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器乐乐种形成和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霍嘉媛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上海市 200000）

一、乐种的概念界定

乐种这一名词在我国长期以来被民族器乐专用，伴随着传统音乐的深入研究，乐种的概念不断地被更新、阐释。乐种一词最早以文字表达的形式出现于杨荫浏、曹安和合编的《苏南吹打曲》总论中，但并没有对乐种的概念做任何的阐述与解释；第一次对乐种的概念进行阐述是在《民族音乐概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1964年）一书中，其论述为“不同的乐器组合，加上不同的曲目和演奏风格，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器乐乐种”，以后对于乐种的界定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范围展开的。目前学界普遍沿用的是袁静芳1988年在《乐种学构想》一文中的论述，“历史传承于某一地域（或宫廷、寺院、道观）内的，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典型的音乐形态构架，规范化的序列表演程式，并以音乐（主要是器乐）为其表现主体的各种艺术形式，均可成为乐种。”

二、乐种的分类与历史

民族器乐乐种主要分为宫廷音乐乐种和民间音乐乐种两大类，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但在持续的发展中彼此间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断地进行转化和融合，有时并没有形成非常清晰的界限。例如西安鼓乐最早产生于宫廷之中，用于宫廷中的仪式和宴饮，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宫廷的没落、乐师的流亡，逐渐进入民间并成为传统的大型民间鼓吹乐。

乐种发展的历史主要经过三个时期即明清之前、清末民国和1949年以后。明清之前宫廷音乐逐渐开始衰落，大量的乐师、乐曲流入民间，民间音乐地位逐步上升，民族器乐的功能逐渐从宫廷仪式、宴飨之乐转变为民间娱乐、商业的形式；清末民国时期，民间音乐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日渐繁荣，乐种在此基础上逐渐定型，从母体的戏曲音乐、说唱音乐的伴奏乐队中逐渐脱离出来，由原本的伴奏型、辅助型转向独立型。山东碰八板、二人台牌子曲等丝竹乐、弦索乐类乐种都是在此时期形成的，都是从原本南麓山东琴书、二人台小戏的伴奏乐器中获得独立发展的，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发生了全面的历史性变化，民族器乐获得了全方位地发展。一方面通过全国范围的调查、采访，使许多古老的地方乐种得以保存和继承，如江南丝竹、西安鼓乐等；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有组织地开展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另外全国各地普遍地建立起许多大型规模、编制的民族乐团，这些演出团体既保存、发扬了民间优秀的文化遗产也促进了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专业作曲家的进入，民族器乐大量运用在歌曲、戏曲、舞蹈以及电影音乐的伴奏音乐中，这不仅大大扩展了民族器乐原本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法，更使民间音乐成为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独奏、合奏与主奏乐器

叶栋先生曾在《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一书中对我国民族器乐独奏乐与合奏乐的关系作过详细阐释。我国民间的独奏乐与合奏乐总是以分分合合的多种形式存在，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许多民间的独奏曲与合奏曲都有着多重关系，它们之间分合重组，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在合奏乐种中，各件乐器的组织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重奏”关系，而是往往会有一件或几件乐器进行主奏或轮流主奏，出现主奏乐器主要有三个原因：我国民间乐器的制作、律制、各乐器的功能与表现力以及民间器乐曲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方式。我国许多民间乐社的盈利方式十分单一，收入比较微薄，致使民间许多乐社中乐器的使用和制作工艺都是比较简陋、粗糙的，许多乐器都由乐手亲自制作，其律制、形制并没有经过十分精确的计算，所以直接地导致每件乐器的功能和表现力不平衡，很多时候需要依靠其他乐器进行辅助。

我国传统器乐音乐无论是独奏还是合奏，都属于横向单线条的思维模式，所以加花变奏是我国民族器乐曲最重要的发展方式之一，主要包括旋律的变奏、音色的变奏等。通常，将同一旋律放在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部中，通过音色、速度、力度的对比使乐曲获得发展，形成你简我繁，你高我低的音响色彩互补，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关系。另外我国民间的合奏乐种很多都是在一件独奏乐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件乐器往往又会在合奏乐种中担任主奏，有时又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音乐特色的器乐流派，如此往复，形成了一个独奏到合奏再到独奏的良性循环关系，这也是乐种普遍而特殊的现象。

注释：

①叶栋先生在《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一书中写道“我国许多民族民间的独奏乐，是从合奏曲衍变而来的，有的合奏曲种的不同乐器分别单独独奏就为独奏曲，几种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奏就为合奏曲。这种能分能合的形式灵活多样，也是我国民族民间器乐演奏的特点之一。”