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寻梦到海南

马 珂

湘西来的赶海人

大学毕业，正值十万人才下海南的高峰时期。各大报刊和电视，常透露出“种子炒熟了，丢在海南的土地上都能发芽”的消息。不愿在湖南沅陵老家做教师的我，趁着这股热潮，带上毕业证和发表的一些文字类作品，再收拾几件衣物一路经历汽车、火车和海轮的颠簸南下赶海。

海轮从广东湛江抵达海口秀英码头后，一辆中巴把我和一位同行的乡友带到海口市得胜沙路。下车后看到一座连着一座的破旧西式骑楼和窄小的街道，以及街道上三五成群戴棕叶斗笠、讲广东普通话，脚蹬三轮拉客的车夫，周身不觉一凉。现实与想象中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曾一直被我崇尚的海口竟然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晚上走在街上，因为缺电没有路灯，做生意的人家各自在门口摆台柴油发电机发电照明，“突突突突”的电机声此起彼伏，把忽明忽灭的海口远远近近地连成一体。

几天后我们决定去三亚看看。长途汽车在不宽的破旧公路上左摇右晃努力前行。依着窗口，我看见公路两旁的荒凉，以及一畦畦长在路边的菠萝、香蕉，还有一片片高高瘦瘦的椰子林与橡胶林。

在天涯海角的海边，我们邂逅了许多闯海青年。有的在岸边临时搭建的简易餐馆打工，有的穿行在游客中推销报纸和旅游地图。他们尽管被强烈的紫外线把脸和手脚晒得黑里透红，却个个目光如炬，在惨烈的阳光下透出坚定与执着。这样的情形只得让我们返回海口，暂住在海南省燃化公司招待所，然后满大街看招聘广告。招待所的饭菜很便宜，每顿只需两块钱。饭是白米饭，菜是一条约五寸长的油炸小海鱼和素炒空心菜，每餐如此。

上岛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南信息报》做记者，报社位于海口市龙华路义兴街的一座四层小楼上。门口有张木质方凳，凳子上竖着块靠墙的塑料牌子，上面是“海南信息报社”几个黑底白字。报社只有一大间房子，是内外套间，里面住人，外面办公。设有记者部、编辑部、公关部、广告部、信息部等，除记者部和编辑部，其它都是经营部门，被人承包后在报社外租房办公。我在记者部负责新闻采写，第一次外采的稿件是《海南茶叶市场走笔》。稿件写成后署上“本报记者阿里”给一位在海南报刊工作的乡友过目，他说稿件写得不错，不过对署名提出异议。他觉得我刚来海南，必须打自己的名声，不能使用笔名。

此后，我基本上用“马珂”的真名发稿。

连同报社，并不宽敞的四楼一共有五家单位。其中有三家贸易公司和一家湖南老乡开设的小型缝纫社。为解决吃饭问题，大家合伙请了位川籍女厨师做饭，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收费5元。汤多为不放油的冬瓜海螺汤，海螺很细。饭后，我们总爱舀上一勺倒在饭碗里慢慢剥食，味道鲜美。

那段创业经历铭心刻骨

在海口工作和生活了半年时间后，使我深深体味到唯有自己创业才有奔头和大的出息。那个时候，无论走到哪个小区，墙壁上挂满一块块各类公司的牌子。尤其是龙舌坡、建山里、滨海新村、秀英草坡等地，一户普通的三层居民小楼里，竟然住着六七家冠以“环球”、“寰宇”、“世界”、“国际”、“华夏”等名头的公司。

乐冰与我一合计，决定各自从报社辞职，办一份为各类公司提供经济信息的刊物。乐冰比我早到海口年多时间，各方面比我熟悉，于是找到一位愿意为我们赞助办公和住宿地点的公司老板。个把星期后，《新经济技术指南》的招牌挂在了海府大道旁一幢两层小楼的门口。选定吉日，我们在东湖广告墙和其它地方贴出用毛笔写在大白纸上的招聘广告，然后去东门市场购买东西。个多小时后返回办公地点，远远就看见门前黑压压地站满了应聘的人群。从中选了六位作为订刊和信息广告人员，留下文凭并在当晚开了个会，第二天就分头去跑业务。乐冰和我也不例外，与招来的人员一起白天出门订刊和收集信息拉广告，晚上把各自的信息归总分类，周五印刷装订成册，每人搬一摞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各个公司谈业务。刊物每周一期，每期16页，年定价60元，可免费刊登信息一则。

几位来自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的年轻人勤勤恳恳，很快就初见成效。

命运的飞转直下缘于给我们提供赞助的老板因涉嫌诈骗被拘，我们的刊物也受到连累。

当天下午我外出去跑业务，夜幕降临时又饿又累地踩着自行车返回住地。走到楼下没看见二楼像往常那样亮着灯光，以为他们集体出门散步去了。准备伸手拉开大门的时候，借着昏暗的路灯看见拉闸门上贴着一张白纸黑字还盖了公章的封条，不禁把我惊出一身冷汗！我不知道在我外出的时候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心想同事们肯定是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悉数收监了。那个时候，公安开着警车上街抓人是家常便饭，可以随便以检查三证（身份证、工作证、暂住证）为由将人抓走。突然想到我现在已经莫名其妙地成了这个团伙的“漏网之鱼”，赶紧藏身于黑暗之中静观情况。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只能在茫茫黑夜里无奈无助地等待有利消息。

几个小时后，远处的人行道上摇摇晃晃地骑来一辆单车，到了楼下开始叫我的名字，我不敢应答。直到辨认出是同事老钟，才走到亮处打探情况。在往海甸岛骑行的路上，我才得知原委。因为老板被抓，他赞助给我们的办公和住宿地点被查封，乐冰与老板的妹妹联系后，答应我们搬到海甸岛他哥哥用另一个姓名注册的公司过渡。

随之我们的刊物也被勒令停刊。创业在一场惊心动魄的严酷现实中被迫停摆。

扔漂流瓶结识了一位后来活不见了的兄弟

创业失败，又迫使我重新走上求职之路。每天在炽热的阳光下骑着辆破单车四处寻找合适自己的工作。

某天从一家招聘单位返回住地，途中经过一处陈旧低矮的农场职工宿舍。见一户人家的门敞开着，一方柔和的灯光从屋里投出，呈长方形映照在门前的泥土地上，心头不觉微微一震：远离家乡的我，深深被这方温馨的光亮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下车之后，便静静伫立于这方光亮之前，用心感受着屋内传出的我听不懂的说笑声以及映衬在房门上不断闪烁变幻的浅蓝色电视反光。想象着这户人家的幸福与温馨，多希望自己也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随时可以走进家门，喊一声亲人，享一享天伦。直到这户人家关了大门，我才在黑暗中依依不舍地骑车离去。

在那些情绪低迷的日子，我找了个玻璃瓶子，里面放了张写有通讯处的纸条，密封好后搭乘一艘渔船驶向大海深处，把它用力扔进了波涛翻滚的海水里任其漂流，看看是否有人捡到。

十几天后，一位戴着眼镜、大我几岁，从云南来海南求职的孔姓男子找到住处，说他从海滩上捡到了我的漂流瓶。同是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游子，一番交谈后，很快成了朋友。我称他“孔哥”。

孔哥是因为自己心爱的姑娘跟了别人而离开云南老家上岛寻梦的，发誓要混出一番名堂。先在一家公司做文员，整天起草一些这样那样的合同或文案，后来在报纸上看见琼山某村的一座鱼塘对外承租，想干一番事业的他，把从老家带来的几千块钱作为租金，承包了那处鱼塘。几天之后，孔哥要我去他那里看看。我们合骑一辆载重单车兴致勃勃地往鱼塘进发，留下一路欢声笑语。

孔哥承包的鱼塘在一处小山脚下，四周是荒地和长满杂草的旱田。堤坝上有座孔哥请人搭建的简易房屋，里面摆着旧床、旧桌椅和新买的厨具。孔哥满脸笑容地说：“以后我就以鱼塘为伴了。这么多的荒田荒地，还可以种菜。你就每周都来我这里过周末吧。”

当晚，孔哥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并把餐桌摆在了室外。月光下一边频繁碰杯，一边倾听着他对美好前景的描绘，心里充满对孔哥的祝福。

孔哥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心安理得地在他承包的小天地里专心养鱼，间或种点蔬菜。闲暇的时候，就骑辆载重自行车来海口接我去鱼塘钓鱼或与他一起伺弄田头地里的蔬菜，住上一两天再送我返回海口。孔哥是位热情开朗还很有些浪漫情调的人，总是一副乐乐呵呵的模样。有回骑车送我回城，进入市区后触景生情，唱起台湾作家三毛作词的歌曲《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还有梦中的橄榄树，流浪，流浪，流浪远方。孔哥并不悠扬的歌声也引发了我的共鸣，不由自主地同唱起来。我们边唱边憧憬着未来的美好时光，穿行在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亚热带的椰风轻轻吹动着我们的衣衫和头发，满心都是快乐与惬意。

后来我应聘到海南大学文学院开办的自学考试大专班任教，搬离了原来的住所。工作的忙碌加上通讯设备的落后，长时间没有与孔哥联系。一次我去原住地查看有无信件，得知孔哥找过我两次，因别人不知我的新址而作罢。

我找了个空闲骑车去了趟孔哥的鱼塘。看到的却是满目苍夷。原来的塘水已经干枯，裸露出龟裂的泥土；堤坝上的简易房子也被掀翻，种在鱼塘附近的蔬菜，因无人打理在烈日下变得萎靡不振，菜园里杂草丛生。荒凉的场景没有告诉我任何与孔哥相关的讯息。不知我与孔哥失联的日子，他在这片土地上遭遇了什么。

离开鱼塘，心里满是伤感。后来我多处打听孔哥的下落，始终音讯渺茫。不知对未来满怀信心的他悄悄活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再未谋面。

从《海南青年报》到《海南法制报》

新闻专业毕业的我，到底还是对报刊有着深情厚谊。在海大文学院自考班任教一个学期后，我还是希望去报刊社谋职。一天我到阅览室翻看新出版的报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共青团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青年报》面向全国招聘编辑记者的广告。我用笔抄下地址，带上相关证件和发表的作品抽空去那里应聘。接待人员让我留下应聘材料，然后回去等待通知。

半个月后，我收到《海南青年报》的录用通知，离开校园去团省委报到。与从全国各地招来的三十多名青年男女一起成了《海南青年报》的员工。

为选拔优秀编辑，报社从新招聘的人员中初选了四位有过报刊编辑经验的人轮流试编：从文字编辑到版式设计，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全由一人完成。

我被初选为第一期报纸的编辑。报纸出版后，不料得到社长和总编的高度肯定。杨鹰海社长说：“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报纸。其他人不用试了，《海南青年报》的版面总策划由马珂担任。”

到《海南青年报》工作不足三个月时间，海南省司法厅机关报《海南法制报》创刊。一天，在《海南法制报》工作的刘继明（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来青年报找我，说他们报社的总编要见我一面。第二天打电话到《海南法制报》，是总编辑王立则接的电话。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他就开诚布公地说希望我去他那里工作。我和正在海口探望我的爸爸商量，爸爸赞成我去《海南法制报》。

我把去《海南法制报》的想法告诉了总编辑江鹤。江总怔怔地望了我很久，然后说，作为朋友，觉得法制报的后台比青年报硬，但作为青年报的总编，又不想我离开。当时因急性肠胃炎在省农垦医院住院的社长得知消息，派车把我和爸爸一同接到他的病房，当着我和爸爸的面吩咐办公室主任抓紧时间给我在内地的单位发商调函。第二天，商调函就交到我的手里，要求我速回内地办理相关手续。

左右为难之际，爸爸坚持要我选择法制报，编完青年报的当期稿件，我去了《海南法制报》工作，并将商调函采用挂号信的方式，从邮局寄回了《海南青年报》办公室。

后来得知，《海南法制报》创刊后，有人提议去广州找美编，副总编辑和谷（著名作家）在会上说他看过几期《海南青年报》，版式策划活泼大方，只要把版式策划马珂挖来就行。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总编辑王立则让人找了几期青年报，看过之后要时任文学副刊责任编辑的刘继明到《海南青年报》找我。

由我担任版式策划的《海南法制报》出版后，王总把我带到时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的习正宁（习近平的大哥）办公室，向厅长汇报把我作为人才引进报社的事宜。习厅长微笑着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后，在对我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寄托了希望。

为了不影响两家报社的关系，法制报王总出面请客，与青年报社的社长杨鹰海做了友好沟通。

后来，我不仅担任《海南法制报》的版面策划，还兼任政法记者，走遍了海南的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以及大小监狱和强制戒毒所，发表了大量的长篇通讯和纪实文稿，并多次被省外一些报刊转载。后来又担任文学副刊责任编辑，编发了众多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作品。我策划的版面，也连续多年获得海南省好新闻“好版面奖”。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应北京《文化时报》之邀离开海南北上京城。几年后回老家湖南，在湖南电视台做起了电视节目，并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多部文献纪录片和影视剧的创作。屈指一算，尽管我离开海南十年有余，海南的诸多往事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去年起，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作长篇纪实书稿《南下北上十五年》，用以纪念我在海南和北京工作、生活的那些青春年华，难忘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