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视角下老年人自我表征与集体认同——以《中国老年报》为例

刘文宇，时荣誉



社会认知视角下老年人自我表征与集体认同——以《中国老年报》为例

刘文宇，时荣誉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4）

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大众媒体对老年人报道视角大有不同，老年人认同由此呈现多元化。研究以《中国老年报》为语料，采用批评话语研究中的社会认知研究方法，借鉴Koller集体身份话语研究范式，通过中国老年人自我表征来探讨其集体认同的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自我表征中呈现多元趋势，从整体上塑造一个人老心未老、拼搏进取、爱党爱国的集体认同，通过词汇选择、语义移动、情态词等话语形式来达到意识形态方阵作为整体策略的目的，进而实现积极的自我表征和消极的他者表征的功能，借此表明家庭责任观、亲情观以及利己主义等意识形态会对其心理认知产生影响，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是影响报纸媒体话语中老年人集体身份自我表征的重要社会因素。

批评性话语研究；意识形态；集体认同；自我表征；报纸媒体

一、引言

日益加剧的老龄化问题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老龄化问题被认为是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加剧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报告将老龄人口描述成国家财政的额外负担（Martin et al.，2009：1435），文化上也倾向于将老龄化和老年人与潜在性破坏联系到一起（Bultena & Powers，1978），与谈论年轻人时所用的乐观语气形成鲜明对比（McHugh，2003：165）。中国自201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已步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华民族一直将尊老、爱老视为传统美德，是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具体体现。尽管如此，国内有关为老不尊的报道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群体对老年人的认知出现差异化（刘文宇、李珂，2017：71）。

刻板印象影响大众对老年人的认知（Schmidt & Boland，1986），媒体对老年人的错误表征（misrepresentation）会强化对老年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尽管受到数字媒体迅速普及的巨大冲击，报纸仍然保持其普及性及影响力，是人们了解时事、接受信息的主要媒介之一，也塑造着大众的认知（O’Connell & Whelan，1996；Williams & Dickinson，1993）。报纸中的文章传递和强化报社的政治立场、编辑和撰稿人的意见、信念和意识形态。记者的世界观和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以多种方式融入新闻报道的生产，例如，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新闻价值的评估，而这些又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中被建构（Berger & Luckmann，1976；Fowler，1991；Richardson，2007）。因此，分析报纸对老年人的报道有助于揭示大众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群体的态度。

在国内，有关老年人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针对中国老年人集体认同的话语建构，刘文宇和李珂（2017：71）曾尝试比较报刊媒体和微博媒体中他者对于老年人的意识形态差异及其背后社会影响因素，关注点聚焦于老年人的他者话语建构，忽视了其群体的自我表征和自我话语建构。为全面了解老年人的集体认同，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研究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社会认知法，通过探讨中国报纸媒体中老年人自我认同的话语建构，揭示当今中国社会老年人集体认同及其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自我表征、社会认知与身份建构

集体认同，又称集体身份，指某一群体在性别、政治信仰、职业等方面持有相同价值观，具有范畴化特征（Ashmore et al.，2004：80）。集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异曲同工，都从群体情境下分析个人行为（Stets & Burke，2000：224）。社会文化观（sociocultural views）将认同看作为自我和社会心理表征，人们以范畴成员或群体成员的形式实现自我表征。其中，作为个人经验的代名词，自我表征能够反映出个人的社会看法和社会角色。此外，自我表征与群体认同紧密相关。批评话语研究社会认知法的代表人物van Dijk（1998）认为，集体认同通过叙述者（narrator）讲述事实来实现表征，而这些表征是界定成员范畴或群体的概念依据和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与群体成员的社会认知息息相关。社会认知是社会成员的心理表征及其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以自我为中心确立的人际认知网络，是个体对自我与他人、他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叙述者借助一系列自我表征，不仅传递个人和群内成员对事情的看法，也解读群外对群内成员的看法。与此同时，个体行为受所属群体影响。其中，自我表征存在于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即个人记忆中，是对事件亲身体验的抽象化。个人认同与自我表征有关，既可看作是个人经历的代名词，也可视为群体成员的集合。如果群体标准、规范、价值观与个人自我表征一致，认同感便会加强，反之会分离（van Dijk，1998）。换句话说，集体认同源于个体参与的社会活动，个体借助话语扮演不同角色，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归属感。因此，个人认同和集体（社会）认同是相互联系的，个人认同与所处社会群体的相互交融构成了个人的集体认同。集体认同作为社会认知表征，借助话语经过一系列投射、转换才得以建构（Koller，2009）。

批评话语研究将社会行动者看作是个体与群体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社会行动者是指社会实践的行动主体，对社会行动者和社会行为的表征反映出对社会行动者的解读和态度（Fairclough，2003；van Leeuwen，1996）。van Leeuwen（1995：81）以Halliday的及物性理论为依据，提出了社会行动者表征理论，将社会行动者区分为我者（群内）和他者（群外），并认为集体认同在两者间的比较中产生。Wodak（2002）指出，任何话语都存在积极自我表征和消极他人表征。积极自我表征和消极他者表征为评价态度、观点、价值观等提供准确划分标准，即所谓的意识形态方阵（Ideology Square），我者与他者被描述为相互对立的话语。意识形态方阵作为一个整体的话语策略，通常出现在社会冲突和社会行动相关的活动中，借由暗含积极或消极评价的词汇选择，语义移动（Semantic moves）、句子结构等话语形式来表达，从而实现强调我们的积极方面、削弱他者积极方面、弱化我者的消极方面、加强他者的消极方面的四大功能。Fairclough（2003）将意识形态视为权力的形式，在基于话语-社会-认知的批评性研究中，意识形态能够影响文本输出和口语交际，反过来，在话语和言语互动过程中能反映、获取并改变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操纵的文本中，有目的积极自我表征和消极他者表征广泛存在。Hall（1999）认为，目标群体在确立以自我为中心的过程中，会把他者边缘化和从属化，将某些看法固化，从而形成自我的他者固化过程。正如Edwards（2009）所言，认同是对个人和他人的一种认知，是个体借助语言来确立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方式。通过分析我者和他者表征能够更好的阐述行为和认同的关系（De Fina，2000：131）。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设计

基于功能主义的批评性话语研究关注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互动作用，以及二者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其中，话语可以看作是语言行为，具有语言学属性，亦为社会实践形式, 能够参与和再现社会实践、构建社会事实、社会关系及社会身份（田海龙，2016）；意识形态是人们在理解、看待世界时，将经验归纳、总结的看法和观点，包括歧视、偏见等，是隐含在常规中看不见的前提和假设（Fowler，1997）。话语与意识形态不无关系。田海龙（2017）指出，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以及与其他交流者的关系能在其话语之中全部体现。Wodak和Meyer（2016）认为，权力影响社会事实和认同的形成，认同可以维持并重建不同社会群组之间的权力关系；权力结构能够影响社会认同的形成，反过来认同能维持并帮助重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由此可见，批评性话语分析适用于认同研究。

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社会认知法强调认知是联系作为语言使用和社会交际的话语、社会情境和社会结构的必要界面。van Dijk（1995）提出了话语-认知-社会/文化三维分析框架，认为语言的使用、话语、言语交流以及交际都属于社会秩序的微观层面，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支配属于分析的宏观层面，认知作为中观界面，能够连接微观语言结构及宏观社会语境。在日常交际和体验中，宏观、微观与中观层次共同构成了统一整体。Koller（2009）将认知批评话语分析和集体认同研究相结合，提出了集体认同话语研究层面，分别从宏观、中观与微观语境下识别媒体语言的实施、确认、复制和强化过程，并揭示这一过程背后的社会互动关系和社会操纵过程。

为揭示并探讨老年人集体认同的自我建构，研究采用批评话语研究的社会认知方法，借鉴Koller（2009）的集体认同话语研究范式，分别从微观层面的社会行动者表征分析、过程类型分析与中观认知层面的意识形态方阵来识解老年人的心理建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探讨权力结构要素对老年人认同建构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为（1）微观层面上，在自我表征中“我”、“我们”涉及哪些群体？采用了哪些过程类型？（2）中观层面上，结合语境分析，意识形态方阵作为整体话语策略，如何实现积极自我表征和消极他者表征，进而表现出哪些意识形态，并对老年人自我表征产生影响？（3）宏观层面上，哪些权力结构要素影响了老年人集体身份的自我表征？

2 研究流程

研究以《中国老年报》为研究语料，选取2016年5月1日至12月30日报刊，对涉及老人讨论自己（我者）、他人（他者）的文本进行整理，建立字符数为58 777的小型语料库。微观层面，借助语料库统计分析软件AntConc3.2.0，以“我”、“我们”作为搜索词，分析其具体所指，涉及哪些社会行动者。同时生成“我”、“我们”索引行，对其出现的504条语料，参照Halliday的过程类型作为编码依据，利用定性分析软件Nvivo，对数据进行分析编码。中观层面，结合语境，分析老年人在自我表征中如何使用语言技巧，实现积极自我表征和消极他者表征，进而揭示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宏观层面，探讨哪些权力结构要素影响了老年人集体认同的自我表征。

四、结果与讨论

集体认同的建构可分为两个不同方面，一种是分析主体自身行为，尤其是语言特征，另一种是通过他人话语、态度，了解目标群体的想法和价值观。该研究语料从第一种方式出发，通过老年人的自我表征了解其想法，最终建构该群体的集体认同。

1 微观文本分析

4.1 社会行动者表征分析

自我表征能体现个体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的观点和看法。借助语料库分析统计软件AntConc，生成人称代词高频词词表。其中，“我”共计出现625次，“我们”出现150次。对照其在语料中的上下文语境，能看出老年人在自我表征过程中的“我”、“我们”指代哪些社会行动者。对社会行动者及社会行为的不同表征能够反映出话语生产者的道德动因和情感色彩（Fairclough，2003；van Leeuwen，1995）。因此，对人称代词“我们”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老人社会心理，了解其主观动机。

人称代词“我们”具有包容性和排外性。其中，前者指“我和你们”，包括听者和读者。后者不包括听话者，相当于“我和其他人，但不包括你或你们”（李战子，2001）。Lakoff（1990）指出“我们”具有象征意义，包容性能拉近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距离，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基础。排外性“我们”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表明说话双方所在立场不同，即我们和你们不一样。如下例所示，老年人在自我表征中，混合利用了“我们”的包容性和排外性。

（1）践行文明规范是包括我们老人在内的全社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赢得他人和社会敬重的前提。

（2）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方便和快捷，我们应当学会使用它，晚年生活才会更幸福。

（3）如何为儿女减负，是我们每一位老人要考虑的问题。

（4）长征精神不论在何时，正能量都是不可估量的。作为老年人，我们要代代相传，继承发扬。

（5）即使我们走了，我们在银幕上的东西还留着。一个国家的艺术，还是要看远一点，看深一点，看高一点……现在的演员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

（6）在课堂，我们学习了俄罗斯、日本等东北亚五国的文化、名胜古迹等，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旅游文化鉴赏能力。

（7）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我们老同志获得了一种存在感，更有动力将为社区笔展献计出力。

（8）有些老年人不愿享受，依然过着苦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甚至有病都舍不得去治。艰苦朴素的习惯虽然好，但我们也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才行。

在例（1）～（4）中，“我们”指包括说话人、读者在内的所有老年人，表明老人在内心认可并接受“我们”是老人的现实。虽然身体机能不比从前，但通过学习、亲身践行，仍可以为家庭、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老年人在表达自我见解、提建议时，多使用“我们”的包容性，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从而使其观点更具说服力。例（5）中，“我们”指说话人在内的老一辈艺术家。笔者通过强调当时条件有限，但“我们”却尽职尽责的完成每次演出，来劝解年轻演员要领悟艺术的真谛，在条件优越的情况下，更应加倍努力。例（6）指说话人在内的相关老年学员。借由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学到新知识，并提高自身鉴赏能力。同时向外界传授积极肯学者形象。例（7）中“我们”指包括说话人在内的有资历、有经验的离退休干部。通过叙述自己建议被接纳，一方面表明虽然“我们”离休，但仍会用实际行动为党、为国增添正能量；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希望所作所为，得到社会的认可。例（8）中“我们”指会享乐的老年人，而不愿享受的老年人则被看作是“他们”。虽都为老年人，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做到及时行乐，使自己顺心，使儿女放心。

从上述八个例子可看出，老年人在自我表征中“我们”涉及的社会行动者有老年学员、老年朋友、与叙事者价值观相同的老年群体、离退休干部、党和国家等，并将自我作为类别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划清界限。“我们”是群内人，除去“我们”的其他群体，例如，“儿女”、与“我们”价值观相悖的老年人以及其他社会群体都被看作是群外人。

4.2 过程类型表征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概念功能可以用来解释主观与客观世界发生的事情，及物性是概念功能的核心，能显示语篇特征（Halliday，1985）。Halliday（1994：106）依据过程本身、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将及物系统区分为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共六种类型。

在了解老年人自我表征中涉及的社会行动者及其群内-群外归类后，通过“我”、“我们”相关小句的过程类型，能看出“我们”是如何呈现的，同时有助于理解其认同建构。借助过程类型有助于了解老年人如何表达自己的外部经历和内心世界，揭示其自我集体认同的表征建构过程。

表1 “我”、“我们”相关索引行过程类型数量统计

对语料中“我”、“我们”相关索引行的小句过程类型统计（表1）显示，物质过程出现频率最高（占动词总数的61.1%）、其次是心理过程（占动词总数的20.2%）、关系过程（占动词总数的14.7%）、言语过程（占动词总数的2.8%）、行为过程（占动词总数的1%）、存在过程（占动词总数的0.2%）。鉴于言语过程、存在过程、行为过程出现频数较少，本文将着重讨论三大主要过程，即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

物质过程指做某事的过程。如表1所示，物质过程动词占比最高。其中，以老人作为行动者的小句出现253次，约占动词总数的50.2%，表明老年人热衷于将自己描述为有具体动作目标、并付诸实施的积极形象。物质过程动词“学习、玩”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作为学习者的积极形象，通过隐喻将学习过程映射为“玩”，向读者传递学习的乐趣、积极性。“逛街、打球、慢走”等不同运动方式讲述老年人如何加强身体锻炼，向读者有意传递积极健康的外在形象。其次是老年人作为受益者的小句，共出现36次，“带来”、“指引”等动词表明家庭和社会为“我们”提供关怀和服务，为“我们”生活带来便利，同时强调自己精神上收获颇丰，建构出知足常乐、爱党爱国的积极形象。再次是老年人作为目标出现的小句共计14个，目标是受过程影响的实体，该类小句通常出现在与群外人的对比中，通过讲述导游威胁“我们”买东西、个别老人喜欢在人群中逞强、负重拉车等案例，来表达对他人行为的不满、不赞同，同时警醒老年群体要时刻保持晚节、要懂得享受生活。老人作为接收者的小句，仅占1%，且供给者是儿女，从侧面表达了和谐的家庭关系。

心理过程是感受者内心发生变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感觉、认知、情感和意愿非动作过程。认知动词“认为、坚持、选择、知道”等出现频率最高，用来描述老人能根据实际情况独立、果断地做出判断，并对所做之事保持执着、持之以恒的态度和决心，建构出人老心未老的积极形象。其次是情感动词，“喜欢、爱”直接表达老人对现有生活的满意和积极投入到自己兴趣、爱好的热情；感觉动词“感觉、感到”表示老年人知道身体不如以前，但仍想有所作为，为他人为社会尽一份力的积极形象。意愿动词出现频率最小，从侧面反映老年人对现状感到满意。

关系过程是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其中，归属类小句占比较高，约为13.3%，“成为、变成”等动词反映出老年人的生理或心理状态的改变，较之以前更懂得珍惜，以宽容之心待人待物，塑造出老年人心胸宽广、心满意足的积极身份。动词“退休”表明老年报中代表人物、写稿人多为离退休干部、教师、行政人员等，符合《中国老年报》宣传党和政府政策的主旨。识别小句约占1.4%，且老年人多为被识别者，用来强调与他人关系的融洽。

综上所述，三大过程类型将老年人建构为拼搏进取、深情厚谊、爱党爱国的积极外在形象及知足常乐、宽容大度、人老心未老的内在形象。在与他人发生矛盾、观点不同时，多通过消极他者表征来表达不满。

2 中观认知层面

在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语境下，任何群体在与其他群体对比中会为保障自身利益、忠诚性、连贯性、互动性和群成员合作性，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构成社会认知的基本框架（van Dijk，2008），是社会群体所共有的相对稳定的信仰和价值观。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常通过意识形态方阵这一话语策略得以显示。

意识形态方阵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建构认同，通过一系列共享价值观及包含主语“我们”（inclusive subject）的形式来实现（van Dijk，2008）。与自我分化和自我整合相关的话语选择能够在主体和被谈及的他者中进行定位，在不同领域（政治、种族、文化、宗教等）的冲突前，群内、群外表征变得尤为重要。这样的语言二分法即积极的自我表征和消极的他者表征能激发冲突的个性化，促进产生认同、同情和反对等情感（Fowler，1991）。意识形态方阵作为一个整体策略，通过表征来表达组内成员共同的态度、价值观及意识形态。通过老年人自我表征中的话语差异，能更好认识老年人对自我心理的认知，以及该群体对自我与他人、他人与他之间的人际关系网。

为揭示老年人讲述自己和他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研究采用意识形态方阵作为话语策略对语料中的案例进行分析，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对比老人在与他者发生利益冲突时，如何通过话语维护权利，表征意识形态，从而建构集体认同。

（9）儿子自打结婚后，家庭开支全由我们付,家务活我和老伴全包，孙儿出生后全由我照料。儿子儿媳不用为买房操心，不用为做家务和照料孩子忙碌，挣的工资全留自己花。他们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本应更恩爱和睦，更懂尊敬老人，可他们不懂珍惜，夫妻俩还经常半夜大吵大闹，令我和老伴烦恼不已。

意识形态的四大功能贯穿于意识形态本身的整体策略之中，通常出现在社会冲突和社会行动相关的活动中，借由暗含积极或消极评价的词汇选择、语义转移（semantic moves）、句子结构及顺序变化来表达。例（9）中，描述我者时使用三个“全”字，强化我者的辛苦付出，与下一句谈论他者时的“不用、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对比的修辞结构来构成强烈反差，前者表明我者的无私，强化了我者的积极方面，后者则表明他者生活的轻松自如，弱化了他者的积极方面。从句子结构及顺序来看，第一句为被动句式，第二句以主动句。邓守信（1983）指出，被动句具有“不如意”、“不幸”的表意特征，且是从说话者角度来看，老年人通过家庭开支、家务活由“我们”打理、孙儿由“我们”照顾来讲述其日常生活，被动句的使用表达了我者的不幸。在容易出现矛盾的事件，说话者通过语义转移形式，表面看似论述我们和他们的生活矛盾，老年人对下一代行为的不解甚至不满，实际上通过话语策略，实现了强化老年人的积极一面。并向读者传递出该群体的价值观，即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亲情观的坚守以及“爱幼”和注重亲情的传统价值观，也表征出老年人在家庭生活中，发挥着指导作用、枢纽作用和参谋作用。正如Fairclough和Wodak（1997：258）所言，意识形态有助于重述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并通过特定方式表征和建构统治与剥削。老年人年轻时习惯为孩子做打算，年老后仍喜欢操持家业的观念使老人将自己建构成理解他人、为他人着想的积极形象，将家庭矛盾的源头指向“他者”。

（10）张阿姨（退休教师）：老年人在高峰时段乘公交车出行也是实际需要。我们居住的是老城区，道路狭窄拥挤。老年人如果想要优美环境进行跑步等活动，必须做公交车去七八里外的市民休闲公园。到图书馆，去老年大学上课，也只能按规定时间去挤公交。

意识形态信仰会在说话者所表达的局部意义（local meanings）中有所体现，局部意义取决于说话者对文本的掌控，是说话人主观决定了主题类型和词汇搭配（Matić，2012：54）。局部意义可通过情态词、精确度等话语形式来表达。其中，精确度指的是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详细或粗略的描述。例（10）中排外词“我们”的使用表明老人具有很强的范畴化意识，对群内和群外划分明显界限。情态词具有感情效果，多个情态词的使用能反映老年人强烈的主观态度和意愿（Halliday，1994）。根据不同功能，可将其分为意态和情态化两大类。意态表达做某事的意愿，包含义务和倾向性，情态化则指做某事出现的频率。“想要”的使用，反映出老人不服输、不服老的人生态度，将自己置身于和年轻人平等的位置。之后，“需要、只能、必须”等词的连续使用，解释了自己的身不由己，建构了老人积极锻炼身体、刻苦学习的形象，同时通过话语表征弱化了自身的消极一面，但对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未作解释，间接透露老年人利己的态度。同时，在老人的自我表征中，对自我进行了详细、具体的描述，符合意识形态方阵这一话语策略。总之，当群内、群外发生利益冲突时，自我表征中的老人会选择群内形象合法化，让读者潜移默化的支持其做法。

3 宏观社会文化语境

话语的微观、中观层面受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即权力结构要素的影响。老年人自我表征中，微观文本出现的爱党爱国、知足常乐、奉献社会的积极形象以及中观提及的“爱幼”、注重亲情的价值观，深受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重要权力结构要素的影响。在我国，老年人的权益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保护。最新公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养老体系，加强了对老年人人权的重视，切实保障了该群体在养老、医疗、照护、福利等方面享有合法权益，同时国家倡导的“积极老龄化”，将老年人看作是社会的重要资源，使老年人能够利用自身知识优势、经验优势，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经济方面，中国多数老人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受益者。同时，国家为年满60周岁老人提供了相应补助，满足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了老年群体的保障性经济收入。上述制度保障和经济扶持显著改善老年群体的物质生活，满足了老年人充实、满足和尊严的精神需求，也直接影响老年人思想价值观，促进了老年人的生命意义。不容忽视的是，受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影响，孝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尊老爱幼在中国蔚然成风。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权力阶级，老年人自身希望得到别人对其价值的支持、肯定（连淑锦，2012：60）。文化及社会因素从宏观上形塑社会规范，无形之中制约人们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这些权力结构因素进一步影响了报刊中老年人的集体认同。

除权力结构要素外，报刊作为文本生产者在老年人自我表征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老年报》是全国老龄委主办的国家级综合性老年报，为中老年塑造和谐有序、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有利于老年群体自身发展。个人在报刊中建构的积极形象不仅是对老年群体的激励，同时也会赢得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尊敬，符合老年报传播老龄工作信息，弘扬社会正气，传播先进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的使命。

五、结语

研究以《中国老年报》为语料，采用批评话语研究的社会认知法，借鉴Koller的集体身份话语研究范式，探讨了中国老年人的自我表征和集体认同。研究发现报刊中的老年人在自我表征中混合使用包容性“我们”及排外性“我们”来界定群内、群外成员，多通过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塑造出积极肯学、身体康健的外在形象和不服输、不放弃的内在心理特征。当与他人出现矛盾、观点不同时，老年人多通过消极他者表征来表达不满、不赞成。其次，意识形态方阵作为整体话语策略在老年人的自我表征中被普遍使用，具体通过词汇选择、语义移动、情态词等话语形式来实现老年人的积极自我表征和消极他者表征功能。最后，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良好的经济保障和尊老爱老的文化传统是影响老年人积极自我话语建构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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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o-cognition Approach to the Self-representa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of Older People Based on

LIU Wen-yu & SHI Rong-yu

In the presence of population aging，mass media adopts various perspectives in reporting older people to demonstrate diverse group identities. Based on 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Koller’s collective identity research paradigm, the present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older people withas corpu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elf-representation of older people exhibits diverse features and globally shapes their collective identity of optimistic life, strong will to learn, dedication to the course of Communist Party and patriotism. In the process of self-representation, older people manage to adopt the ideological square as an overall strategy by employing lexical choices, semantics move, modality etc. to lead to the positive self-representation and negative other representation and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y, such as family responsibility, familial affection, egoism on mental cognitio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are the leading social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self-representation of older people’s collective identity in newspaper discourse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deology; collective identity; self-representation; newspaper media

2018-06-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网络语言暴力研究”（15BYY057）

刘文宇，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

时荣誉，硕士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H0

A

1008-665X（2018）5-00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