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文本中的互文关系
——《莺莺传》与《李娃传》新解

⊙田梦源［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333］

一、逆行的文本结构

《莺莺传》和《李娃传》是唐传奇中不容忽视的珍宝，鲁迅先生认为《李娃传》“缠绵可观”①，《莺莺传》则是唐代传奇史上“特有关系者之一”②，可见这两篇作品之重要。

《莺莺传》和《李娃传》均以家庭关系和爱情关系为线索，但两篇作品的文本结构却逆向展开。《莺莺传》的文本中，爱情主人公是从家庭关系进入爱情关系，而《李娃传》中二人则是从爱情关系进入家庭关系。将作品中的人物按照其所处关系进行标记，《莺莺传》中的崔母为家庭符号、红娘为爱情符号；那么相应的，《李娃传》中的家庭符号是郑父、爱情符号是老鸨。将两组故事结构概括出来，就形成了以下结构示意图：

在这一文本结构展开过程中，小说中用以制造冲突的矛盾因素也是相同的：男主人公被首次出现的符号人物所阻拦，女主人公却依附于这一人物。

从这些结构总结中不难看出，两则传奇在故事发展与矛盾制造上存在着对倒关系，而这两种关系的发展与交叉对文本的情节展开与逻辑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交叉的两种关系

想要解读《莺莺传》和《李娃传》所建构的故事逻辑，首先要注意的是两种关系在文本中的过渡方式。在《莺莺传》中，这一过渡出现在莺莺自荐枕席的情节上，在《李娃传》中则出现在两人假意求子的情节上。换而言之，当莺莺自荐枕席甚至是回赠情诗的时候，两人已经从家庭关系中脱离，而当妓女李娃假意求子时两人已经进入到家庭关系中。

促成这两种关系交叉转换的关键点是谎言，如果把谎言定义为有意的欺骗和没有实现的承诺或言语，那么在两篇文本里，谎言一共有四处，并且每位主人公都说了谎。在爱情关系中，《莺莺传》里的谎言出现在莺莺“回赠情诗—断然拒绝—自荐枕席”的时间序列里，张生离开莺莺时曾经的婚姻诺言就变成了谎言。在《李娃传》里，郑生为了留宿说谎，李娃为了抛弃郑生设局脱身。根据文本可以得出，谎言可以存在于爱情关系中但不存在于婚姻关系里。在婚姻关系里，张生没能以表哥的身份见到莺莺，郑生也没有因为李娃的离开自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两篇传奇中有两条矛盾线索，明线是痴心人与负心人的矛盾，暗线则是爱情关系与家庭关系的矛盾，矛盾以谎言的形式展开也因谎言而激化。在这两部传奇作品里，谎言可以存在于爱情关系中而非婚姻关系里，这是因为爱情是言语堆砌的世界，而家庭是物质填充的世界。传奇里的谎言是对日常生活的填充，是对残酷现实的篡改。《莺莺传》和《李娃传》之所以充斥着谎言，是因为在现实里，它们的主人公都是情欲关系中的无能的主体。

三、人物形象的重叠与分裂

这两部作品虽然情节对倒，但是男女主人公的角色形象及其命运却十分相似。女主人公的空间位移和身份变化相互印证：

莺莺：家中（相识）—西厢（相恋）—家庭（结局）

李娃：妓院（相识）—同居（相恋）—家庭（结局）

她们的相似之处也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首先，女主人公的出场都是以神女的惊艳形象登场的。莺莺出场时“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③；李娃出场时“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遂惊起，莫敢仰视”④。其次，女主人公是在男主人公爱情视域中被发现、被追求的，并且对爱情关系的继续表示过拒绝。最后，女主的结局都是进入婚姻，通过婚姻来实现自我，获得家庭与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地位与爱情紧密相连，女主人公只能在爱情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表示拒绝，但是她们在家庭关系里却没有话语权。例如，莺莺在拒绝张生之后明白了两人的关系可能是始乱终弃的关系，张生的不作为更证实了莺莺的猜想。李娃虽然救了郑生但是并不敢于要求婚姻关系，因为她知道自己没有决定婚姻的权利。

不仅如此，两部作品中男主人公的身份与命运也是如出一辙，男主人公的角色变化通过其社会身份的变化而实现。

张生：书生—恩人—官员

郑生：书生—金主—官员

在恋爱关系开始前，男主人公的身份都是书生，并以施恩者的形象出现；他们在求仕的路上，面对着爱情与现实的冲突，最终都步入了仕途，建立了家庭并获得了社会地位。与女性相对，男性形象与家庭关系相连，婚姻的实现与否取决于男性的决定，男性对女性的拒绝存在于家庭关系中而非爱情关系中。无论是张生决定离开莺莺还是郑生决定送走李娃，都是男性话语的表达。作为家庭符号的莺莺丈夫和郑父则是最后结束爱情和成全爱情的关键。

情爱小说中最重要的特点是男性与女性的命运交织。女主人公的形象是通过男主人公的观察展开的，一开始男女双方就处在观察与被观察、主动与被动的位置上。女性在男性带有爱情幻想的目光中出现，也在男性主导的家庭中获得社会身份完成自我实现。在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都是以“神”的形象出场，她们不仅是性的象征，更是德才兼备的精神伴侣。女主人公虽然都情路坎坷，但是她们却是男主人公的拯救者。相比之下，男性却始乱终弃或落魄不堪，与女性始终有云泥之别。莺莺曾经义正词严地拒绝张生，最后也没有选择背叛家庭且劝张生“怜取眼前人”；反观张生则背信弃义且公开了两人的情书。同样的，以妓女形象出场的李娃是一个在男性社会里命运不能自主的风尘女子，但是她却救活了郑生并且不要求物质回馈与婚姻关系，最终成为诰命夫人。而郑生则沉迷女色放弃科考，因而落魄悲惨至被父亲险些打死。

女性在男性视角下被观看，相应的男性则在社会视角下被观看，其必然面对的是真实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张生一方面将风流韵事引以为豪，另一方面却装作清心寡欲并让他人引以为戒。郑生情场得意，但是他放弃科举后只能沦落为乞丐。男性角色在矛盾中纠结，爱情关系与婚姻关系的分裂、爱情选择与个人前途的分裂，都需要他们填补，而填补失败所留下的遗憾只能交给传奇来收场。

当男性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命运割裂时，男性在其创作的小说里为自己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女性。他们将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寄希望于女性，因此女性以神的形象出现，她们不仅能满足男性的性欲望，而且还在仕途上帮助男性，在精神上陪伴男性，在道德上指引男性。换而言之，在传奇中，女性是男性面对令其绝望的世界时的救赎者。但在现实中，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并不具有拯救男性的能力，甚至她们自己面对现实更加无能为力。男性书写的传奇展现了一种解决爱情矛盾的可能性：既然男性和女性无法自我救赎，那么他们可以通过爱情与婚姻拯救彼此。

这种自我拯救的欲望在《莺莺传》和《李娃传》中都存在着，并且也体现在两篇文本之间依托逆行的对倒结构展开的互文关系中。除了两个文本自身形成的对话关系，文本与时代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话结构。它们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人类为了解决历史所赋予其难以承受的矛盾而制造出来的传奇。

后世文人将《莺莺传》改写成《西厢记》，它融合了《莺莺传》里的痴情小姐与《李娃传》里的真情公子形象，也有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团圆结局。但是作品的灵性却冲淡了；因为脱离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压力，那种因为艰难努力而带来的感动便消失了。《莺莺传》和《李娃传》中的个体拥有着人性中真实的自私，他们在生活中的挣扎是费力的，甚至是难堪的，但也因此是真实的迷人的。这两篇传奇的书写建立在人类与历史的对话磁场之上，是人类在压力之下尝试着对时代提供的回答，表达了人类面临矛盾自我拯救的渴望，也表达了他们对性与爱、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探索。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8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3页。

③④ 元稹等：《唐宋传奇》，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