释之精，居全国之首，极大地推动了山东乃至全国金石学的蓬勃发展。这其中，黄易是一位非常耀眼的金石学大家。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大业，号小松、秋盒，小蓬莱阁等。官兖州府运河同知，癖金石，精篆隶，工丹青，善诗文，素列“浙西三妙…‘西泠前四家…‘金石五家”之中。乾嘉道时期金石学往往把金、石分开，著录和研究都是独立成书。黄易一生痴爱石刻碑版，访碑录碑活动贯穿其平生。他在石刻方面有很深的研究，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对于古器物研究，黄易曾撰《丰润古鼎考》，另外自拓所藏古泉、古镜和古砚，辑为《泉文》四册和《镜铭》《砚铭》。[1]其藏品实际数量，今天已难统计。阮元尝记载黄易：“收金石刻至三千余种，多宋拓旧本。钟鼎彝器钱镜之属不下数百，余每过任城，必流连竟日，不忍去。”[2]目前，对黄易在金学方面的资料发表及研究较少。

山东博物馆藏《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有助于人们对黄易在钟鼎彝器方面的成就进行了解和认识。拓本集为稿本，共六册，分别为《三代吉金》（上、下二册），《汉金文》、《魏晋以后金文》，《镜铭》（上、下二册）。在《镜铭》的封面钤“采石山房”印。

《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序言为胶州匡源于同治七年（1868）所作，言明拓本为浙江归安丁彦臣所有。该书中的拓片大多为黄氏所有，有黄小松家旧藏器物拓本，也有从同道处所得，黄小松作了大量考释，翁覃谿、孙渊如、赵晋斋、瞿中溶等对此书也多有考订。[3]

一、所涉及器物

据笔者初步统计，《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约有3 67种古器物的拓片（因有的同一器物有多张拓片，器物数量有待进一步核对）。《三代吉金》（上）目录为74件器物的拓片：钟九、鼎十六、尊三、彝十五、敦十五、鬲三、卣三、盘六、匜四，实际缺少全形倒文钟、叔氏寳棽钟和中驹父匜的拓片，故实有71件器物的拓片。《三代吉金》（下）目录为51器：簋三、簋四、壶二、爵六、觯二、觚二、举一、豆一、盒一、瞿四又一、戈十三、剑五、节一、枪二、削一、钥一、秦量一，实有和书上所注相同。《汉金文》目录为78器：钩四、杂器七十四，实有与目录同。《魏晋以后金文》无目录，实有3 3器。《镜铭》也无目录，上册有7l面镜子，下册有63面镜子。

这些器物，有的是黄易本人所有，拓本中已有注明，有的可借助其他文献考订，比如《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永昌椎的拓片。黄易在其尺牍中提及过，《张廷济录（黄易致赵魏诸碑札）》中云：“弟新获铜器八棱，似绳鞭流星之类，款日永昌，当是晋元帝时物，王敦弄兵部时造器，宜有之也，但不知何名，拓本呈请考定。”张廷济注：“右黄与赵札五番，经格纸本，纸六行，其所云永昌器即《山左金石志》所载永昌椎也。”永昌椎在阮元著的《积古斋钟鼎款识》中也有记载，《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中也有著录。

《镜铭》卷多无题识记录所藏，其中一些铜镜属黄易所藏，且为黄小松嵩洛访碑时得到：

市间得汉镜，文日“宜君乐，乐未央，大富昌”。余苦肝患，医者云“宜散郁乃愈”，读此憬然。[4]经过核对，此为《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的第3 6面，《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的第2 8面铜镜：“大富昌镜”，篆书。

（龙门）得汉镜。文曰“九子明镜，世异寡双，服者卿公”。[5]

此为《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的第7 0面铜镜，金目述及的第60面铜镜：“九子镜，隶书，文日‘九子明镜也，世异寡双，服者卿公，易得于洛阳董氏。”

祥符所得唐镜，文曰“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采，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传闻仁寿，始验销兵”共八言，“销兵”既兆，楚贼即平，可庆也。[6]此为《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的第130面，金目第81面镜子，记录为：仁寿镜，正书。

《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很多拓片的原器都不归黄氏，黄氏只是收藏有拓片，但注明了器物收藏者，如“郑叔鬲”为番禺中翰毅堂收藏，“北齐刘显造像”为翁太史宜泉收藏。书中对器物的流传也有叙及，如《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没有注明虢叔钟的收藏者，而《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则注明“司马达夫拓本”，“闻此器在山西故家携至都门，今归扬州阮氏”。又如“贞观赵婆婆等造像铜刻”，拓本上云：“铜面鎏金刻浅难拓，青州于秀才物，今归张刺史度。”这些成为研究钱嘉时期金石器物出土、归属和流传情况的重要资料。

二、拓片的来源

《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拓片的来源很多，主要有： （一）黄易本人的拓片，包括家藏拓本。如“邢叔钟”“司成颂敦”“虢仲敦”“邿遣敦”“寺季敦”等都是其家藏拓本，另外还包括黄易本人从济宁、西安、孔庙等地得到的拓本。如《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魏晋册中的“隋开皇造像”，黄易注明“隋开皇造像得于曲阜”。“北齐丁亮造像”，为黄氏“嘉庆三年（1798）九月得于济宁”，此拓在《小蓬莱阁金石目》上没有著录。

（二）友人赠送或交换的。如“北齐宫江期造像”为“宁武杨杏川令滕县得此见惠”。“货泉范”为“慈谿郑三云所赠”。“大泉五十范”拓片黄易藏多种，其中一种为“吴江陆古愚所惠”。“永元洗”为“洪洞李君佩所惠”。

又如“晋釜”拓片，《小蓬莱阁金石目》上注明为“河南偃师县韩太初收藏”，《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则注明“偃师新出虚谷拓寄”，钤“武氏金石”章。武亿，字虚谷，河南偃师人，对典制、礼制、金石等六类都非常精通。他是1787年修复汉代武氏祠的资助者之一，与黄易私交很好，黄易赴嵩洛访碑时，曾得到武亿的帮助。晋釜是由河南偃师县韩太初收藏，武亿拓后寄与黄易。

再如《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隋仁寿造像”拓片，为“陆古愚从济南购赠”。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过与黄易和陆古愚为金石同道：

嘉庆庚申（1800）四月，余由水路入京，泊南池，是时灵石何兰士亦为巡漕御史，钱塘黄小松为运河司马，同在南池会饮者三日。小松出示所藏金石图书，与州人李铁桥、山西刘镜古、吴江陆古愚同观，为一时佳会云。

本馆藏陆古愚所拓《汉瓦当拓本》，即黄易为其题签。

《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中赵义成造像拓片注明“垂拱二年赵义成造像何梦华得于曲阜”，钤“何元锡印”。而不知何因，笔者核对国家图书馆藏何梦华帮助整理校定的《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此件拓片却不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的《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晋”部分系抄稿本：“《小蓬莱阁金石目》二种，手稿本，清钱塘黄易小松撰。是书为秋盒于清乾隆辛巳（乾隆二十六年，1761）抄，并以后增订之本。”[7]也许，在《小蓬莱阁金石目》编辑成书并流传在外后，黄氏才得到了此拓，黄氏在《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原稿本上是否增補了此件不得而知。

（三）值得注意的是，拓本集中含有黄氏之后羼入的拓片。笔者核对了《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与《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后吴金文”之前的器物大致相同，只有个别《小蓬莱阁金石目》金目上的器物在《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上找不到，而据笔者初步统计，《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则比金目超出近六十件器物的拓片。比如《镜铭》部分，金目上只有一件“清明镜”（文日“炼冶银口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延年益寿而吉祥，与天毋极而日月光，随园袁氏拓本”）在《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上没有找到，而拓本集则比金目多出了二十多面铜镜。

拓本集比金目多出的这些器物拓片，有的确系黄易所辑，比如前文中提到的“隋开皇造像”“北齐丁亮造像”和“赵义成造像”拓片等，黄易亲笔注明了拓片的来源等情况。但《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在流传过程中，也有黄氏之后的拓片羼入。比如以下几件器物因是黄易过世之后的道光年间出土，肯定系后人羼入拓本集的：

“大保鼎”拓片。题：“道光十六年出梁山土中。”铭文：“大保铸。”印：“周增之印”“吉金乐石”。

“大保彝”拓片。题：“彝，此器道光十六年出寿张梁山土中，并有鼎、鬲、尊、壶数事，皆藏济宁钟氏。”印：“周增之印”“吉金乐石”。

“大保鼎”和“大保彝”就是著名的“梁山七器”之中的两件，大保鼎现藏天津博物馆，大保彝现名大保簋，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捃古录金文》《殷周金文集成》都曾著录过，很多学者对大保彝做过研究，比如唐兰。[8]李学勤也有论文提及。[9]大保彝的铭文为34字，《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上的释读应为周增所作，周增识为：“王伐录子胡徂乃反王降延令刊大保术保忠良作师王道大保锡休余上用兹彝对令。”学者对铭文释读不一，陈梦家尝识为：“王伐录子咠，叔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辰大保易休余土，用乍兹彝对令。”[10]这两件拓片虽为黄氏之后的，价值也非常高。

“宋公戈”和“宝用剑”拓片上注明为道光年间所拓，此两件也明显非黄氏所有。《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比金目多出的近六十件拓片，究竟多少属黄氏所有，有待进一步核对。

三、名家的考释

《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上，有众多金石学家的考释。

与黄易同时代的翁方纲在拓本上作过多处考释，其中篇幅比较长的是对“五铢钱范”的考释。翁方纲考释云：

右泉范，列泉四枚，文日“五铢”，以建初尺度之，径一寸。款云：“建武十六年三月丙申，大仆监掾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钱造。”凡廿七字。《考古图·大官铜炼款》云：“建武十九年，工伍举造，考工令史由、丞或、令通、主大仆监掾苍省。”彼文从工逆叙，此由大仆监掾顺叙也。工贱者，故著姓；而苍、通、或、凤，皆书名也。《后汉书·百官志》考工属大仆，但未详掾史耳。据《光武纪》建武十六年三月辛丑晦，则丙申是廿五日。《本纪》云：“是年，复行五铢钱。”此其式也。昔见何梦华摹刻于南昌，尚有脱讹。今得借观拓本于秋盒九兄，因识其后而归之。壬子七月十九日，书于济南使院。方纲。钤“覃谿”印。《清史稿》载：“翁方纲，号覃谿，大兴人，乾隆壬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累至内阁学士……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他与黄易乃金石挚交。壬子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查《翁方纲年谱》，是年，翁氏60岁，于六月按试济南。《翁方纲年谱》提及七月二十二日，即翁氏作上述考释的第三日：

是日，黄易以汪由敦缩临《兰亭》属先生题尾。先生“不揣弱劣，辄亦效作于后”，并有跋自临小字《兰亭》后。[11]

《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上除黄易等金石同好的考释外，黄氏过世后拓本集又经许多金石学家收藏和过眼。道光年间，九皋将《积古斋钟鼎款识》提及的器物的相关论证录在拓本集上，并有自己独到的见地。其后，值得一提的是李山农和李家恺父子。

在拓本集《三代吉金》下册中的“豆”，即黄易题为“都门吴鲁峰物”，《小蓬莱阁金石目》中有载。《积古斋钟鼎款识》对这件“豆”的考释为“柬彝”，认为是练祭之器：此器积古斋释作“柬彝”。柬为束，按拓本中有点，当释作为“柬”字，隶即束字，见《汗简》所引《义云章》。柬字从束，知古柬作隶也。柬，练之省，《礼记·曾子问》云：“主人练祭而不旅。”此日“柬彝”，是练祭之器。彝，象形之字也。钤“周增之印”，应为周增所录。右半叶有一考释为：

此说附会“柬”为练省，谓是练祭之器。然古人每祭必铸一器耶？抑先铸此豆专为练祭方用耶？说不可通。或者“柬”为作者名氏耳。余新收得一觯，共六字，鸟形字在第一，下有二字，不可识。车形字在四，五、六，亦存父丁字。可证“柬彝”二字之误，若彝字则不可，当在第一字。钤“景良”印。该考释为李宗岱所作。李宗岱（？ -1896），字山农，南海（今广州）人。前面提及的“梁山七器”中有五器经李山农收藏，其手稿《宝彝堂收藏金石目录》著录他收藏有四百余件钟鼎彝器。他不仅收藏，还擅长金石考据，以上考释是李山农从丁彦臣处借观《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时所作。

李山农之子李家恺，即道元，有些考释也颇有见地。比如父巳觚，在拓本集的目录中也有，正文中也贴有拓片，但无黄氏的笔迹。道元作题记日：“此伪刻，字尤恶劣，并无小松别驾题字，其为后人羼入无疑。道元记。”经查，《金目》中果然没有这一件。

总之，《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所涉器物颇多，所提金石名家众多，对于文物的研究、对于清代金石学发展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拓本流传日久，很多问题尚不明晰，比如拓本集中黄小松藏器的数量、器物目前的归属、黄小松藏拓的数量、拓工的情况、拓本集收藏者与黄氏的关系、拓本的流传过程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l]孙殿起，《贩书偶记》，同治间鲍康题跋。

[2]（清）阮元，《小沧浪笔谈》（卷三），载于《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清）黄易，《黄小松辑释吉金拓本》。

[4]（清）黄易，《嵩洛访碑日记》六日。

[5]（清）黄易，《嵩洛访碑日记》二十六日。

[6]（清）黄易，《嵩洛访碑日记》十月八日。

[7]谢国桢，《江浙访书记》。

[8]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9]李学勤，《纣子武庚实禄父与大保簋》《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载于《考古学报》（第十册），1955年。

[11]（清）翁方纲，《苏斋题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