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黑夜给藏起来

李建森

关于老三，有許多的话，我要说。如若不说，看见老三，我总觉着欠了老三三斗上好的红高粱似的。或者说，老三欠了我三斗上好的红高粱。如果老三说：“那三斗红高粱我不要了。”那么，老三欠我的那三斗红高粱莫非要由张三来代还吗？

早些年，我们家住在沟中的窑洞里，种的地大多在沟上边。现在想起我从十五、六岁起，架着手推车弓腰撅屁股推粪的情景，我的腿肚子就哆嗦。手推车上绑着蜡条编的筐，筐中装满三、四百斤重的粪土，一路臭气熏天，吭哧吭哧地从坡底往坡顶推。坡陡，我一个人是推不上去的，还有我妹，老二，老三。他们三个一人肩上搭一根绳子绑在小车上一起拉，四个人推一车粪，一起往地里推。推车，需要力气，还要有一点技巧，把握不好，独轮车就想要往地上歪。拉车不一样，弓下腰，腿肚子用劲就行。那年，往红薯地里推粪，老三只有十一岁，早上起来拉车，一趟一趟的，还能跑，到了下午，老三的情绪就出来了，绳搭在肩上老是弯着，弄不好鞋掉了，蹲下去提鞋，上去坡了，跟不上趟，小车就抵住了屁股。说他等于白说，训他进不了他的耳朵里，一肚子火，只能在肚子里窝着。

有一回，我伸手往老三身上捅了一下：“腰弯下去！”

老三索性丢了绳子，走到一旁，蹲在地上，靠着棵杨树蒙上了眼。

我掂着磨面机器用过的皮带做的车袢走到了老三的身旁：“起来！”

老三不动，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又甩着手中的车袢：“起不起？”

老三还是老样子。

我抡起手中的车袢抡了下去。

老三身子抖了一下，还不动，耷蒙着眼，一点没起来的意思。车袢对老三不起作用。

母亲从家里跑出来，把老三从地上拉起来，一块油饼塞到老三手里，拍拍老三身上的土，把绳子又搭在了老三身上。

粪推到地里，我身上一点力气都没了，回来进了家，一趔身子歪倒在了床上……

那样的日子，从沟底往沟顶，一车车，一趟趟，一年年，我不知道我往一块一块的地里推了多少车粪土，用尽了我青春年华的多少力气。夜里睡醒的时候，我老是诅咒麦子、诅咒玉米，有阳光，有老天下的雨，还有犁铧翻起的那么多黄土，为什么还要臭气熏天呛鼻子的粪土？还要化肥？累死累活的还让我们吃不饱，天天吃红薯，吃的酸水上翻，放屁都是红薯味，要吃麦子做的白馍还要等到过年！人家却麦子、玉米，这是为什么？

一眨眼老三长大了，初中没毕业的老三，地里、厂矿的力气活他不愿干，白天游手好闲，晚上在屋子里跟着录音机哼哼唧唧。父亲说老三是地地的稗子，老三不管不顾随心所欲地长，一家人拿老三没办法。

秋天的午夜，我从村子附近的耐火材料厂下班回家，正在屋里洗漱，院子里响起一阵缭乱杂沓的脚步声。我心里有些紧张，转身走到门口侧身屏气细听，隔壁我父亲、奶奶的屋门被推开了。

我一把拉开屋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拿手电筒往我脸上照了照，进了我住的屋子。两人拿着手电筒进了另外几间屋子。

隔壁屋子的灯亮了，有五、六个人围在我父亲的床边。

一个人说：“你起来，跟我们到派出所一趟。”

父亲说：“半夜三更的去派出所干嘛？”

另一个人不耐烦地说：“让你起来你就起来。”

我奶奶被吵醒了，看见屋里这么多人，她也有点吃惊：“咋着了这是？”

一个人说：“没事，老人家。”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的缘由，但并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我走进屋，对围着我父亲的几个人说：“我父亲有病，他不会去。”

一个人转脸对我说：“你父亲不会去，你去！”

我转身走出了屋。

我母亲从另一间屋子里出来，拉住了我的胳膊：“这到底是咋回事？”

一个人把我母亲的手拽开，几个人围着我出了村子，到了村子西侧的公路边，坐进了一辆警车里。

有五辆警车在公路上停着。

发动机响起来，车灯打开，黑夜被切的一块一块的，抛到了车轮子后面。

警车在另一处村子旁停下，五辆警车的人都下去了。我坐的警车里有一个人守着我。我问他：“让我去派出所做什么？”

“到派出所就知道了。”

“我明天还要去厂里上班。”

“哪那么多废话。”

我觉着我说的话不废：“我班不能不上。”

“上！上！”

我闭上了嘴。

进村子里的人回来了。他们缭乱的步子有些空洞。

我感觉他们一无所获。

车子启动，左绕右拐，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警车在另一个村子的一处房前停下了。

车灯中，我看明白了，这是我妹的家。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又想立马排除这种混乱。混乱是不讲道理的，如扔进锅里的东西，白菜、萝卜、海带、粉条、豆腐、蒜、姜、葱、辣椒、油、盐、酱油、味精、五香粉，被锅铲一顿搅和，捂上了盖子。

接下来，是锅里的东西与我内心的同时煎熬。

我脑子里的混乱慢慢有了些头绪：这群人里边好像有一个通晓一切的人，我看不见这个人，但他一直引领着这群人在寻找，寻找老三。我敢肯定，是寻找老三。我不知道老三做了什么，但老三肯定有事。看这阵势，还不算小事。我撑破了脑壳去想：抢劫？偷盗？杀人？强奸？一个个的问号把我的思维缠绕勾勒的愈加混乱不堪。

五辆警车停稳，车门嘭嘭打开，人从车子里出去，几个人站到院墙旁边，另外几个人抬脚起身腾跃，踩上靠着围墙几个人的肩膀，蹬上院墙，翻了过去。

车灯的光晕里，我看见了几个人手中拿着的枪。我的心扑通了起来，我感觉出了屁股下座位的震颤。

“别动！”监守我的那个人警告我。

过了一阵，我妹家的大门开开，人出来了，没有老三，他们带上我的妹夫，上了警车。

警车没带我去派出所，带进了派出所下设的一处治安室。

我、我妹夫被两个人领进了治安室的办公室。一个年龄大的，有四十多岁，个子比我高。另一个看样子是嘴上没多少毛的年轻人，可能有二十出头，胖胖乎乎的，个子和我差不多。两个人一句话没说，把我俩丢在屋子里，出去，反锁了门。

这间办公室有三十来平方，一边有两张桌子并着，上边放着电话、文卷一类的东西，另外两边墙旁各放了一张铁床，床上边没被褥，铺有席，席上扔有几张破报纸。

我坐在了临门的一张床上。

我有些疲惫不堪，在床上坐了一会，屁股蹭到后边，脊梁靠住墙，两眼闭上了。

虽然浑身疲惫，闭着眼，跟眼睁着差不多。下班到现在发生的事，我闭着眼又重新看了一遍，觉着比我在家里、在警车里看的更为清晰，枝、桠、叶片、脉络，风抚叶片的晃动，了了然然。这样的夜晚对我是陌生的。我没想到，我下了班会摊上这样的一个意想不到波澜起伏的夜晚，陌生又让我烦闷，让我恼恨，让我羞耻，没脸没皮的一个夜晚。这里不是我的家，这里不是我种麦子、玉米的地，这里没有黄土，没有杂草，没有鸡鸣，没有狗叫。我心脏的跳动对这样一个夜晚的这样一个屋子的不适，让我想张嘴对这个夜晚大吼一声，把隐藏在浩瀚天际中的月亮叫出来，挂在这个办公室的窗棂上，看着我，好好的看着我，看着我慢慢地睡去。

两行泪从我的眼角流了出来。

屋门开了，那个年轻的警察走了进来。

我没睁眼，我知道是那个年轻的警察。

年轻警察在看着我，看着我脸上的眼泪，他把我脸上的泪看成了水龙头出来的水。

“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没动。我觉着他问我的这句话，他没觉出滑稽，我觉出了可笑，但我没笑，也没把眼睁开。

瞬间出拳的声音冲向了我。

我身子一歪，拳头落空了。

我睁开眼，把我的两眼完完全全睁开了。我下床一把捉住年轻警察的手腕，用我的两眼包围了他。

我妹夫赶忙过来，掰着我捉住年轻警察手腕的手，劝我别冲动。我把我妹夫推了個趔趄：“你一边去！”

年轻警察的阵脚没有乱掉，他的另一只手突然指向了我的鼻子：“你给我蹲下！”

年轻警察可能说这句话说顺了，我听不惯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比碎玻璃的声音还让我难以忍受。我盯着年轻警察的两眼，话从牙齿缝里挤了出去：“别说梦话！”

高个警察冲进来，掰开了我捉年轻警察手腕的手，把我拉到桌子一边的椅子旁：“坐下！”

我没坐，仍站着。

高个警察按着我的肩，把我按在了椅子上。

年轻警察在屋里站了一阵，叫上我妹夫，抬脚走了出去。

高个警察在我坐的桌子对面坐下，拿过桌子上的笔、记事本，拧开笔帽，开始询问。

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籍贯，职业，高个警察一一询问，我一一作答。

我明白这些如竹叶、陈皮、茅草根之类的东西，这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牛黄、鹿茸、人参这些要害的东西。

高个警察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像是随随便便很随意地张嘴打了个哈欠样问：“你家老三呢？”

我说：“老三不爱学习，初中没毕业。这些日子不见他回家吃饭。”

我没有牛黄、鹿茸、人参这样的东西，我只能这样说，也是随随便便很随意张嘴打了个哈欠样，说了，一本正经地看着高个警察。

高个警察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用目光拷问我话的真实、我内心的诚实，真实里掺进了多少虚货，诚实里汇兑了多少伪劣。我认为我回答他这句话是真实、诚实的，我内心平静，两眼的目光跟他的目光衔接了起来，屋子里一派祥和。

高个警察说：“你说。”

这话很有意思，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一耙子抡进了地里。世上没有哪个种地的会往地里空抡耙子。高个警察的思维明显的跟一般人的思维不一样，他不是没有目标，他的目标很大，一耙子下去，要提溜出一嘟噜的东西，红薯、花生、萝卜、土豆，什么都有，样样不缺。

我说：“老二也是老实人……”

高个警察盯了我一眼，我便没说下去。

“说老三。”高个警察仍然轻描淡写的。

我说：“老三游手好闲，我不大搭理他。”

高个警察有了兴趣，两眼的眼神鼓励我继续往下说。

我说：“小时候在一个床上睡觉，他身上虱子多，屁也多……”

高个警察似乎闻见了屁味，耸耸鼻子，嘴角弯出笑来，把我的话给截住了：“老三去哪了？现在在哪？”

高个警察的牛黄、鹿茸、人参终于开列了出来。竹叶、陈皮、茅草根这些东西对他没用，他不要，看一眼都嫌烦。高个警察开列的单子，之于我，是多余的，他不但浪费了他的智慧，也丢失了宝贵的时间。老三小时候就跟我叫板，机器的皮带抡到他身上他都无动于衷，现在，他人大树高了，我的话，他认为是野地里刮过来的风，看见我，跟看见棵树样，身子一转，绕了过去。高个警察问我老三去哪了，现在在哪？以他惯性的思维，即使出不来东西，坑出来了，明在我的面前、我的脚尖处，我不滑进去，老母猪都不会相信。

我真实、诚实地回答高个警察：“我不知道老三去哪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高个警察的头往我跟前倾着：“真不知道――？”

高个警察延伸了话语的长度，如带钩的竹竿，要钩住我。

我说：“我实话实说，你依法行事。”

桌上的问询笔录下边，似乎就放着这方面律条的本子，高个警察还没来得及操作使用，但这本子并不多余，他翻开那个本子，眉头凝重地看了一阵，合上，面对我：“你好好想想，并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责！”

高个警察把询问笔录递给我，我看了一遍，签了字，在上面按了指印。高个警察拿着问询笔录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不多会，年轻警察和我妹夫进来了。

年轻警察手里拿着两个手铐。

手铐被屋里的灯光映照的光芒四射。

年轻警察命令我妹夫：“把手伸出来！”

我妹夫伸出右手，手铐跟老虎张开的嘴样一下子钳住了，我妹夫浑身一哆嗦，被年轻警察拽到里边铁床的一头，手铐的另一个环铐住了铁床的管子。

剩下的一个手铐是留给我的。

年轻警察掂着手铐走到了我身旁。

我还在椅子上坐着。之前我没见过手铐，看见这种明光发亮的东西，我有点好奇，内心还有第一次见到手铐莫名其妙的兴趣。它生冷，对称，散发着铁腥的味道，寒光闪闪，步步逼近。

我不感到恐惧，尽管它与我近在咫尺。

年轻警察看着我，我看着手铐。

手铐晃荡了一下，生发出一种挑衅的声音。

“拿一边去。”我说。

年轻警察站着不动，手铐又晃荡了一下子。

“拿一边去！”

年轻警察提着那只手铐走出屋门，反锁了门。

我妹夫歪身躺在了里边的铁床上，脸对着墙，右手被牵着，不自然地蜷缩着身子。

我討厌我妹夫。我对他无话可说。他是个骗子，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骗子，一个小骗子，次等骗子，劣质骗子，专骗亲戚、同学、熟人、上庄下邻的人，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地骗。他能说会道，还会阿谀奉承，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见着一个陌生人，他都能打开场面，套上近乎，如鱼得水，又从中浑水摸鱼，如果你不被上当受骗，比做一只下蛋的公鸡还不容易。骗了，被骗的人再见他了，他承认，他从来没有不承认过，承认，但不还，用各种他设计好的理由推托、回挡，一次一次，年年月月，恬不知耻地反复抄袭他的骗术。

他被戴上手铐，是对手铐价值的确认。他不戴手铐，是手铐的耻辱。

他不是我的妹夫，他是条臭虫，一个让人恶心的臭虫。而这个臭虫就在我的面前，我赶不走这个臭虫，我难受异常，又不知该怎么办。这个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灾与难叠加的夜晚，成为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的紧箍咒，想起，我的头就疼痛欲裂。

我不看我妹夫，转过椅子，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

第二天下午，我、我妹夫走出治安室，各奔东西，他回他家，我回我家。

昨晚我被警察带走，妻子告诉我，村子里早已风吹开来，人人手理着风吹乱的头发在窃窃私语。

村水泥厂的废铁被老三、和老三差不多年龄的另外两个人给偷了。

我问：“偷了多少？”

妻子说：“不知道。”

这事过了两个多月，晚上十点左右，我看了电视，脱了衣裳刚躺到床上，院子外面有人喊老三，我不耐烦地回道：“他不在家！”

“去哪了他？”

“上班去了。”

“在哪上班？”

“村纸厂。”

警察从来都不是吃干饭的，一干人立马赶到了村纸厂。

老三是后夜班，正在二楼宿舍睡觉，敲门声进了老三的耳朵，被老三的耳朵分辨了出来，老三嘴里应着：“等会，等我穿上衣裳。”老三开开桌子上的录音机，让音乐回荡着，打开后窗，从二楼跳了下去。

警察踹开门，望着空洞的窗户，想象着老三跃出窗户的身姿，转身走了。

老三以为风声过去了，没事了，便去村纸厂上班去了。

老三真切感受了一回摔进沟里从他骨肉间剥离出的疼痛，他疼的眼冒金星，疼的龇牙咧嘴，疼的十一岁时车拌抡在身上没有流出的眼泪，这一次他的眼泪再也没给阻挡住，流着泪在母亲面前扇了自己几个耳光，开始去村纸厂上班。

老三在纸厂上班，很少回家。一是没脸回家，二是怕见我父亲。他不是怕我父亲，他是怕惹父亲生气。

父亲是一名党员。他当过村干部，在村子的企业里干过保管会计，他从不因公济私，从没贪腐过一分钱及一分钱的东西。他乐于助人，不求回报。从我、我妹、我弟懂事起，每一星期天的晚上，在沟底的窑洞里，父亲给我们姊妹四个上课，上做人的课，不厌其烦，反复地讲。因为我父亲的正直无私，对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人的热爱，使他成为了一名他觉着无尚光荣、无尚荣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用他满腔的热情，他最大的力量，实践着他站在党旗下举手宣誓的每一句诺言。老三是个逆子，老三不爱听父亲的话，父亲的话却一直在他的骨子里、血肉里潜伏着，在干扰他，在左右他。父亲说：“你们别管别人，你们只管你们自己。”一年一年，父亲的话听多了，没有新意，感觉如陈旧的芝麻，香依然香，但我们爱吃新收的芝麻，带着新鲜的自然的气息。父亲慢慢看出来了，明白了，他老了，他的儿女都长大了，翅膀硬了，都想飞起来，他不能老是拢着，他知趣地停止了他的讲课：“嫌我唠叨，我不唠叨了。”

一九九〇年冬天，父亲在地里给麦子施肥，突然中风了，如突如其来刮来的一阵风，把父亲刮倒在了麦地里。

我们姊妹四个遮阴挡雨的一棵树歪倒了。

从医院回来，父亲的身体彻底垮了，再不能上地，再不能干活，只能待在家里，自己顾住自己，吃了饭，在院子里转转，出去，在村子里转转，晒晒太阳，偶尔唠叨几句，打发着一天天的时光。

那天晚上，警察走了后，父亲到天亮都没合上眼，他明白是老三出事了，不会是老大、老二，也不会是我妹。天明了，父亲起了床，一个一个屋子找老三，叫老三。找不着，没老三的影踪，父亲在院子里不停地走着，愤愤地说着：“丢人！丢人！丢人……”

母亲让父亲吃饭，父亲不吃：“我不饥，不饥……”

该吃午饭了，母亲端着碗过来，父亲瞪起了眼：“我不饥，还是不饥！”

母亲把饭碗塞到了父亲手里，父亲一下子把饭碗扔到了地上……

老三那天晚上从二楼跳了下去，淹没进了夜色里，他的一丝头发，他的一丝气息，都看不见、嗅不着了。那晚是没有星星月亮阴天的晚上，夜色浓稠，密不透风，老三气喘吁吁，大口大口地把夜色吸进肚里，又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不顾一切，甩开两臂、两腿往前不停地奔跑。他的前边，是没有方向的前边，看不见的前边，锅底一样黑的前边，他不知道前边的前边是什么样子，他只有往前边去，后边留给他的是无尽的胆战心惊的恐惧。

老三摔倒了，爬起来，接着，往前边跑，刚摔倒的记忆还没抹去，身子跟着又撂了上去，把刚留下的记忆砸了个趔趄。他的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与他愈来愈远，愈来愈远。老三的两眼不停地眨巴着，他终于跑不动了，被黑夜死死地盯着，钉在了地上。

日子一天不遮蔽。

老三在外边待了不到半个月，在一个猪不哼狗不叫的后半夜，老三回来了，进了母亲的屋。

自老三出事后，晚上母亲的屋门一直没插上过，她等着她的儿子，她的三儿子，她知道老三会回来。老三无处可逃，家门是为他洞开的唯一安身的地方。尽管母亲听见了屋门轻飘如雪的声音，母亲还是吓了一大跳，伸手拉着了灯，母亲一下子张大了嘴巴：一个鬼样的老三站在她的床边，头发缭乱，两颊凹陷，衣裳肮脏，黑皮鞋套着的右脚指头往外露着。母亲赶紧拉灭了灯，一把把老三拉进了怀里，泪水扑簌簌落了老三一身。

鸡叫头遍的时候，母亲和老三一同出了村子。

老三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足够老三吃一星期的油饼，还有老三的衣裳。

油饼不是新烙的，不知道是母亲什么时候烙的。好像老三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有母亲的油饼等着他。老三一边往嘴里塞着油饼，一边和母亲匆匆往外赶。

老三是她的儿子，儿子掉进了沟里，母亲不会往下丢石头，母亲要想尽一切她能想尽的办法，穷尽一切她能穷尽的力量，把他拉上来，给他拿药，给他疗伤，让他吃好，穿暖，让他记住掉过的那道沟，如果记不住，拿棍敲断他腿的——还是母亲。

这天下午，母亲和老三走进了许昌一个村庄的庭院里。

这是我听说过、却从没去过、我姥爷家老的不能再老、一百杆子兴许能打着的老亲戚的家，累死狄仁杰也想不到老三会在群雄逐鹿的中原腹地——许昌的一个村庄里窝藏了下来。

老三在许昌待了不到一个月，他待不下去了。

这个中华夏朝的发源地，汉、魏国国都，野性放荡、韬略才情满腹、乱世奸雄曹操都愿待的地方，老三却不愿再呆了，又从许昌回到了他所在地的县城。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老三悄然走进了县城的一座剧院里，貌似平静地观看了一场喧闹热烈、激情奔放的歌舞晚会。

晚会结束，曲终人散，老三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老三似乎是睡着了。

剧场的一名工作人员提醒了一下老三，老三抬起头扭着脖子往剧院四周瞅了瞅，起来，径直走上舞台，撩开愈合的帷幕，找到了团长。

老三说：“我想跟着你干。”

团长说：“你会干什么？”

老三说：“唱歌。”

团长说：“你唱唱我听听。”

音响师放出一段音乐，老三站在团长、演职人员面前班门弄斧，张口高歌了一曲。

团长听了，和在场的两个人交换了意见，对老三说：“你留下吧。”

老三便跟着这个辽宁的一家歌舞团上路了。

老三演出的第一场在徐州。

第一首歌：《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老三乡村风吹的脸被演出服衬托得山清水秀，嘴巴张合的看去也像那么回事，一手伸着，像是要把三百六十五个新摘的桃子往台下扔，观众稀里糊涂的两手把掌声拍了出来。因为这稀里糊涂的掌声，老三一下子有了底气，有了大声歌唱的力量。老三把他自个给忘了，忘了他身上的疼痛，忘了他还是个被警察追捕的盗窃犯，手握的麦克风似乎是一柄铁锹，撬开了他的嘴巴，一個一个的音符，一首一首的歌，经过他沸腾血脉的浸淫，汇聚为一条大河，从他的心胸奔涌而出。而另一只扔完了桃子闲着的手并不是闲着，每摆动一下，似乎跟台下每一名观众的手都握在了一起，稀里糊涂的掌声愈发热烈起来。

剧场一派汪洋。

一九九三年三月，舞台的绒幕在上海徐徐拉开，老三由一名歌手成为一名主持人，手握话筒向上海市民送上了春天的祝福。

一九九三年五月，我父亲去世。父亲出殡那天，奶奶躺在床上问我姑：“外面咋这么热闹？”我姑趴在我奶奶耳边说：“那是广播，外面来的广播，卖东西的。”奶奶说：“老三呢？昨晚我梦见老三了，好长时间没见老三了。”我姑说：“老三在外面打工做活呢。”此时，老三在杭州的舞台上又唱起了那首《三百六十五个祝福》。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奶奶去世。老三在湖北黄石把《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渲染得愈加酣畅淋漓。

一九九四年二月的一个夜晚，我在床上正扯着鼾声被妻子叫醒了。我愣怔了会，听见了哭声。屏息静气听了一阵，我撩开被子，坐起了身。

是老三的声音。

我穿上棉袄，趿拉上鞋走出了屋。

夜深人静，只有老三的哭声。

我站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的旁边，面对着母亲的那间屋子。

老三呜呜哭着、抽泣着，再也抑制不住他身体内五脏六腑的翻腾，张嘴大哭了起来，撕心裂肺的哭声把墙壁捅开了个窟窿，携着砖头块子往我身上不停地砸。

母亲说：“小点声……”

老三的声音没有小。一个盗窃者的哭声，一个逃犯的哭声，一个儿子的哭声，一个孙子的哭声，一首首动听的声音从他的口中出来触动了无数观众心弦的一个人的哭声，捅破了屋子的墙壁，捅破了刚过了春节、春节的喜气还没淡去的这样一个乡村的夜晚。老三心的堤坝溃决了，他蓄存了二十余年的生命之水，汹涌着挟着呼啸的声浪从他的身体里浩浩荡荡倾泻而出。

我的两眼穿过黑暗，穿过墙壁，我看见了老三。他坐在母亲的床头旁，他的头发不再凌乱，他的脸上有了光泽，他的衣裳不再肮脏，他两手把暗夜包藏的脸撕开了，泪如大雨滂沱倾满了一屋，被哭声带出来，扑到了我的身上。

母亲提醒着：“小点声、小点声……”

老三的哭声不再是哭声，是叫，仰脸对天的嚎叫，那种嚎叫带着恐怖的凄厉，把他的嗓子滋滋啦啦豁开了，声音冒着热气血肉淋漓地从口中倒了出来，倒进了浓重的夜色里，倒进了温柔的村庄里。满天的星星都聚集在了村庄的上空。

我站着，和梧桐树一块站着。

我闭上眼，支着我的耳朵。

我靠在了梧桐树上。

一个村庄夜晚的影像，在星光月辉下，默然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