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理

这一篇讲我亲叔叔的故事。

我爷爷奶奶一共有四个孩子，除了父亲、叔叔，还有大姑、二姑。大姑嫁到了蔡洼，二姑嫁到了洼张庄。您听听这村庄的名字，就知道我的两个姑姑嫁都到了“洼地”里。我们那里的人对蔡洼的评价是：蔡洼蔡洼，又菜又洼。姓蔡的蔡，怎么被说成了蔬菜的菜呢？当地人说一个人笨，或没本事，就用一个菜字概括，说那个人菜，菜死了，是个菜菇苔。村庄本来就洼，前面又加一个菜字，能有什么好呢！我大姑父被抓了壮丁，一去不回，杳无音信。我大姑到坑边砍柴火时伤了财主家的树根，被人家打了一顿。大姑一口气咽不下去，撇下两个孩子，年纪轻轻地就上吊死了。洼张庄被人编成了顺口溜：洼张庄，水趴趴，蛤蟆尿尿淹庄稼。二姑所嫁的丈夫是个做醋的，卖醋的。二姑父娶了二姑，又跟庄子里别的女人相好，着实让二姑吃了不少“醋”。两个姑姑的故事就不多说了，想起来还不够让我这个娘家侄子伤心的。再说，把姑姑写多了，就偏离了写叔叔的主题。

我叔叔曾当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赴朝鲜跟美国鬼子打过仗。听人说，说是志愿军，他磨磨叽叽并不愿意去。他说他没摸过枪，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枪放响，更不会打仗。动员他参军的村干部告诉他，放枪很容易，把枪的扳机一扣，枪嗵的一声就响了。不会打仗也没关系，上了战场就会了。干部说，当志愿军是很光荣的。不光他一个人光荣，全家人都沾光跟着光荣。叔叔说他不想光荣。咦，这样的态度就不对了，有些事情需要你光荣，你就得光荣，不想光荣也得光荣。叔叔这才说了实话，说出了他的担心，他说他要是死在战场上怎么办？这个问题嘛，上了战场，不一定就死。当然了，他如果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话，那就更光荣了。

叔叔参军走后，我们家得到了一块长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的字是“军属光荣”。光荣的表现之一，是到过春节的时候，村里的青壮男人排成一队，集体给我们家的人拜年，对着我们的家门口三鞠躬。

叔叔是幸运的，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了那么多枪林弹雨般的战斗，并没有把性命丢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停战协议一达成，他就活着回到了家乡。他不但活得很健壮，而且一点儿伤都没受。回到家乡的叔叔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叫退伍军人。

叔叔既然回来了，年龄也不算小了，那就找对象吧，结婚吧，成家吧。在叔叔外出当兵期间，我的奶奶，也就是叔叔的母亲，生病去世了。给叔叔张罗找对象的事，主要由我母亲负责。我父亲呢，开始筹集建筑材料，准备为叔叔另盖两间房子，作为叔叔结婚用的新房。之前我们家只有两间半北房，还有土地改革时从地主家分到的两间草房。那两间草房是坐东朝西的西屋，在另外一个地方，被父亲用作养牛的牲口屋。在我们家的两间半堂屋里，住着爷爷、父亲、母亲、大姐、二姐、我和妹妹，还支着锅灶，实在没有了叔叔住的地方，叔叔只好临时住在牲口屋里，跟牛住在一起。

有媒人给叔叔介绍了邻村的姑娘，让叔叔去跟人家姑娘见面时，叔叔开始调皮捣蛋，显出诡异的一面。去见面嘛，相亲嘛，叔叔应该穿得好一些，周正一些。从部队退伍时，叔叔带回了不少东西，有皮帽子、皮大衣、棉军装、单军装、毛毯，还有搪瓷盆、搪瓷茶缸子等等。倘若叔叔穿一身军装去相亲，那不是显得很威武嘛，说不定一见面就会给人家一个好印象，相亲就会取得成功。然而，叔叔好像对相亲并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一些抵触情绪，他说相什么亲，开玩笑！去相亲时，他不穿军装，也不穿什么好衣服，而是专拣有补丁的旧衣服穿。头上呢，还戴了一顶烂了边子、散了篾子的破帽壳子，把自己弄得像一个稻草人，或者说像一个叫花子。叔叔的不可理喻就在这里，谁都不知道他是咋想的。或许他觉得这样装扮很好玩，可以吓人家姑娘一跳。或许他内心充满自信，想通过这样的穿戴考验一下人家的姑娘，试试人家到底识不识金镶玉。反正叔叔的思维有些怪，有些不大正常，于情于理都不大正常。人家姑娘，还有姑娘的家人，可不愿意跟他玩这样的游戏，可不吃他这一套，人家认为他不太精，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傻，是不是在战场上打仗见的死人太多了，精神受到了刺激。人家好好的姑娘，当然不会同意嫁给一个“稻草人”，姑娘的父母也不会同意将闺女嫁给一个“叫花子”，叔叔相了一次亲，又相了一次亲，都以失败而告终。

叔叔从来都不听爷爷的话，一直跟爷爷对着干，爷爷让他上东，他上西；爷爷让他打狗，他撵鸡，爷爷对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父亲作为叔叔的哥哥，虽说比叔叔大十来岁，叔叔也不愿跟我父亲合作。某些事情他当面答应了父亲，说好好好，一转脸仍是我行我素。应该说我母亲对叔叔的婚姻大事是很负责任的，可不知为什么，叔叔对我母亲像是不大认同，叔嫂之间的关系有些半生不熟。后来我想到，也许因为我母亲的娘家在外地，叔叔对我母亲就有些排斥。

两次相亲不成，叔叔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没人再给叔叔介绍对象了。有人甚至在背地里说，吊着他，让他一辈子拉寡汉。

夏天来了，紫色的楝树花开了，明黄的丝瓜花开了。这天上午，二姐正带着我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玩，只见从院子外面来了一个妇女。我当年才两岁多，记性还不是很好，我隐约记得，那个妇女穿一身黑衣服，头上顶着黑毛巾，像传说中的老猴精。有些细节是二姐后来告诉我的。

“老猴精”问：听说你们庄从外面回来了一个退伍军人，他的家是在这里住吗？

二姐答：是呀，他是俺叔。

你叔娶新媳妇儿了吗？

还没有。

那我给你叔说一个吧。

你是谁？

我是东南严庄的，我给你叔说的那个闺女姓严，她爹的名字叫严老敬，我不知道她娘叫个啥。

二姐说：这个事儿你得跟俺家大人说，俺爹俺娘到西地里干活儿去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喊回来。二姐说罢，拉上我的手，我们就一路小跑到西地里去了。父亲没回来，母亲回来了，“老猴精”由母亲接待，母亲就让二姐和我到一边玩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老猴精”给我叔介绍的对象名叫严凤兰，那个口称“我不知道她娘叫个啥”的“老猴精”正是严凤兰的亲娘。这个事情来得就有些奇怪，一个当亲娘的，跑到外庄，登门为自己的闺女找婆家，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就算急着给闺女找婆家，也应该托一个媒人去牵线哪，她为何要隐姓埋名亲自出马呢？她这种做法，按现在的说法，有些推销的性质。怎么，她的闺女推销不出去了，眼看要砸在手里了？难道她的闺女有什么毛病，是豁子还是麻子呢？是瞎子还是瘸子呢？原来，她的闺女曾经“销”出去过，“销”的对象还不错，是一个在镇上供销合作社当干部的人。那个干部把她的闺女试验性地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她闺女好吃懒做，对自己的母亲也不好，就坚决地和她闺女离了婚，把她闺女退回其娘家去了。是货都怕退，一退就难免产生负面影响。“老猴精”大概真的怕闺女砸在自己手里，怕托了媒人，媒人不给她的闺女添好言，就亲自上台，去我们家上演了那么一出亲娘为亲闺女说媒的戏。

我叔叔这头儿呢，大概觉得玩游戏玩得差不多了，出怪相也出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把恶作剧做下去，有可能真的找不下老婆了，真的要拉寡汉了。及至见到严凤兰，叔叔见严凤兰眼睛大大的，眉毛黑黑的，辫子长长的，眼前一亮，感觉不错嘛，相当不错嘛！这样的严凤兰，如果穿上一件长裙子，恐怕比朝鲜的姑娘也不差吧！至于说严凤兰好吃懒做，这没什么嘛！谁不爱吃好吃的呢！谁不想少干活儿呢！叔叔的怪异再次表现出来，人家给他介绍的黄花闺女，她不认真对待，一个浑身穿黑衣服的“老猴精”，把一个被人休过的女人推销给他，他却点了头。

这时候，我们家里的大事情都是由父亲操办。爷爷逢集到街上听小戏，背集在村里找人为他念唱书，乐得享受清闲。而我父亲呢，是个曾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也是遇事有成算的人，愿意把家里的事管起来。既然叔叔愿意娶严凤兰为妻，父亲就为叔叔定了结婚的日子，是在秋后。到那时，庄稼收完了，麦子种上了，天气凉快了，人们消停了，正好可以为叔叔举办婚礼。更重要的是，再过两三个月，父亲准备为叔叔盖的两间新房就可以落成。届时把新娘迎娶进新房里，岂不是两全其美！

然而，麦子刚刚收完，夏天还在盛头上，离秋后还差得很远，离叔叔第一次见到严凤兰也就十来天时间，严凤兰就迈开双脚，主动到我们村找叔叔来了。当然了，陪同严凤兰的人，也可以称为送亲的人，还是有一个的。这个人不是严凤兰的娘，是严凤兰的大弟弟。严凤兰的大弟弟背着一个用床单包成的包袱，就把他姐姐给叔叔送来了。他大概打听到了叔叔住在哪里，没把他姐姐送到我们家的堂屋，而是直接送到牲口屋里去了。

叔叔把严凤兰来到的消息对我母亲说了，母亲说：快让他们到堂屋里来吧，待在牲口屋里算咋回事！天快晌午了，我马上给他们做饭吃。

叔叔大概是“金屋藏娇”的意思，他说：我看在牲口屋里挺好的。这样吧，等你做好了饭，我给他们端过去。

母亲做的午饭是捞面条，做的菜是黄瓜拌荆芥。母亲把煮熟的面条在井拔凉水里一过，浇上蒜汁儿一拌，上面放上黄瓜菜，盛了堆尖一大碗，让叔叔给严凤兰的大弟弟端去。母亲特意跟叔叔交代说，严凤兰的大弟弟是送亲的人，是客人，这第一碗饭先让客人吃。叔叔说好的。

叔叔端着饭碗走出院子，刚转过墙角，他大概闻出面条的味道不错，停下脚步，竟自己先吃起来。他吃得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大碗捞面条儿吃了下去。叔叔就是这样不讲规矩，不按规矩出牌。当他把空碗送到我母亲手里时，母亲有些怀疑，她说咦，吃得这么快！

叔叔笑了一下说：被我干掉了！

母亲不悦，说：他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家里来了客人，这第一碗饭应该让客人先吃才对呀，这是最起码的规矩呀！

叔叔不笑了，说：什么客人不客人，规矩不规矩，谁先吃不是一样嘛！我吃完了，你再给他们盛就是了。

严凤兰的大弟弟吃过饭走了，严凤兰留下了。留下了，就算跟叔叔结婚了。因为没有举行婚礼，就没有放鞭炮，没有拜天地，没有撒喜糖，没有喝喜酒，一切的一切都省略了。

但是，计划中的两间新房还没有破土动工，总不能让一对新婚的新人跟那头黄牛住在一起吧。黄牛在屋里拉屎，在铺上撒尿，一点儿卫生都不讲，新娘怎么受得了呢？父亲赶紧把牛牵出来，把牛槽搬出来，把牛铺清理得干干净净。并弄来新土，撒上石灰，用板砖把地砸平砸实了，才让新郎新娘进去住。

叔叔结婚时间不长，就开始闹事。叔叔和婶子早上都睡懒觉，不下地干活。那时人民公社还没有成立，各家各户的地都是自家种。我们那里的种地人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天不亮就起床，就顶着星光，踏着晨露，到地里干活，干一阵子活再回家吃早饭。母亲一大早就起来做早饭，做好早饭，把早饭盖在锅里，跟父亲一块儿下地干活，该锄地就锄地，该间苗儿就间苗儿。叔叔和婶子早上不下地干活，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总应该到堂屋里跟全家人一块儿吃早饭吧？母亲派大姐去叔叔和婶子住的地方喊一次，又喊一次。叔叔还在床上没起来，他先说等一会儿，又说让我们先吃。等我们吃完了早饭，父亲母亲又下地干活去了，叔叔才出动了。他的办法是，脱下自己的汗褂子，把母亲蒸好的馍收拾收拾，统统收拾到汗褂子里，兜起来就走了。除了把馍兜走，他瞅见一只碗里有腌好的咸蒜薹，就连碗把咸蒜薹也端走了，到南边屋里和婶子一块儿吃。

我们那里的午饭，多是做汤面条，一做就是咕咕嘟嘟一大锅。馍可以用汗褂子兜走，汤面条又是汤又是水的，用汗褂子是兜不走的。加上汤面条做熟后，不能在锅里放太长的时间，时间一长面条儿就朽了。吃午饭的时候，叔叔和婶子总该按时到锅灶前端碗吧？不，有时吃午饭他们也迟迟不到位。不知大姐看到了什么，她不愿再去喊叔叔婶子吃饭，母亲让她去，她眉一皱，嘴一撅，好像很为难似的。有一天中午，母亲又是满身柴灰满头汗地做好了午饭，让谁去喊叔叔他们两口子吃饭呢？喊他们吃饭是必须的，他们按时吃或不按时吃，是他们的自由。而母亲没有不招呼他们的自由。如果不招呼他们，母亲就输理了。母亲极其讲道理，极其遵守道理，她宁可不自由，也不能输理。母亲正好看见邻家有一位四爷从村街上往南边走，就托四爷顺便喊一下叔叔和婶子，让他们回家吃饭。

不一会儿，四爷转回来了，四爷满脸讥笑地对母亲说：你们只管吃你们的，不要管他们两口子。大白天的就光着个屁股，连一点儿脸面都不顾。牲口不在那里了，我看他们两个快把自己变成牲口了。四爷说着，可能连四爷都觉得不好意思，四爷的脸膛一下子变得红通通的。

叔叔之所以如此表现，是想分家另过。想分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嫌我的父亲母亲生的孩子太多了。他们已经放出风来，说我们才不帮他们养那些孩娃子呢！村里人看出来了，闹分家是严凤兰的主意，叔叔点灯，严凤兰加油；叔叔在外边点火，严凤兰在后面煽风。

在关于分家的事情上，说来父亲的观念是传统的，也是保守的，他认为，越是弟兄们在一起，越是家里的人口多，越显得和睦，兴旺，幸福。他主张要稳定，不要折腾；要团结，不要分裂；要谦让，不要争吵。作为弟弟的哥哥，父亲想对叔叔有所照顾，不愿意让叔叔早早地分出去。知道的，是叔叔婶子想分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亲把他们分出去的呢，这让父亲在面子上也不大容易接受。所以，父亲对叔叔的捣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跟没看见一样，听见跟没听见一样，那是相当的宽容和息事。

父亲不会想到，他这样做无异于对叔叔的放纵，终于有一天，叔叔把事情推向了极端，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天，叔叔和婶子还是不按时回来吃午饭。我们都吃完了，叔叔才来了。我们家喂有一头半大的猪，母亲正用糠糠水水在一个瓦盆里给猪拌食。人可以不按时吃饭，如果不按时给猪喂食，猪会持续提抗议。抗议的办法就是不断哼哼，甚至大声叫唤。一般情况下，等全家人都吃完了饭，用刷碗刷锅水给猪拌食比较合适，刷碗刷锅水浑浑的，里面还会有一点咸味，猪比较爱吃。可是，叔叔婶子还没有吃饭，还有小半锅面条在锅里盛着，母亲不能刷锅。那头一点都不顾脸面的蠢猪叫得声嘶力竭，实在难听。没办法，母亲只好把一些饭碗先刷出来，用没什么内容的刷碗水给猪拌食。叔叔走进院子，二话不说，搬起那块磨镰磨刀用的石头，朝猪食盆子砸去。石头的块头不小，恐怕有二十多斤重。叔叔一下子把猪食盆子砸碎了，里边的猪食溅了母亲一身一脸。叔叔的这一示威性的举动，显然是冲着母亲来的，石头虽没有直接砸到母亲身上，仍然波及母亲。母亲吃惊不小，跟叔叔吵了起来。吵架是一个热闹，听见母亲和叔叔吵架，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的人纷纷出来看热闹。从院口路过的人也驻足观看。叔叔用石头砸猪食盆，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而在对待叔叔的事情上，母亲已压抑很久了，也需要发泄，母亲说：我做给你吃，做给你喝，哪一点儿对不住你？你凭啥这样对待我？让大家评评理，你凭啥拿石头砸我！母亲叫着叔叔的小名，骂了叔叔：我看你就是一只喂不熟的混眼狗。

叔叔和母亲对着吵。

这时父亲站出来了，父亲没有批评叔叔，没有帮母亲说话，反而让母亲住口，不要再吵了。父亲说：你们这样吵，不怕人家看笑话吗？

母亲正在气头上，气得已经有些刹不住车，她连父亲一块儿吵，说叔叔这样不讲理，这样欺负人，都是父亲给惯坏的。

当着那么多围观的人，父亲面子上大概有些下不来，大概要显示一点什么，他做了一样不应该做的动作。他这个动作把母亲给惹了。须知母亲是个内心很要强的人，是不好惹的，父亲却把母亲给惹了。他竟然动手打了母亲。他打的是母亲的头，打得有些不管不顾，在打母亲时，母亲发髻上带的银簪子把他的手给扎破了。说到这里，我有必要把父亲和母亲的婚姻简单交代一下。爷爷奶奶给父亲找过一个童养媳，因父亲长期在外边当兵不回家，人家童养媳就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父亲所在部队驻防的地方，有人给当军官的父亲介绍了我母亲。母亲见父亲一身军装，头戴大盖帽，显得挺威武的，挺精神的，就同意了。母亲当年十九岁，说起年龄来，母亲说她是属牛的。父亲说，他也是属牛的。既然都是属牛的，父亲正好比母亲大一轮，也就是大十二岁。大一轮就大一轮吧，那年头兵荒马乱的，闺女家的处境都是危险的，能嫁人就赶快嫁人。跟父亲结婚后，母亲才知道，父亲不是属牛，而是属鸡，不是比母亲大十二岁，而是大十六岁。母亲认为父亲没说实话，气得哭了一场。在这个事情上，父亲自知理亏，对母亲一直心怀愧疚。母亲跟随父亲当了两年太太，在新乡生下我大姐后，就带着大姐到了我们老家。老家的贫穷大大出乎母亲的意料，除了房子八下里漏雨，连做饭用的铁锅都漏水。母亲强烈要求父亲退伍还乡，要是父亲不还乡，她就走人。父亲退伍回家后，对母亲十分呵护。农忙时哪怕家里只煮一枚咸鸭蛋，父亲也要把咸鸭蛋切开，悄悄分给母亲一半。平日里，父亲连一句重话都不对母亲说，这日为了蛮不讲理的叔叔，父亲一时失去了理智，竟对母亲动了巴掌。母亲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委屈，她指着父亲说：好哇，你竟敢打我，我不跟你过了，我走！母亲说罢，抱起刚八个月大的妹妹，就走了。母亲的意思是要回到她的娘家去。

父亲定是收回巴掌就后悔了。他比母亲大那么多，年龄差距跟两代人差不多，平常爱护母亲唯恐不及，他怎么能动手打母亲呢？把母亲带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穷得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母亲不但没弃他而去，还跟他同心协力，共建家园，他怎么舍得打母亲呢？父亲不能让母亲走。母亲的娘家在开封附近的尉氏县，离我们老家有好几百里，那时又不通汽车，母亲得走几天才能走回家呢！母亲身上没带钱，她路上吃什么呢？喝什么呢？怎么住店呢？父亲一定得尽快想办法把母亲拉回来。

叔叔见势不妙，悄悄溜走了。

父亲有什么办法呢？他有了新的队伍，他的队伍就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可以随时听候他的调遣。他对大姐、二姐和我说：快，快去把你们的娘给我追回来！

我们当然都不愿意让母亲离开我们，大姐、二姐和我跑着向母亲追去。我们追到村北一里外的北小桥上，把抱着妹妹的母亲追到了。我们有的抱着母亲的腰，有的抱着母亲的胳膊，有的抱着母亲的腿，顿时哭成一团。我们的哭吓着了妹妹，妹妹哭得更厉害。见我们都哭了，母亲也哭了。母亲哪里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呢，哭过之后，母亲领着我们回家去了。

父亲维护团结的想法宣告失败，和叔叔分家势在必行。父亲郑重请了三爷和一个在乡里当干部的堂叔为分家的管事人，开始一五一十地为父亲和叔叔他们兄弟两个分家。管事人把我们家的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家畜家禽和一应生活用品平均分成两部分，父亲和叔叔各得一半。我的意思是说，只有父亲和叔叔他们两个人才是分家的主体，父亲虽然有妻子和四个子女，可我们好像只是父亲的附带部分，连一点儿参与分家的资格都没有。特别是我们姐弟四人，分家的主持者对我们是无视的，我们连一只碗和一双筷子都分不到。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家的家业，大部分是爷爷弟兄四个分家时分到的，是从太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可是，主持者在分家时，把爷爷也排除在外，爷爷一点份额都没有。爷爷明明还活着，他的两个儿子把东西分得干干净净，爷爷靠什么生活呢？三爷和堂叔给爷爷的出路是，让爷爷轮流到他的两个儿子家吃住，一个月一轮换，或半年一轮换。之所以不给爷爷留生活资料，是不好衡量留多少合适，也不知道留给哪个儿子合适。一下子把家产分干净，也是我们那里分家的惯例，免得留后遗症，免得老人去世后再二次分家。管事人明明知道，分家后爷爷不会到叔叔家去吃去住，因为叔叔视爷爷为敌人，父子俩一直是反贴门神不对脸，到一块儿就干架，可他们还是要这么分。父亲也清楚，爷爷一定会选择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父亲作为爷爷的长子，他自愿承担起奉养爷爷的责任，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绝不会对爷爷有半点儿不孝。

叔叔闹分家的事，大概刺激了我的记忆，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一个人对童年往事留下的印象，回忆起来必须有线索、抓手或细节，我的抓手是一只竹耙子。竹耙子是排列在一起的竹钩子，是我们那里每家必具的一种农具。这种农具像是农人延长的手臂和手指，麦收时可用来搂麦穗，搂麦叶，秋凉时可以到树下搂树叶。我们家的竹耙子是父亲一次赶三月三庙会时买回来的，母亲用过，大姐、二姐也用过。然而在分家时，竹耙子却分给了叔叔。这表明，分家分得很细，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一鸡一毛等，都被列入了分家的清单。母亲不想让叔叔把耙子拿走，不想日后看见耙子在叔叔的老婆手里拉来拉去，母亲怎么办呢？她想到了我，试试我能不能在保卫耙子方面发挥一点作用。母亲悄悄安排我说：等你叔来拿耙子的时候，你就说耙子是你的，别让他拿走。他就是硬要拿，你就哭，使劲哭！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有些重大，我说耙子是我的，这个我会说，但母亲让我哭，可能有一定难度。我从来没拉过耙子，对耙子一点儿感情都没有，我怀疑自己到时候能不能哭出来。结果我表现得还行，跟母亲配合得不错，没让母亲失望。记得我当时正睡在堂屋当门爷爷睡的小床上，小床里侧是用高粱秆编制的箔篱子，那只耙子就在箔篱子上方挂着。当叔叔来取耙子时，我就嚷起来，说耙子是我的，我还要玩呢，不许拿走，不许把我的耙子拿走！嚷着嚷着，我就哭了起来。哭是有惯性的，我一哭就有些收不住，哭得泪水横飞，嘴咧得像小瓢儿一样。母亲定是看出我有哭的潜力和能力，利用耙子的事情把我哭的潜力挖掘出来，把我哭的能力发挥出来。

我的大哭把父亲惊动了，把爷爷惊动了，把主持分家的堂叔也惊动了。须知父亲四十多岁了才有了我这第一个儿子，爷爷六十多岁了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亲孙子，可以说我是穷人家的娇孩子，他们对我是很重视的。母亲利用的正是他们对我的重视，才让我配合她完成留住耙子的任务。母亲没安排大姐哭，也没安排二姐哭，母亲知道，大姐二姐怎么哭都没用，都不可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有我的哭才是有效的。父亲除了让我别哭了，他倒不好说什么。爷爷不干了，站出来制止叔叔取走耙子，爷爷叫着我的小名，说我都哭成这样了，你怎么还好意思把耙子拿走！叔叔历来和爷爷对着干，爷爷不让他干什么，他偏要干什么。叔叔说，耙子分给了他，他就有权利把耙子拿走。三爷听见我的哭声过来了，三爷不但叫了叔叔的小名，还在小名前面加了一个小字，三爷说：不就是一只耙子嘛，你跟小孩子争什么！你今天要是敢把耙子拿走，我就用耙子拍你，跟拍一只蝇子一样！

叔叔的眼皮啪嗒了好几下，才放弃了取走耙子。他走的时候没有空手，把一架新窗棂子扛在肩上扛走了。两间新房没有盖成，父亲预备下的建房材料都分给了叔叔。除了窗棂子，还有梁、檩、椽子，以及苫房用的淮草等。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兄弟们在一起，不见得稳定，分裂了，就稳定了。一家人分成两家人之后，各家干各家的活，各家吃各家的饭，各家睡各家的觉，一天到晚谁都看不见谁，就不会生气了，也不会吵架了。父亲和叔叔原本是同根生，分家以后，他们像是由一棵树分成了两棵树，一棵栽在村北，一棵栽在村南，各自守着自己的位置，树干不相碰，连枝叶都不接触。母亲和婶子呢，也像一个是河水，一个是井水，我吃我的河水，你打你的井水，河水井水两不串，两不犯。大人之间这样如同陌路，难免影响到我们小孩子。在村子里，二姐带着我，我们可以随便到别人家去玩。可是，我们从不到叔叔家去玩。我们一看到他们家的房子，像看到一块危险的禁地，赶紧就躲开了。在村街上走，我们看见别的叔叔，会叫一声，看见别的婶子，也会叫一声。而一旦碰见我们的亲叔叔或亲婶子迎面走来，我们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们，脸一扭，或眼皮一塌，就过去了，看见跟没看见一样。不，看见跟没看见不一样，一看见他们，我们心里顿生别扭，别扭得似乎连心口都堵了。我们和叔叔家就是这样，根系上越近，关系上越是远；血脉上越是亲，感情越是疏。后来叔叔和婶子生了孩子，我们也不跟他们的孩子在一块儿玩。

1960年夏天，我们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时，父亲母亲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大的才十几岁，小的才几个月。父亲的去世，对于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来说，像是天也塌了，地也陷了。我们狠哭，狠哭，哭得天也昏了，地也暗了。

听见我们的哭声，村里众多的叔叔婶子们纷纷到我们家看望我们，劝慰我们，并帮助我们办理父亲的丧事。在这个时候，父亲唯一的一个亲弟弟，也是我们唯一的亲叔叔，应该摒弃前嫌，到我们家看一下吧。倘若叔叔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去看望我们，我想我们会感动的。就算叔叔不愿搭理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他总该和他一娘同胞的亲哥哥最后告别一下吧。我父亲一直很爱护他，从没做过半点伤害他的事，他对父亲有什么可记恨的呢？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于情想不到的是，于理想不到的是，叔叔没去看我们，没去跟父亲告别，直到我们把父亲埋到老坟地里，我们的叔叔，他——他——他，连个面都没露。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实话。要不是我的亲身经历，要是我不说，谁都不会相信，我竟然会有这样一位叔叔。天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爷爷的悲哀，在于活着的儿子对他不孝，而对他百般孝敬的儿子却先他而去。爷爷一直以父亲为骄傲，为依靠，父亲的去世，对爷爷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就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秋天，我爷爷也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前一天午后，我亲眼看见一只在我们那里被称为夜猫子的猫头鹰，驾着一股凉风，悄无声息地飞到我们家去了。猫头鹰的爪子抓在我们家中堂画的画轴上，两只张着的翅膀扶着墙，回过头来，两只大眼睛在骨碌骨碌转动，像是在搜寻什么。我刚要找一根高粱秆子把猫头鹰赶走，猫头鹰大概看出了我的动机，鬼魅一样飞走了。我从小就听大人说过，猫头鹰如果到谁家，谁家里是要死人的。病重的爷爷在屋当门的小床上躺着，已经不能吃饭。猫头鹰飞到我们家，是不是预示着爷爷要死呢？我把看到猫头鹰的事跟当队长的堂叔说了，堂叔吵了我，要我不要胡说。我知道堂叔对猫头鹰进宅的事是忌讳的，他越是不让我说，我越是担心爷爷会死。爷爷很喜欢我，我小的时候，他愿意把我揣在怀里赶集，给我买白馍吃。他去别人家请人家念唱书，也愿意带上我，让我给他捋胡子。我不想让爷爷死。

有经验的母亲开始征求爷爷的意见，看看爷爷还有什么最后的嘱咐，最后的要求。爷爷的要求是，要把他的藏书都放到他的棺材里去，他要用那些书枕头。母亲答应了，说他的书都给他带走。母亲问爷爷，要不要把叔叔喊来，跟他说说话，叔叔毕竟是爷爷的二儿子嘛！爷爷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的态度坚决而明确：不要跟他说，我不想看见他！我权当没有他这个儿子！

堂叔还是把爷爷病危的消息通知了叔叔。堂叔的意思，是让叔叔尽一尽当儿子的最后的义务。按我们那里由来已久的规矩，父母去世后，给父母送葬时，扛柳幡和摔恼盆的任务须由死者的儿子承担。爷爷的长子去世了，自然应该由叔叔顶上去代替执行。叔叔来到爷爷病床前，脸上似乎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笑意，他好像早就预料到爷爷会有这一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探头把爷爷看了看，没有喊爹，没有问爷爷的病情，对爷爷没说任何安慰的话，上来就说：你以前不是很厉害吗，现在不厉害了吧！

爷爷的手在发抖，爷爷对叔叔闭上了眼睛。

叔叔说：我说你不会做生意，做一次生意赔一次，你过去不愿承认，现在应该承认了吧！

爷爷的一只手抬了一下，像是要给叔叔指一下，让叔叔走。可是，爷爷像是已经没力气把手抬高，只抬起一点点，就掉落下去。

叔叔像是要对爷爷的一生来一个总结，他说：反正你的红旗从来没有插到过敌人的阵地上，你从来没取得过胜利，都是失败。

母亲听不下去了，对叔叔说：咱爹都病成这样了，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你这不是故意气他嘛！

叔叔冲母亲把眼一瞪：我说这些怎么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当天夜间，在门外阵阵秋风中，我们的爷爷就与世长辞。

随后在埋葬爷爷的过程中，叔叔又做出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我不得不略记几句。四个壮年男人在我们家的老坟地里为爷爷打好了墓坑，按照礼仪的规定，我们家的人须到墓坑前给打墓坑的人送去一些吃的。这是慰劳人家的意思，也是整个葬礼的组成部分和程序之一。程序规定，要给每个打墓坑的人送两个白馍，馍里要夹肉。程序规定，盛食品的容器不能用别的东西，只能用白柳条编制的五升斗。程序还规定，斗口上必须覆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是笼布，不能是毛巾，也不能是木盖子，只能是盖斗馍。盖斗馍跟白馍一样，也是用小麦面蒸成的，只不过它是圆形的，面积大到得能盖住五升斗的斗口。我敢肯定，这些程序的规定都是有来历的，有讲究的，可惜我缺乏研究，不懂其中的含义，说不出所以然来。我看见了母亲蒸出的盖斗馍，我估计，蒸一个盖斗馍恐怕要使用相当于六个馍的面粉。盖斗馍暄腾腾的，样子有些像过年时蒸的枣山。两者的区别在于，枣山上镶嵌红枣儿，盖斗馍上什么都不镶。我吃过白馍和枣山，却从没有吃过盖斗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吃到白面做成的东西。在给爷爷办丧事期间，我们可以尝到盖斗馍的味道了。

给打墓坑的人送食品，三爷是指派叔叔去的。这也是叔叔应完成的任务之一。

叔叔倒是把食品给打墓坑的人送到了，可是，当叔叔抱着空斗和盖斗馍往回走的时候，走到半路，他大概闻到盖斗馍的麦香，前后看看无人，就拐进坑边的一片芦苇丛里，对着大面积的盖斗馍大吃大嚼起来。那么大一张盖斗馍，就算叔叔扯开肚皮吃，也吃不完。他大概觉得盖斗馍的味道确实不错，就把吃剩下的部分掰巴掰巴，掰成一块一块，放进五升斗里，拿回自己家，给他的老婆孩子吃去了。这就是我的叔叔，在有些事情上，他总是很有创造力，总能做出一些反常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听母亲多次说过，叔叔从小就不听话，行为就有些乖张。奶奶管不住他，就托四爷管教他。四爷也没什么有效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打人。四爷趁叔叔不注意，或者在某个地方睡着了，走过去二话不说，操起硕大的铜烟袋锅子，在叔叔的光头上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子，把叔叔的头敲得很快就鼓起了几个枣核样的疙瘩。母亲的看法是，叔叔是生生被四爷打傻的。

爷爷已被放进棺材里。

叔叔拎着空斗回到了我们家。

谁家蒸的盖斗馍，应该由谁家的人吃，而且人人有份儿，平均分着吃。母亲一看盖斗馍没有了，马上问叔叔：盖斗馍呢？

叔叔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说盖斗馍被他吃掉了。

母亲不相信，说那么大一张盖斗馍，你怎么吃得完呢？

叔叔撒了谎，说他饿了，就吃完了。

这太不像话了，太不讲道理了，太不顾脸面了，怎么能这样呢？母亲向三爷告了叔叔的状，让三爷把叔叔管一管。

三爷也很生气，脱下自己的鞋，就要用鞋底子去抽叔叔。叔叔管不住自己的嘴，三爷准备抽一抽他的嘴巴子，让他的嘴长点儿记性。

叔叔不会让三爷抽到，见三叔要抽他，他拔腿就跑。他相信，三爷年纪大了，腿脚老了，是追不上他的。他并不跑远，回头见与三爷拉开了距离，三爷果真追不上他，他就停下了，样子似有些挑衅，仿佛在说：来呀，你追我呀，看看咱俩谁跑得过谁！三爷举着鞋底子再追他，他再跑。如此三番五次，弄得叔侄俩像做游戏一样，直到叔叔跑到了村外，三爷都没能追上他。

叔叔躲起来了，拒绝继续参加爷爷的葬礼。一切都准备好了，白花花的送葬人跪了一院子，主持葬礼的人都要喊起棺了，仍不见叔叔露面。这怎么办？爷爷的儿子不来，谁扛柳幡呢？谁摔恼盆呢？三爷和堂叔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再等那个不孝的叔叔了，由我母亲扛幡，摔盆。这事在我们那里说起来真是天大的笑话，死者的二儿子明明还活着，而死者葬礼的大旗却要由死者的大儿媳来扛。死者身后明明有男丁，死者葬礼的大旗却要由一个妇道人家来扛。母亲定是意识到她责任重大，同时难免想起我父亲，要是我父亲还活着，哪里会把她推到前台呢？于是母亲哭得非常痛心，非常非常痛心，她哭得几乎瘫倒在地，拉都拉不起来。

爷爷去世后，我们家和叔叔家更疏远了。每当想起还有一个叔叔，我都感觉有些出乎意料似的。对了，我想起来了，叔叔家和我们家相联系的，还有一盘石磨。在分家时，别的东西都分清了，只有这盘石磨没有分。往上追溯，这盘石磨属于大爷爷家和我爷爷家共同所有，共同使用。到了父亲和叔叔们这一辈，石磨仍是共同财产。这就是说，石磨有大爷爷的儿子堂叔一份，父亲和叔叔没有权利分配这盘石磨。再说石磨也不好分，如果拆开分给东家一扇，西家一扇，石磨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倘若把石磨整体性地分给一家，那别的人家怎么磨粮食呢？父亲生前在我们家的堂屋对面盖了一间南屋，那盘石磨就支在我们家的南屋里。叔叔家也要把粮食磨成面，叔叔推磨只能到我们家的灶屋兼磨坊里去推。我注意到，不管是夏天外面下着大雨，还是冬天下着大雪，推磨都是叔叔一个人推，婶子从来不帮他推。我们家推磨，差不多是全家人一齐上。叔叔推磨，从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夏天他光着膀子，赤着脚，一个人就把磨推得呼呼的。石磨的上扇与下扇犬牙交错，粒粮不饶人，推起来是很沉的。这说明当过兵的叔叔还是有一把子力气的，推起磨来也是有耐心的。

叔叔和婶子的关系并不好，他们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闹，日子基本上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我怎么会看到叔叔打婶子呢，因为他们的“战事”只是在家里进行还不够，还把“战火”烧到村街上去了。有一回，我看见叔叔在村街上把婶子打得披头散发，头破血流，仍不罢手。叔叔大概是推磨推惯了，他像抓磨棍一样抓住婶子的脚脖子，在地上推起磨来。他把“磨”快速推了一圈儿又一圈儿，一边推一边骂婶子。不知叔叔从哪里学来的骂法，他的骂极具个人特色，我们村的人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骂人，他骂的是：我操你的黑娘气，我就不信战胜不了你！

由于叔叔和婶子在村里人际关系恶劣，不管叔叔怎么揍婶子，怎么把婶子在硬地上推得团团转，村里没有一个人上前劝架。村里人愿意远看，也愿意近观，人们微笑着，都是看笑话的表情，都是欣赏的表情。婶子被男人推得肯定不好受，她肯定希望能有人站出来，制止一下叔叔野蛮的“推磨”行为。然而那些看“推磨”的男人和女人们才不会帮婶子说话呢，他们希望叔叔持续地把“磨”推下去，能把婶子身上的“面粉”或“豆浆”推出来才好呢！既然没人劝架，他们自己燃起的“战火”，最后还得靠自己熄灭。

叔叔的故事写到这里，已经不算短了，我回头看了一下，似乎已超出我通常写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通常写短篇，我一般写八九千字，超过万字的短篇就很少。这个短篇写到这里，一万四千字都多了，我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呢？真正有意思有分量的故事还在后头呢，激烈的矛盾冲突还没有写到呢，不继续写可是太可惜了。跟二姐说起叔叔的故事，二姐说他的故事太多了，写一部长篇小说都使不完材料。那么就请读者朋友们付出一点耐心，允许我把这篇小说写完整。我不会把它写成长篇，也不会把它写成中篇，字数还是控制在一篇短篇的字数范围内。但我也不会为“适履”而“削足”。

说话就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当然有大运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堪称是大运动。之后还有一系列的小运动，小运动包括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文革”到来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我是这些运动的见证者，或者说是直接参与者。我知道，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还有讲用、全家红等更细化的运动。何为讲用呢？当时的说法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你活学了，活用了，还要讲出来，讲给大家听，这就叫讲用。何谓全家红呢？一家人当中，只有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那称不上全家红。全家人都是积极分子，才称得上全家红。比如说吧，我二姐已经是大队、公社、县里和地区四级学毛著积极分子，她一个人红，只能是个人红，不能算是全家红。在二姐的带动下，我们全家都红了，才算是全家红。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全家红竟然落到了我们全家人的头上。而且是全公社唯一一家全家红。后来我才知道，哪个公社都必须有全家红，这是县革命委员会交给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任务，如果哪个公社挑不出全家红来，就是没有完成政治任务。当时天天讲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完不成政治任务可不行，各公社千方百计也要完成政治任务。

当公社把我们家定为全家红时，我深感意外，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村里有的人在背地里说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是历史反革命，公社让我们当全家红，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那些人心里怎么能平衡呢，这不是明摆着让人挑刺嘛，遭人嫉妒嘛！如果替公社领导想想，他们要在公社范围内挑一个全家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条件是，全家每一个人都得会讲用。讲用说的可不是普通的家常话，家常话谁都会说，猫呀，狗呀，吃饭了，睡觉了，可以张嘴就来，看见什么说什么。讲用者先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先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再开始讲用。讲用的内容必须符合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讲用的话是一些字话，政治话，甚至是抽象的话。这样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说。特别是一些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可能一辈子都说不出一句这样在台面上说的话。我曾在村里当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有一段时间，我和别的辅导员按照上级要求，在村口设卡，凡是出村去干活儿的社员，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如果不背，就不能出工挣工分。所背的语录，一般来说是比较短的，如：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别看语录这么短，让一些婶子背语录难得很，比让她们过鬼门关都难。为了能帮有的婶子度过这一关，放他们下地挣工分，我只好在设卡处临时教婶子。我像教一只小鸟儿一样，掰着小鸟儿的嘴教语录。我想有的婶子就算是一只小鸟儿，我教上十遍八遍，她也应该能学会吧。可有的笨婶子不是牙咬了舌头，就是舌头咬了牙，死活都学不会。有的婶子鹦鹉学舌时倒是能学下来，可你让她背一遍时，她一放下舌头就忘了，干瞪眼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婶子们，让她们登台去讲用，那是不可能的。而我母亲虽说也不识字，但她有着很强的记忆力，一段毛主席语录，她听三遍五遍就记住了。母亲能连着背好几段语录呢。我大姐、二姐更不用说，她们都上过三年小学，可以读整本儿的毛主席著作。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大姐、二姐真的称得上千遍万遍下功夫，她们不仅会背很多条毛主席语录，把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都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家的大多数成员都具备学习的能力和讲用的条件，公社在挑选全家红时，就把我们家选中了。设想一下，要是我父亲还活着，出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全家红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当的。别说当全家红了，不被说成全家黑就算不错。因为父亲不存在了，他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似乎暂时可以忽略不计。让我们当全家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荣誉，同时也具有政治任务的性质。政治压倒一切，当然很厉害。对于公社交下来的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有半点儿犹豫，半点儿推辞，只有接受的份儿，服从的份儿。

当了全家红，为了便于接受训练和到下面的大队讲用，我们全家住到公社去了，跟公社干部在一个食堂吃饭。公社每月发给我们每个人十五块钱生活费，我们每天都能吃到白馍和炒菜，生活真是好到天上去了。我们不用风里雨里下地干活了，按公社要求，生产队却要给母亲、大姐、二姐和我一天不落地记工分，计满分。

这样一来，我们村有的人坐不住了，睡不着了，他们开始互相串联，煽风点火。凭什么？凭什么？他们家的人凭什么吃好的喝好的？凭什么领公家的钱？凭什么给他们记满分？这太不公平了，太不合理了！说来村里真是有高人，高人的手段真够绝的，他们不但说服了村里的干部，还把我叔叔动员起来了。他们定是认真研究过了，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自家人打自家人才最能打到痛处，才最有力量。他们说叔叔当过志愿军战士，是革命派。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是反动派。只有革命派站出来，才能打败反动派。我们家的人不是在讲用吗，他们撺掇我叔叔也出来讲用，也斗私批修。通过叔叔的讲用，正好可以和我们家唱对台戏。现在想想，那真是一场闹剧啊，真是比荒诞还荒诞啊！不知他们在背后下了多么大的导演功夫，不知他们许给了叔叔什么样的利益，反正叔叔还真的把对台戏唱成了。叔叔不但在我们村讲用，还到全大队的社员大会上讲用。叔叔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一开讲就向自己家的人发起攻击。他说我爷爷不务正业，热衷于听封资修一类的唱书。他说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往家里寄的钱都是银圆。他揭发我母亲当过反动军官的随军太太，是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在斗私批修阶段，他主要讲自己怎样利用在部队学到的本领，在夜色的掩护下偷东西。他爬到高树上，偷过别人家挂在树杈上的玉米串子。在打麦场上，他趁看场的人都睡着了，以匍匐前进的战法接近麦堆，以裤子作口袋，偷生产队的麦子。叔叔的讲用，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说心里话，我并不愿意让我们家当全家红，自己也非常不愿意讲用，每次讲用内心都别扭得很，都老大不高兴。为此，一位公社干部找我谈过话，曾严肃警告我：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讲用运动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并不知道那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自欺欺人和对群众的愚弄。我只是凭直觉感觉到，我讲的并不是自己想说的话，并不是真话，而是大话，套话，是别人要我说的话，是符合潮流的话。这有点像吃东西，吃东西是人的一种本能，说话也是人的一种本能。看见不好吃的东西，我们会不爱吃，对于自己不想说的话呢，本能上也不爱说。

我还想过，村里有的人反对我们当全家红，并抬出叔叔当枪使，和我们作对，是不是代表一种民意呢？他们的做法是不是更接近正义？或者说更接近真理呢？其实不是，根本不是。他们也没有那样高的思想水平，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还是出于狭隘的私利，出于人性中的嫉妒之心。

叔叔出来打横炮，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二姐。此前，公社已准备让二姐在供销社里当营业员，吃商品粮，连参加工作的表格都填过了。叔叔那么一胡闹，上级就要对二姐重新进行政审。政审者到县里和地区查找我父亲的档案，虽没有查到证据证明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二姐参加工作的事儿还是被否定了。这是二姐跳出农门往上走的唯一一次机会，这个机会如果能够落实，凭着二姐的心劲和智慧，说不定会有很好的前程。然而叔叔却把二姐的前程毁掉了，一辈子的前程都毁掉了。这是二姐心上的一个痛点，每每忆及此事，二姐都痛惜不已。至于我自己所受到的不利影响，我就不说了。

叔叔把他的侄女和侄子们害成这样，他还能怎样呢？还能怎样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跟我们这些失去父亲的孩子过不去呢？有一天下午，我听一个堂哥说，叔叔生病了，拉肚子拉得快不行了。婶子不管叔叔，像是在等叔叔死。听到这个消息，不知动了哪根弦，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带叔叔去看看病，利用亲情感化一下叔叔呢？我真的找了一辆架子车，把叔叔拉到大队卫生所去了。我经常去大队开会，还参加过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跟大队卫生所的年轻医生比较熟悉。医生马上给叔叔打了消炎针，接着又给叔叔输了两瓶水，叔叔的命就保住了。连婶子也不得不承认，要不是我把叔叔拉到卫生所去看病，叔叔就活不成了。我这样做，把叔叔感化了没有呢？他是不是有所回心转意呢？没有，叔叔对我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我去煤矿参加工作离开家之后，叔叔竟变本加厉，攻到我们家里去了。我没有亲身经历叔叔的攻击，一些情况是弟弟后来对我讲的。叔叔在夜间潜入我们家的院子，爬到我们家门前一棵高高的椿树上，将一杆红旗绑到了椿树枝头的最高处。叔叔的用意显而易见，他套用的是战场经验，谁把敌人的阵地攻下来，并把标志胜利的红旗插到阵地的制高点，阵地就属于谁。

母亲早上一开门，就看到了椿树枝头飘扬的红旗，同时看到婶子带领她的孩子们堵到了我们家的门口。婶子倒没有冲母亲和弟弟喊什么口号，但她提出的要求跟喊口号的性质差不多，他要求重新分家。她的几个孩子也跟着要求：分家，分家，分家！

家早就分得一清二楚，连一分一厘未分配的东西都没有，现在又要分哪门子的家呢？母亲当然不答应，跟婶子吵了起来。身体已经强壮的弟弟，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保卫母亲和家庭的责任，他以一夫当关的勇气，把婶子一家赶走了。

婶子的要求没有得逞，就到村干部那里去吵闹。婶子还向村干部告状，说我弟弟打了她，打了他儿子。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村干部让我母亲破费点儿钱，堵堵叔叔和婶子的嘴，权当买个安宁吧。

母亲问：为什么？

村干部的解释一点儿都不让人信服，村干部说：你大儿子在外面当工人，能挣工资，你们家的日子比他们家的日子好过嘛！

说来说去，几经周折，母亲还是极不情愿地拿出了一百二十块钱，通过村干部给了叔叔。

这个钱不是我给母亲寄的，是母亲和妹妹喂了一头猪，妹妹天天下地割草，把猪喂了一年多，才卖了一百二十多块钱。母亲等于把她和妹妹辛辛苦苦喂猪挣的钱几乎全部给了叔叔。

我回家探亲时，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我越想越觉得悲哀，竟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哭把院子里的人都惊动了，他们不知道我为何这样痛心。有人说我是心疼钱，有人说我是心疼母亲，还有人说是父亲的魂附在我的身体上了。他们的说法只能让我悲上加悲，痛上加痛，哭得更厉害。

谁能知道我为何哭得如此悲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