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以电影《湄公河行动》为例

安 康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任务以来，广播、报刊、电视、电影等媒体纷纷利用自身传播优势，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通过不断提升品质以吸引、感染受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适时恰逢中国电影产业迎来井喷式爆发，相比于十七大召开时期中国电影总票房的33.27亿元，5年后的2012年，票房总数已超过170亿元。而在2015年及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更是以逾400亿元的票房成绩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力日益增强，创作质量与叙事水平不断提高。电影产业的进步和发展巩固了主旋律影片的媒介地位，从而涌现出一系列水平较高的主旋律电影(取材自2011年“湄公河惨案”的《湄公河行动》即是其中一部翘楚之作)，同时也在发展的新时期承载着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重要使命。

一、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也是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在这样的历史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显现出了新的面貌。

自1987年电影局首次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主张以来，经老一辈电影人的创作与锤炼，以1989年上映的《开国大典》为标志的“主旋律电影”应运而生。早期的主旋律电影，旨在正面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却不乏存在一些题材雷同、人物形象僵化、说教意味过强的弊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在创作及传播方面有了很大调整。在提高观赏性、大幅减弱教化作用的同时，缺少了“红头文件”保驾护航的主旋律电影努力优化传播模式，主动贴近群众生活，认准了“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大众认同，不仅要关注大众的物质利益需求，而且必须契合大众的心理或精神需求”的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能够关注到人民的需求，从实际问题出发，对于人民热切关注的问题能够给予回应和解答。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突出时代性、人民性和通俗性。

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务必坚持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其内在涵养，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作为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具有跨时代意义，能够与时俱进地推行自我创新，在不断面对的挑战中获得无限活力。影片因此脱离定式，重构艺术品格，主流意识形态的洞悉程度被最大化加强，敢于正视社会矛盾，反映正在发生的时代变革与透着人性的人生。可以说，精神内涵是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基石。从20世纪90年代的《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片针对改革建设的描绘，再到新时期的《集结号》《1942》《战狼》等被赋予了现实意蕴，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与理论思想无不贯穿其中。若是缺乏这一核心内容，影片中的服装、道具再精妙，特效水平再先进，也不免显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尽管新时期主旋律电影创作更为自由，但这并不代表能够以肤浅、贫乏的精神内容误导观众。要从根本上起到弘扬美好、讽刺丑恶的应有作用，务必坚持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实质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行，即实现其理论“化大众”广泛传播的过程，同样需要顺应当代传媒发展的趋势。因此，载体的选择与利用尤为重要。探寻大众之所感，回应大众之所需，关注大众之所求，利用通俗、广泛的话语体系连接起理论与大众，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感与现实感不断彰显，是主旋律电影大众化的重要任务之一。主旋律电影具有与生俱来的审美艺术特性，在新时期更是得益于自身的改变，不再单纯展示历史观与政治信号，而是将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与科学理论相融合，扩大了受众范围。伴随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能够从根本上达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传播的内在要求。苏珊·朗格曾说过：“凡是用语言难以完成的任务——呈现感情和情绪活动的本质和结构的任务——都可以由艺术品来完成。”新时期主旋律电影通过大银幕将传统书本说教演变成光影艺术，富有审美情趣，激发起受众对思想内涵的追求，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最适宜当下的模式。

二、解构《湄公河行动》的“化大众”艺术

《湄公河行动》根据震惊中外的“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改编。影片讲述了2011年10月5日，两艘中国商船于湄公河金三角附近水域遭到袭击，所搭载的13名船员全部遇难，并在船上发现90万粒毒品。面对矛头指向中国运毒、颠倒是非的舆论，为了还遇难同胞一个清白，中国政府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潜入金三角查明真相，历经艰险揭开隐藏的阴谋，跨国追捕案件幕后黑手。通过这一行动，彰显了我国的大国实力以及维护国民利益的坚定决心。《湄公河行动》选材就从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坚持了人民性，并以高水平的人物形象塑造、激烈的场景展示以及多层次的人性探讨，高度还原案件，又将中国的形象、中国人的形象深深印入观众的脑海，具有广泛且巨大的影响力。

(一)以视觉符号呈现国家形象

视觉符号作为非语言符号中最重要的一类，在现代影像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具有深化主题与形象、渲染情感等直观意义，不仅包含对单纯事物的认知，从本质上看，更是人类对于事物之间关系判定的生动体现。

电影开场简明表现湄公河事件之后，便通过一场实战演习，将视线拉回中国国家公安部。“湄公河出事”的消息传递到了正在观看演习的公安部部长耳中，此时镜头随着音乐推近，警服上的国旗胸章和肩章上的国徽成为最纯粹的文化代码，让影片气氛瞬间凝重，带动起观众的爱国意识与民族意识。14分钟开始，中国提出召开四国会议，决定与老挝、缅甸、泰国联合执法，进入金三角捉拿罪犯，让含冤惨死的13名中国船员得以安息。这一组运动镜头中，天安门、长安街、飘扬的五星红旗、大使馆车辆、敬礼的武警士兵、威严的公安部大楼、发布会厅的国徽等符号，具有庄严、肃穆的视觉特点，象征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和保卫祖国人民的坚定信念。他们在镜头中以两级景别的形式不断出现，视觉反差强烈，气势恢宏大气，显露出国家主权的不容侵犯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国威。在片尾看似平淡的代表着美好繁荣世界景观的背后，却也隐藏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凶险，和平崛起的中国履行着“国为人民”的承诺，显示出立志保护每一个国民安全的远大气魄。带有浓重悲情复仇色彩的“主旋律”以此收尾，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冷静的艺术呈现。通过这一系列的视觉符号，让受众受到强烈的震撼，更直接地接受了影片所要传达的思想和情怀。

(二)以情感叙事凸显人文关怀

《湄公河行动》成功塑造出富有人文情怀的角色形象，源于该片并未照搬以往主旋律电影中高风尚、大场面、全背景的创作思路，而是采用了情感推进叙事的手法，以小家温情构建家国合一。

事实上，无论是湄公河事件的13位罹难者，还是高刚与女儿、方新武与女友，包括特别行动小队的每位成员，都属于一个个温馨而又平凡的小家庭，平凡到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而当这样的小家被摧毁、被污蔑，受众心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无不期待国家捍卫人民的自我权利与尊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特别行动小队受命前往异国他乡，他们并没有“主角光环”，他们似家人般分工做菜，会抽烟，会爆粗口，酒后讲着“四大黑”的荤段子，但时刻从骨子里散发着强烈的国家使命感。从并肩作战到生离死别，包括缉毒犬啸天的角色刻画，戳中观众软肋，令人揪心而感动，感召着人文关怀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本质。

缉毒情报员方新武为打击毒品犯罪潜伏金三角十余载，当面对诱逼自己女友吸毒以致其自杀的毒枭时，几近情绪失控，却最终克制住了为小家报仇的冲动。影片没有表现出完全个人英雄主义，却刻画了一位更具感召力、充满真性情的家国英雄，崇高而伟大的正能量油然而生。这样的情感叙事方式贴近受众的生活，能够让受众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小家与大家、人民与祖国的血脉相连和荣辱与共。方新武与高刚的战地合影可能是方新武留下的最后一张人生剪影，导演将它流传给了未来——高刚的女儿。这一叙事情节对人物的光辉形象进行了升华，人的精神生存离不开情感的继承，对于那些为家国合一而尽忠的英雄，铭记与传递即是最温情的人文关怀。

(三)以暴力美学引领主流价值

“暴力美学主要指电影中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与暴力美学相关的一类作品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把暴力或血腥的东西变成纯粹的形式快感。”以战争为内容的主旋律电影，通常难以摆脱其中的暴力手段。《湄公河行动》中，导演林超贤直面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真实，以动作叙事和黑色符号将暴力上升到美学层次。

在影片第12分钟一场刑讯逼供的戏中，纯粹的暴力行动被分解为一个个镜头，使得观众能够流畅感知战争的残酷。幽暗逼仄的废弃房间中，蝇虫乱飞，方新武像打沙包一样殴打囚犯。摘下套头麻袋，可以看到毒枭马仔的脸已被打得血肉模糊，却仍未供出幕后黑手。方新武一脚将其踢倒，划破腿上的静脉，马仔头朝下看着自己的血慢慢涌出，对死亡的恐惧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全盘托出，方新武立刻为其急救。观众们在感慨方新武老到、充满智慧的同时，感受着暴力之美。美国心理学家罗伊·F·鲍迈斯特尔曾说过，“暴力文化不一定赋予暴力以肯定价值……文化只需不再控制它们，这些暴力倾向就凸显出来了”。面对已然失去文化、道德、法律约束的毒枭，以暴制暴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方新武也在匪气与正气的糅合中，完成亦正亦邪的角色转换，细致烘托公安警察的人格魅力。尔后在影片第68分钟开始的商场枪战情节中，方新武在缉凶的同时，不断提醒平民蹲下，以免误伤，面对毒枭扔来婴儿以图自保，方新武毫不犹豫地抱住婴儿确保其安全。这一霸气而温情的设定，不仅再度丰满了人物形象，更在深层次起到了适度规范调控非核心价值观，引领正确社会思想的作用。

黑色符号更多涉及的则是饱受毒害的金三角地区：枪杀船员的暴力行径，“轮盘赌”死亡游戏，自杀式袭击的娃娃兵，被砍断手足的农民，司空见惯的吸毒……辅以压抑、阴暗的光线，激发起受众对打击犯罪的强烈意愿，尊重生命、追求生活的导向随之产生。摧毁黑色符号的同时也构建了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电影宣传海报上“血性报国”四个字。

三、新时期主旋律电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影响及作用

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与经济水平的进步。随着观影群体的扩展、电影艺术性的增强，新时期主旋律影片再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能性不断提升，能够更加合理地结合思想理论与现实生活，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越发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面扩展

在以和平发展为趋势的当代中国，电影的受众群体范围不断扩大，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平台之一。新时期主旋律电影能够吸引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影院中感受短时间内所传递的指导思想。在如今互联网便捷的时代，线下宣传更能随时随地传播影像文化精神，覆盖广大群众，具有名副其实的大众化特质。电影存在诸多主导票房的因素，这也使得从多维度扩大受众群体成为可能。《湄公河行动》最终票房突破11亿，主演阵容、排片安排、映前宣发功不可没，也让我们看到主旋律电影在当今中国市场大有可为。凭借电影产业的媒体优势，从观影者心理出发，加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建设，制定科学、全面的宣传策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面，实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电影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宣传手段等一系列的操作都服务了群众，从群众的需求角度出发，将电影要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核心价值观传达给大众。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质量提高

传播历来不是一种机械的单向行为。“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行为的发起人——传播者通常处于主动地位，但传播对象也不是单纯的被动角色，他们可以通过信息反馈来影响传播者。”只有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建立起双向选择的互动渠道，才能实现传播质量的最大化提高。以往的说教类主旋律电影难以得到较好的反响，正是因为宣传者一味地单方面进行说教行为，严重忽视了受众群体的主观能动性，被强制灌输的思想自然难以与受众自身产生化学反应，达成价值层面的共识。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褪去了简单说教的意味，运用创造视觉形象和镜头组接的表现手段，在时空中构建引人入胜的观影体验，使传播者与受众二者的交互成为可能。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渗透于其中，让观众在自主选择中“润物无声”地领悟理论真谛，大大提高了受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优化

在传播形式方面，新时期主旋律电影显得更为灵活，与传统纸质媒体、集中会议等形式相比，电影媒介情绪传递更快，受众接受度更高，且能够产生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以韩国揭露社会黑暗的“类主旋律”影片《熔炉》为例，2011年公映后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推动了韩国国会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量刑处理，以压倒性优势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严查“前官礼遇”的潜规则，最终促进社会进步。在《湄公河行动》总票房破10亿之后，出品方将一部分票房收入通过公安部门的相关基金捐献给当年“湄公河惨案”的受害者。此举深受好评，既满足了受众对社会责任感的诉求，又再度引燃票房，增强宣传力度。由此可见，以丰富的视听感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包装，转化成为多角度、切入式传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传播。这样的与时俱进的传播形式本身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同时也因为能够不断地改革创新，使新时期的电影更加与人民生活相结合，提高了人民对主旋律电影的认同和接受。

《湄公河行动》作为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通过对视觉符号、情感叙事和暴力美学等艺术角度的锤炼，为主旋律电影市场献上了一部良心之作。该片宣扬了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等实质内容，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让主流意识形态走进观众心中，彰显国家形象与人文关怀。期待电影工作者们能够增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入发掘主旋律电影的传播作用，创作出更多让观众认可的主旋律电影，用艺术的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